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焦

西焦

西焦村東有機電學院(科大西區),西北方向為省農科院,村西南有石太原鐵路穿過,西臨地區體育場和留營村,西南為友誼醫院,東南為省公安廳,繁華新路從村南穿過,交通便利。正門很高大,上面雕刻著“西焦城市花園”幾個大字,我想這或許正是我們未能從地圖上發現它的原因。門旁設有門衛,儼然一個“合格”的城市小區,村中基本上都是樓層建築,還有剛剛建成的,分為東西兩個區。

地理位置

:有必要先談談石家莊,石家莊一帶地理位置十分顯要,扼燕晉咽喉,挖南北通衢,土地肥沃,地下水豐富,西依太行山,北臨滹沱河,歷朝歷代都曾這裡大量屯兵。石家莊郊區有113個自然村(也有稱104個),而西焦村即是這些村中的一個。具體來說,西焦村位於華北平原西側,大致為北緯38度,東經114度。東臨石家莊鬧市區,南接石銅公路,北接機場路,西通獲鹿。(作者注;此大概為《獲鹿縣誌》載)

現在的西焦村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我們走在水泥鋪成的平坦路面上,可以看到行不多久就會有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閒聊,小邱突然說,“你們發現沒有,基本上都是老太太”?他說的對,那些人確實大部分都是老太太,我忽然想這會不會也是“城中村”村民的一種心態的現實表現呢?年輕一些的或許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只剩下一些上年紀的人偶爾談談過去,畢竟那是她們才有的經歷。同時在一進村時我們就看到地上有辦喪事用的白紙,雖然零散,但是蔓延了幾條大的街道,在一條主要街道的盡頭,我們看到一面牆上貼著記錄死者親屬送禮的禮單。後來我問那位盧姓老人(盧姓乃西焦三大姓之首,小邱會在後面專節講到),他證實村中剛剛過世一位張姓老人,他同時表示喪事仍是按照舊俗辦理的。我想起來,北方農村一般都是這樣,扶靈的隊伍一般要轉遍村子的各個街道才去野外的墳地。這大概是約定俗成的,但肯定也有更深層次的來歷,在此不另贅述。

西焦村的歷史

:關於西焦的由來,當地流傳著兩種比較大的說法。

民間傳說

明朱元璋稱帝後,派重兵北征燕地,封其子朱棣為燕王,公元1398年朱元璋駕崩,1399年燕王為爭奪皇位發動“靖難之役”,與建文帝軍隊在真定滹沱河畔戰鬥最為激烈殘酷,戰爭持續將近四年,再次使河北成為主戰場,相傳在距今石市28中學一帶,打鐵製造兵器的技術十分發達,聚集著一批能工巧匠,由於這裡鑄造兵器,堆放著許多焦炭,形成村落後就稱做“焦村”,後由於洪水泛濫,將焦村一分為三,形成現在的西焦.東焦.北焦三個村子。

正史記載

元末明初,由於頻繁的戰亂和繁重的徭役,加上連年的天災,使河北一帶的人民生產嚴重摧殘,河北人口因死亡,充軍,逃匿,流散的大減,村莊蕭條,出現了“春燕歸來無棲處,京地千里無人煙”的荒涼景象,朱元璋立國後,為了儘快恢復生產,發展畿輔要地的經濟,在洪武二十年(1384年)下詔“遷山西澤.潞二州之民無國者,往彰德,真定,臨度,歸德,太康等處閒曠之地,令自耕種”,朱棣稱帝後,遷都北京,這時也曾陸續從江西,山西,大漠(內蒙古一帶),山東等地多次向河北遷民,在明初的大規模遷民中,山西向河北移民最多,故石家莊一帶,有許多村民自稱“祖籍山西洪桐,明初遷民即河北”。據史料記載,洪武,永樂兩帝期間,都曾在洪桐縣廣濟寺“設局駐員”,成立專門的遷民管理機構,永樂14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令遷山西民於真定,晉州,蒿城等地屯田,永樂15年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地之民,遷於河北中部各縣,那時被遷之民,均以縣為單位集中到洪桐,登記造州,發給“憑照,資川”,然後編隊遷居,當時遷民來到河北,除了少數人民歸有的村莊與當地人雜居外,多數是按縣分村建屯設寨另立新村,因此有些新村甚至保留了移民原籍的村名,據調查,石家莊郊區113個村寨,明初遷民的就有東焦.西焦.馬家莊.孔寨.譚村.王村.槐底村等十幾處,如槐底村就是村民為紀念從大槐樹底下集結而來取名槐底。至於西焦村名來歷,據其村宋自修先生說,他早年在山西工作時,曾經到洪桐縣考察,在該縣西南方向也有東西南北焦,不知是否巧合,還是該地移民仍用了原籍的村名。其村也有人曾經到山西尋根問祖,並曾經在祖先牌位前焚香祭拜。

以上這兩種說法,雖對村落的興建過程的描述不盡相同,但二者均公認,西焦是明初山西向河北大移民時期新建的村落,其建村時間大致可敲定在明洪武年間,即公元1384年前後,距今六百餘年歷史。

在這裡我不得不提一下給我們調查很大幫助的盧老先生,他是科協的退休幹部。其實我們只是帶著既定的任務去做考察。而老先生及其他幾位有遠見的老人(我們未能見到)已經感到了某種憂慮,我曾直言不諱的跟他說,我以前到過槐底村調查,那裡的村民大部分不喜歡被稱為城市人,似乎更寧願過農村人的生活。然後我問他,他們村民態度如何,我還告訴他這也是我們調查的一部分內容,老先生起初沒有說話,後來他告訴我,現在村里大部分年輕些的人都很忌諱外面的人把他們叫做農村人,就連現在的村名都已經改成“城市花園”了。現在他們的戶口實際上都是城市戶口,然後他拿出一個幾頁的小冊子要我看,那是他和另外幾人起草的一份名為《話西焦》的書的序言,大意是為了防止村子歷史文化的消失,趁還有幾個熟悉村子歷史的老人健在,抓緊蒐集資料,寫一本書,以教育村里子孫,可是這本書從2002年開始起草,到現在卻已擱置,大概是缺乏一些必要的準備吧。老先生很是嘆息,但是他說總會重新開始的。他還拿出了好多資料要我們看,有他及其他人謄抄的碑文,有解放前的村子的平面圖,我看了,那時村子面積很大,耕地大約有兩千三四百畝地,當時村裡有很多廟,比如皇姑廟,武仙廟,關帝廟,三官廟,老祖堂,全神廟,五道廟,送子老母廟,盧氏家祠,龍王廟,觀音菩薩廟。(關於西焦的廟宇與碑文,王貴會在後面的小節講到。)

詢訪西焦的遺蹟

西焦村

城中村的沿革緊跟城市發展的步伐,走得堅實而又不乏在居民的心中掀起迷惘的波瀾,尤其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心裡依然懷念著歸昔日所有的東西的老一輩人,他們感嘆世道變化之快,極盡能力適應著應接不暇的變化,同時心理仍然保留著對那片“心靈淨土”的依戀。

位於石市西郊的西焦村解放初200餘戶人家,而今增長到600多戶,3000多口人。可算是石市這個大莊園裡的一個大村落。(北近後道溝,南挨新興路,東傍石太鐵路,西乃留營村),而今的格局與先前差不多,只是革除了土牆瓦屋,建起了高樓大廈。走進這個村落,東西長、南北窄,一條“西焦街”貫穿全村。

據村裡的老人們講,以前村子雖小,但廟宇不少,村民家家戶戶影壁牆上供“土地爺”說是用以看門辟邪,除“土地爺”外,還有五神,即天地、老母、財神、灶王、佛爺。如果院落直衝一條街,還要在牆壁上鑲嵌一塊大板磚上面刻上“泰山石敢擋”,也有在沖街的牆上做一個神龕供上老君,說面對的街是妖魔射來的箭,會被泰山、老君填壓住。

沿街西行,道路兩側依次建有龍王廟、觀音菩薩廟、盧氏家祠、鎮武廟、送子老母廟、關帝廟、五道廟、全神廟、老君廟、老祖堂、皇姑廟、武仙堂、三官廟等大小十多座廟宇,可謂是各路神仙畢至、主宰人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諸如祈福於龍王,便可普降甘霖,以緩旱情;觀音菩薩救苦救難,普度眾生;生兒育女有送子老母;人死了,魂魄要去另外的世界,主管陰司的地方神有五道爺,所以孝子們要先到五道爺那兒報到,每天晚上都要去五道廟燒紙磕頭,如不報廟,五道爺不管,亡魂就會變成野鬼,到處漂游受罪。這些都是假想之說。

龍王廟和三官廟

西焦的廟宇,不僅數量頗多,而且有些廟宇的規模、造型工藝水平也是相當高的,如龍王廟和三官廟在獲鹿縣都有歷史記載。(龍王廟記曰:獲鹿縣正東路三十里西焦村,舊有龍王祠一座,溯其創立,由來久矣!------

該廟位於西焦村東口,有近一廟左右院落,正房為瓦屋飛檐式三間東大殿,屋頂及四壁有浮雕飛龍,和繪有“九龍治水”、“風調雨順”------等彩圖。神台上供奉著木製的形態各異的龍王神,每尊高三尺左右,廟門朝西,門前築有一道影壁牆。村民每年獲得好收成,都要給龍王爺上大供,焚香朝拜,以示感恩還願。遇到乾旱少雨年,村民更要焚香磕頭祈求龍王降雨。村裡有一位九十六歲高齡的老人家給我們講,1942年是個大旱年,半年多不見雨,莊稼都旱死了,人們急切地來求雨,在多次求雨無著的情況下,年青人一上火索性將龍王爺搬出殿外在烈日下曝曬、遊街,寓意是讓高高在上的龍王爺也嘗嘗乾旱的滋味。聽年長人說:每當遇到乾旱年,龍王爺也就忙活起來了,不但本村人焚香叩拜,周邊沒龍王廟的村民會來西焦“偷龍王”,帶回村去朝拜,事後又主動給送回來,所以村里丟了龍王誰也不急著去找。

三官廟碑記

,已被政協石家莊市委員會編著的《石家莊歷史文化精華》文物古蹟篇收錄。據該書介紹,原碑位於西焦三官廟內,立於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碑體高大,刻工精細,通高可能在四米多,寬一米多,厚0.5米。碑首方形,雙龍纏身浮雕,龜跌座(頭朝南、尾朝北),西焦國小蓋房時埋入地基,座上石碑發掘出來後被用來壓著籃球架,碑面早被磨損,碑上的文字殘缺不全,難以辯識,可以確定的是“明故迪功郎盧公之墓”,歷史久矣。

廟的比較

龍王廟和三官廟一東一西,本不相干。可風水先生竟胡謅,說如果村東龍王廟門前的影壁牆高於三官廟廟門前的影壁,村西頭的人就會受窮,相反,村西口的三官廟的影壁牆高度壓過龍王廟門前的影壁,村東頭的人就會受窮。人們都想富怕窮,因此就引發了西焦村歷史上一場曠日持久的“扒影壁牆”的爭鬥。村東人去村西偷扒三官廟的影壁牆磚,村西人去東口偷扒龍王廟門前的影壁牆磚,就這樣你扒,我也扒,最終將兩座廟門前的影壁牆,都弄成了斷壁殘垣,直到扒平、扒光,而今看到的龍王廟和三官廟門前都無影壁牆了。

西焦村的廟宇在解放後“破四舊”運動中,全部革除了,廟宇已成為歷史,其遺蹟隨著城中村的不斷發展逐漸模糊,難以追尋。然而“有心的”人們卻依然眷顧著那逝去的“精神領地”。每逢傳統節日,男女老少會著盛裝去鄰近有廟宇的村落趕廟會,焚香朝拜,祈求五穀豐登、國泰民安。

西焦主要的姓氏考

每年清明時節,盧氏宗廟大開門庭,人來人往,情趣非凡。祭祖之餘,年滿十二歲的男子,都可以入會,到那裡享受一頓美餐。伴隨著說笑聲在互尊互敬的洗禮中度過,享受著祖宗留下的好處,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情趣及品不透的風味。

村的西北部有一處108畝大的古墓群,石碑聳立,高高的枝頭下埋設著房屋大小用古磚堆砌的圓形拱墓,墳地中間有一條南北貫通的人行道,路口東側有一座看墳人住的宅院,西側豎立著一座比宗廟更雄偉的石碑,上面載著幾十代先人的名諱。村的東頭獨設一座典雅的家族宗廟。雄偉的主室北牆上陳列著用黃綢不布書寫的家譜。院裡門外植有眾多古柏,大理石供桌布置整齊,門口豎一巨大的石碑,記載著盧氏家族長輩列祖列宗的名諱,最後兩個人的名字是盧熙延和盧金鎖。

明初“靖難之役”之後,人民遭受戰亂破壞和自然災害襲擊,村莊毀者十之八九,人民存者十剩一二,真可謂是“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而山西一帶卻無兵災之苦,一派風調雨順。明成祖大力發展生產,為了極力恢復河北一帶的經濟,永樂初年,詔令從山西“分丁於真正南宮一帶古籍方民”,當時中央政府便在洪桐縣設立一個移民機構,專門辦理移民事宜,此處有一棵老槐樹,故河北的百姓有“要問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桐大槐樹”。

在遷民過程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雖然當時政府給了優惠,但中國所有農民所固有的安土重遷的舊觀念使得已遷移百姓們紛紛回來。如此一來,使得負責移民的大將軍徐達感到完成工作困難很大。於是他設計讓官兵到處貼榜文,上寫:凡七日內到洪桐老槐樹下領取勉遷文書者可以免遷,否則不論男女老少都必須東遷。等老百姓來後,徐達立刻命令官兵封鎖城門,準進不許出,將百姓一個個登記入冊,為防他們逃脫,將每人小腳趾甲上剪一缺口,這個小缺口後來代代傳了下來。

由於歷史的原因,許多歷史文物慘遭破壞,所幸,城中村改造使得西焦村中的不少墓碑又重見天日,雖然數量很多,但在考古價值上卻極為珍貴。

據碑文記載,西焦盧姓始祖盧伯成,於元末明初舉家由逐鹿南遷,先後輾轉於真定和獲鹿,西焦村為其第三次遷居所在地,時間為明朝天順年間,即公元1457年前後,距今五百餘年,當今健在的九代人,係為盧氏的二十三至三十一代。

而結合2002年七月西焦中區建四號樓挖掘出土的墓碑,特別是“皇清處士盧府嚴君諱耀字瑞臨王氏合葬之墓”及“皇清處士盧翁諱福生字發福王吳氏合葬之墓” 碑,這二通墓碑相互印證,互為補充,為全面準確研究西焦兩盧的關係史,提供了實物和理論依據。從而方有可能提出:“西焦小盧出自嚴姓,嚴瑞臨為其始祖”的科學論斷。

從墓碑文字分析,嚴耀瑞臨是個有文化素養的人,祖籍江南(北方多閆姓,嚴姓很少見)。清朝中葉正逢盧府鼎盛時期,當時嚴耀瑞臨為盧府管家,他辦事考慮問題很有哲理,經常參與府上一些重大決策,且兼做家務,故深博盧府信賴和厚愛,並給予其極高的禮遇,在嚴耀瑞臨百年後,盧府家人不僅將其送入盧氏墓地,而且還以兒孫的名義為其立碑。由此可見,盧嚴兩家親情之深,非同一般。而嚴耀瑞臨對盧府給予他的至高禮遇,受寵若驚,深為不安,他感恩戴德,力求圖報,從而決意將其後人改姓“盧姓”,同時,他本人也將自己的字“瑞麟”改為“瑞臨”,寓意喜事臨門,身臨其境,一大幸事也。

嚴耀瑞臨生於清嘉慶二年(公元1798年),距今205年,以其推算後人應為9-10代。依據立碑人盧福生等人對嚴耀瑞臨的稱謂,可以推定其應列位於盧姓宗牌譜的二十三代,其後人依次列後,也都很到位,其輩分和鄉間歷史上的稱呼也相吻合,說明推測合乎邏輯,論斷準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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