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作家]](/img/5/229/nBnauM3X2MzM2gjN3gTO3EDMwUTMwkzMxgzNzQTNwAzMwIzL4kzL2A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王乾[作家]")
簡介
王乾作品
著有專著《世紀末的突圍》、《迷人的語言風景》(合作)、《苦澀的世界》、《揭開朦朧之迷》、《文學十日談》(合作)，評論集《王蒙王乾對話錄》、《南方的文體》，散文集《靜夜思》等。
評價
王乾作品作為一個批評家、思考者，王乾真誠的、執著的信念沒有變過。他說：“我是一個極度痛恨虛偽的人，我曾經把自己的終身的使命定為要與虛偽作鬥爭，像契訶夫終身要與小市民的庸俗為敵一樣。”他有時候“不得不容忍那些虛偽的言辭和虛偽的表達”，因為“徹底的真誠會損害別人，當然也會損害自己”，他明知，如果文學平庸，“真正的批評往往會感到生不逢時”。但他知不可為而為之，雖然不時妥協一下，也並不願意降低自己批評的水準。
王乾注重文藝批評的內涵，他強調文學要有“思想的力量、整合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他反對率爾而談，在批評的實踐中，他注重考察文學所面臨的時代背景、文化語境，注重從作家的思想發展、藝術演進上做綜合研究。他的文學批評與當下文學創作現實的結合始終比較緊密。近年，他根據我國文學發展的現狀，提出了幾個“延伸”，如寫作者的延伸、文學類型的延伸、載體媒介傳播渠道的延伸等等，都很有見地，他的批評脫離了一般的就事論事，從來不會做隔靴搔癢的無用功。
王乾的批評也向來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他追求批評表達的多樣化，拒絕用“文學的經典條文去套文學文本”，在他的評論中沒有引經據典的名頭，從來不以新概念、大人物來嚇唬人。他的言說語氣一般情況下都是平易的、和藹的、流暢的，如鄰家的大哥那樣，但他的批評自有水準高人一格，而且從不與別人重複。
王乾一直致力於批評疆界的拓展，他的文學批評、文化批評始終保持著敏銳、鮮活的特點，他從不滿足於自己所做的一切與正在做的一切，他願意給自己找麻煩，他不喜好安逸、平靜，就如蘇童概括的那樣：“他的眼睛終日閃閃發光，陶醉於對文學現象或者文學思潮的高度提煉和概括中，他成為一個文學運動的狂熱推動者，同時也成為一個文學口號的高明締造者。”
王乾的不安分和一再“轉身”給我們太深的印象了。他要求他的批評要像條“魚”那樣，必須不時到不同的水裡去，而在同一片海子裡，也要經常從不同角度游幾個來回。朋友們為他叫好，也為他捏了一把汗，因為他轉身的幅度和方向有時是出人意外的。這裡面其實有著他的追求、苦悶，有時是掙扎。“他的目光像一把梳子，放棄了文學這個新娘子，開始梳理大文化的頭髮，這是一堆貌似時尚其實蒼老的亂髮，需要更大的耐心，需要更大的力量，從趙薇到金庸，從尼採到魯迅，從足球到麻將，王乾侃侃而談，詞鋒犀利而精準，似乎在幫助我們分析每日呼吸的空氣。”(蘇童)看過他的文章，你有時會想，這個老兄想到的我為什麼沒有想到，他這樣說我為什麼不這樣說？於是我們便開始留意自己每日呼吸的空氣了。
樂于思考的王乾也是個真誠的“民主主義者”，他願美好的生活、豐富的文化形式為社會上的每個人分享。這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對網路的態度上。他提出“部落格或網路文學是一種軟文學”，它“在文體上，打破常見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以及評論的局限，或者將這些文體雜糅在一起，不拘一格，不是帶著鐐銬跳舞，而是在跳舞時砸碎鐐銬或化鐐銬為道具”。他歡呼法國作家、思想家羅蘭·巴特理想中的開放文本，在今天終於通過網路得到了實現。在王乾看來，網路的開放性和共時性為開放文本提供了硬體，讀者或網民的及時介入和隨意發揮使能動的、自為的讀者真正誕生了。經由網路，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學的普及、民主、狂歡，這應該值得讓人高興。在這個問題上，王乾持這種陽光心態，是美好的。
人物訪談
王乾問：你現在以評論家為名，事實上你早先的創作涉及了文學的多個門類，當初是怎樣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的？
王：我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是整個上世紀80年代文學大潮推出來的結果。我在陳堡上中學的，後來參加聯考，粗心大意把作文寫偏題了，成績一下子就比較差，雖說數學考得很好，但也只夠去上高郵師範了。那時候國內整個的文學氛圍比較濃，高郵師範的文學創作氣氛也是很盛很盛。大家都在寫小說，我也跟著大家一起寫，所以發表得最早的文章是小說。記得當時寫完了，是請同學幫助潤色的，沒想到《雨花》就發了。發表以後，對寫小說的熱情高漲，我們老師說，你非要寫小說不可的話，就一定要提高理論水平。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文學評論、文藝理論來看，從古到今，看到後來眼高手低了，最後就不會寫小說了。
問：就是這么個歪打正著，促發你走上了文學批評這條路的嗎？
王：可以這么說的。那個時候非常迷戀汪曾祺的小說，不是我一個人迷戀啊，是整個文學界都在迷戀汪曾祺。因為看得多嘛，當時我跟費振鍾、陸曉聲就合寫了一篇《論汪曾祺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
問：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你與汪曾祺有不解之緣的開始嗎？
王：應該說，汪曾祺他給了我一個比較好的審美的眼光，或者說能夠鑑別文學的一個味覺，這個味覺判斷的能力比較強大是很重要的。那時候模仿他的小說，研究他的小說，到最後跟他接觸，就是味覺提升了。所以到現在，大家開玩笑說汪老是美食家，王乾也是一個小美食家。老有人找我寫美食專欄，我說不寫，以後老了再寫。但是我覺得汪老他給了我一個文學的味覺，一個良好的味覺。
問：《文學評論》是評論界權威的刊物之一，你的評論最早發在了《文學評論》叢刊上，這對你樹立在文學上的信心有激勵嗎？
王：是啊，上了《文學評論》，等於一步就踏到中國文學評論這處最高殿堂了嘛。當時能上一篇文章到《文學評論》，基本上就是教授、副教授了。有人搞了一輩子的文學研究，《文學評論》都很難上，到現在還是很難的。當初我們也不知道這種情況，我們才二十三四歲，沒有什麼學術功底，也沒有人推，就年輕氣盛吧，膽子大，退稿就退稿吧，也不怕難為情。就這么一種情況之下呢，後來就寫文學評論了。
問：接著《文學評論》辦了一個進修班，你去了，對你打開文學評論這扇大門有什麼影響？
王：上《文學評論》辦的那期進修班，是我在文學上得到的第一次大的提升。但同時呢，也就需要我很大的一筆錢了，大概要350塊。當時我跟我們單位領導還搞得不愉快，因為去的時間比較長，又要單位出錢，還屬於不務正業吧。最後那個班上好像就我一個人是自費去，其他人去進修是理所當然，還是個榮譽。前些天我把我們那個班的名單看了一下，現在很多文學評論家啊，刊物主編啊，丁帆，費振鍾，林道立，陳墨，李明泉，跟我聯繫比較多的《山花》主編何銳，《紅岩》的主編劉揚，都是那一批的。你想想看，在高郵一個小地方，很少能見到什麼人物啊。所以在北京的時候，比如說看到劉心武，看到劉再復、何西來，還有很多當時屬於評論界的頂級的高手，他們都給我們講課的啊。我參加這么一個活動，就像是條小魚兒一下子跑到大海里去了，那是種跳躍式發展的氣勢啊。問：據說在進修班你還是個“半工半讀”生？
王：班上有要求，說老師講完課以後，要整理一份材料，整理一份十塊錢，很多人都不願意乾，因為整理很苦。這個我知道，然後我說我來整理吧，就因為那350塊錢，我要把它掙回來。所以聽課的時候，因為要整理，無形中一個是聽得很入神，第二個是整理的時候，等於做了個消化。如果當時我也是公費，說不定還拿點補貼，可能就是聽聽，然後就跑掉了。有些學術問題，或者理論問題，它是很枯燥的，而且，剛開始新鮮，時間長了以後，可能新鮮感也喪失了。最後我整理了大概有二十個人、二十份左右，掙了大概200塊錢，後來他們又覺得整理很不容易、很辛苦，又加了50塊錢。
問：這倒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經歷，有種成就感嗎？
王：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你看，學習也沒有花單位的錢，還自己掙了一些。其實我覺得這段經歷非常重要，就像你剛才講的，讓我真正打開了文學評論這扇大門。以前對我來說，基本上屬於一張白紙啊，現在正好碰到這么一個知識爆炸，新的術語啊，新的概念啊，新的理念啊，嘩嘩嘩，全部吃進，然後又迅速把它醞釀、發酵，之後回來寫文章，乖，呼里嘩拉地寫得很快。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當時學的不僅僅是一個人，是一幫人，就像武俠裡面，從每個人那兒學一點招數，就學到好多招數。其實，這只是現在回過頭來想是這樣，當時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但不可否認，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評論的一個黃金時代。
問：你很幸運地遇到了這個黃金時代，後來的發展如何？
王：1986年我在《文學評論》發了一個《論北島的詩》。1985年的時候，朦朧詩還處於將出未出這么一個狀態，一次我跟《文學評論》的邢少濤聊起來，他說有一套油印的《今天》。哎，我說這個我喜歡。然後他回去就把他收藏的《今天》寄給我看，因為是一套《今天》，我對他們那種風格的整體把握就比較強了，之後我就寫了《論北島的詩》，《文學評論》就給發出來了，後來還收到了將近兩百封讀者來信。以後呢就比較順了，大概五六年時間，基本上每年在《文學評論》上發一篇。
問：那段時間還在高郵？
王：在高郵。到1987年，《文藝報》搞短篇小說評獎，要找一些能吃苦，或者是能幹活的人來吧，海笑向《文藝報》推薦我，《文藝報》就要把我借調過去，借調可能也就三四個月吧，那個獎評完以後，他們覺得我還挺能幹的，就把我留下來了。在《文藝報》是我又一個學習、長進的很好機會，我那時候有很多新鮮感，從小地方來的，突然看到名家的稿件，那就不是編稿子了，是在學習。1988年江蘇籌辦一個評論報紙要我回去，最後是七弄八弄沒弄起來。5月份，《文藝報》這邊又跟我說，你願不願意再留下來？我說好啊，那當然好啦。這樣我又留在了《文藝報》。之後時髦北漂，我說我是比較早的北漂了，1987年、1988年就北漂了。
問：說到北漂，大家都知道那是非常艱苦的，你當時的生活情況怎樣？
王：當時我住的是地下室旅館。後來我的文章里寫到四三旅館，汪政說，你這個四三旅館，怎么像保密機構？實際上所謂四三旅館，是因為它靠近43路終點站跟起點站，我那時的文章都是在那裡寫出來的。當時《文藝報》的領導對我很好，因為《文藝報》好多人都沒有房子，好多人就在辦公室里擠著，也有的在外面租房子。我沒錢，租不起房子，領導就跟我說，王乾，你呢按十塊錢的標準找個房子，每月300塊錢我給你報銷。那很高了，我工資才拿兩百多。那時一個稍微小一點的房間，也就20塊錢，有洗澡的地方，有衛生間，就很好了，但是也討厭，就是人的流動性很大，每天換人。我就開玩笑說，每天換一個男人。基本上就是到北京辦一兩天事的人，人家來了問你幹嘛幹嘛的，我說受不了了，就找地下室，在單位門口，十塊錢一天，住了好長時間。
問：你在北京期間，和當時的文化部長王蒙的對話，影響非常大，後來又出了《王蒙王乾對話錄》，對話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
王：我第三次提升或者說進步的機會，就是跟王蒙對話。到北京以後，我曾經有一個巨大的夢想，因為王蒙那時候特別健談，我說哪天能跟王蒙坐談論道，那將是人生一大快事。那個時候覺得是一個幻想，是不可能的，他職位那么高，而且影響那么大，但後來沒想到很快認識了，我自己都不相信。這事情像傳奇一樣的，像武俠裡面見到一代宗師，就這種感覺。1988年，我在《讀書》文章發表得比較多，正好胡喬木也喜歡看《讀書》，就經常看到我的文章，有一次是關於莫言的那篇，叫《反文化的失敗》，喬木、夏衍他們都看了，都比較喜歡，後來就問王蒙這王乾是誰，王蒙當時並不了解我，跟那種前排實力派的評論家相比，我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後來偶然的機會，正好我跟他兒子王山在一個辦公室，王蒙說到這事，王山就說到了我。之後我跟王蒙有了接觸，他發現我跟他說話能激發他的一種激情和欲望吧，就徵求我的意見，所以促成了這個系列對話。他是文化部長，很忙，我還記得很清楚，一次對話前他好像在陪日本首相竹下登，忙完以後打來電話，說王乾我有三個小時，你能過來嗎？然後我騎個腳踏車在北京那個大胡同裡面，晃蕩晃蕩，跑到部長家去。有個細節我現在還記得，他家對面有一個公廁，我去之前先上一趟公廁，因為他非常忙嘛，我就儘量少占用他的時間。這期間一共對談了十次，叫“十日談”，後來我就在當時住的地下室里給整理了出來。現在有時候把對話錄拿出來看看，當初啊還是保持了一個比較良好的文學狀態，有些話現在可能都不一定能講得那么有激情，那么有衝擊力。
問：到了《鐘山》，好像才讓你在文學工作上有了個固定的落腳點？
王：是啊，1988年跟王蒙對話以後，他說你有什麼要求？我說我就想回南京，我說在北京漂的時間也長了，累了，後來正好《鐘山》缺搞評論的編輯，他就跟海笑、艾煊推薦了。1989年大概5月份到了《鐘山》。其實到了《鐘山》也是一番折騰，大家看我好像一帆風順，但是吃苦的時候都沒看到。高郵那邊也說你怎么還不辦手續啊，就這樣煎熬了兩年，很難受的。最後我在《鐘山》被掛了大概兩年才把關係轉過來，這期間評職稱啊，沒有我，拿的錢比誰都少。這也就是為文學夢多付出很多成本吧，不過回過頭來想想，也沒什麼，什麼職稱啊，什麼級別啊，都是很虛的東西，還是對文學有興趣吧。
問：有文章說，你是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有意義的符號，是登高一呼回應眾的人物，比如“新寫實”、“新狀態”的倡導，比如《大家》和“聯網四重奏”，還有文學刊物的策劃創意。你的看法呢？
王：我做文學評論，是建立在對文學思潮的跟蹤、描述、分析和研究這個基礎上的，而且我是一直在做這個事，後來我又把這種思路帶到做刊物上去了，這樣可能就跟其他人做刊物不一樣了。人家刊物呢，可能就作家做作家，就作品做作品，我可能把一個作家一個作品，或者幾個作家幾部作品當成一個現象、一個類型、一個思潮來概括，來推出，所以給人的就不是那種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感覺，而是一種整體的、一個浪潮的衝擊。可能就是因為這種感覺，所以大家覺得，啊唷，王乾一出手就動靜比較大。另外，我的文學評論裡面可能有一個特點，就是剛才說到的味覺或嗅覺比較好，哎，有動靜了，或者這個作家好像有什麼新苗頭了，我可能有一定的預見性吧。這個呢，是一個編輯必須具備的能力，你在人家後面跟風就沒意思了。
問：2000年年底你又從南京調往北京，這一次又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去的原因很簡單，我當時開玩笑說，我做文學這一塊，一個完整的鏈條差不多都做過來了，現在惟一沒有做過的是出版了。我從開始寫小說，評小說，編小說，發小說，推小說思潮，推小說作家，最後要檢驗它，那怎么檢驗？就是做出版賣小說。出版呢，是文學裡面很重要的一項程式，現代文學史上很多大作家，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巴金，都做過出版，開過書店，當時書店就是現在的出版社。這個對我有興趣，正好人文社給了我這個機會，雖說還要編刊物，但實際上我看重的是做出版這一塊。所以我到人文社後，由《桃李》開始，編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桃李叢書》，像韓東的《紮根》、東西的《後悔錄》分別獲得了2003年和2005年度“華語文學傳媒大獎”。
問：你近些年的評論文字有相當一部分涉及了文化領域，比如你用“趙薇的眼睛特別大”概括了中國的消費文化，出於什麼考慮？
王：上世紀90年代以後已經不是一個純文學的時代，它是一個文學向文化轉化的時代，或者說文化正在文學化的這么一個時代，所以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也是我的一個興趣。你看中國老百姓喜歡趙薇，美國人喜歡章子怡，這個就是非常明顯的區別。老百姓看電視，如果是章子怡的，肯定沒有趙薇的收視率高，趙薇的這種文化確實是中國本土娛樂文化的產物。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中國消費文化的一個符號還是有點道理吧。
問：作為一個上世紀80年代起名噪文壇的評論家，甚至你個人也因此廣受關注，可以稱為“王乾現象”嗎？
王：復旦的郜元寶倒是寫過，有一次他跟王蒙講，王幹這個人，其實很多人還沒去研究他這個現象。他就說，王乾作為文學裡面非常獨特的一個現象，非常少見。這么一個編輯，一個評論家，他能影響當代文學的走向和動靜。這么一個人，對文學能像一個文學的發動機，不斷給文學增添新的話語、新的話題。郜元寶覺得這對文壇的貢獻是很大的。還有張爾客也說到這事，他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那一批評論家，現在基本上都二、三線了，還活躍在文壇並且還能衝鋒陷陣的幾乎沒有了。像這兩年謝有順、李敬澤他們這一代，他們現在叫我乾老，說老同志還在混著。後來我講，一個是比較虛納，對各種現象啊，保持一個客觀的認識。再一個就是，我可能還是有一點絕活的吧，就是對很多新的現象，能夠迅速把握到，並且用一個適當的方式把它給提出來。反正是，一般人覺得很難的事，到了我這裡，好像也沒費太大的勁就把它做出來了。
問：身在他鄉20多年，心裡還有著記憶深刻的泰州嗎？
王：最熟悉的當然是興化了，我喜歡原來興化城的那個感覺，就是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小城的那種味道。那次我來泰州做“非常周末”的時候，完了我拉上主持人今波，我說你跟我到下壩走一趟，去看看我小時候到泰州來坐輪船的地方。因為當時我爺爺、奶奶、叔叔都在泰州，所以對泰州一直有一種文化上或者精神上的首都的感覺，比興化還要親。童年時要到泰州走一趟，那是非常嚮往的一件事，要買什麼東西啊都到泰州，什麼天福布店啊、留緣照相館啊，覺得如數家珍。原來的老泰州，就是非常好的一種溫馨的感覺，而且那個水碼頭、吊腳樓，讓人想起沈從文筆下邊城的風格。
榮譽獎項
2010年10月憑藉散文雜文《王乾隨筆選》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