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樹傳說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大規模地移民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歷史原因的，這自然要從元末年間的歷史談起。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只有89年，雖然盛極一時，但“只識彎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於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治，僅至正元年( 1341)，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以生了百餘次人民反元起義，以後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台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穎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第二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後十餘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軍決戰於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民紛紛回響，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民軍決戰，攻城掠地，擄掠殺人，乾盡了殘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脫脫傳》)，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帖木兒部與農民軍戰，“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元史順帝本紀》)，後來元軍正規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民起義軍鎮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民作戰，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陝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陝、魯和兩淮，終於把紅巾軍鎮壓下去。在這些戰鬥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時被殺的僅餘有十八家。(《明在祖實錄》卷五)溫縣牛窪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後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束。
洪洞移民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據《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至正元年，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沖東西二關，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餘家，溺死者無算。三年二月，鞏昌寧遠、伏羌、成紀三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算。五月黃河決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穎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廬舍漂沒甚眾。東平路東阿、陽穀、汶上、平陰四縣，衙州西安縣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濫。七年五月黃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六月已醜，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沒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膠州大水。七月，高密縣大水。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監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夏秋，蘄州大水傷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餘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縣大水。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溺死三百餘人。秋，薊州大水……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秋，薊州縣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眾。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懷慶路孟州、河內、武陟縣水。七月，益都路霆光縣、膠州高密縣水。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疔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許。漂東關居民數百家秋七月薊州四縣、衛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特別是河南地區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順帝本紀》)當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連年饑饉，民不聊生。”(《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區不但水患嚴重，大蝗災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計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順帝本紀》)中原地區從元統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飢。十八年“京師大飢，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飢，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於河南、山東、河北、陝西以及南方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元史.順帝本紀》)就是到了明朝，由於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並者六十”。(《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3000戶的30餘州降為縣。(《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後，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於是採納了萄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皋(《明史.食貸志》)，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路決策(《明太祖實錄》)，一場大規模的歷經數朝歷史50餘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 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業生產剛剛有所恢復，又發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爭又加劇了中原地區的荒涼局面，為此仍又有永樂遷民之舉。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採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政府軍反覆拉鋸作戰，進行了四年的戰爭，這就是中原地區盛傳的所謂“燕王掃碑”。當時一部分地區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拒抗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恢復生產的願望。
歷史記載
根據《明史》記載，燕軍在戰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明史.恭閔帝本紀》)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仗，燕王“乘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明史.成祖本紀》)中原地區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後，對忠於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遣漏，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當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誼會”的把抵抗，燕王無標轉路攻取南京，後燕王把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寨村光緒四十年寫的《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兵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因此，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荒涼局勢，民非殺即逃，這也是永樂移民的又一原因。
當元末中原地區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的兵亂及各種災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也沒有發生大的水旱蟲災，風調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鍾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垌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於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連朱元璋也認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從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鄭州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20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侍郎劉九皋又奏請遷移山西之民以實中原，終於得到了朱元璋的認可。於是拉開了—場轟轟烈烈移民活動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說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走的，實際上遠遠不止如此。根據《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辦法進行移民。這個範圍是相當大的，包括現在的晉中、晉南、呂梁和晉東南等地區。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區劃，所謂太原指太原府，轄6個州20個縣；平陽即平陽府，轄6個州29個縣；澤是澤州，為省直隸州，轄4個縣；遼是遼州，省直隸州，轄2縣；沁指沁州，省直隸州，轄2縣；潞是潞州，省直隸州，轄6縣；汾指汾州，省直隸州，轄3縣。這樣，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個縣。在當時關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條件下，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沒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於洪洞大槐樹下是當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在後來的歷史上影響特別大，移民後裔們自然也就樂於認同這樣一個出發地了。
關於移民的次數，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經學者們的反覆考證，洪武、永樂兩朝共有17次。簡單的情況是：
洪武六年(1373年)，從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鳳陽墾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從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鳳陽墾荒。因為是冬天，政府發給移民過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從山西招募2.4萬戶百姓從軍，後又都復員為老百姓，就地安置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從山西的澤州、潞州，挑選“田少丁多”或無田之家，遷往彰德、正定、臨清、歸德、太康等地墾種。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116戶自願外遷屯田，戶部給予獎勵，讓他們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後軍都督朱榮向朝廷報告：由山西遷居到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給他們2.6萬頃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後軍都督府僉事李恪等遷移山西百姓，到彰德、衛輝、歸德、臨清、東昌等地栽桑種棗，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與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從軍，共設16個衛所。大約是平陽府選了9衛，太原、遼、沁、汾選了7衛，每衛5600人，共有9萬餘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後軍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戶，分別遷至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往塞北築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戶部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遷至北平各府、州、縣。
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從以上地區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縣吏李懋等214戶人願到北京為民，戶部給他們發了安家費。
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戶部從山西的平陽、澤、潞及山東的登、萊等州，招募了5000戶到北京的上林苑監，牧養栽種。
永樂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向朝廷申請到北京、廣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宮等府州縣為民，開荒種地，依律交稅，得到政府的獎勵和資助。
綜上所述，明初從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樂十五年(1417年)，近半個世紀中，從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數百戶，甚至上萬戶，前後人數達到100萬以上。回顧我國歷史上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漢代僅限於屯墾戍邊，並沒有形成全國規模；三國割據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墾興盛，但安史之亂以後廢弛；宋代重文輕武，屯田時盛時衰；元代全國興屯，但很快天下大亂。所以說，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組織、有計畫的官方移民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時候還創造了一個詞叫“解手”，一直流傳到現在仍然使用，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百姓們被迫登記以後，為了防止他們途中逃亡，官兵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後用一根長繩串連起來。那時候，遷徙路上，到處是一串串的移民，他們一步三回頭，天愁地也愁。在押解過程中，由於長途跋涉，人們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繩子拴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於是只好向押解官兵報告說：“老爺，請解手，我要大小便。”這樣子日復一日，人復一人，次數多了，日漸簡化，只要說上一聲：“老爺，我要解手。”
明初有個袁公正，字成甫，曾隨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戰，屢建戰功，官拜鎮威將軍。明朝統一後，首要的大計，是移民墾荒。袁公正又自動報名，舉家從洪洞遷至山東曹縣黃崗集落戶。當時彳艮受朱元璋欣賞，親賜一塊“袁氏題名玉碑”，還給他提升了三級頭銜。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約20公里處的關王廟北土崗上安下家來，取名“袁家固堆”，並題詞曰：“洪洞分枝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風。”
陝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較多，大概是與山西一河之隔距離近的緣故。據徵集的譜諜看，武功縣的戴氏、麟遊縣的趙氏、邢氏、扶風縣的劉氏、彬縣的陳氏、固源縣的鄭氏、米脂縣的楊氏、並氏、眉縣的劉氏，其先祖都是明初從洪洞遷去的。
綜前所述，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陝、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百年間，峰迴路轉，這些地方的移民後裔，又輾轉遷到雲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台等地。特別是近幾十年里，遷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關東”、“下南洋”，建國後的城市知青“支邊”、“上山下鄉”，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探親、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後裔的足跡，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有關典故
河北省廣大地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問我故鄉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鴰窩。”這是說，自己的祖宗是從山西洪洞大槐樹下遷移來的。如果接著要問：為什麼遷移呢？那就得從“燕王掃王”說起了。燕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名棣，領重兵鎮壓守大都（即今北京）。朱元璋長子朱標早死，朱元璋死後，根據傳長不傳嫡的傳統，朱標的大兒子朱允（火文）即皇帝位，年號建文。建文帝聽從齊泰、黃子澄等大臣建議，大力削藩，剝奪分封全國各地的叔父們的兵權。燕王以討齊、黃為名，起兵反抗，號稱“靖難”。建文帝派兵平叛。於是在河北、山東一帶，進行了長達三、四年之久的大戰。史書上稱之為“靖難之戰”，民間傳說則為“燕王掃北”。在此期間，人民遭受戰亂的破壞和自然災害的襲擊，“村莊毀去十之八九，民僅存十之一二”，“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史書上記載，河北這塊地方“青轔白骨”，“怵驚心目”，滿目荒涼。而山西洪洞一帶，卻無兵荒馬亂之苦，連年風調雨順，四境安寧，人民生息繁衍，一片昇平景象。“靖難”之役，以朱棣的勝利而告終。1403年，燕王軍攻占南京，建文帝於戰亂中失蹤。燕王即皇帝位，改年號永樂，是為明成祖。明成祖在歷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大力發展生產，極力恢復河北一帶經濟。永樂初年，詔令從山西“分丁於真定、南官一帶占籍為民。”於是，當時的中央政府便在洪洞縣設立一個移民機構，專門辦理移民事宜。相傳此處有一棵老槐樹。故河北老百姓中有“要問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老槐樹”的說法。
洪洞大槐樹——山西移民後裔心靈上的根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這首帶有苦澀而又含有懷鄉情愫的民謠，明初有300萬移民在華北大地、黃淮流域傳唱，移民後裔生生不息，600年間，代代相傳，當今有億萬人在傳唱，晿遍中華大地，唱出了一個中華兒女洪洞尋根祭祖節。祭祖節誕生20年來，年年盛況空前。這首民謠為何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因為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輻射最廣，影響最深的移民壯舉。
（一）
元末自然災害頻繁。有文獻記載水旱災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8次。一次大雨就能使大小河流泛濫，良田變成一片汪洋。旱災往往伴隨蝗災，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中原地區，大蝗災十八九次。這些災害造成顆粒無收，加上元末官場腐敗，賦重政繁，饑民得不到撫恤，造成農民流離決口，沿岸饑民500萬。這樣龐大的人群在死亡線上掙扎，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引發了三種戰爭：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軍與元朝統治集團之間的戰爭，攻城奪地，時起時伏，異常慘烈，在中原地區長達17年之久，造成中元人十亡七八，百里無人煙。明代南陽府轄區很大，除現在的南陽市全境外，還轄現在泌陽、舞陽、葉縣、汝州、魯山等地，偌大的南陽府，元末黃慶元年，僅有692戶，4893人。明初像河南獲嘉縣，土著人口不足白人，延津縣土著只有數十家。正像一些文學作品描寫的“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淒涼景象。據成化《河南總志》所記，即使到了洪武2年，河南所轄7府12州88縣中，還有13個州縣，戶數都在1000戶之下，新蔡縣只有409戶，2513人；考城縣只有432戶，2682人；胙城縣只有483戶，3039人；寧陵縣只有489戶，4810人。
而與河南、河北相鄰的山西卻是另一番景象。從金、元以來，山西一直是北方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區，元末戰亂中，山西大部分地區所受損失不大。因地處表里山河，易守難攻，農民軍進入山西腹地，時間很短就退了出去。在山西北部也發生過農民起義，但很快就被元軍鎮壓下去了。明朝剛建立，洪武元年明軍，也沒有發生太大太多的戰鬥。因而在元末明初整個長達20多年的戰爭期間山西沒有長時間大規模的戰亂。自然災害也少，沒有像黃淮決口、河流泛濫那樣的水患，沒有大旱災、大蝗災。與中原地區相比，氣候條件較好，社會秩序安定。特別是晉南平陽府與澤、沁、潞、遼等州，農業生產沒有受到破壞，人口繼續增加。再加上鄰省難民的大量湧入，人口急劇膨脹，出現了人多地少的現象。
一面是地廣人稀，田園荒蕪；一面是人口稠密，地不夠種。在這種局面下，朱元璋及朝廷大員、地方官員認識是一致的，認為中元地區當務之急是“田野辟，人口增”，制定了“人多地少的窄鄉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寬鄉屯田”國策，於是就譜寫了中國移民歷史上的新篇章--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
這次明朝移民持續時間那么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朱元璋死後，建文帝繼位，發生了“靖難之役”，朱棣率領的燕軍南下，政府軍北上，河北東南部、河南東部、山西的西北部、安徽北部、淮河北部成為主戰場。這些地區的民眾與地方武裝認為朱棣是“奪嫡”發難，打破了他們30多年的平靜生活，堅決支持政府軍，進行了頑強抵抗，雙方展開拉鋸戰，戰爭持續了四年。燕軍非常殘暴，戰勝後屠城屠村，動輒斬首數萬，民眾非亡即逃，造成這塊東西廣六七百里，南北長近千里的土地上人口劇減，變成了人少地多的“寬鄉”急需移民填補，所以朱棣南京登基後，再次向這些地區移民屯田。
（二）
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是有計畫，有組織，有政策的官方行為，一開始，朝廷就把辦公地方選在平陽府洪洞縣城北二里的廣濟寺，設局駐員，辦理移民手續，發放憑證川資，廣濟寺就成了移民的集散地。為什麼要把集散地設在廣濟寺呢？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廣濟寺位於南北大道旁，交通便利，北達幽燕，南通秦蜀，東連齊魯，西地河隴。唐宋以來就設為驛站。二是古寺規模宏大，殿宇巍峨，房舍很多，既能辦公，又能住宿。寺院靠大道旁有一株漢代古槐，樹身數圍，樹冠很大，蔽蔭數畝，可作集會之所。移民的對象有四：一是山西北部沿邊的百姓。洪武21年（1388）前，元朝宗室四大王還盤踞在岢嵐山，不時威脅山西西北部。為了斷絕元朝殘餘勢力的人力物力來源，保障邊境的安寧，朱元璋也不斷將俘獲和歸降的蒙古兵民以及他們控制的漢民和山西北部沿邊的百姓前往南京、鳳陽一帶和南方其他地區。有文獻記載，洪武三年至七年，遷山西西北部的弘州、蔚州、安定、武朔等地民，安置在安徽鳳陽府的靈璧、虹縣、宿州等地。二是元末湧入山西的流民和永樂十五年之後因災害產生的流民。三十山西人口稠密地區的無地戶，這是大量的。四是丁多戶，分丁外遷。移民的方式是兩條腿走路，招募志願者與官府徵集相結合。明初移民，正史明確記載只有18次，洪武年間9次，建文、永樂年間9次。其實，從洪武元年開始，移民年年都在進行。有學者認為洪武年間移民以洪武二十一年（1388）為界，可分為兩個階段。洪武二十一年（1388）前，西北邊疆很不安寧，朱元璋還得用兵打仗，掃除元的殘餘勢力。這期間的移民在北方主要是遷返流民、遷移邊民和歸降的蒙古兵民，同事鼓勵地方政府招募山西無地農民到周邊省開墾荒地，河南等省設司農司機構專管招募安置移民之事。洪武二十一年元朝宗室四大王投降，邊患平息，戶部郎中劉九皋提出從山東、山西移民到“寬閒之地”屯田的建議，朱元璋認為：“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宣如其言”，只批准了從山西移民的計畫。從此中央政府級的山西移民節奏加快，規模擴大，動輒就是萬人大遷移。當年八月就將澤、潞二州的無田農民前往長彰德（治所今河南安陽）、真定（治所今河北正定）、臨清（治所今山東臨清）、歸德（治所今河南商丘）、太康（今河南太康縣）等地的“閒曠之地”。第二年九月，又移民山西貧民居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給田26072頃。以後正史記載的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和十二月、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等。同事大張旗鼓地鼓勵民間志願者應募屯田，《明太祖實錄》卷197載：“（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116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中央級的移民有民屯、軍屯兩種。最大的一次軍屯移民，發生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從山西征丁至北部大同一帶和相鄰的內蒙古南部，建立16衛。朱元璋命宋國公馮盛、穎國公傅友德去山西布政使司，“集有司耆老”傳達他的旨意，同時派出開國公常升、定遠侯王弼等十一侯、陳俊史都督和指揮李茂之分別往平陽、太原等府州，“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為一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每衛5600人，16衛要徵集89600人，洪武二十四年除大同府（這次徵兵安置地區）以外的山西全省的登記戶口為619291戶，要在其中找到9萬戶“四丁以上”的大家庭談何容易。正因為預見到了這次徵集的艱巨性，才派出了如此強大的陣容。兩個月之後馮勝等回京復命，匯報說這次兵源選自山西70個州縣。知道第2年2月才將16衛建成。
屯田的數額，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大概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民屯在北方地區，一般“人給糧地15畝，菜地2畝”。屯種的人民，以屯為基層單位，屯分里甲，一屯就是一里，下分十甲，和一般的里甲制度相同。明政府一般給屯種之民提供種子、耕牛、農具。《明太祖實錄》有買耕牛的記載：洪武四年（1371），“命工部遷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洪武二十五年，“命戶部遷官於湖廣、江西諸郡縣買牛二萬二千三百餘頭”；洪武二十八年，“命戶部以耕牛一萬頭給東昌府屯田貧民”。免除賦役三年，“新開墾的荒地永不起科”。三年之後賦稅額是多少，未見明確的規定，從徒弟所有形式來說，《明史·食貨志》把民屯化為官田，而“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據此，明史專家推斷，民屯畝稅額大概也就是這么多。民屯多在邊疆，明廷對軍屯管理十分嚴格，衛所有“守、屯”任務，一般三分守城，七分更屯，每個軍士種田的數量根據土地的肥瘠和耕種條件來確定，有“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或二十畝不等”，一般50畝為一份，官府發給耕牛、種子、農具。屯軍要向明政府交納賦稅，叫做“屯田粒籽”。洪武時期每份應納“屯田粒籽”數量沒有統一規定，有的地方是“歲征其半，餘存自食”，遼東沒事每份租15石。全國統一的屯田籽粒徵收額，在朱元璋死後才制定出來。規定軍屯一份，徵收正糧12石儲屯倉，由本軍卒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奉糧。
不管是軍屯還是民屯，應徵之民多數要到洪洞廣濟寺報到集合，聽候派遷，領取遷移憑證與路費，再從這裡出發，本走到遙遠的目的地。這場移民儘管有計畫，有政策，有優惠條件，但多數農民還是不願意背鄉離景，征派難度很大。民間傳說負責征派的官員，往往採取誘騙的辦法，把人集中到洪洞大槐樹，由軍人看管起來，辦好遷移手續，由軍人押送到目的地。為了防止逃跑，要把人兩手向後反綁起來，連成一串列走，要大小便時，押送人員才將繩索解開，到目的地要走十天、二十天，甚至一個月，時間長了，解手的次數多了，“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詞，保留至今。遷移是辛酸的，風餐露宿，飢一頓，飽一頓，看不到前景，逃亡現象時有發生。山東曹縣就有個劉姓始祖被稱為“一隻耳朵爺爺”，就是因為在遷移途中屢屢逃跑，被押送軍士割去一隻耳朵以示懲罰。官方還有一條規定，同家，同宗兄弟不能遷到異地，因此在不少地方流傳著“打蝸牛”的傳說：當時洪洞有牛姓五兄弟，在大槐樹下即將分別時，將所帶的鐵鍋打碎，分成五塊，兄弟五人各執一塊，作為子孫將來相識、認祖歸宗的憑證。也有以改姓變通的辦法，哄騙官府的，本是同胞、同宗兄弟，臨行改姓，以便安置在一起。河南省永城縣古城村《崔、謝、張、陳族譜》記載，4姓為一個始祖，叫崔金明，山西洪洞人氏，明洪武三年遷此。本來就不必全家都遷嗎，但一家不願分離，四個兒子分為崔、謝、張、陳4姓，遷居古城村的四個不同地方，繁衍為四個自然村，村名都帶崔字：崔老莊、北崔莊、大崔莊、小崔莊。所以族譜說：“一姓中分四姓，四姓乃屬一脈。即開越制之嫌，更免生離之悲。”河南內黃縣就有魏姓與馬姓、陳姓與邵姓、周姓與單姓等異性同宗，類似這樣的例子在各地相當普遍。
移民主要來自平陽府28縣，潞安府的8縣，汾州府的8縣，汾州府的7縣，澤州的4縣，沁州的2縣，遼州的2縣。後來又擴大到太原府的20多縣，太原府縣與縣之間人口稠密相差很大，既是人口遷入區，又是人口遷出區。明時山西省轄79縣，先後有71個縣參加了移民，可以說牽動了全省。山西四面八方的農民來到廣濟寺大槐樹集合，又從這裡出發。移民們看到大槐樹樹枝杈上築滿了鸛鳥窩，附屬檔案汾河灘上的槐樹也築有鸛鳥窩，早晨、傍晚，一群群鸛鳥從窩裡快樂地飛進飛出，在樹的上空盤鏇鳴叫。使要背井離鄉的他們觸景傷情。移民絕大多數是底層貧民，既無社會地位，又缺文化技能，既無煊赫的祖先和搞鬼的門第值得炫耀，又無文字記載故鄉家世的能力，老來思鄉之情日重，給子孫們只能講述對他印象最深的洪洞縣大槐樹、鸛鳥窩的情景了，並情深切稱之為老鸛窩，口口相傳，數代之後，等到他們的子孫繁衍成富裕裡面的大家族時，要要追溯祖宗遷出山西之前的蹤跡和世系已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洪洞縣大槐樹老鸛窩為故鄉了。有的甚至把“老鸛窩”就當作家鄉的村名寫在家譜里。山西洪洞大槐樹就成了明初山西移民的總代名詞，成為移民後裔心靈上的“根”。這場移民平陽府是重點，洪洞縣當時是平陽府的第二人口大縣，無疑是移民中的重中之重，直接來自洪洞縣的農民肯定不少，河南、山東、河北等地移民後裔一些家譜里記載始遷祖的村名，正是洪洞縣一些古老村莊名字。這些村名現在還存在，證明他們是名符其實的洪洞人後裔。
（三）
山西明初有多少人口？50年間移出多少人口？這是人們關注的問題。但是官方沒有統計數字。經過專家們多年的研究推算，大致有個結論。約元末明初山西人口在600萬以上，移出的人口在300萬以上。這個推斷，主要根據洪武14年（1381）的統計數字，這是明實行黃冊制度後的第一次官方統計數字。數字顯示，河北總人口189.1萬，河南總人口189.3，山西總人口403.4萬，比兩省總和還多25萬人。這是移民進行了14年的數字，河北、河南人口數字里包含著從山西移民的數字。元朝社會穩定期河南人口為81萬，因元末戰亂與災荒，到明初人口減半，約40萬左右。洪武14年人口達到189.3萬，人口自然增長一些，但不會多，主要靠山西移民填充。鄭發展先生在《中州學刊》上發表文章推斷，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規模在100萬至150萬之間。這樣大的移民規模還不能滿足需要，有的縣人口還在500戶以下，以後繼續向陝西招募無田之戶。
隨著黃淮流域人口的不斷流動，大槐樹移民的後裔擴散到全國各地。上世紀80年代初有學者考證，洪洞大槐樹移民分布在11個省（市）的227個縣，這個結論的主要依據是地方志和家譜中的記載。21世紀初有學者著文大槐樹移民分布在500多個縣，河南106、北京天津河北129、山東92、江蘇安徽湖南湖北62、陝甘寧51、山西34、遼寧11、內蒙古8、吉林3、黑龍江3、廣西1.為什麼移民的縣越來越多？除了大槐樹移民的後裔再遷移，還混雜了永樂之後因災荒產生的山西流民的後裔。《洪洞縣誌》說：“明正統時（1436-1449）從山西流至南陽者十萬餘戶。”還說在這以前的宣德三年（1428）“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明政府派遣官員撫恤，就地安置。像這些饑民的後裔也稱祖先是洪洞大槐樹移民。
(四)
移民屯田實現了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即使山西無地、少地農民有了“恆業”，解決了生計的困難；又使人稀地廣的曠閒土地得到開墾種植，充分利用。是一件“餘缺互補”、兩全其美的治國措施，難怪當朱元璋聽到李恪、徐禮兩位大將匯報山西遷民在彰德、衛輝等七府開墾種植谷、棉收穫頗豐的情況，高興地說：“如此十年吾民之貧少矣。”實踐證明移民屯田是一條富民之路、強國之路。山西大槐樹移民屯田中原等地，使荒無人野蕭條景象迅速得到改變，人口增加，耕地擴大，糧食增產。為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家財力的增強、國防的鞏固做出了諸多貢獻。
第一，中原荒僻之地出現了一座座村莊，人口大量增加。明初社會穩定，全國人口增加很快，但戶口統計數字不全。洪武十四年（1381）統計全國戶口已達到1065.4362萬戶，5987.3305萬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統計，人口增加到1605.2860萬戶，6054.5812萬人。與元代全盛時期相比，戶增加了440多萬，口增加近700萬。由於移民的緣故，其中中原人口迅速增加。河南地區洪武十四年（1381）人口為189.3萬人，到弘治四年（1491）增加到436萬人。110年間增加了244.7萬人，是洪武十四年的一倍多。
元末明初，山東是全國最慘敗的地區之一。通過接受移民，人口也迅速增加，據洪武二十六年統計，人口已達到753894戶，5255876人。“靖難”之時，人口損失很大。永樂年間通過繼續接受移民，人口逐步恢復，到了弘治四年，人口達到770555戶，6759675人。
第二．耕地面積增加。洪武年間全國耕地增闢情況《明太祖實錄》曾有粗略統計：洪武元年，增闢耕地770餘頃。洪武四年，增闢耕地106622頃。洪武六年，增闢耕地3553980頃。洪武七年(1374),增闢耕地921124頃，可能是增闢數字最多的一年，以後年年增闢，有的年份增闢數字大，有的年份增闢數字小，洪武二十年開始，明政府在全國普遍丈量土地，編制了魚鱗圖冊，到洪武二十六年登記墾田總數達850.7萬頃，比洪武十四年全國官民田總數增加了480萬頃，是洪武元年全國耕地面積180萬頃的四倍。耕地面積增加這么快，與大槐樹移民屯田中原地區關係極大，河南、山東、河北耕地增加幅度肯定很大，但沒有留下文字記載。
第三，中原地區建成糧棉基地，產量增加。國庫充盈。關於明初山西移民墾荒的成效，《明太祖實錄》里載有片斷。山西民遷往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七府，洪武二十五年收谷、粟、麥300餘萬石，棉花1180.3萬斤。同書又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右軍都督僉事陳春寶稱：彰德等四府，屯田凡381屯，屯租233.33萬石。棉花502.55萬餘斤，官方還記載，明洪武二十八年東昌三府遷民58124戶，租322.59萬餘石，棉花248萬斤。
由於中原地區糧食產量增加，明政府向人民收取的稅糧液在增加。《明太祖實錄》卷140、176、214、230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歲征麥米豆谷2610.5251萬石。洪武二十四年，征米麥豆粟3227.8983萬石。洪武二十六年，計3278.9800萬石。這一賦稅收入數字，在以後的永樂、洪熙、宣德各朝，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動，說明糧食產量基本是穩定的。洪武二十六年的歲入糧數比元代歲入糧數（1211.4708萬石）多兩倍。所以明初在地方上的倉儲很充裕。洪武時“山東濟南府廣儲、廣豐兩倉，糧75.7000萬石，歲久紅腐。”永樂九年（1411）陝西所屬儲積倉糧1098.4225萬石有奇，足支官軍俸糧十年。據《明史食貨志》記載：“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X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糧食霉變成為地方官員頭痛的一件事。
在明初，除糧食外，棉花已成為國家賦稅的重要物資。棉花這一作物，宋元之間才由海陸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先在閩、廣、關中地區種植，到元末只有江南松江成為棉業中心。朱元璋十分重視棉花的種植，在全國大力推廣，對農戶種棉提出具體要求，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木棉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棉花及其織品成了重要的軍事物資。明政府對軍隊棉花、棉布的供應量十分浩大，洪武十三年（1380）共給遼東諸衛士卒棉布43.04萬餘匹、棉花17萬斤。洪武十六年供給四川都司士卒棉布96.14餘匹、棉花36.7萬餘斤。明政府還用棉花、棉布向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換馬。如洪武三十年，以棉布9.9萬匹往“西番”換馬1560。
第四，對鞏固邊防起到積極作用。移民軍屯在移民屯田中占很高比例，官方記載軍屯的有兩條，一條是洪武二十八年八月，移山西民約89600人到大同至內蒙東勝一線建立16衛，另一條是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00人往塞北築城屯田。近12萬山西人組成的大軍，長期住在塞北長城沿線，種地築城，兵強馬壯，無疑對鞏固邊疆起著重要作用。山西商人還發明了商屯，在邊疆地區招募農民開墾荒地，發展繁榮邊疆經濟，將生產的糧食交給當地軍人倉庫，補充一些衛所軍糧不足，減輕了國家長途運糧的負擔。
第五，是民間文化、技藝的使者。寒食節的冷食、清明節的蒸面燕、之推燕和插柳條是山西人紀念春秋時期晉國名臣介之推得風俗。澤、潞人將當地流行的晉城調，帶到魯西南，與當地的唱腔融合，形成當今魯西南的梆子戲。現在流行的是陳式太極拳，是河南溫縣陳卜的第9代傳人陳玉廷創立。陳卜是山西澤州東土河人，精通拳械，明洪武五年遷居溫縣陳家溝，為防匪盜，創辦武學社，教子孫習拳練武，代代相傳，到陳玉廷時發揚光大，流傳至今。河南鶴壁市具有延年益壽功效的大胡黃酒，已有600年的歷史，是明洪洞王氏與洪武年間遷居今鶴壁市山城區鹿樓鄉大胡村帶來的傳統技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