簡介
專指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進行的1952年院系調整，主要動機，是將高等教育納入為經濟建設培養專門人才的軌道，加速培養工程技術和科技人才，提高教育效率和改變教育布局的不均衡狀態。教育部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高等學校全面的院系調整工作，相繼新設鋼鐵、地質、航空、礦業、水利等專門學院和專業，並把私立大學全部改為公立。一方面是由於從1953年開始，新中國就要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客觀上迫切需要加快培養各類專門建設人才的步伐，以服務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另一方面，兩年多來高等教育內部的一系列改革和局部調整，為進行高等學校院系的全面調整創造了一些有利的條件。
1952年的院系調整，涉及全國四分之三的高校，初步形成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系統的基本格局。
史實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學校即已開始在小範圍內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教育系併入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併為北京農業大學。1951年4月，取消交通大學管理學校，所屬系科分別併入交大工學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財經學校；復旦大學土木系併入交通大學；交通大學紡織系與上海紡織工學院、上海工專紡織科合併為華東紡織工學院，等等。中央教育部於1951年11月召開了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擬訂了全國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揭開了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為原則，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工作。“迄1952年底，全國3/4的院校完成了調整工作，其中以華北、東北、華東三個地區的調整較為徹底。經過這一調整，私立高校全部改為公立，各院校的性質和任務均較前明確，工科院校得到了發展，綜合大學得到了整頓，這樣使高等學校在院系設定上基本符合國家建設的需要。”1953年的院系調整工作，以中南區為重點，其他地區局部進行。“調整的原則仍著重改組尚為進行調整之舊的系科龐雜的大學，以利於加強與增設高等工業學校和適當增設高等師範學校；對政法、財經院系則採取適當合併集中的作法，以便進行整頓。”據此原則制定的調整方案於“1954年5月29日經政務院第180次政務會議原則上批准後，即積極進行醞釀準備工作。其後又經過與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經過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務院正式頒布，立即實施。”1952年院系未調整前有高校211所，1952年調整後為201所，經1953年調整後全國高校總數為182所。
原教育部部長何東昌觀點
我（何東昌）從解放初期就在高校工作，這裡談談個人對1952年我國院校調整的一點看法。解放初期，我國為實行“一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改造和手工業合作化改造，高等教育急需培養這方面的高層次人才，為此，我們對舊中國的高等學校進行了調整和改造，並借鑑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驗。
當時，清華大學為了建成多科性工業大學，文學院、理學院都調到了北京大學；航空系、地質系、化工系等，為了建設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地質學院、石油學院等也調走了；有的教師為支援大連海運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等也調走了。當時，大家的思想都是為了國家工業化，使國家儘快富強起來，所以都毫不猶豫地服從組織調動，離開清華大學，走上新的工作崗位。可以說，在當時阻力不大，也沒有爭論，院系調整很順利地就完成了。
院系調整後，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幾年間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有一定的失誤，概括來說，成績有以下幾個方面：確定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性質是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在政治方向上是為黨的政治路線服務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按照國家建設需要擴大了高等教育總規模。調整了高等教育的結構，從1952年到1957年，在學校的類型、層次、地域分布上都比以前合理，還開設了一批當時國家建設急需的新專業，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開設了電子計算機、半導體、自動控制、無線電、原子能等新科技專業，培養了一批新中國尖端科學領域的科學技術人才。學習了蘇聯社會主義大學培養人才的經驗，提高了人才培養的質量。繼承了解放前我黨在解放區辦教育的優良傳統，形成了符合我國國情的高等教育特色，如我黨始終注意加強高校黨的領導和黨團組織建設；把政治思想放在首位，並努力滲透到業務中去；注意學生全面發展；認真貫徹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等，這些都與蘇聯大學的做法不同，有我們自己的特色。
解放初期，我們面臨巨大改造和建設的任務，國家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絕大多數幹部剛從農村進入城市，缺乏工業化建設的實際經驗，因此只能向蘇聯學習。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取得以上成績，實屬不易，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但其中也確有不少問題。最大的缺點是統得太死，如過分強調高度的集中統一，地方特殊性照顧很少，高等學校主動權也太少，不利於學校因校發展和辦出特色；沒有多學科性的綜合大學，專門學院過於單一，不利於新學科、新科技發展；人才培養只注意一種模式，過於呆板劃一，實行的是統一專業設定、統一教學計畫、統一教學大綱、統一教材、統一教學過程和統一教學管理，這不但妨礙了發揮師生的主觀能動性，也不利於因材施教，培養拔尖人才。
建國初期高校院系調整研究述評
綜述
關於院系調整有一定深度和學術思考的文章，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現的。20世紀90年代以後，有關研究文章開始大量湧現。大多數文章是專論院系調整問題的：王久長的《50年代院系調整的得與失》（《遼寧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2期），江沛、王洪學的《50年代高校院系調整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麗華、韓國海的《略論我國50年代院系調整》（《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6期），李江源的《略論我國50年代的院系調整》（《機械工業高教研究》1999年第1期），焦金波、李寶玉的《建國初期我國高校院系調整的得與失》（《南都學壇》2000年第3期），巫春華的《略論我國50年代的院系調整》（《中國高教研究》2001年第4期），王璞的《對我國50年代高校院系調整得失分析》（《建材高教理論與實踐》2001年第6期），李琦的《建國初期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述評》（《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曲鐵華、梁清的《我國50年代院系調整及其反思》（《邢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李剛的《大學的終結——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調整”》（《中國改革》2003年第8期），李濤的《關於建國初期中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綜合述評》（《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王煒的《關於我國五十年代院系調整的一些思考》（《高教研究》2006年12月號上旬刊）等。
有的則研究某個省的院系調整：趙存存、柳春元的《五十年代初山西高等教育的院系調整及其影響》（《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鄭剛、餘子俠的《20世紀50年代湖北省高校的院系調整及其影響》（《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王立誠、管蕾的《建國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調整研究》（載吳景平，徐思彥主編：《1950年代的中國：復旦史學專刊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徐智德的《新中國初期的院系調整促進陝西高等教育快速發展》（《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等。
有的研究某個大學、某類院校的調整：王紅岩的《建國初期浙江大學的院系調整》（《浙江檔案》2004年第6期），《20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中高等師範院校改革評介》（《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等。
有的探討院系調整對某個學科的影響，如張藜的《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對我國高等化學教育的影響》（《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年第2期），馬永斌、董冰的《院系調整與我國高等工程教育》（《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吳連海的《建國初十年高校院系調整對我國工科教育的積極影響》（《航海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有的研究，對私立學校的改造，如王紅岩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中私立大學命運探析》（《西北工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王紅岩、連進軍的《50年代中國私立大學的改造、合併及原因分析》（《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王紅岩的《新中國對教會大學接收與改造述評》（《許昌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等。
有的研究毛澤東思想與院系調整問題，如徐東的《毛澤東與建國初期我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第4期）。
有的探討50年代的院系調整與社會變遷問題，如李揚的《院系調整與社會變遷》（《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
有的對新中國建立以來數次高教改革進行回顧，如梁德璽的《對我國高校改革的回顧與企盼》（《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6期），熊明安的《我國高等學校幾次重大調整的回顧與評價》（《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4期），任一明、熊明安的《新中國成立50年間高等學校幾次重大調整簡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尹偉、彭林的《我國高等學校的兩次重大調整及其啟示》（《柳州師專學報》2002年第4期）等。
有的對50年代的院系調整和90年代的高教改革進行比較研究，如薛天祥、沈玉順的《50年代院系調整與90年代聯合辦學比較分析》（《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8期），盧兆彤的《建國後兩次高校合併的比較研究》（《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胡建華的《50年代與90年代大學體制改革之比較》（《江蘇高教》2004年第4期），陳凍的《新中國成立後兩次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及其哲學分析》（《高等農業研究》2005年第11期），許愛鳳、楊德才的《新中國高等教育兩次改革與調整之個性比較》（《陝西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等。
研究中國教育史或高等教育史的有：熊明安編著的《中國高等教育史》（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毛銳群、沉灌群主編的《中國教育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劉一凡的《中國當代高等教育史略》（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余立主編的《中國高等教育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鄭登雲編著的《中國高等教育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高奇的《新中國教育歷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何東昌主編的《當代中國教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郝維謙、龍正中主編的《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方曉東等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綱》（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楊東平主撰的《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專門研究建國初期大學改革的著作，則有胡建華的《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版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此外，也有外國學者對此問題的探討，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日本學者大塚豐著，黃福濤翻譯的《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加拿大學者許美德(RuthHayhoe)著，許潔英主譯的《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衝突的世紀》（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朱東成的《毛主席：無產階級的教育》（ChuDon–Chean,ChairmanMao:Educationoftheproletariat,PhilosophicalLibrary,Inc.1980.）、西奧多·陳世恩的《1949年來的中國教育：學術模式與革命模式》（TheodoreHsi-enChen,ChineseEducationsince1949:AcademicandRevolutionaryModels,NewYork,FergamonPress,1981.）等等。
院系調整的歷史過程的研究
關於院系調整的歷史過程，目前學界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即“三階段說”、“四階段說”、“五階段說”等。三階段說認為院系調整是分以下三個階段進行的：1、初步展開階段（1949年至1951年）。2、全面展開階段（1952年至1953年）。3、補充調整階段（1956至1957年）。
四階段說將院系調整的過程分為如下四個階段：1、小範圍調整（1949年底至1951年11月）。2、全國專門院校調整（1951年11月至1952年7月）。3、全國院系大調整（1952年7月至1953年12月）。4、繼續調整（1955年初至1957年）。
五階段說認為院系調整應該分為五個階段，即（一）局部調整階段（1949年底—1951年11月）；（二）專門院校調整階段（1951年11月—1952年7月）；（三）全面調整階段（1952年7月—1952年9月）；（四）繼續調整階段（1953年10月—1953年底）；（五）戰略轉移調整（1956年—1957年）。
除了上述按時間劃分院系調整的階段外，還有人按調整的內容將調整過程分為“院校調整”、“系科專業調整”和“學校布局調整”三部分。
由於院系調整涉及的問題不是很敏感，有大量檔案資料可供查閱，有關部門也公布了相關的文獻資料，有的學者還整理出相關的大事記，這些都給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便利。
院系調整原因的研究
為什麼要進行院系調整，這是研究者們需要著力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此方面，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之所以要進行院系調整，是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考量：第一、高級專門人才極度匱乏的情況下進行經濟建設的需要；第二、學習蘇聯的結果；第三、新中國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有的學者則認為，進行大規模的高校院系調整以及教育體制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開始，政治、經濟、文化總方針確立後的一個必然結果。[12]如此，則教育制度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而作根本的改變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又有學者認為，院系調整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形成的教育工具性、注重現實性的結果，是毛澤東教育思想的體現，同時也是新中國社會現實面臨的必然選擇。
還有的學者認為，這次院系調整的表面理由是為了加速中國工業人才的培養，但它的深層理由卻是從政治上著眼的，有意識形態的考慮。
又有學者認為建國初期的院系調整，是下面五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即國際形勢的需要；國內政治經濟的要求；國內意識形態建設的需要；教育改革的要求；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
最近的一篇研究成果，還致力於回答為什麼要如此調整的問題。
院系調整影響的研究
院系調整有得有失，有利有弊這種觀點認為院系調整的成績主要體現在：第一、構建了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促進了高等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第二、擴大了高校規模，提高了辦學效益。第三、國家迫切需要的系科或專業得到加強。第四、加強了內地高等院校的建設，有力地支援了中西部的經濟建設。
而院系調整的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院系調整在堅決改革舊高等教育的同時，沒有注意保留其合理、可用的部分，出現了全盤否定的錯誤傾向。2、在學習前蘇聯教育經驗的過程中，不注意結合我國實際，出現了較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
院系調整弊大於利
這種觀點主要是針對院系調整中對綜合性大學的拆分、對某些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等）的取消、對高校管理體制的改變等方面。認為對綜合性大學的拆分使得中國原有的綜合性大學實際上變成了文理學院，造成了院系調整後中國沒有一所實際意義上的大學，“完整意義上的大學，自此從中國歷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謂大學，實質上不過職業培訓、技術培訓學校而已。”
有人則從近百年來世界重大創造發明都沒有出現在中國、青少年奧林匹克競爭我國屢屢奪冠，而諾貝爾獎至今尚未出現，以及社會上違反科學、違反倫理道德的事件層出不窮等三方面切入思考，反思我國教育出現的問題。指出按照蘇聯模式在1952年所進行的院系調整，是造成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院系調整是必要的，但是院系調整的指導思想卻是錯誤的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這次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是必要的，合併或撤消一些不具備條件的大學或學院，調整一些大學或獨立學院的科系設定，都是正確的。但進行院系調整的指導思想卻是錯誤的，所採取的高校體制更是違反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綜合型與研究型的趨勢的。
院系調整是不必要的
有的學者指出，院系調整是為適應我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建設發展需要而進行的，其基本特點是照搬蘇聯模式。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結合我國當前的高等學校的改革和發展情況再冷靜地思考這次調整，可以看出，這次調整照搬蘇聯高等學校的經驗，脫離我國國情，拋棄我國自己創辦高等教育的經驗，不利於我國高等教育主動積極地發展，造成了不少損失。
院系調整對某一地區、某一學科高等教育的影響
在對山西院系調整的研究中，研究者認為院系調整對山西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山西在院系調整中把當時山西惟一的具有相當規模和較強辦學實力的山西大學分設為幾個獨立專門學院，一些系科劃歸外省院校，使後來的山西高等教育發展緩慢，相關專業人才培養困難，總體水平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湖北的院系調整帶有和全國一樣的局限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武漢大學的發展。
有人認為，院系調整對陝西的影響是積極正面的。
有的研究者就從工科發展的角度，對院系調整持完全肯定的態度。有趣的是，另一篇研究院系調整對化學學科的影響，卻得出了與上文頗不一致的結論。
此外，近來還有人研究院系調整對高等師範教育的影響。
與20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對比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我國高等教育領域掀起了一輪轟轟烈烈的改革浪潮，有人遂以“第二次院系調整”來指稱這次高教改革。也正是這樣，引發了學者們對兩次高教改革比較研究的熱情。有人直接對比兩次改革的異同；有人探究兩次改革背後蘊涵的哲學思想；有人對兩次調整進行個性分析；有人回顧以往的高教改革，提出對當下改革的建議。總的來說，這種比較研究大多停留在技術分析的層面，例如認為50年代的調整形成了“條塊分割”的格局，而90年代的改革則是打破此格局；50年代的調整是適應計畫經濟的，而90年代的改革是適應市場經濟的；50年代的調整是變綜合性大學為單科院校，90年代的改革是合單科院校為綜合性大學；50年代的改革撤消了大學之下的學院，90年代的改革恢復大學裡學院的建制；50年代的改革是變“歐美模式”為“蘇聯模式”，90年代的改革則變“蘇聯模式”為“歐美模式”；50年代的改革是變“通才”教育為“專才”教育，90年代的改革則變“專才”教育為“通才”教育；如此等等。 （李成武，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