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燮

葉燮

葉燮(xiè)(1627年~1703年),清初詩論家。字星期,號已畦。吳江人。曾以浙江嘉善學籍補諸生。 晚年定居江蘇吳江之橫山,世稱橫山先生。葉紹袁、沈宜修幼子。 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康熙十四年(1675年)任江蘇寶應知縣。任上,參加鎮壓三藩之亂和治理境內被黃河衝決的運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藉故落職,後縱游海內名勝,寓佛寺中誦經撰述。主要著作為詩論專著《原詩》,此外尚有講星土之學的《江南星野辨》和詩文集《已畦集》。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葉燮畫像 葉燮畫像

1627年農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禎元年,葉燮生於南京國學署,祖居今吳江市北厙鎮葉家埭村。葉氏家族的歷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葉夢得(1077~1148,號石林)為南、北宋間著名學者、詩人,曾官至翰林學士,極力主張抗金,多陳抗金之計,退職後居烏程(今浙江湖州)。學問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豐,有《石林詩話》等著作傳世。此後,葉氏支派綿延,散居各地,江、浙、滬一帶較為集中,宋、元間名人輩出,有“吳中葉氏、天下望族”之譽。明初,葉氏第十六世葉福四由同里遷居分湖(即汾湖),成為分湖始遷祖,其居住的地方,後來被叫作葉家埭(即今午夢堂故里)。定居分湖的葉氏一族,注重對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葉紳起,代有中舉人、中進士的,葉紳在明成化間中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人稱尚寶公。其後,第二十二世葉可成、第二十三世葉重弟(葉燮祖父)都是進士出身,葉可成曾參與並指揮抗倭鬥爭,吳江歷史上有名的勝墩戰役就是葉可成參與策劃及指揮的。

葉燮的父親葉紹袁是晚明文壇重要作家,母親沈宜修則是明末最傑出的女詩人,葉紹袁因不滿官場黑暗腐敗,辭官歸隱後,與沈宜修在葉家埭築午夢堂而居,夫婦二人與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藝的氛圍里,一門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夢堂集》傳世,其文學成就為葉氏家族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時人贊為“吳汾諸葉,葉葉交光”。葉燮正是出生在這樣一個崇尚氣節和有著深厚家學淵源的家庭中,為他此後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葉燮為葉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譜,葉燮原名世倌、字星期。為葉紹袁第六子。

少年高才

葉燮的五個兄長、四個姐姐,個個都富於文思才情,在貧淡的生活中,流連詩詞歌賦,表達對於生活的熱愛。特別是三姐葉小鸞,常常手把手地教葉燮讀詩、古文,培養他對文學的興趣和熱愛,小鸞在去世前的幾天,還在教葉燮讀《楚辭》。 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親葉紹袁歸隱後的最初幾年達到高潮,聰慧的葉燮,四歲時由葉紹袁親自教讀《楚辭》,過目即能成誦,一時傳為美談。五歲時,與兄長們一起遷入謝齋(葉家讀書之所)讀書,由葉紹袁親自教導,葉紹袁常指著家中“清白堂”的匾額對年幼的葉燮他們說:“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不為戚戚,固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願畢矣!”父親的這些訓誨,葉燮“謹泣而志”,銘刻在心,終生不忘。

然而,不幸卻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個貧困的家庭,在兄姐們(二兄世偁、大姐紈紈、三姐小鸞)相繼夭折後,母親沈宜修積勞成疾,終於一病不起,那時,葉燮才八歲,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喪母”,使年幼的葉燮更多地體味著塵世的悲歡離合。 母親去世後,葉燮跟隨父親讀詩作文,家庭的變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詩歌創作也突飛猛進,三兄世傛夭折時,年僅十四歲的葉燮作《哭兄詩八首》載入《靈護集·附》(《靈護集》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親葉紹袁的影響,葉燮從小鑽研佛學,精通佛理,尤其是《楞嚴經》、《楞伽經》等。葉紹袁也常把葉燮帶到佛寺接受薰陶。其中,10歲那年,葉燮隨父到浙江徑山拜訪雪嶠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游廬山時,在山上寺里見到雪嶠上人畫像後題詩:“從來散聖別禪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嶠)。我到廬山無別識,原來兩世有家風”。可見佛學對葉燮有著深刻的影響,包括他的詩文創作。到了十五、六歲時,葉燮對佛學的理解和闡釋,甚至連許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駁不倒他了。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間採選淑女,風波傳到浙江,漸近嘉善。葉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緊急派人通知葉燮趕快到嘉善成婚,因葉紹袁不在家裡(時在杭州),葉燮由長兄世佺帶領趕往嘉善,因趕到稍緩,風波也已過去,沒有舉行婚禮。恰好那時嘉興府開設科舉考試(考秀才),葉燮就在嘉興參加應試。三月發榜,葉燮高中第一,其應試文章得到高度評價,學使李于堅(介止)評為:“辭鋒郁壯,妙辯縱橫,至慧心靈悟,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豈小乘家可望”。閣學錢塞庵擊節贊道:“以《南華》之汪洋,闡《楞嚴》之了義”。

三年流亡

1644年甲申之變,崇禎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隨後,清兵大舉入關,鐵騎所到之處,“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企圖以武力來威脅人民臣服。 在“民社既屋”之際,有民族氣節的文人、學士,或樹起義旗抗清,或削髮為僧,走向空山荒剎。 1645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日,葉燮一大早起來,與三個兄弟,隨父親在家庵圓通庵,和家人揮淚泣別,乘一葉扁舟,冒著瓢潑大雨,駛向茫茫分湖,開始居無定所,出沒飄搖的流亡生涯,誰都不會想到,這一去,竟再也沒有回來,故鄉,從此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秋風瑟瑟,蘆葉飛花,淒淒秋雨裹挾著漫無方向的離人之途。船行過處,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滿目荒涼,到處是頹牆廢垣,路上儘是逃難的人群,扶老攜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聽到杭州城外皋亭山華桐塢有個叫安廬的地方,較為安全,葉燮立即動身前往,聯繫妥當後,將父親等人接到安廬,暫時歇腳。流亡途中的生活,讓葉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兩個多月,在此期間,既無法讓家中知道他們流亡的情況,更無從知道家中會發生什麼變故。寄居的庵主主動提出來願代勞去分湖跑一趟,本以為有些油水可撈的庵主沒想到葉家竟相當貧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 與庵主相對照的是周圍的人家平日對葉家父子就很照顧,聽到被趕走的訊息,借了船送葉燮父子離開,也虧得他們幫忙,才僥倖躲過清兵的盤查,重新僱船再走。

到下一年(1646)農曆四月,葉燮父子輾轉進入太湖,先後在太湖周邊的寺、庵中避難。一路上,葉燮他們大多寄住在寺、庵,使葉燮有機會觀摩佛事的禮儀,與僧人討論佛學,象奉慈庵迎如來佛像的儀式,聖恩寺說戒受戒的儀式等,既讓葉燮對佛理及佛事有直觀的感性認識,也給葉燮的流亡生活以些許的精神調節和慰藉,暫時忘卻流亡的痛苦,同時對葉燮的學術和創作有深刻的影響。 在太湖中相對平靜的生活轉瞬即逝,清兵瘋狂搜捕、屠殺江南抗清義士的訊息傳到太湖中,葉紹袁也在追捕的名單中,不久,楊廷樞等人被捕殺害,葉燮父子只得離開太湖。 葉燮雇小船陪同父親由水路前往浙江,一路上困難重重,經過平望時,清兵設了重重關卡,葉燮與父親化妝成農民,棄船上岸,繞道而行,在鶯 湖邊與船隻會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隨後,趕往浙江平湖,那已經是1647年的夏天。平湖馮家,是葉紹袁的外婆家,葉燮在平湖陪伴年邁多病的父親,直到父親病逝。

隱居橫山

葉燮在平湖料理完父親的喪事後,離開平湖,孤身一人來到太湖,隱居橫山。 橫山,在蘇州城西南約十五里(古時計量,據《木瀆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橫而得名。橫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據《橫山志》,橫山方廣四十餘里,蘇州城外的茶磨、吳山、寶華、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橫山範圍之內,橫山是其總稱,有橫山山脈的說法,其南面臨石湖,宋代詩人范成大隱居石湖,有范石湖之稱。 葉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經一度在太湖周邊的山中、寺庵居住,對橫山的地理環境有相當的了解。橫山樹木蔥籠,地域廣大,人煙稀少、人跡罕至,是個適宜於隱居的處所,歷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隱居於些,如朱桓、陸雲、顧野王等。當時,山中就有一名據說姓陶的隱者隱居於此,此人從不與人交往,葉燮隱居於橫山之後,二人也從來沒有見過面,葉燮曾數次去尋訪那人也避而不見,因此,選擇在橫山隱居,可以避開塵世的紛紛擾擾,尤其在清初,存有復明之想的葉燮,自然把橫山看作是一個理想的隱居之處。 古人在選擇隱居場所時,往往存有忠、孝兩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墳前結廬而居,同時為先人守墳,盡後輩一點孝道。 葉燮選擇橫山,也不無這樣的考慮。

遷分湖之前,葉家的祖墳葬在吳縣西山,遷分湖之後,葉家的祖墳就葬在北厙大珠圩。尚佛的葉紹袁覺得風水不好,多方選擇理想的墓穴。1641年、葉紹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塊地,買了下來,準備安葬先人的墳墓,其後,葉紹袁多次到踞湖山,規劃墳地,到1643年農曆十二月,葉燮隨父親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將祖父祖母的墳安葬好,並遷入其它先人的墳。在出家流亡離開太湖往浙江前,葉燮還曾到祖先的墳上掃墓。在橫山隱居,既可以為先人守墳儘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個安靜的環境讀書,此舉是一石三鳥,橫山,自然成為葉燮隱居的首選之地。 況且,當時葉燮的長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橫山附近的鄧尉、支硎等地避難、就醫,也需要葉燮的照料,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葉燮在橫山隱居下來。 隱居於橫山的葉燮,在橫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門遊歷坐館之外,幾乎閉門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讀書上,博覽古今典籍,參悟學理與佛理。

奔鮒炊飯

葉燮的婚禮於流亡途中的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舉行。在那段流離失所的日子裡,為了照顧疾病纏身的父親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葉燮便不得不與新婚的妻子垂淚泣別。在橫山住下來後,葉燮把妻兒接到橫山,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們自食其力,在住所邊上開墾出小塊土地,種上稻米、蔬果,還植花種草調節貧困的生活。 為了生計的需要,葉燮有時還得離開橫山。舊時的文人謀生的方式以當私塾的老師為主,稱為坐館。葉燮也是如此,葉燮少負才名,在江浙一帶有一定的影響,請葉燮前去坐館的人家很多,葉燮前後曾在蘇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鹽、石門等地做過多年的坐館先生。

在做坐館先生那些年中,葉燮在教小孩子讀書之餘,還有機會同當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這些人中,有不少後來成為清初文壇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員。他們以文章聲氣相應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興,所謂詩酒唱和,葉燮與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約為詩文酒會,葉燮的雄辯闊論,精闢獨到的見解,下筆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儼然有精神領袖的風采。而這種交往中建立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幾十年過後,名士勞之辨(康熙三年進士)回憶當初與葉燮的交往時說:“予甫事操觚,追隨於…諸君末,大率少壯習氣,未盡除去”。當初葉燮等人的意氣風發由此可見一斑,勞之辨又說,“其議論兼讀其古文辭,學海才瀾,隨手湧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 葉燮坐館時與文人的交往,以及南來北往的匆匆奔走,開闊了思維的視野,文友交往時思想碰撞的火花,都為葉燮的詩文創作提供了大量的題材。

而葉燮自己對這一時期的坐館生活卻很不滿意,這不是自己願意選擇,而是為了生計的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葉燮把自己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分別結集為《奔鮒集》和《炊飯集》,正是表達了這種思想。鮒是鯽魚的古稱,奔鮒即是為了覓食而奔波的魚,炊飯的意思也差不多,說明了無奈、艱苦卻還要去做的意思。因而,這兩部書稿中的大部分作品,葉燮晚年在編《己畦詩文集》時多刪棄沒有選用,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見在其他人回憶、追悼葉燮的詩文中。

科舉出仕

清朝初年,為了鞏固和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特別是抗清運動聲勢浩大的江南地區,清朝統治者一方面殘酷鎮壓抗清運動,包括進行文化控制,製造了“明史案”等慘案,一方面又使用懷柔手段,籠絡江南的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中,大量錄用江南的知識分子,尤其蘇州,清初的科舉考試中,出了許多狀元(當然還有大量進士),狀元和進士的數量超過全國其它地方。 隨著清朝政權的逐步穩固,復明已經成為不可能,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胸懷大志的葉燮重新思考著自己的人生選擇,決定走科舉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業。

早在少年時期,為了應試科舉,葉燮就學習過應制的詩文寫作,青年以後,社會時局的變遷,生活境遇的變化,使葉燮在詩文創作時喜歡“六朝駢麗指事屬辭餖飣藻饋”一類的作品,即詩文中堆砌華麗的詞藻,也學習長於表達情感的長短句(即詞)的寫作,這些寫作,是葉燮在特定條件下的遊戲之作,晚年時,葉燮把此類作品盡行砍去,一首不留。 科舉應試,主要是寫策論之類的文章。葉燮為了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在大量閱讀經史子集等典章時,把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思考,寫成策論式的文章,一則是練習應試的技巧,一則是記錄自己讀書的所思所得,這些策論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後來收入《己畦文集》。 收入文集的這些策論,一方面繼承了“文以載道”說,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爭是非而不爭工拙,文章議論風發,語言雄辨,很有氣勢,構思新穎,立論大膽,層次清晰,步步深入,極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點是能不因襲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觀點卻又非故作怪語的翻案文章,如《諸葛孔明論》、《李泌論》等。從具體的事實出發,以實踐來檢驗功過是非,在層層推進的論述中,認為諸葛亮並非歷來所論的“智”與“義”,李泌則才是當之無愧的“社稷之臣”,此論力排眾議、不同凡響。經過精心的準備,葉燮在科舉考試中一路順風滿帆,康熙五年(1666)在浙江鄉試中中舉人,康熙九年取進士。

進士歸來,葉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著尚未被選派官職,葉燮到安徽黃山等地遊覽,抒發豪興。黃山的雄奇險絕、變化萬端,其氣象之闊大,讓葉燮感慨不已,他在黃山住了十多天,反反覆覆地體味揣摸黃山的精神和韻味,但沒有寫一首詩,在古稀之年追憶當年游黃山時,依然為黃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懷,覺得難以提筆作詩。

知縣寶應

寶應古稱安宜,秦時屬東陽郡,唐代天寶年間,尼姑真如於安宜得到八樣寶物獻給肅宗,朝廷目為祥瑞,即將安宜改為寶應,隸屬揚州府,沿習至今。 康熙十四年(1675),49歲的葉燮懷著為國為民乾點有益事業的理想,出任寶應知縣,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葉燮到任之時,寶應縣境滿目瘡夷,百廢待興,而民怨沸騰充塞於道,葉燮接任之時,立即著手整頓吏治,興修水利驅除水患。 寶應縣境東北有一射陽湖,是當地的大湖泊。前任孫蕙在任時,射陽湖發生一起殺人劫案,遷延日久,未獲真盜,孫蕙急於破案,竟輕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辭,將射陽湖無辜漁民四十六人,指為盜匪團伙,駢斬結案。葉燮到任後,當地漁民紛紛告狀訴說怨情,葉燮展開周密的調查,詳察災情,在查清事實真相後,嚴懲兇犯,為被殺的無辜漁民恢復名譽,加以撫恤,終使怨案雲開霧散,並將奸吏祥驅逐出境,贏得當地百姓的拍手叫好。 面對當時連年水患,那些高官們只知墨守成規,卻不懂因勢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擾百姓而於患無補。康熙十五年,淮(河)黃(河)並溢,山陽釣魚台,寶應高家堰, 高郵清水潭一時並決,河水泛濫,聲如雷霆,道路村莊全被衝垮,百姓呼號連天,景狀十分慘烈。葉燮征督民夫搶修堤防,對老弱病殘的貧戶一律免派,而對那些“公然脫籍簿”,依然燈紅酒綠的豪紳富戶卻概不豁免。葉燮審時度勢,根據地理狀況採用合理的方法加緊搶修,葉燮親自參加搶修河堤的勞動,與民工同吃同住,經過三個月的奮力搶救,寶應東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緩解了水災造成的損失,雖然得到了百姓的擁戴,卻也得罪了那些豪門富戶、縉紳之家。  水災剛過,洪水尚未退盡,當道監司即令申報涸田,以便恢復征賦。當道派出使者查勘,厲聲呵斥:居然目中無官,而不報涸田。葉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實情以後,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嘆息而去。 興修水利恢復生產都需要錢,以前,寶應地丁歲入了萬餘兩,驛站額支1萬餘兩,到葉燮時,地丁歲入僅1700餘兩,且須按月提解,無可挪移,驛站額支減為400餘兩,不啻杯水車薪,應付往來信使猶嫌不足。而“三藩”軍興以來,軍器、糧草等運輸使費,皆須地方墊支,雖可報銷拔補,也大多是一紙空文,葉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強拔補,也是大打折扣。葉燮面臨財政空虛,而家無餘資的情況,只得私人舉債,以應驛政急需(後來還有人到橫山向葉燮討債)。其實,葉燮並非沒有錢路。當時寶應有“萬鄉紳之盜案”等三大獄,說情者,仇陷者,絡繹不絕。若以此據為奇貨,攫取萬金可說輕而易舉,葉燮卻絲毫不為所動,秉公執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潔為當地百姓所擁護。

白田風雅

作為詩人的葉燮,在繁忙的公務政事之隙,不滿官場的黑暗腐敗,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的社會現狀,一腔悲憤之情溢於筆端,寫下了反映寶應民生疾苦的《紀事雜詩十二首》,悉系發自肺¸之言,堪為史詩。《御馬來》寫討伐“三藩叛亂”時,騎兵過境,先遣一騎衝風而來,“手持大府貼,御馬到頭行”,索要軍需糧草限時刻日,軍帖告誡:“毋輕身與名”,連縣官吏役都戰戰兢兢,何況百姓。清廷為恩賞討叛將士,特自內庫關發餉銀,由京解送前線,稱為“帑金”,《帑金遞》紀述,所過州縣,要確保其安全,且須備足民夫到站倒換,“夕到朝送發,斯須勿停徂”,而寶應當時“邑小剩殘黎”,應募的人雖勉強挨達前州,卻“道死十三軀”,屍體運回,家人哭聲動野。

反映寶應水患的《荷鍤夫》記一位荷鍤持畚、挑土築堤的老翁,“皮骨拋酸楚”,“腸飢轉鳴鼓”,相反豪門巨戶卻“占籍酣歌舞”。《采柳謠》描述水患時的擾民,當時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東鄉,今年采西鄉,東西兩鄉柳,采之盡斧戕”,以致“境內一望空”,而這些“投之滄淵中,飄如馬脫僵”。《衙前鍾》等抨擊上官、令史和大差們,不顧人民疾苦,索要“犧牲酒醴羅,玉帛交橫陳”的供應,尤其是頻繁的大役,搞得人誠惶誠恐,聞“鍾”喪膽,惟恐“抗拂立粉齏”。

葉燮的這些詩稿在寶應的文人中迅速流傳開來,一批正直的文人為知縣的人品、文品所感動,不約而同地匯集起來,用詩人的敏感和率真,寫出了一批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作品,並且追隨在葉燮身邊,形成了一個詩人群體,這些人和葉燮結成了真摯的友誼,並這種友誼保持、發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終老。  這些人中有稱為寶應二傑的王築夫、陶 (及其子文虎),寶應狀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當時還是青年),翰林侍讀喬萊及其子崇烈等。 喬萊,號石林,康熙六年進士,後舉博學鴻詞,升至翰林侍讀,至今寶應仍存其私家園林縱棹園。喬萊與王式丹在葉燮晚年曾多次到橫山探望葉燮,留下不少詩作。喬萊歸隱後在故居(後改名虧園)築樂志堂,請葉燮作《樂志堂記》,那時葉燮已64歲。 後來,寶應的詩人還邀葉燮重至寶應,並由葉燮撰《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寶應又有別稱白田,後來,寶應的詩人將葉燮在寶應時所作的《記事雜詩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後來重至寶應所作的詩與當地詩人的作品,分別編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風雅》等集子。這一時期是清初寶應詩人最活躍的時期,極一時風雅之盛,史稱白田風雅。

罷官退隱

儘管葉燮在寶應清廉自守、政績斐然,得到人民的愛戴,卻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葉燮的前任知縣孫蕙(字樹百,山東淄川人,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寶應知縣),孫蕙因禮聘同鄉蒲松齡為幕賓得風雅之名,蒲松齡因不滿其工於權術、貪婪無厭,不到一年即辭他而去。葉燮晉京謁選時,已升任戶部給事中的孫蕙將心腹祥(見上二篇)相托。葉燮平反射陽湖冤案並作成《湖天霜》一詩記述,還將祥驅逐,孫蕙知道後對葉燮種下刻骨仇恨,務求置之於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糾彈。

接著葉燮同榜進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祿寺少卿,降清後任兵部侍郎)在吳三桂舉兵攻略江西時,以其父曾流寓寶應與邑中李姓相契,遂舉家東遷,抵寶應之日,向葉燮索馬夫一百名,葉燮以額例為辭,李振裕卻逕命驛站夫頭,如數派往其家。是日,適總河都御史巡河至寶應,需差役卻無人承應,葉燮詢問驛差,回答說往李翰林家供役了。葉燮責備夫頭,引起李振裕惱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挾矢,震噪公堂,鎖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幾死,葉燮前去理論,李非但不認錯,反而惡語相向,並忌恨在心。後來,李升至戶部尚書。

還有江都張問達,聽信捕風捉影之辭,昂然向葉燮勒饋千金,遭到拒絕,竟鼓動淮揚間的邑紳大戶共同尋找葉燮的毛病,一時流言四起。加上過往寶應的各級官吏都未能從葉燮那裡索要到財物,對葉燮也多有指責。 於是,縉紳大戶訌於下,藩司河道責於上,往來官員怨於朝,葉燮以一區區縣令,自然擋不住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況其中又有兩位聲勢煊赫的京官,終不免以“該官庸懦成性,河漕繹站,百事廢弛”的空洞罪名罷官而去。 罷官之後去向何處,葉燮在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說:“無論夢斷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復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來也只有曾經隱居過二十多年的橫山了。

葉燮離開時,兩袖清風窮得連趕路的盤纏也沒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寶應的父老鄉親獲悉之後,湊錢為葉燮置備行裝,買船送葉燮離開,送了一程又一程、讓葉燮非常的感動,揮筆寫下《贈行碑》一詩。多年後重至寶應時仍有“贏得長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馬頻嘶”的欣慰。罷官之後的葉燮,深知以自己的個性無法在當時的官場立足,因而絕意仕進,在離開寶應回橫山前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說:“既已在世外,宦遊永斷”,萌發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說“瓢笠之念已居六七”。 葉燮回到橫山安頓好家眷之後,帶上簡易的行李,開始了名山大川之行。葉燮的此番遊歷,不同於一般的遊山玩水,既為了消遣胸中的鬱悶,領略山川風情,也由於生活的貧困,可以通過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經濟的資助,同時增加生活歷練,豐富人生體悟。

遊歷山川

葉燮先後東到泰山,登臨泰山絕頂,西至嵩山、華山,南遊閩粵歷雁盪山、羅浮山直到南海之濱。祖國的壯麗河山,既給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開闊視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榮辱得矢的考慮,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熱愛生活。遊歷中,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下層人民,增加了生活閱歷,極大地豐富了詩文創作的題材。這一時期,是葉燮詩歌創作的多產期,除了和友朋之間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甘苦的紀實之作,這些詩作很快流傳開來,產生了較大影響。在遊歷中,葉燮有機會廣泛接觸全國各地文化學術界的一些名流。年輕時代的舊交不少已成為當時名士,如曹溶(秋岳,浙派詞開創者)、吳之振(孟舉,宋詩派先導)等,還結識了一些新朋,象寫戲劇《桃花扇》的孔尚任、張玉書(翰林學士、尚書)、朱彝尊(竹坨,浙派詩人飲袖)、梁佩蘭(藥亭,嶺南三大家之一),以及當時詩壇領袖王士禛(漁洋)等人,朋友間的討論切磋,批評辨駁,使葉燮對當時詩壇現狀有了較清晰的認識,特別是詩壇流弊覺得有必要加以矯正,這一切,初步觸動了葉燮《原詩》創作的想法。

王士禛對葉燮的詩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為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 這一次的詩意遊歷,對葉燮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葉燮十分重視行萬里路的遊歷,每有機會,必欣欣然出行。 在《將遠遊奉別諸同人》一詩的序中,葉燮寫道:“餘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饑渴,岱宗嵩少匡廬黃山,曾陟焉而得其勝,獨未登太華、峨眉為憾。今年已七十,倘復遷延不往,其不為終生疚乎?決於今春奮然出門,以畢此願。……余此行原決不望生還,……倘獲長逝於削成萬仞雪嶺天半、丹崖翠壁、古剎(佛塔)名藍(即寺院)之間,便當埋此,題一碣曰:‘有吳橫山人葉子之墓。’斯願長畢矣”。

76歲那年,葉燮還為沒有到過近在百里的紹興五泄而遺憾,決計前往,遊玩回來後不久,就在橫山病逝。

設館授徒

葉燮在遊學過程中,對當時詩壇盛行的刻板的摹擬和復古之風十分不滿,為了宣揚自己的詩歌理想,回到橫山後,葉燮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學生,設館授徒,系統教授自己的詩學觀點,講解詩歌理論,指導詩歌創作。在教學中,葉燮以杜甫、韓愈和蘇軾三家的詩作為教材,葉燮認為這三家都體現了創新和求變,是影響其後詩風的代表人物。三家中,葉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懷其身世遭際和史詩般的紀實風格,更重要的是杜詩中的創新,葉燮認為杜甫的詩包源流、綜正變,前人詩歌的優秀品質,“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為前人之詩也”。

葉燮以杜甫為楷模,學習大師們創作的“自命處”,根據具體實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葉燮對自己的詩歌創作頗自負,對學生們訓誨說:“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弔,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眾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敢多讓。” 當時從葉燮學詩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潛、葉長揚、張錫祚、薛雪等後來都成為一時名士。

張錫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瀆人,生活貧苦,為人高潔,氣節高尚,詩才橫溢,後來窮餓而死,其墓葬靈岩山下(即再來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號“一瓢”,清通醫學,與當時名醫葉天士齊名,有《一瓢詩話》等作品傳世,論詩繼承葉燮的主張。

葉燮的學生中,成就與影響最大的要數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

沈德潛少有才學,大器晚成,67歲才中進士,翰林院編修,授尚書銜,得到乾隆皇帝賞識,稱為“江南老名士”,特許沈建立生祠,親書“詩壇耆碩”之匾,死時,乾隆還為其寫了輓詩。沈德潛著作等身,其詩學著作《說詩晬語》,大多引葉燮的觀點,就是不曾明言是葉燮的言論,亦多暗襲葉燮的說教。《說詩晬語》不成系統,但其地位使其影響比葉燮要大,也使葉燮的思想得到廣為傳播。

沈德潛後被尊為“乾嘉詩壇托塔天王”,連葉燮的對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嘆“橫山門下,尚有詩人”。

葉燮的學生中還有侄子葉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歲喪父,由葉燮撫養長大,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時僅三十多歲。舒崇得葉燮親授,才名享譽文壇,與葉燮並稱,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橋(位於松陵鎮)軼事在文壇傳為佳話,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詩詞以記。

主要著作

葉燮撰《巳畦集》 葉燮撰《巳畦集》

《原詩》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內外兩篇,每篇分上下兩卷,共4卷。後收入《昭代叢書》和《清詩話》中,合為 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與《一瓢詩話》、《說詩晬語》合刊),以《清詩話》本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內篇上下分卷,據文意略有調整。內篇為詩歌原理,其中上卷論源流正變,即詩的發展;下卷論法度能事,即詩的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論工拙美惡。《己畦集》中尚有《與友人論文書》等文學論文,宗旨與《原詩》略同,內容亦不出以上三個方面。

詩論主張

源流正變

葉燮認為:“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變之中有不變者在:本於六經之道,合乎溫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於俗,這些是不能變的。”所以體現這些原則的最高典範《詩經》與杜甫詩也是“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的。因此,葉燮既主張文學的進化,說“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又反對文學的質變,斥罵“叛於道、戾於經”者為“反古之愚賤”。出於這種觀點,他要求作詩者這樣處理繼承與革新的關係,先學習古人,“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而“卓然自命”。

法度能事

葉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膽、識、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則自然之法立,詩之能事畢矣”。因而對於格律、聲調、起伏、照應之類,他繼承宋人呂本中的活法論,以死法為“定位”,以活法為“虛名”,要求神明變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葉燮強調“理”,認為“理者與道為體,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才、膽、識、力”四者,葉燮強調“識”,認為“識為體,而才為用”,“識明則膽張”,無“識”而有“才、膽、力”便會背理叛道,成為風雅之罪人。他還聲稱:“理、事、情”雖為“在物之三”,但“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適於道”。這套以“才、膽、識、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論,是葉燮在文學理論上的主要創造,他曾數次以此為《原詩》和自己文學理論的宗旨。

工拙美惡

葉燮提出:“當爭是非,不當爭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則工拙定。”但他之所謂“是”,又以“適於道”為最高標準。由此出發,他重質輕文,說體格、聲調等等僅是詩的“文”,必有“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為其質”,故學詩者“必先從事于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輕人工,認為“自然之理不論工拙,隨在而有,不斧不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對片面追求陳熟或者生新,認為二者均屬無本,指出陳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等等“對待之兩端”,均“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若能“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嘆,尋味不窮,忘其為熟,轉益見新,無適不可也”。

理論局限

葉燮的詩論具有明顯的樸素唯物主義傾向以及辯證法思想,他實際上試圖把文學創作建立在反映論的基礎上,並試圖解決繼承與革新的關係問題。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學原則融入詩的特殊規律中去,所以有的觀點不夠貼切,如以“在我”的才、膽、識、力反映“在物”的理、事、情之論。同時他又堅持正統儒家立場,所以仍以合於六經之道為文學的最高原則,且最終倒向了以理攝物的客觀唯心主義和否定破舊立新的折衷主義。他的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清代學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葉燮的詩論原為糾正明代前、後七子和公安派這兩種對立傾向而發。因此在破除正統封建觀念、促進文學質的革新方面雖嫌不足,但在總結歷史經驗、幫助正統文學繼續延展方面卻頗多可取見解,尤以對前、後七子拘泥體格、聲調的批判最為精彩。他的《原詩》也以理論的創造性和系統性居於清代眾多詩論專著之上。

葉燮的詩論對沈德潛、薛雪有一定影響,但沈、薛均未能進一步發揮葉燮的進步觀點,沈德潛則反而發展了葉燮的落後觀點,實際上已另立宗旨,別為一派。

葉汪之爭

清朝葉燮以詩論著稱於時,其《原詩》以見識拔群、持論系統而贏得生前身後名。他於康熙九年高中進士,康熙十四年,“委任”為江蘇寶應縣“縣長”,為政清廉,民本觀念甚強。袖清而心向民者,向來都是為政界“顯規則”之大頌,卻是官場“潛規則”之大忌,在官場潛規則中,清廉,意味著無銀襾奉上;民本,也意味著沒心思奉上;有此兩端,無以立政界,所以葉燮當“縣長”不足兩年,“一屆”都沒幹完,即被罷官了。

葉燮行書 葉燮行書

罷官後,葉燮定居江南吳縣之橫山,絕意仕進,專意教授生徒,時人呼其為橫山先生,他修了一座茅房,起陋室名為“二棄”,源自南宋詩人鮑照之詩“寂寞身世兩相棄”,葉燮父親早死,被父所棄;又被機構開除,為君所棄,所以叫做“二棄”。做了“棄兒”,生活堪憐,晚年常常是缸中無米,櫃中無菜,只得以野菜充飢,多以學問換飯酒,若有人家請他去開壇設講,他樂意前往,條件是“桌子上冒熱氣”,得管一餐飯,還得有酒;但葉燮講學,多“看人下碟”,富貴而冒充風雅者,給的出場費再高,講課費再厚,他也不願意上這樣的“百家講壇”:“吾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爾?”屠沽兒不僅有酒食,而且請葉燮這樣的名人來講課,一堂課就可以有好幾萬“小意思”的啊,葉燮卻不去,不要,寧可“忍飢誦經”。屠沽兒詈之為酸腐,葉燮自謂為知識分子的清操。

葉燮在橫山開辦了一所自支自收的“民辦學校”,雖然沒有政府扶持,學校開辦得倒也生氣勃勃,一時,後生俊彥,奔趨門下,不乏卓然大家者,如沈德潛,如張玉書,納天下英才而育之,其成就感應該不輸當官吧。但在橫山不遠之處的堯峰山下,另有一人也開辦了一所“民辦高校”,此人名汪琬,也是清朝一大家,其名氣其時在葉燮之上,汪琬也是從政府里退下來的,這個汪琬,寫起詩來溫文爾雅,性格卻比較卞急,喜歡罵人,與其持論不一致者,他就跳起來相罵,一罵,就不留情面,非得爭個耳紅脖子粗不可,“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批折人。”他與當時的于成龍幾乎要打起來了,于成龍曾經諷刺汪琬,說他有次登泰山,想拉屎,忍住不拉,要等下山四十里,才“遂於碉畔溺矣,而泰山,不加穢也。”拉屎要拉到汪琬所在之地,氣得性格暴躁的汪琬“跳躍謾罵,幾至攘臂。”另有名宋琬者,本與汪琬相好,但因觀點不同,汪琬就不再與之相往來,並以與名而同字為恥:“吾乃與此人同名。”

碰上了這一主兒,自然有好看。葉燮與汪琬,也就遠交而近攻。他兩冤家,當年關係挺好的,有年,朝廷要開科舉了,葉燮對汪琬說,我們兩個去考,非高中不可的,我們是去還是不去呢?“我二人在所必舉,將應舉乎,抑不應舉乎?”汪琬說,咱們都不去吧。葉燮信以為真,沒想到這個汪琬,用這法子除掉了一個“競爭對手”,他一人去考了,一考就中了,把葉燮給出賣了。曾有這樣的過節,現在又一山二虎,兩人有“生源之爭”,還不鬧得個不亦樂乎?汪琬招收了數百學生,學校里書聲琅琅,葉燮哪裡也是“遠近從學者亦負笈踵來,館為之滿”。其實此時,兩人之間的個人恩怨倒不是特別計較了,其分歧主要是政見不同,持論不一,於是兩人就互相攻訐,並且發動學生各自組織陣營,大打筆仗,橫山與堯峰,雙峰對峙,各自拉了隊伍扔板磚,那景致自然格外壯觀。

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汪琬與葉燮,各有所長,論搞文學創作;葉不如汪,論搞文藝理論,汪不如葉。兩人“罵架”,當然屬於搞理論的事情了,所以,這種論爭,葉燮占了上風,葉燮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來,逐字逐句“捉蟲子”,一行一段“找岔子”,從錯別字到病句,從知識引用到邏輯推理,從文章做法到立論根據,一一給批駁,全方位給挑刺,又從整體上做了一個“文學批評概論”,專門形成了一本書,叫做《汪文指謬》,把汪琬端上檯面拋到桌面來“鬥垮斗臭”,出其大醜。

汪葉這兩個文壇學界重量級人物的論爭,在大清一代,熱鬧有餘,瘴氣也有餘,除了各自指陳知識性硬傷之外,其它方面更多的是為了爭論而爭論,甚而在某些方面,兩人的觀點本來一致,但為了不屑與對方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類同於“電視辯論”。當然,兩人在論爭中也傾注了相當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論建構,特別是葉燮,為此專門出了一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他的一種治學成果。

但是,葉燮把這成果給自毀了。汪琬死後,葉燮把那本《汪文指謬》收攏來,一把火給點著了,其弟子甚是不解,葉燮說:“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為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非為汪氏學竟謬戾於聖人也。今汪歿,吾少一諍友矣。”葉燮怨怪汪氏多意氣,其實也是自責的,他並不把汪琬當詆毀自己人格的對手,而是把他當砥礪自己思想的推手。

文人相輕,是個老毛病了,許多文人,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利益衝突,也不是其“學謬戾於聖人”,只是見不得“其名太高”,所以也就常常意氣太盛,互相謾罵,到死都不相往來,一見其死,或者遭難,就歡欣雀躍,幸災樂禍。汪葉之爭,不能說他倆沒染文人相輕的習氣,但是,他倆還沒至於文人相敵。葉燮焚書,談不上文人的道德高標,卻也沒觸及文人的人格底線,不是文人的好榜樣,卻也是文人中好樣的。

清史文載

當是時,海內以詩名者推士禎,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興葉燮,字星期,其論文亦與琬不合,往復論難,互譏嘲焉。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諍友矣!今誰復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紹袁,明進士,官工部主事,國亡後為僧。燮生四歲,授以楚辭,即成誦。康熙九年進士,選授寶應令。值三藩亂,又歲飢,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職。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亦被劾,燮以與隴其同罷為幸。性喜山水,縱游宇內名勝幾遍。年七十六,猶以會稽、五泄近在數百里獨未游為憾。復裹糧往,歸遂疾。逾年卒。寓吳時,以吳中論詩多獵范、陸皮毛,而遺其實,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士始而訾謷,久乃更從其說。著已畦詩文集。士禎謂其鎔鑄往昔,獨立起衰。

代表詩作

【迎春】

律轉鴻鈞佳氣同,肩摩轂擊樂融融。

不須迎向東郊去,春在千門萬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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