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靈揚

蘇靈揚

蘇靈揚原名蘇美玉。1914年春生於常熟石梅,1932年,19歲的美玉考入了上海光華大學教育系。那時,進步的文化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即左聯已經成立。受進步力量的影響,她以蘇靈揚的名字秘密參加了革命文藝活動。在與左聯的接觸中,她認識了左聯黨團書記周起應(周揚)。共同的志向,使兩人越走越近,並產生了感情。1934年,蘇靈揚與周揚結合。在周揚的影響下,蘇靈揚從一個追求進步的文學青年正式投身於革命工作。

基本信息

引言

提起蘇靈揚,很多常熟人特別是年青一代對她比較陌生,但若說到她的丈夫、曾任過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周揚,那可是上個世紀中國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蘇靈揚與周揚,他倆是文化教育戰線上的一對親密伴侶,革命戰友。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相識而結合,一直並肩戰鬥,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滬上求學 投身革命

蘇靈揚原名蘇美玉。1914年春生於常熟石梅附近的一個貧寒之家。美玉童年時父親就不幸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就落在母親一個人的肩上。幼年的蘇靈揚很體諒母親的艱辛,小小年紀便跟母親學繡花,分挑生活重擔。她在石梅國小讀書時雖經常忍飢挨餓,但意志堅強,學習非常刻苦,因而成績優良。從國小到國中,全憑優異的成績和優良的操行得到免繳學費的獎勵。 16歲那年,美玉辭別母親,進入上海松江女中讀書,又因成績優異而獲減免學費。在勤奮的學習之餘,她憑著少年時代跟母親學到一手繡花絕活,為有錢人家的小姐繡嫁衣,掙一點錢補貼生活。就這樣,她邊讀邊繡,迎著生活的風雨,讀完了高中。1932年,19歲的美玉考入了上海光華大學教育系。那時,進步的文化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已經成立。受進步力量的影響,她以蘇靈揚的名字秘密參加了革命文藝活動。在與左聯的接觸中,她認識了左聯黨團書記周起應(周揚)。共同的志向,使兩人越走越近,並產生了感情。1934年,蘇靈揚與周揚結合。在周揚的影響下,蘇靈揚從一個追求進步的文學青年正式投身於革命工作。1935年5月,她加入左聯,為光華大學“左聯”小組成員。同年底轉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她在左聯中擔任了宣傳部幹事,從而得到了更多的鍛鍊,思想覺悟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因為愛慕蘇靈揚,有好幾個別名的周起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揚。 三十年代的上海,國民黨反動派配合對紅軍蘇區的軍事圍剿,加緊了對革命文化的圍剿,白色恐怖的陰影無處不在。1935年春,周揚被任命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任文化總同盟書記。從1933年至1936年底,周揚一直負責我黨領導下的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及發展壯大左翼文化事業披荊斬棘,做出了突出貢獻。這段時期,蘇靈揚一直陪伴在周揚身邊,成為周揚最得力的助手。為了避開敵人的追捕,蘇靈揚與周揚不得不經常搬家,有時就在樓梯下面堆放雜物的地方棲身。當時,兩人都沒有固定的工作,因此生活十分困難,挨餓是常有的事。每到斷炊的時候,不得不向人借錢買糧,聊補無米之炊。好在周揚能搞翻譯,就熬夜突擊翻譯點稿子,掙一點稿費,以此來維持生計。他除了翻譯介紹蘇聯文學作品外,還翻譯了一些歐美國家的文學及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而蘇靈揚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有時需要裝扮成富家太太的樣子,言行舉止還要像演戲一樣進入角色,這對一向樸實無華的蘇靈揚來說,實在不容易。一次,在滬的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女士,在一個電車站邂逅了這對夫婦,她目睹他們的窘迫,了解了他們的困難,於是傾囊相助,雖然數目不大,但對周揚夫婦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對此,她和周揚一直心懷感激之情,多次在家人和同志面前提及,表示沒齒不忘。 1936年元旦,蘇靈揚臨產時,需要20塊錢的住院費。為此,周揚跑了好幾家均未如願,最後在鄭振鐸那裡才借到了。建國後,一次看戲碰到鄭振鐸,周揚開玩笑地對他說:“密密(即女兒周密)欠你20塊大洋,還沒有還呢!”

延安入黨 積極工作

1937年春,蘇靈揚懷著對延安的嚮往之情,跟隨周揚、艾思奇何乾之周立波等11位革命的文化人士奔赴延安,9月抵達延安。蘇靈揚在安塞安下了家。受到毛澤東信賴的周揚擔任了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主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等職,不久又擔任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而蘇靈揚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食宿在延安,很少回家。在學習期間,她刻苦勤奮,表現突出,於1938年入了黨。 黨中央發出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後,蘇靈揚童年時代學會的一套編織本領有了用武之地。她領來羊毛,紡成線,染上色,然後編織毛衣。她一天多就能織成一件開胸大毛衣,速度可謂驚人。她本不是農家出身,但種菜也是能手。她在自家大院前的一塊空地上,種上瓜菜,長得非常好,不少人都來向她學習取經,其中甚至有不少當地老百姓,大家都稱讚她比當地老農種得還好。由於她在大生產運動中成績突出,被評為勞動模範和模範黨員。 1943年,周揚任延安大學校長兼魯藝院長,蘇靈揚在魯藝擔任女生指導員,在努力學習革命理論的同時,她還千方百計地學習醫藥和日常護理等方面的知識,居然在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場。1940年秋天冼星海夫人錢韻玲臨產,躺在炕上痛苦得大聲呻吟,蘇靈揚手腳麻利地為她接生,使她順利地產下一女;作家嚴文井的夫人生了孩子沒有奶,而當時她的兒子正好在哺乳期,她二話沒說,又給嚴的孩子餵奶。她工作細緻,關心同志,熱心助人,幾十年後,一些當年與她共過事的人,無不對蘇靈揚關心幫助別人的往事,依然印象深刻。

擔任校長 關愛學生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周揚率延安大學部分人員到晉察冀,任華北聯合大學副校長。蘇靈揚跟隨丈夫離開延安,到華北地區工作,在塞北重鎮張家口安了家。她被分到了《晉察冀日報》社當編輯,因人手不夠,所以工作相當繁忙,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家。那時地方上不大太平,有不少土匪活動,一到夜間,往往冷槍四起。環境險惡,她幾乎天天冒著生命危險摸黑回家。 1946年夏,在國民黨大舉進攻張家口的前夕,蘇靈揚一家隨機關撤退。途中,他們一家乘坐的馬車不慎從山路上翻了下去,還不滿6歲的兒子不幸被沉重的檔案箱砸死,她和女兒受了傷。夫妻倆悲痛欲絕。因為有了這一段痛苦的經歷,所以她對孩子們非常關心。建國後,她擔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學校里有一批軍烈屬和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她對這些學生特別關心,傾注了最大的關懷,為他們精心安排周末和假日活動,有時還請她們到自己家裡去作客,使孩子們感受到學校的溫暖。學校有不少中央領導的子女,其中有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為了這些領導幹部子女的安全,每當周末,她就安排一位同志送他們回家,叮囑要親眼看著他們進中南海才可放心返回。她這樣精心呵護學生,哪知“文革”中竟有人以此誣陷她監視江青的女兒。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文革”蒙冤 堅強不屈

蘇靈揚在大學裡學的是教育專業,因為她熱愛教育工作,所以建國後進了北京城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教育部門工作。在她擔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期間,北京市要調她到市教育局工作,可她沒有去。她熱愛學校工作和她的學生,堪稱桃李滿天下。有人翻閱了北師大女附中的校友通訊錄,對1952-1957屆的畢業生做了個小統計,發現大部分都是處級以上幹部和有高級職稱的專家,其中有些還是女將軍和女部長。 上世紀50年代末,蘇靈揚先後到中央教育行政學院、北京藝術師範學院擔任副院長、黨委書記等職。一次,她在講課時忽然昏倒了,到醫院一檢查,是胃出血。由於長期勞累,胃出血多次發生,最後動了大手術,切除了大半隻胃,元氣因此而大傷。由於健康的原因,她離開了基層。自1962年起,她到中宣部文藝處任處長,主管電影工作。 1966年1月,周揚因肺癌開了刀,在天津養病,蘇靈揚前往照料。“文革”開始後,周揚被安置在天津郊區一個保密的地方養病。造反派把蘇靈揚從天津的住所押回北京,送到中央音樂學院接受批鬥。瘋狂的紅衛兵用鐵絲拴了很重的石頭掛到她的脖子上,並用大棒打,皮靴踢,再加上皮鞭抽,欲置之於死地,令人慘不忍睹。他們為什麼要用如此滅絕人性的手段對待她?原來是要逼她說出周揚在哪裡,她的子女又在哪裡。蘇靈揚寧死不吐一字。拿定主意:天塌下來由我一個人來頂!在音院,她度過三天三夜可怕的時光,臉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脖子上被鐵絲勒出了深深的血印,人腫脹得完全變了形。她身體本來就不好,再這樣折騰下去性命難保。中宣部新部長陶鑄以本部要批鬥為由,將她要了回來。過了幾天,又把她送回天津。天津市委當即請醫生給她治療。過了些時候,傷好了一些後,又讓她繼續陪周揚養病。 1966年12月1日,周揚被揪回北京,關進了衛戍區,蘇靈揚也被抓去受審。關押一年多後,她被下放到了寧夏賀蘭山下的五七幹校勞動,但不能與人接觸。直到1972年秋天,蘇靈揚才回到北京治病。一天,“周揚特偵組”把周揚的幾件日用品送到蘇靈揚處,她雖感到情況不妙,但沒有問什麼,也沒有掉眼淚,只是深沉地對女兒周密說:“不管她們最後給我什麼結論,我仍然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我問心無愧,從沒有做過對不起黨的事情。你爸爸可能永遠出不來了,你不要背包袱,要走自己的路!”並從每月30元的生活費中拿出2元錢作為黨費,雖沒有地方可交,但她也要留出來。 不久,秉承“四人幫”旨意專搞誣陷的特偵組竟荒唐地給她下了“叛徒”的結論,並要她簽字。她冷冷地瞥了他們一眼,用譏諷的口氣說:“當叛徒也得有條件么,我從來沒有被捕過,怎么當叛徒?”她的話使特偵組人員面面相覷,無言以答。稍後,她雖擺脫了管制,但仍遭受歧視和折磨。 1975年夏,周揚終於被放出來了,他一回到家就流著淚對蘇靈揚連連說:“我對不起你,讓你受連累吃苦了。”蘇靈揚卻很平靜,反過來安慰他。老兩口劫後重逢,夫婦感情和戰友情誼都經受了一番生死考驗。

夕陽餘輝 奮鬥終生

粉碎“四人幫”不久,蘇靈揚恢復工作,在教育部上班。在王震將軍的建議下,教育部成立了巡視組,由文革前的幾位資深的老校長組成,蘇靈揚是這個組的負責人。這些有著豐富教育經驗的校長們,深入實際,到處調查,為振興和發展青少年教育事業繼續發揮作用。特別是蘇靈揚,深知教育這塊陣地,在十年浩劫中是個重災區,一片荒蕪,所以對巡視調查更是重視。她們去過許多基層的中國小,在深入調查摸底的基礎上,以教育家的高瞻遠矚,建議首先辦好三件事:第一件是提倡美育,第二件是建立少年科技活動站,第三件是民辦教師的轉正和待遇問題。為此,她打了不少報告,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受到了國家副主席王震的首肯和讚揚。她深入基層,參與教學改革,還被推選為“全國中學語文教學學會”的副會長。她發表了數十篇有關教育和教學方面的文章,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對教改起到了推動作用。 1989年7月31日,在病床上躺了幾年的周揚去世。三個月後的9月30日,蘇靈揚也與世長辭了。 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對蘇靈揚做過這樣的評價:“她經歷過悲慘的命運,但從她那謹慎、莊重、微笑的表情上,卻絲毫看不到飽經風霜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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