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

道安

道安,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生於東晉懷帝永嘉六年(312),卒於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出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州境)的一個讀書人家裡。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

基本信息

個人簡介

道安 道安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師。本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西南)人。幼聰敏,十二歲出家。後事佛圖澄為師,甚受賞識。因北方戰亂,南下襄陽,居十五載。後入長安,居七載,竟卒。道安著述、譯經很多,對佛教貢獻很大。自漢以來,佛學有兩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道安實為二系之集大成者。他提倡「本無」(即性空)之學,為般若學六家之一;確立戒規,主張僧侶以「釋」為姓,為後世所遵行。弟子甚多,遍布南北,慧遠、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門下。道安是當時譯經的主持者,在他的監譯下,譯出了《四阿含》、《阿毗曇》等經共百餘萬言。他對以前的譯本作了校訂和整理工作,並編出目錄。其提出的翻譯文體問題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對後世影響頗大。他博學多識,以才辯文學著稱,文章為當世文人所重。

道安重視般若學,一生研講此系經典最力,同時重視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禪法,對安世高所譯禪籍注釋甚多。由於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系佛學,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學思想,得以較完整的面目呈現於世,因此,道安大師被視為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師出生時手臂多長一塊皮肉(皮手釧),時人即稱之為“印手菩薩”。

史料記載

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為形貌黑醜,不為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於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準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鹹康元年,335年),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

道安 道安

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335)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薓澤(今臨汾縣境)去住。薓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禪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註解。

道安在薓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於禪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為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為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套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為然,他以為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鄴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為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為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眾去鄴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恆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眾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裡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髮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鄴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閔和慕容儁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儁雖在鄴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復,《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眾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為廣布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於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

弘揚佛法

佛教初傳中國時,為了適應傳統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國人熟悉的語彙或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加以比附詮釋,此稱為“格義”。道安早年也套用此法來解釋佛理,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義,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誤解。因此道安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舊友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守舊法。道安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道安法師參加懷梵大和尚升座慶典 道安法師參加懷梵大和尚升座慶典

石趙滅亡後,北方戰亂不休。為了逃避戰禍,道安師徒四百餘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的轄地襄陽。為了廣布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縣)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眾往巴蜀,部分徒眾下揚州,自己則帶領大部分門徒繼續南下襄陽。

往襄陽之前,道安的聲名早已傳遍東晉。入襄陽後,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當時荊州刺史桓豁、襄陽鎮守朱序、宣威將軍郗超等人與道安均有往來,或請道安講法,或者供養用物,多方給予支持。其中,郗超不僅遣使送米千斛,並且修書累紙,深致殷勤。然而眾人之中,與道安交誼最深的,則屬東晉名士習鑿齒。

習鑿齒博學廣聞,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陽之前,習鑿齒亦久聞道安之名,故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自我介紹曰:“四海習鑿齒。”

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二人機鋒相對,禪意盎然,時人稱許,以為名對。習鑿齒後來並向謝安推薦道安,力贊道安知識淵博、道風嚴謹,不以神通惑眾,全憑高超的智慧遠見與道德學問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注釋佛經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當時上層社會。為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成為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 同時,為了發展般若學風,道安在襄陽十五年間,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從無廢闕,並不斷創立新解,由此導向江東玄風,深受玄學家們一致歡迎。玄學名士習鑿齒將道安大師的弘法活動稱為“玄波溢漾”、“玄味遠猷”,此代表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由於佛經文體艱深,語言難度高,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著年代久遠,展轉傳抄,舛訛相悖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有鑒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群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偽,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道安錄》問世後,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在註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致深義隱沒,文理欠通。為此,道安遍覽諸經,先後為《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典,研尋文義,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了然,從此經義更具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

制定戒規

隨著道安南下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為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軌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譯經傳教

前秦王苻堅素聞道安之名,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堅派軍南下,次年攻克襄陽,道安被送往長安,駐錫五重寺,備受推崇禮遇。由於苻堅的護持,道安主持數千人的大道場,同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一時中外翻譯人才雲集,由道安親自指導,選經翻譯,並對所譯經典詳加校訂,一一作序。所譯經典主要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經。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約百餘萬言。

主持譯事過程中,道安總結譯經的經驗與困難,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由於佛經翻譯存在著五種情況無法與梵文原意相符,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因此道安提倡直譯,主張譯筆宜力求質樸,此一觀點,影響日後的翻譯甚大。隋代譯經家彥琮於《辨正論》中即引述道安的見解,並對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深致讚嘆!

佛學造詣

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但他認為戒律是可以“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在禪定方面,他認為修禪所達的境界,可以使修禪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他主張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半日用“考文”、“察句”之法,而應透過繁複的文句,體會其精神實質,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義諦和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

《出三藏記集》

佛法心得 佛法心得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這是關於考校譯本、注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云: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法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

這是創製《眾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註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啟後,循著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象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象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云: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成就貢獻

制定規範

在當時見到很好的效果,如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高僧傳》卷五)。

這是習鑿齒親自所見的事實。道安的風範對當時佛教界的影響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東晉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楊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請他去開示,有的供養食米千斛,有的送銅萬斤。他創立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可見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堅是東晉的敵人,也遣使送來外國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箔繡像、織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為了莊嚴檀溪寺。東晉孝武帝曾經下詔書表揚道安,並且要當地政府給他像王公一樣的俸祿。這都說明道安在襄陽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堅遣苻丕攻占襄陽,道安和習鑿齒皆被延致。苻堅並認為襄陽之役只得到一個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為習鑿齒。苻堅既得道安,就請他住在長安五重寺,時年六十七。

翻譯事業

道安在長安的七、八年當中,除了領導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最主要的是組織翻譯事業。如曇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僧伽提婆翻譯《阿毗曇八犍度論》,鳩摩羅跋提翻譯《毗曇心論》、《四阿鋡暮抄》,曇摩鞞翻譯《摩訶缽羅蜜經抄》,耶舍翻譯《鼻奈耶》,他都親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有時對於不正確的譯文還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經驗之談,為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據《高僧傳》卷五說,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才改姓釋氏。又他廣博的學問和文學的素養,成為長安一般衣冠子弟請教的目標,當時有“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諺語,可以想見他為社會所推重的情形。因此當苻堅要想進攻東晉,朝臣勸諫無效的時候,大家又請安乘機“為蒼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堅同車的機會中進言規勸,而苻堅不聽,終至敗亡。

苻堅建元二十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圓寂於長安五重寺。

代表著作

現存的除了收於各大藏內的《人本欲生經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記集》所收錄的經論序十四篇,又同《集》標名未詳作者而可肯定為道安所作的經論序七篇,和同《集》的《綜理眾經目錄》原文兩段;此外還有《鼻那耶經》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還很多。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不多,對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說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盡之義”,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科判。吉藏《法華義疏》講到註疏的體例時,有“預科起盡”的說法;良賁《仁王經疏》說:“昔有晉朝道安法師,科判諸經以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師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經的內容分章分節標列清楚,研究起來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環節;同時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名詞或每一種句義加以分析推詳,自然就“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經本,考校異同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如《漸備經十住胡名並書敘》說:……《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為意。……《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雲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為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

從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運用資料方面是非常熱心和認真的。他就以這樣的治學方法進行研究和撰寫著作,養成佛教界樸實謹嚴的學風,開創了純正的佛學研究。因此道安的學說在當時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論疏》說:“安法師立義以性空為宗,作性空論;什法師立義以實相為宗,作實相論。是謂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說:“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以來,雖日講肄,格義迂而乖本,六家便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對於道安法師的學說都備加頌揚,也的確是函蓋相稱的。

創立學說

道安關於定學或禪學,道安的前期思想主要重禪學,受佛圖澄影響較深,後期則轉向般若學。道安講,定有三義,即禪義、等義、空義,以此對治貪嗔痴三毒。禪定的目的在於進一步認識本無,“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安般注序》)。可以看出其禪學也是和本無論相聯繫的。

道安 道安

大約可以從戒定慧三個方面來談。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廣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譯的十卷《鼻奈耶》,他認為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無論在家出家都應以戒為基礎。他又以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說,為了眾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由此可見,道安在戒律方面雖然很嚴正,而並不是膠柱鼓瑟、偏執不通。

道安的親教師佛圖澄以神變見稱,而神變出於禪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禪定止觀,不能不說是受了佛圖澄的影響。他認為禪修達到高深的境界時,“雷霆不能駭其念,火燋不能傷其慮”(《人本欲生經注》),同時還能夠發生種種神變(《安般注序》),但它並不是禪修的真正目的。禪修的真正目的在於契入“無本”(即本無)、“無為”而“開物成務”。開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務是無事而不適(《道地經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從禪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盡性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僅僅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大十二門經序》說:“明乎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這就說得非常明白。習鑿齒致謝安書,稱讚道安法師“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從這裡去理解,就更覺意味深長了。

又佛圖澄的教理以般若為宗,道安自始就重視《般若經》的研究。他認為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單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開繁複的文句體會它的精神實質(《道行經序》)。有了這樣的體會,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或本無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名僧傳抄·曇濟傳》),也才能把第一義諦與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合放光光贊略解序》(譯意)說:沒有智慧則無往而不生窒礙,終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為八萬四千塵勞門。有了智慧則無往而不發生良好的作用,終日所言無不合理,故為八萬四千波羅蜜。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平常所說的“舉足下足皆道場”,或者“頭頭是道”,也不外乎這個道理。那么,道安雖然處在般若弘傳的初期,而對於般若性空的義理的確是已經有了相當正確的了解了。戒定慧三學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見解;因此他在中國佛教史上,不但是傑出的學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當時起過典範的作用,也為後來佛法的弘傳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中國佛教信徒永遠紀念著他。道安對中華佛教還有一項突出貢獻,那就是道先開始制定“僧尼軌範”。當時各地的教團紛紛遵從。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軌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為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第二方面為常日六時飲食之法。第三方面為布薩悔過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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