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大師

數年後,道安向師父索求經典研讀,首先得到《長者辯意經》,經文長約五千言。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 ”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印手菩薩道安大師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師。
道安重視般若學,一生研講此系經典最力,同時重視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禪法,對安世高所譯禪籍注釋甚多。由於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系佛學,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學思想,得以較完整的面目呈現於世,因此,道安大師被視為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師出生時手臂多長一塊皮肉(皮手釧),時人即稱之為“印手菩薩”。

形貌醜陋 慧性非常

道安大師(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天資聰穎卻形貌甚陋,十二歲出家後,不為師父重視,被打發到田間從事勞役工作。然而道安無怨無尤,持齋守戒,從不懈怠。
數年後,道安向師父索求經典研讀,首先得到《長者辯意經》,經文長約五千言。道安利用白天工作休息時研讀一遍,晚上回寺已能背誦全文,於是將經卷交還師父,請求閱讀其他經典。師父感到訝異,未能置信,但仍取《成具光明經》給道安,經文長約一萬字。次日道安一面在田間工作,一面將全部經文背誦於心。晚上回寺後,又將經卷交還師父,師父手持經卷,只見道安行雲流水地背出全文,一字不差,而大感驚詫,從此對道安另眼相待,並允許道安受具足戒後前往各處參學。
東晉成帝鹹康元年(西元三三五),道安遊學到後趙京師鄴縣(今河南臨漳),求見當時被後趙統治者石勒奉為大和尚的北方教界領袖佛圖澄。兩人相見如故,佛圖澄對道安非常賞識,二人暢談終日。佛圖澄認為道安見識深遠,非其他弟子所能及,因此講經時往往命道安複述,有時甚至讓道安代為宣講。大眾不服,疑難紛起,但道安每每輕易化解眾人的質疑,使得原有成見的同參道友,個個為之嘆服。所以當時盛傳一句話:“漆道人,驚四鄰。”所謂“漆道人”就是膚色黝黑,其貌不揚的道安。

顛沛流離 弘法不輟

佛教初傳中國時,為了適應傳統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國人熟悉的語彙或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加以比附詮釋,此稱為“格義”。道安早年也套用此法來解釋佛理,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義,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誤解。因此道安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舊友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
守舊法。道安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石趙滅亡後,北方戰亂不休。為了逃避戰禍,道安師徒四百餘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的轄地襄陽。為了廣布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縣)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眾往巴蜀,部分徒眾下揚州,自己則帶領大部分門徒繼續南下襄陽。
往襄陽之前,道安的聲名早已傳遍東晉。入襄陽後,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當時荊州刺史桓豁、襄陽鎮守朱序、宣威將軍郗超等人與道安均有往來,或請道安講法,或者供養用物,多方給予支持。其中,郗超不僅遣使送米千斛,並且修書累紙,深致殷勤。然而眾人之中,與道安交誼最深的,則屬東晉名士習鑿齒。
習鑿齒博學廣聞,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陽之前,習鑿齒亦久聞道安之名,故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自我介紹曰:“四海習鑿齒。”
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二人機鋒相對,禪意盎然,時人稱許,以為名對。習鑿齒後來並向謝安推薦道安,力贊道安知識淵博、道風嚴謹,不以神通惑眾,全憑高超的智慧遠見與道德學問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編纂經錄 注釋佛經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當時上層社會。為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成為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 同時,為了發展般若學風,道安在襄陽十五年間,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從無廢闕,並不斷創立新解,由此導向江東玄風,深受玄學家們一致歡迎。玄學名士習鑿齒將道安大師的弘法活動稱為“玄波溢漾”、“玄味遠猷”,此代表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由於佛經文體艱深,語言難度高,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著年代久遠,展轉傳抄,舛訛相悖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有鑒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群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偽,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道安錄》問世後,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在註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致深義隱沒,文理欠通。為此,道安遍覽諸經,先後為《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典,研尋文義,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了然,從此經義更具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

制定戒規 一統釋姓

隨著道安南下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為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軌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苻堅護法 譯經傳教

前秦王苻堅素聞道安之名,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堅派軍南下,次年攻克襄陽,道安被送往長安,駐錫五重寺,備受推崇禮遇。由於苻堅的護持,道安主持數千人的大道場,同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一時中外翻譯人才雲集,由道安親自指導,選經翻譯,並對所譯經典詳加校訂,一一作序。所譯經典主要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經。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約百餘萬言。
主持譯事過程中,道安總結譯經的經驗與困難,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由於佛經翻譯存在著五種情況無法與梵文原意相符,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因此道安提倡直譯,主張譯筆宜力求質樸,此一觀點,影響日後的翻譯甚大。隋代譯經家彥琮於《辨正論》中即引述道安的見解,並對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深致讚嘆!

一代宗師 影響深遠

東晉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正月,一位形貌醜陋的異僧求宿五重寺,當日維那師值夜殿前,忽見此僧人自窗縫中出入自如,深感驚訝,於是稟告道安。道安披衣而起,向此異僧禮訊,並詢問其來意,異僧回答:“我是為你而來的呀!”
“道安自揣罪障頗深,怎可能度脫呢?”道安說。
異僧道:“不然,你善根深厚,即可度脫,但需沐浴聖體,因緣始熟。”
道安再問:“我來世將往何處?”異僧以手向西北上空作勢,隨手撥處,雲開天霽,兜率天妙勝之境歷歷在目,數十僧人同見此景。不久,道安無疾而終,圓寂於長安五重寺,壽七十四。
道安為當代佛教界領袖,精通儒玄,工於辭賦,善屬文章,為我國東晉時期博學廣識的佛學家,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弘法者與組織者。道安所處年代,玄學衍盛,般若流行,由於道安神悟聰敏,博通經論,通達禪觀、般若、戒律奧義,而契入佛教哲學的菁華,故終能成為當時佛學思想的集大成者。
道安大師對於佛教的具體貢獻包括:組織僧侶,科制佛經,制定戒規,以釋為姓,整理佛典,主持譯經,編纂經錄,綜攝佛法等。其中任舉一項,都足以使他名垂史籍。由於道安的努力,將中國佛教素樸、草創的時期作一總結,而確定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因此,稱道安為中國佛教的奠基者,誠非過譽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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