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文化轉型所謂文化轉型，就是由傳統文化轉變到現代文化。而傳統文化之發生轉變，一是其內部產生了某些新的因素，造成原有的文化結構失衡。二是傳統文化遇到外來文化的滲透或挑戰。
中國文化轉型
文化轉型概觀
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發生於西方列強侵略的大背景下，當時中國政治落伍且極腐敗，弄得國弱民窮。因此，西方文化表現出強勢作用。中國人一方面以有悠久的傳統文化而傲視、鄙夷和排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卻又滋生出欽羨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兩種偏向長期存在，成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難以擺脫的困惑。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上，也同樣存在著兩種互相矛盾的傾向：一方面是激烈地攻擊和否定傳統；一方面是美化和迷醉傳統。
外國學者涉及這一問題，多限於模式化的討論。例如，有所謂“衝擊——反應”模式；有所謂“從內部發現歷史”模式。前者過分強調西方文化的作用，視中國固有文化為“博物館的陳列品”。後者專門致力於發掘中國固有文化內部的新質因素，而未能與外來文化的作用很好地結合起來。顯然，兩者都有片面性。況且，外國學者受種種條件的限制，難以從長時段和多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在某些特定領域，就某些特別的問題，提出有參考借鑑意義的東西，已屬難能可貴了。國內學者涉及這一問題的研究，一種是文化史著作，它們對近代文化發展演變有所描述，但不可能著力分析、揭示其演變的複雜條件和內在機制；一種是對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進行個案研究，只能涉及局部的甚至是非常狹小的範圍；一種是對某次文化論爭，某次文化運動進行研究，只是對於一個特定的短時段的考察；還有一種，是許多專業專門史的著作，對此也會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認識轉型過程中，中西文化的關係，認識傳統文化必然要發生的變革，認識西方文化——包括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在這一變革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才能擺脫近代以來因中西文化衝突而產生的種種困惑，正確對待外來文化，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從而樹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態。
階段
中國文化轉型經歷了三個階段：近代文化轉型階段、現代文化轉型階段和20年“閉關鎖國”階段。
1.近代文化轉型階段。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在對外反抗西方列強侵略、對內反抗封建主義壓迫的同時，對自己幾千年悠久的文化進行了由淺入深、由物質到精神的深刻反思。從鴉片戰爭，中經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至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是“經世致用”觀念復活，富國強兵呼聲高昂，從器物上承認不如西方文明，而覺得有必要於此捨己從人的時期。從甲午戰爭失敗，中經戊戌變法運動，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是懷疑一切成法，發揮創造精神，從制度上承認不如西方文明而勇於革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時期。從辛亥革命，中經粉碎帝制復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新舊思想劇烈較量，東西文明全面比較，而從文化上進行反思的時期。這一次文化轉型並沒有導致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根本轉變，中國仍然是一個封建經濟占主導地位，封建專制和舊文化統治的落後國家。
2.現代文化轉型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迅速傳播開來，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湧入中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則適應時代巨變而被重新闡釋和評估，中國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進，經歷了問題與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科學與玄學、文化“圍剿”與反“圍剿”、真假三民主義之爭等無數次論戰和鬥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文化體系。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構成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畢竟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種過渡性質的文化，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準備了歷史條件，而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轉型。
3.20年“閉關鎖國”階段。建國後，西方國家壓迫我們，封鎖我們，而我們又在某種程度上自我孤立於世界之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斷裂。在生產力極端落後（國民經濟中自給自足的經濟成分仍占相當大比重）的情況下，盲目排斥外來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必然難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復活。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終於結束，中國人民又一次面臨新的文化選擇。
中國文化在中西文化的衝突、反思、融合中變革著、發展著；社會文化的結構、內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進，中國傳統文化也經歷著乾坤鏇轉的大變動。但在歷次文化轉型中，由於中華民族對傳統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存在著許多困惑，使得中國文化向現代轉型的任務遠未完成。
4.鄧小平理論對中國文化轉型理論困境突破。
1978年5月，鄧小平勇敢地挑起了歷史的重擔，在他的倡導下，全國掀起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隨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又吹響了改革開放的新號角。從文化意義上講，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擺脫貧困和落後，邁開經濟起飛和社會轉型的步伐，是因為鄧小平理論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突破了百年來中國文化轉型的三大理論困境。
社會發展最根本動力問題： 鄧小平明確指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是經濟問題，突破了文化決定論的困境。在他設計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藍圖中，非常鮮明地提出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戰略構想。主張通過經濟、政治、文化問題的全面解決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中西古今文化關係問題：鄧小平理論跳出了簡單化的中西兩極對立和體用割裂的思維方式，主張中西文化在初步結合於現代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滲透、補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體用論的框架。
首先，他重新肯定毛澤東提出的“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方針，主張對傳統文化作階級的歷史的分析，“要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進行批判地繼承和吸取；主張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應當認真鑽研、吸收、融化和發展”，這完全符合歷史的辯證法。其次，鄧小平在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的過程中，特彆強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要堅持不懈地與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殘餘作堅決的鬥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獲得了巨大發展，但同時封建主義的東西作為一種頑固的習慣勢力，也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鄧小平強調指出，必須徹底肅清封建主義毒素的影響，從封建主義遺毒中擺脫出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必須從國家體制改革上進行根本解決。 在對待外來文化問題上，鄧小平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在文化建設上要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對話、交流與合作中才能向前發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鄧小平理論走出了以往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教條式理解的誤區，將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而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使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和世界重新煥發出生機。
一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化成中國的。中國是在“一窮二白”、人口眾多、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情況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由於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在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就必然要有所創造，形成自己的特殊性，即中國特色。
二是現代化的“中國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設計，一方面區別於“貧窮的社會主義”，把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統一起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傳統模式，從而為中國的現代化開闢了一條中國式的道路。西方化作為現代化，僅僅是現代化的一種方式，只是“資產階級乾的現代化”，而現代化的模式是多種多樣的，有資產階級的現代化，無產階級的現代化，也有第三世界廣大不已開發國家的現代化。現代化不只是西方國家的專利品，它是世界各國以各種各樣方式來實現的自我發展。
三是具有典型時代特徵的“中國化”。在世界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馬克思主義只有和當今時代特徵結合起來，才能對社會主義建設發揮正確的指導作用。1978年鄧小平復出後，他敏銳地觀察了當今世界的發展變化，科學地指出當今世界已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在這一新的時代里，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已主要表現為經濟的競爭、科技的競爭和綜合國力的競爭。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也只有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顯示出比資本主義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特徵有機地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從文化意義上講，鄧小平理論是在系統總結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轉型的經驗教訓中提煉出來的，它突破了中國文化轉型的理論困境，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既提供了思想指導又進行了現實實踐，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原動力
文化轉型起因是基於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發展、變革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往往表現為壓力和危機，進而轉化為文化轉型的動力。沒有這種需求的牽引和推動，文化是不可能進步、發展，也談不上由傳統文化向新型文化的變革與轉型。反之，文化的創新與轉型會有力地影響著科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既能滿足需求、又能提供動力，起著引領作用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才是先進文化。
文化與科技的相互需求、互動共進，成了近代以來人類文明演進的顯著特點。工業化的歷程顯示：越是創新觀念、創新活動活躍的地方，就越容易形成產業革命的廣闊舞台，越容易形成創新人才集群以及各類資源聚集的中心；而文化的守舊、創新活力的喪失，往往面臨著在競爭中出局的危險。十八世紀以來，世界的科學中心和工業重心從英國轉到德國、再到美國，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實質上是文化觀念新舊、創新能力強弱轉型的結果。美國矽谷成為世界高科技創新中心，資金豐厚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種能充分發揮人的創造能力的體制、文化和用以造就創業者的優良棲息地：矽谷環境和矽谷文化。
近代西方文化轉型
文化轉型概觀
反思西方近代文化轉型走過的歷程和付出的代價，對於正處在矛盾選擇中的中國文化轉型具有獨特的價值與意義。代價論告訴我們，人類的任何一種價值選擇行為都必須有得有失，無代價的價值追求與創造是不存在的。
西方人對傳統文化的公開的、全面的挑戰肇始於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從那時起，這場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文化轉型運動走過了數百年的艱苦歷程。這期間支配了西方人頭腦達千年之久的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改造。痛苦、損失乃至失望、災難不可謂不多。轉型中逐步確立起來的現代文化在帶給人們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同時，也因自身的缺陷和極端化等弊端使得現代人付出了迷茫、失落甚至頹廢的精神代價。以致於今天無論是已實現轉型的先發國家還是正在進行這場變革的一些後發國家，都感受到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矛盾，感受到了不同領域的文化之間出現的“斷裂”或衝突。西方社會至今仍受到這些代價影響的痛苦折磨和糾纏。
近代西方的文化轉型中影響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文化思想運動有兩個：一是起源於歐洲南部的文藝復興以及隨後發展起來的啟蒙運動。另一個是起源於北德意志的宗教改革運動。它們從不同的方向上打擊了西歐傳統文化，動搖了中世紀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個體性和自立性等基本特徵的現代西方文化。以文藝復興為代表的文化轉型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眾多因素錯綜複雜、互動作用的結果。文化思想領域的大變革同經濟領域由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以及政治領域爭取民主、自由制度的革命，就其內在聯繫和影響而言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就他們的本質和趨勢來說是一致的。恩格斯曾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裡表現出一切因素間的互動作用。”（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文化轉型離不開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和進步，也離不開制度層面的支撐和鞏固。同時又有著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邏輯。
在文化轉型前的中世紀歐洲，基督教精神傳統是維繫整個社會的唯一穩定的社會文化力量。基督教文化控制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與行為、痛苦與歡樂，從出生到死亡，每一樣日常事務背後都站著教會，受著宗教文化的支配。宗教文化幾乎成了西方傳統文化的唯一代表。文藝復興運動高舉個人自由、人格崇高、世俗幸福的大旗向傳統文化的束縛發起了進攻。他們肯定個人的價值和生存意義，主張重視自我實現和個人的尊嚴，強調發揮人的秉賦和潛能。這些思想觀念正是商品生產和自由競爭在社會文化領域的表現。它使過去長期束縛人們的封建紐帶逐漸鬆弛，個人獲得了更多發展的機會，從而促進和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文藝復興所要“復興”的實際上並不是古希臘羅馬人的社會理想，而是近代歐洲市民階級自己的文化理想。文藝復興發展成後來的啟蒙運動是歐洲文化轉型歷程中的順理成章之事。他們所要給人們啟蒙的思想意識，作為一種文化追求就是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等這些基本價值，它們與商品交換的市場經濟運作模式和從其發展出的契約制的議會民主制是相互呼應和相互支持的。恩格斯盛讚它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進步的變革。”（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頁。）
繼文藝復興之後，被恩格斯稱之為“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宗教改革進一步推動了西方文化的轉型，意義極其深遠。宗教改革針對落後的宗教文化宣揚“信仰得求說”，認為人的信仰就是一切，人只要信仰，無需任何中介就可獲得上帝救贖的恩典。於是，人成了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主體，體現了個人自由這一時代精神。新教倫理公開為財富辯護，把財富看成是美德的基礎，宣揚自由競爭、平等參與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觀念。它們實際上是現實生活在精神文化領域的折射。宗教改革的思想激發了個人的創造性與獨立性，肯定了人生的價值。
代價
文化轉型過程中，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觀點在歐洲得到了廣泛而深刻的傳播，後來又在世界其它地區蔓延。但是它們所取得的這一切成就和勝利也是有代價的。
首先，“它毀棄了曾一度被實質性傳統、基督教信仰以及對於祖先的孝敬、對家庭和其他機構中的權威的恭敬所占據的大部分領域”，並“頭痛地發現了許多出乎意料的困難。”（註：《論傳統》E·希爾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第28頁。）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轉型時期帶給社會前述偉大進步和歷史價值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的精神危機，引起了人們的信仰迷茫和生存意義的失落。這種代價同社會轉型時期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變革的突飛猛進密不可分。以往一切都由上帝來裁決的人間事物現在則改由科學來裁定，將科學變成了現代人的上帝。但是科學卻無法解決人的生活的全部問題，尤其是生活的意義和信仰問題。人們將全部的文化和整個生活世界搭掛在科學上，其結果反倒是科學脫離了文化的制約，脫離了人們真正的生活世界。文明社會在控制外部世界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在人的本性、人的精神價值的發展上卻暴露出許多空檔。人們普遍需要的意義感、安全感和穩定感在被解放出來的自由的、驟變的社會中無法找到它的根基。於是許多人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和意義，產生了另一種強烈的願望即“與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種聯繫，以圖緩解動盪不安，即使這樣做要以失去個體自由為代價也罷”。（註：《對自由的恐懼》弗洛姆，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第25頁。）
另外，文化轉型將個體從宗教束縛下解脫出來後，卻又將他們置於了自身無法把握的撲朔迷離的市場中，於是出現了激烈的競爭、焦慮的心理、冷漠的人際關係、人失去自我控制等消極現象，迫使個人將外部的壓抑轉向在內心精神世界給予抵禦和自我安慰，造成生活的痛苦，導致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用存在主義者的話說，這時的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獄。“失去幸福，增加罪過感便是我們為前進而付出的代價。”（註：《弗洛伊德全集》第21卷，英文版，第134頁。 ）這種文化轉型導致的當初始料不及的代價隨著文化變革的持續，表現得愈加突出和尖銳。
其次，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過程中還付出了慘重的人的代價。以宗教改革為例，這場運動的進行，新教統治地位的確立是以對異教徒的殘酷迫害和清洗為代價實現的。16、17世紀的歐洲正是由於新教的出現才使得宗教情緒變得異常激烈。這不僅表現在天主教對新教的迫害和鎮壓所引起的反抗上，而且表現在新教本身的不寬容上。宗教改革的宗旨是要純潔信仰、清除腐敗，它反對的是腐化了的教會和教階制度，而不是基督教教義和宗教本身。但它們確立自身力量的手段卻與中世紀的天主教幾乎無異，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國的國教（新教派別之一）在19世紀中葉以前從未停止過對非國教徒的歧視和迫害，一切非國教徒都不能擔任公職，他們甚至認為，引用《聖經》時要是弄錯了一個逗號都是足以判處死刑的。加爾文在瑞士所實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新教專政。他成立宗教法庭，監視市民的私下議論，對被懷疑有異教觀點的人或異教徒有權處以直至死刑的各種處罰。因此，如同許許多多的宗教派別一樣，宗教改革運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以虔誠的異教徒的鮮血為代價實現的。
再次，近代西歐文化轉型中的代價還表現在它造成了西方商業文化的泛濫、享樂主義的流行。這是有悖於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者的初衷的。那種對財富金錢的無度貪慾、以金錢為標準衡量一切社會價值的做法本身並不是他們所追求的與市場經濟和當時的歷史趨勢相適應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也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向。但是，後來的現實卻是，隨著財富的增長，他們的勤儉、憤怒、肉體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對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地增強。它是社會文化變革過程中因價值追求目標的內在矛盾所付出的代價。倡導人們勤儉、敬業、追求財富的積累，同時又要求世人節制貪慾。其衝突必不可免。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這種結構性矛盾和困惑至今仍困擾著處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的國家和個人。
最後，這種文化轉型在後來還產生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嚴重消極後果，即個人的主體性的失落。中世紀的宗教時代，人以自身外化的意識——神性作為理論基礎，以神的人化形象作為實踐基礎，闡釋人自己的生命存在，以此使自我意識獲得文化的支持。在近代以來，人的最終文化支持轉變成了工具理性和實踐層面上的技術張力。這種文化意識導致了人與物質世界的割裂，最後達到尖銳對立的地步。“主體”在物質世界“人化”的過程中，雖然建設了一個工業文明，卻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變”現象，人自身由物質文明的膨脹而“物化”了，人逐漸成為自身物質改造活動的產品的奴隸和附屬品。人在建設工業文明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為自己戴上了“工業文明”的鐐銬，由征服者逐漸變成了被征服者的“俘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寓意深刻的文化悲劇。“人性”也被迫扭曲自己曾經炫耀過的“主體性”去適應物質文明的“法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