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作家]

王乾[作家]

王乾 (1960~)筆名大野、月斧。江蘇揚州人。1985年畢業於揚州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基本信息

簡介

王乾王乾
1985年畢業於揚州大學中文系。1982年參加工作,歷任江蘇高郵市黨史辦公室、文聯幹事,文藝報社編輯,《鐘山》雜誌編輯,江蘇作家協會創作室副主任,專業作家,文學創作二級。

作品

著有專著《世紀末的突圍》、《迷人的語言風景》(合作)、《苦澀的世界》、《揭開朦朧之迷》、《文學十日談》(合作),評論集《王蒙王乾對話錄》、《南方的文體》,散文集《靜夜思》等。

評價

王乾作品王乾作品

作為一個批評家、思考者,王乾真誠的、執著的信念沒有變過。他說:“我是一個極度痛恨虛偽的人,我曾經把自己的終身的使命定為要與虛偽作鬥爭,像契訶夫終身要與小市民的庸俗為敵一樣。”他有時候“不得不容忍那些虛偽的言辭和虛偽的表達”,因為“徹底的真誠會損害別人,當然也會損害自己”,他明知,如果文學平庸,“真正的批評往往會感到生不逢時”。但他知不可為而為之,雖然不時妥協一下,也並不願意降低自己批評的水準。
王乾注重文藝批評的內涵,他強調文學要有“思想的力量、整合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他反對率爾而談,在批評的實踐中,他注重考察文學所面臨的時代背景、文化語境,注重從作家的思想發展、藝術演進上做綜合研究。他的文學批評與當下文學創作現實的結合始終比較緊密。近年,他根據我國文學發展的現狀,提出了幾個“延伸”,如寫作者的延伸、文學類型的延伸、載體媒介傳播渠道的延伸等等,都很有見地,他的批評脫離了一般的就事論事,從來不會做隔靴搔癢的無用功。
王乾的批評也向來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他追求批評表達的多樣化,拒絕用“文學的經典條文去套文學文本”,在他的評論中沒有引經據典的名頭,從來不以新概念、大人物來嚇唬人。他的言說語氣一般情況下都是平易的、和藹的、流暢的,如鄰家的大哥那樣,但他的批評自有水準高人一格,而且從不與別人重複。
王乾一直致力於批評疆界的拓展,他的文學批評、文化批評始終保持著敏銳、鮮活的特點,他從不滿足於自己所做的一切與正在做的一切,他願意給自己找麻煩,他不喜好安逸、平靜,就如蘇童概括的那樣:“他的眼睛終日閃閃發光,陶醉於對文學現象或者文學思潮的高度提煉和概括中,他成為一個文學運動的狂熱推動者,同時也成為一個文學口號的高明締造者。”
王乾的不安分和一再“轉身”給我們太深的印象了。他要求他的批評要像條“魚”那樣,必須不時到不同的水裡去,而在同一片海子裡,也要經常從不同角度游幾個來回。朋友們為他叫好,也為他捏了一把汗,因為他轉身的幅度和方向有時是出人意外的。這裡面其實有著他的追求、苦悶,有時是掙扎。“他的目光像一把梳子,放棄了文學這個新娘子,開始梳理大文化的頭髮,這是一堆貌似時尚其實蒼老的亂髮,需要更大的耐心,需要更大的力量,從趙薇到金庸,從尼採到魯迅,從足球到麻將,王乾侃侃而談,詞鋒犀利而精準,似乎在幫助我們分析每日呼吸的空氣。”(蘇童)看過他的文章,你有時會想,這個老兄想到的我為什麼沒有想到,他這樣說我為什麼不這樣說?於是我們便開始留意自己每日呼吸的空氣了。
樂于思考的王乾也是個真誠的“民主主義者”,他願美好的生活、豐富的文化形式為社會上的每個人分享。這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對網路的態度上。他提出“部落格或網路文學是一種軟文學”,它“在文體上,打破常見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以及評論的局限,或者將這些文體雜糅在一起,不拘一格,不是帶著鐐銬跳舞,而是在跳舞時砸碎鐐銬或化鐐銬為道具”。他歡呼法國作家、思想家羅蘭·巴特理想中的開放文本,在今天終於通過網路得到了實現。在王乾看來,網路的開放性和共時性為開放文本提供了硬體,讀者或網民的及時介入和隨意發揮使能動的、自為的讀者真正誕生了。經由網路,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學的普及、民主、狂歡,這應該值得讓人高興。在這個問題上,王乾持這種陽光心態,是美好的。

人物訪談

王乾王乾

問:你現在以評論家為名,事實上你早先的創作涉及了文學的多個門類,當初是怎樣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的?

王:我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是整個上世紀80年代文學大潮推出來的結果。我在陳堡上中學的,後來參加高考,粗心大意把作文寫偏題了,成績一下子就比較差,雖說數學考得很好,但也只夠去上高郵師範了。那時候國內整個的文學氛圍比較濃,高郵師範的文學創作氣氛也是很盛很盛。大家都在寫小說,我也跟著大家一起寫,所以發表得最早的文章是小說。記得當時寫完了,是請同學幫助潤色的,沒想到《雨花》就發了。發表以後,對寫小說的熱情高漲,我們老師說,你非要寫小說不可的話,就一定要提高理論水平。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文學評論、文藝理論來看,從古到今,看到後來眼高手低了,最後就不會寫小說了。

問:就是這么個歪打正著,促發你走上了文學批評這條路的嗎?

王:可以這么說的。那個時候非常迷戀汪曾祺的小說,不是我一個人迷戀啊,是整個文學界都在迷戀汪曾祺。因為看得多嘛,當時我跟費振鍾、陸曉聲就合寫了一篇《論汪曾祺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

問: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你與汪曾祺有不解之緣的開始嗎?

王:應該說,汪曾祺他給了我一個比較好的審美的眼光,或者說能夠鑑別文學的一個味覺,這個味覺判斷的能力比較強大是很重要的。那時候模仿他的小說,研究他的小說,到最後跟他接觸,就是味覺提升了。所以到現在,大家開玩笑說汪老是美食家,王乾也是一個小美食家。老有人找我寫美食專欄,我說不寫,以後老了再寫。但是我覺得汪老他給了我一個文學的味覺,一個良好的味覺。

問:《文學評論》是評論界權威的刊物之一,你的評論最早發在了《文學評論》叢刊上,這對你樹立在文學上的信心有激勵嗎?

王:是啊,上了《文學評論》,等於一步就踏到中國文學評論這處最高殿堂了嘛。當時能上一篇文章到《文學評論》,基本上就是教授、副教授了。有人搞了一輩子的文學研究,《文學評論》都很難上,到現在還是很難的。當初我們也不知道這種情況,我們才二十三四歲,沒有什麼學術功底,也沒有人推,就年輕氣盛吧,膽子大,退稿就退稿吧,也不怕難為情。就這么一種情況之下呢,後來就寫文學評論了。

問:接著《文學評論》辦了一個進修班,你去了,對你打開文學評論這扇大門有什麼影響?

王:上《文學評論》辦的那期進修班,是我在文學上得到的第一次大的提升。但同時呢,也就需要我很大的一筆錢了,大概要350塊。當時我跟我們單位領導還搞得不愉快,因為去的時間比較長,又要單位出錢,還屬於不務正業吧。最後那個班上好像就我一個人是自費去,其他人去進修是理所當然,還是個榮譽。前些天我把我們那個班的名單看了一下,現在很多文學評論家啊,刊物主編啊,丁帆,費振鍾,林道立,陳墨,李明泉,跟我聯繫比較多的《山花》主編何銳,《紅岩》的主編劉揚,都是那一批的。你想想看,在高郵一個小地方,很少能見到什麼人物啊。所以在北京的時候,比如說看到劉心武,看到劉再復、何西來,還有很多當時屬於評論界的頂級的高手,他們都給我們講課的啊。我參加這么一個活動,就像是條小魚兒一下子跑到大海里去了,那是種跳躍式發展的氣勢啊。問:據說在進修班你還是個“半工半讀”生?

王:班上有要求,說老師講完課以後,要整理一份材料,整理一份十塊錢,很多人都不願意乾,因為整理很苦。這個我知道,然後我說我來整理吧,就因為那350塊錢,我要把它掙回來。所以聽課的時候,因為要整理,無形中一個是聽得很入神,第二個是整理的時候,等於做了個消化。如果當時我也是公費,說不定還拿點補貼,可能就是聽聽,然後就跑掉了。有些學術問題,或者理論問題,它是很枯燥的,而且,剛開始新鮮,時間長了以後,可能新鮮感也喪失了。最後我整理了大概有二十個人、二十份左右,掙了大概200塊錢,後來他們又覺得整理很不容易、很辛苦,又加了50塊錢。

問:這倒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經歷,有種成就感嗎?

王: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你看,學習也沒有花單位的錢,還自己掙了一些。其實我覺得這段經歷非常重要,就像你剛才講的,讓我真正打開了文學評論這扇大門。以前對我來說,基本上屬於一張白紙啊,現在正好碰到這么一個知識爆炸,新的術語啊,新的概念啊,新的理念啊,嘩嘩嘩,全部吃進,然後又迅速把它醞釀、發酵,之後回來寫文章,乖,呼里嘩拉地寫得很快。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當時學的不僅僅是一個人,是一幫人,就像武俠裡面,從每個人那兒學一點招數,就學到好多招數。其實,這只是現在回過頭來想是這樣,當時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但不可否認,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評論的一個黃金時代。

問:你很幸運地遇到了這個黃金時代,後來的發展如何?

王:1986年我在《文學評論》發了一個《論北島的詩》。1985年的時候,朦朧詩還處於將出未出這么一個狀態,一次我跟《文學評論》的邢少濤聊起來,他說有一套油印的《今天》。哎,我說這個我喜歡。然後他回去就把他收藏的《今天》寄給我看,因為是一套《今天》,我對他們那種風格的整體把握就比較強了,之後我就寫了《論北島的詩》,《文學評論》就給發出來了,後來還收到了將近兩百封讀者來信。以後呢就比較順了,大概五六年時間,基本上每年在《文學評論》上發一篇。

問:那段時間還在高郵?

王:在高郵。到1987年,《文藝報》搞短篇小說評獎,要找一些能吃苦,或者是能幹活的人來吧,海笑向《文藝報》推薦我,《文藝報》就要把我借調過去,借調可能也就三四個月吧,那個獎評完以後,他們覺得我還挺能幹的,就把我留下來了。在《文藝報》是我又一個學習、長進的很好機會,我那時候有很多新鮮感,從小地方來的,突然看到名家的稿件,那就不是編稿子了,是在學習。1988年江蘇籌辦一個評論報紙要我回去,最後是七弄八弄沒弄起來。5月份,《文藝報》這邊又跟我說,你願不願意再留下來?我說好啊,那當然好啦。這樣我又留在了《文藝報》。之後時髦北漂,我說我是比較早的北漂了,1987年、1988年就北漂了。

問:說到北漂,大家都知道那是非常艱苦的,你當時的生活情況怎樣?

王:當時我住的是地下室旅館。後來我的文章里寫到四三旅館,汪政說,你這個四三旅館,怎么像保密機構?實際上所謂四三旅館,是因為它靠近43路終點站跟起點站,我那時的文章都是在那裡寫出來的。當時《文藝報》的領導對我很好,因為《文藝報》好多人都沒有房子,好多人就在辦公室里擠著,也有的在外面租房子。我沒錢,租不起房子,領導就跟我說,王乾,你呢按十塊錢的標準找個房子,每月300塊錢我給你報銷。那很高了,我工資才拿兩百多。那時一個稍微小一點的房間,也就20塊錢,有洗澡的地方,有衛生間,就很好了,但是也討厭,就是人的流動性很大,每天換人。我就開玩笑說,每天換一個男人。基本上就是到北京辦一兩天事的人,人家來了問你幹嘛幹嘛的,我說受不了了,就找地下室,在單位門口,十塊錢一天,住了好長時間。

問:你在北京期間,和當時的文化部長王蒙的對話,影響非常大,後來又出了《王蒙王乾對話錄》,對話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的?

王:我第三次提升或者說進步的機會,就是跟王蒙對話。到北京以後,我曾經有一個巨大的夢想,因為王蒙那時候特別健談,我說哪天能跟王蒙坐談論道,那將是人生一大快事。那個時候覺得是一個幻想,是不可能的,他職位那么高,而且影響那么大,但後來沒想到很快認識了,我自己都不相信。這事情像傳奇一樣的,像武俠裡面見到一代宗師,就這種感覺。1988年,我在《讀書》文章發表得比較多,正好胡喬木也喜歡看《讀書》,就經常看到我的文章,有一次是關於莫言的那篇,叫《反文化的失敗》,喬木、夏衍他們都看了,都比較喜歡,後來就問王蒙這王乾是誰,王蒙當時並不了解我,跟那種前排實力派的評論家相比,我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後來偶然的機會,正好我跟他兒子王山在一個辦公室,王蒙說到這事,王山就說到了我。之後我跟王蒙有了接觸,他發現我跟他說話能激發他的一種激情和欲望吧,就徵求我的意見,所以促成了這個系列對話。他是文化部長,很忙,我還記得很清楚,一次對話前他好像在陪日本首相竹下登,忙完以後打來電話,說王乾我有三個小時,你能過來嗎?然後我騎個腳踏車在北京那個大胡同裡面,晃蕩晃蕩,跑到部長家去。有個細節我現在還記得,他家對面有一個公廁,我去之前先上一趟公廁,因為他非常忙嘛,我就儘量少占用他的時間。這期間一共對談了十次,叫“十日談”,後來我就在當時住的地下室里給整理了出來。現在有時候把對話錄拿出來看看,當初啊還是保持了一個比較良好的文學狀態,有些話現在可能都不一定能講得那么有激情,那么有衝擊力。

問:到了《鐘山》,好像才讓你在文學工作上有了個固定的落腳點?

王:是啊,1988年跟王蒙對話以後,他說你有什麼要求?我說我就想回南京,我說在北京漂的時間也長了,累了,後來正好《鐘山》缺搞評論的編輯,他就跟海笑、艾煊推薦了。1989年大概5月份到了《鐘山》。其實到了《鐘山》也是一番折騰,大家看我好像一帆風順,但是吃苦的時候都沒看到。高郵那邊也說你怎么還不辦手續啊,就這樣煎熬了兩年,很難受的。最後我在《鐘山》被掛了大概兩年才把關係轉過來,這期間評職稱啊,沒有我,拿的錢比誰都少。這也就是為文學夢多付出很多成本吧,不過回過頭來想想,也沒什麼,什麼職稱啊,什麼級別啊,都是很虛的東西,還是對文學有興趣吧。

問:有文章說,你是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有意義的符號,是登高一呼回應眾的人物,比如“新寫實”、“新狀態”的倡導,比如《大家》和“聯網四重奏”,還有文學刊物的策劃創意。你的看法呢?

王:我做文學評論,是建立在對文學思潮的跟蹤、描述、分析和研究這個基礎上的,而且我是一直在做這個事,後來我又把這種思路帶到做刊物上去了,這樣可能就跟其他人做刊物不一樣了。人家刊物呢,可能就作家做作家,就作品做作品,我可能把一個作家一個作品,或者幾個作家幾部作品當成一個現象、一個類型、一個思潮來概括,來推出,所以給人的就不是那種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感覺,而是一種整體的、一個浪潮的衝擊。可能就是因為這種感覺,所以大家覺得,啊唷,王乾一出手就動靜比較大。另外,我的文學評論裡面可能有一個特點,就是剛才說到的味覺或嗅覺比較好,哎,有動靜了,或者這個作家好像有什麼新苗頭了,我可能有一定的預見性吧。這個呢,是一個編輯必須具備的能力,你在人家後面跟風就沒意思了。

問:2000年年底你又從南京調往北京,這一次又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去的原因很簡單,我當時開玩笑說,我做文學這一塊,一個完整的鏈條差不多都做過來了,現在惟一沒有做過的是出版了。我從開始寫小說,評小說,編小說,發小說,推小說思潮,推小說作家,最後要檢驗它,那怎么檢驗?就是做出版賣小說。出版呢,是文學裡面很重要的一項程式,現代文學史上很多大作家,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巴金,都做過出版,開過書店,當時書店就是現在的出版社。這個對我有興趣,正好人文社給了我這個機會,雖說還要編刊物,但實際上我看重的是做出版這一塊。所以我到人文社後,由《桃李》開始,編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桃李叢書》,像韓東的《紮根》、東西的《後悔錄》分別獲得了2003年和2005年度“華語文學傳媒大獎”。

問:你近些年的評論文字有相當一部分涉及了文化領域,比如你用“趙薇的眼睛特別大”概括了中國的消費文化,出於什麼考慮?

王:上世紀90年代以後已經不是一個純文學的時代,它是一個文學向文化轉化的時代,或者說文化正在文學化的這么一個時代,所以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也是我的一個興趣。你看中國老百姓喜歡趙薇,美國人喜歡章子怡,這個就是非常明顯的區別。老百姓看電視,如果是章子怡的,肯定沒有趙薇的收視率高,趙薇的這種文化確實是中國本土娛樂文化的產物。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中國消費文化的一個符號還是有點道理吧。

問:作為一個上世紀80年代起名噪文壇的評論家,甚至你個人也因此廣受關注,可以稱為“王乾現象”嗎?

王:復旦的郜元寶倒是寫過,有一次他跟王蒙講,王幹這個人,其實很多人還沒去研究他這個現象。他就說,王乾作為文學裡面非常獨特的一個現象,非常少見。這么一個編輯,一個評論家,他能影響當代文學的走向和動靜。這么一個人,對文學能像一個文學的發動機,不斷給文學增添新的話語、新的話題。郜元寶覺得這對文壇的貢獻是很大的。還有張爾客也說到這事,他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那一批評論家,現在基本上都二、三線了,還活躍在文壇並且還能衝鋒陷陣的幾乎沒有了。像這兩年謝有順、李敬澤他們這一代,他們現在叫我乾老,說老同志還在混著。後來我講,一個是比較虛納,對各種現象啊,保持一個客觀的認識。再一個就是,我可能還是有一點絕活的吧,就是對很多新的現象,能夠迅速把握到,並且用一個適當的方式把它給提出來。反正是,一般人覺得很難的事,到了我這裡,好像也沒費太大的勁就把它做出來了。

問:身在他鄉20多年,心裡還有著記憶深刻的泰州嗎?

王:最熟悉的當然是興化了,我喜歡原來興化城的那個感覺,就是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小城的那種味道。那次我來泰州做“非常周末”的時候,完了我拉上主持人今波,我說你跟我到下壩走一趟,去看看我小時候到泰州來坐輪船的地方。因為當時我爺爺、奶奶、叔叔都在泰州,所以對泰州一直有一種文化上或者精神上的首都的感覺,比興化還要親。童年時要到泰州走一趟,那是非常嚮往的一件事,要買什麼東西啊都到泰州,什麼天福布店啊、留緣照相館啊,覺得如數家珍。原來的老泰州,就是非常好的一種溫馨的感覺,而且那個水碼頭、吊腳樓,讓人想起沈從文筆下邊城的風格。

榮譽獎項

2010年10月憑藉散文雜文《王乾隨筆選》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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