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心如

康心如

康心如(1890—1969)名寶恕,陝西城固人,生於四川綿陽;早年加入同盟會,不久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歸國後參與籌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四川分會,創辦《公論日報》、《國民公報》,從事反袁活動,先後任上海民生圖書公司、進步書局經理;1922年任四川美豐銀行協理,後任總經理;在他的主持下,銀行獲得重大發展,並大量投資工礦企業;1937年被推為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後任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四川省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重慶投資公司經理等職;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9年病逝。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康心如先生像 康心如先生像

康心如(1890——1969年),陝西城固人,生於四川綿陽;名寶恕,號以行;1911年加入同盟會,不久,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成都籌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四川分會,創辦《公論日報》。後往來於北京與上海之間,參與反袁世凱鬥爭。

1919年開始經商,任四川美豐銀行協理;一九二六年任經理;依靠劉湘主持,得以迅速發展;抗戰期間,自任重慶臨時參議會會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美豐銀行的奢華時光,在抗戰勝利後,漸漸不復存在;1945年後,美豐仍四處擴張分支機構,康心如還赴北美考察,但國共內戰日漸升級,國統區經濟一日不如一日;國民黨“幣制改革”失敗,美豐銀行內部匯兌業務亦受重創,在一系列的應對措施都失敗後,重慶迎來了解放的一天。

1950年,美豐銀行的經營已經無法維持,瀕於崩潰;康心如曾想將美豐大樓抵押,用以貸款,未能如願;這一年的4月3日下午,美豐銀行召開緊急行務會議,商討救亡之策,直至深夜,仍無有效解決方案;康心如終於認識到,私營銀行業務在新中國已發生巨大變化;第二天,這家存活了二十八年歷史的銀行,宣告停業。

建國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等並參加了民主建國會;康心如在學習和逐步深入了解了黨的各項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後,也曾非常希望能儘自己的微薄之力為祖國效勞。特別是在安置批發商轉業的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並提出過籌集資金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其本意依然是無論誰掌政權,他康心如都希望這個政權能將經濟搞上去,從而徹底改變祖國貧窮的面貌。

1969年11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間,戴著“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於北京;終年七十九歲。

2010年,康心如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重慶歷史名人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會,追思這個曾在中國金融界叱吒風雲,並為八年抗戰作出貢獻的大金融家。

人物生平

1890年康心如出生,是四川美豐銀行老闆。從 1922年開業到1950年關門,他經營美豐二十八年。

四川美豐銀行舊貌 四川美豐銀行舊貌

我爺爺原籍陝西城固,在清朝做過四川彭山知縣(後來定居成都),縣誌上有記載,在彭山還有一個他的紀念碑,老百姓認為他是一個清官。

我爺爺比較開明,當時主張維新的,所以他把四個兒子都送到日本留學。我父親在日本念的是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他在段祺瑞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很短,是國務院僑務局的僉事。自己辦過報,經營過民立圖書公司,一度還是中華書局的股東。

1921年,我們康家一個世交叫鄧芝如的,到北京找外國人合夥開銀行。鄧芝如很有錢,在重慶開有幾家字號,可銀行的事一點也不懂。他在北京人地生疏,就住在我父親家裡。當時有個美國人雷文,是上海美豐銀行總經理,剛巧也想找人合作在重慶再開一家美豐銀行。他們談了幾次,商量定了。這中間,雷文見過我父親,覺得他的新知識很多,就拉他一起乾。但是按照當時美豐的規矩,做高級職員必須是股東,我父親又沒有錢,怎么辦?鄧芝如答應借錢給他做股本,後來借了他一萬兩千塊。

四川美豐銀行是1922年4月10日正式開業的,地點在重慶。雷文做總經理,鄧芝如和我父親是協理。銀行開業前前後後那些故事、坎坷,包括中外之間、股東之間那些糾葛,我就不談了。

這家中外合資的銀行,後來怎么變成中國人自己的銀行了呢?

四川美豐銀行鈔票 四川美豐銀行鈔票

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的“九五事件”,9月5日英國軍艦炮轟萬縣,死了上千人,這時四川就掀起一個排外運動。第二年2月,四川的外國人紛紛奉命撤離。當時四川美豐的經理是美國人海翼德,他也接到了美國領事館的通知,準備撤離重慶。我父親就問,說你們要撤出美豐銀行怎么辦?他說那就鎖門,等事情完了以後我回來再開門。我父親說那還了得,你把門一關這些儲戶怎么辦啊?這可不行。那怎么辦?我父親就開始找當時的四川王劉湘,劉湘同意組織一個“新財團”,募集了大概三十幾萬塊錢,收購了全部美國人的股本。當時倉促到什麼程度?3月30日,美國兵艦在長江邊升火待發,這邊各方一邊談判,還要等上海雷文的電報指令,指令到了又辦理交接手續,弄到深夜,劉湘專門下令準許半夜開啟城門放美國人出城上船。

從1927年3月31日起,美豐完全就變成中資了,於是就由 我父親來經營,直到共產党進重慶,1950年4月4日停業。

我父親接手美豐後總的方針是發展實業。當初他去重慶時,重慶沒有自來水,沒有電,就是他在那兒跟大家一起籌建了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這樣才把重慶的公用事業搞起來。後來我到重慶,有的老人對我說,一開電燈就想到康心如,一打開自來水就想到康心如。因為是他到重慶以後才搞起來的。

緊接著就到了抗戰時期。1937年11月,國民政府主席楊森帶上文官和國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慶,後來陸續又接收一百多萬人,包括大批的難民、傷員,如果當初這些公用事業不搞起來,突然湧進來的一百多萬人是根本沒法維持的。

位於重慶渝中區的四川美豐銀行舊址 位於重慶渝中區的四川美豐銀行舊址

1939年,蔣介石成立了重慶臨時參議會,任命我父親為議長(他連續做了兩屆,八年)。我父親就以臨時參議會議長名義正式給蔣介石上書,建議定重慶為陪都,蔣介石甚為高興,據說接見了他兩次,國民政府後來正式立重慶為永遠陪都。整個抗戰期間,參議會做了很多的工作,現在我還沒有看到有誰專門研究這些事情。我所知道的,當時我父親在孤兒院就認養了三四十個孤兒,因為每年他們要來家裡拜年,我父親讓我去接待,所以我的印象很深。由於抗戰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轉到了重慶,而我父親當時在重慶的影響比較大,就結交了很多黨政要人。我知道的,邵力子一家就長期住在我家,于右任一家(包括屈武)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經常來往的,象張群、杜月笙、關麟征、杜聿明、何應欽、谷正綱、谷正倫、范紹增、王陵基等。甚至年幼的我都和蔣介石夫婦有過一段交往,我家在重慶南岸汪山的別墅和蔣介石黃山別墅不遠,每到周末,蔣介石夫婦回別墅休息,常常帶著我和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我那時候膽子也大,不怕陌生人,也不怕“大人物”,蔣介石問什麼,我回答都很從容,所以他很喜歡我。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齡牽著手散步後,發現手上留下了很好聞的香水味,到處給別人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宋美齡訪美回來,送我一支派克筆,還附了張名片:蔣中正。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監察院長於右任和監察院的一些人也拿我打趣: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錶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由於我有這段經歷,後來被誣為“蔣介石的乾兒子”,遭到批判。這是後話。

美豐的黃金時期是1931年到抗戰勝利,在四川投資了八九十家企業。我現在查了下資料,停業的時候還有工礦和公用事業、商業、交通運輸、金融保險信託、文化新聞等五類六十六家企業,比如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絲業公司、天府煤礦公司、民生實業公司、太平洋航業公司、四川旅行社、寶豐實業公司、和記地產公司、永成銀行、大夏銀行、四川商業銀行、中國人事保險公司、中華實業信託公司、國民公報、新民報等等,所以美豐在重慶、在四川,可以說在西南都是一個很大的銀行,康心如的影響都很大。

說實在話,由於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來的時候我還在讀高中,作為一個孩子,我對父親的情況,特別是怎么經營他的事業真不是太了解。可是這些年,我看到一些材料,又參加了美豐聯誼會的一些活動,知道了不少他的故事。他的銀行能辦的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個“一諾千金”的行訓,特別重視信譽。比如美豐的業務人員在外談生意,曾經被人“抬轎子”,就是被幾方面聯手設局騙了,回來以後有的高級職員就說不行,我們被人抬轎子了,這趟生意不能認。我父親就說我們既然承諾了,當然就得認,只能作為一次教訓,已經答應的,說出的話就要承認。有的業務員在外面算錯了帳,多給別人算了,我父親也主張認賬——簽字就要認。

美豐銀行的老人、做過廣東省政府某廳長的尹登甫先生給我講: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獨山,貴陽吃緊了,大家就要逃難,有的銀行關門就跑了,美豐怎么辦?當時貴陽銀行的人打電話來請示老總,突然有一天機要股的股長就把我帶到你父親康老總那兒去,你父親從頭到腳把我看了一遍,“好,這個任務我就交給你了。”什麼任務呢?帶三千兩黃金去貴陽。他派了輛吉普車,由衛戍區警察帶了一個命令,說這車有特殊任務不得攔截,連夜趕到貴陽,為了保證貴陽的儲戶能取到錢逃難。唉呀,真是“一諾千金”啊!這時候說實在的你把銀行關了,跑了,怎么都說得過去,日本人打來了嘛,但是他沒有那樣做,反讓我連夜帶上三千兩黃金趕到貴陽,說實在的這影響當時是很大的——難民逃難需要錢啊。尹老先生還講了一個故事,說國民黨的時候發行銀圓券,來存錢的,有的是存袁大頭(銀元),有的是存紙幣,你父親做了一個規定,凡是存銀元的都給他寫做“圓”,凡是存紙幣的都寫“元”,將來他們來取錢時,從前存銀元的一定給銀元,他們就不受貨幣貶值影響。這些做法當時影響都是很大的。

美豐的衰落是在國共內戰時期。本來抗戰勝利,我父親是想大幹一番,一方面,他在全國恢復和新設了很多分支機構,一方面,他本人專門去美國、加拿大考察,準備擴張美豐的事業。哪知內戰一來,整個的經濟就開始緊張。

有幾件事,給美豐帶來重創。

一個是國民黨發行金圓券。我父親當時正在美國考察,得到訊息,沒考察完就回國了。到了上海,財政部次長徐柏園找我父親談話,要他把黃金全部交出來,兌換成金圓券。我父親在壓力下,把黃金、美鈔、黃金公債、豬鬃、桐油都拿出來,總共價值九十五萬三千九百多美元,全部兌換成了金圓券。沒有過幾天金圓券貶得一塌糊塗。

第二個,接著國民黨又搞了一個銀圓券。因為我叔叔康心之當時在中央銀行當顧問,給我父親送了個訊息,說這次的銀元非常充足,你就大量的用吧。所以越是人家不敢收銀圓券美豐銀行就收,這樣就大量收了銀圓券,結果銀圓券又貶值,又虧損了四十一萬三千多銀元。

第三個是1949年6月的“設計股事件”。當時局勢越來越緊張,金融一蹶不振,美豐很難維持。我父親就想收縮規模,把各分支機構的富餘人員集中到總管理處設計股,先維持,看形勢發展再說。這些人就認為這是準備裁員了,他們要求“合理遣散”,並把公司內部的賬搬走,威脅要曝光。我父親沒辦法,只得答應他們的要求,花了二十幾萬銀元平息了這件事。

還有“楊森退股事件”。國民黨重慶市市長楊森有一批美豐的股票,在逃離重慶前,他叫重慶衛戍副司令夏斗樞到我家去退股。有限公司沒有退股的啊,這個公司沒垮怎么能退股呢?只能是賣。可那個時候兵荒馬亂,解放軍要打過來了,誰買啊?夏斗樞就要挾我父親,把手槍都拿出來了:“康心如我告訴你,碼頭、飛機場我都安排好人了,你不要想跑。”我父親說:“我根本沒準備走。”“那你投降啊?”我父親說:“兵臨城下,不投降也要投降”。兩個人就談這么僵。最後銀行協理出來解圍,說他現在要跑,要錢,你拿錢把他的股買下來就算了。我父親只得拿錢買下楊森的美豐股票。聽鮮特生的兒子鮮恆(做過歐美同學會的秘書長)告訴我,我父親當時拿了二百條黃金。就由楊森這一個案,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總計退股66人共90戶,結果美豐又支付了十四萬四千多銀元。

這幾件事,把美豐的流動資金基本上給掏空了。

那么,美豐是怎么停業的呢?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軍進的重慶,美豐銀行是五零年四月份就停業了。停業以後,有人說康心如不跟共產黨合作。台灣廣播了:我們在的時候美豐銀行怎么發展,共產黨剛進來幾個月給整垮了。其實事情並不那么簡單。

剛解放,共產黨接到國民黨這個爛攤子,經濟上很亂,銀行又大量需要鈔票(尤其是解放以後要用人民幣了),而美豐大量地投資實業,全是不動產,就是沒有流動資金。所以我父親就想了一系列辦法。

當時家裡開了個家庭會議,把我的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遠和孩子們,還有我們全家集中在一起,動員大家把家裡的黃金、珠寶全拿出來救美豐。一共籌集了二十二個億現金(舊幣)。有人後來評價說這是“毀家救行”。

這也不夠啊,銀行天天就是鈔票進鈔票出的。於是就跟人民銀行談貸款的事。群林大樓是我父親的私產,在解放紀念碑那個地方,重慶最好的地段一座六層的商業大樓,當時值二十個億。我父親提出抵押給人民銀行貸十個億來經營美豐,結果沒談成。又說拿美豐大樓做抵押,人民銀行也不理。我父親說你不給我鈔票,我這銀行就只能關門。那些人也不懂,還氣勢凌人那個勁:你關門就關門吧。我父親這個人也是很有個性的,那你叫我關門我就關,就選擇了停業。

1950年4月4日下午被迫宣布自動停業。停業以後我父親又給人民銀行打了兩次報告,我負債多少,我還有倉庫、房屋等不動產,資產減去負債,還剩下多少,我還能繼續經營,人家還是不理。

停業以後,我的父親很痛苦,幾個晚上沒有睡覺。因為他一生就是搞美豐銀行的,而到了今天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他很傷心。不是康心如不想合作,實在是沒有流動資金來經營了,如果不想跟共產黨合作,他幹嘛毀家救行啊?大家把黃金、外匯自己拿著過活吧,幹嘛要交出來救行呢?當時這可是不小的一筆數目呢。

之後就組織了清理,這一清理就是十年。到六零年清理結束(我父親當時已經是“右派”了),美豐還有多少錢呢?一百五十萬元。照當時的政策應該分給資本家,又不願意分,壓了四年,直到六四年才分給大家,另外分了些定息。劉文輝領了錢高興得很:“我們倒是領到錢了,犧牲了一個康心如……”。解放前做過四川省水利廳廳長的何北衡,在四川也是名人了,他領了一些錢,說“早知這樣,多甩點錢在美豐喲”。馬寅初高興極了,到我父親在北京的住所打聽:“唉呀,美豐要分了……”跑來拿了一些錢。

六六年文革一來,公私合營贖買政策中斷了,我們領定息才兩年就不給了(我現在還有領定息的卡呢,一年三萬多塊錢)。美豐銀行就這么結束了。

為什麼要清理十年?現在我清楚了,因為美豐銀行停業很早,剩了一大堆財產(它都是投到企業裡面的),比如房地產,各個分行都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有倉庫,這些都是不動產。這么大一個數,政府是絕對不願意給資本家的,但是按當時的政策又不能沒收,就拖著。這裡有個可以參照的例子:重慶還有一家很大的銀行叫聚興誠,比美豐還老,是從票號轉過來的,老闆楊粲三,楊家和我們康家是交換親,我的一個姐姐嫁到楊家,一個哥哥娶的是楊家的姑娘。到五六年公私合營的時候,它一點資產也沒有了,倒欠政府的錢。最後政府給了兩萬塊錢叫光榮股,大家分一分,象徵性的拿些錢。從這個事情去推想,它和共產黨合作,經營幾年不僅虧完了,還倒賠;你美豐沒有合作,一解放就關門,結果到六零年還剩一百五十萬元,政府怎么能情願分這個錢?

清理的過程中,有些事就說不清了。舉幾個例子:一個是上面說過的“楊森退股事件”。我父親不是被逼得拿出二百根金條“買”了楊森的股份嗎?因為楊森是戰犯,所以這叫“轉移敵偽財產”,你得賠給政府——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再一個,馬步芳從西北逃到重慶,帶了一批黃金,他在美豐銀行租了一個保險柜,存放黃金,走的時候他要取走吧?儲戶存在銀行的錢人家要取你沒道理不給吧?不行,這個也算你“轉移敵偽財產”——馬步芳也是戰犯啊,所以也得賠的。我怎么知道的呢?我有個姐夫叫楊錫琪,他在解放前搞了一個小銀行(解放以後當然就完了,他跑到天津),我當時聽說重慶法院有判決,說是讓他賠,賠什麼我不知道。只要一有運動就讓他賠,就扣他工資,他那時候是科級幹部,一百多塊錢,只給十八塊錢生活費。據說楊錫琪幾輩人也賠不完這個錢。文化大革命中我問父親:“楊錫琪什麼事呀?”他說: “馬步芳帶著黃金到重慶來,存到美豐銀行。楊錫琪也從馬步芳手裡拉了一點兒黃金存到他的銀行(銀行嘛就是要吸收更多的存款啊),結果解放後,法院就判楊錫琪賠馬步芳的這筆黃金。其實大頭都在美豐,他就拉了一點兒過去。”所以,美豐在清理的時候馬步芳的存款也是一大筆。

第三個例子。美豐銀行在美國人手裡的時候,是發行鈔票的,叫美豐券。我父親一九二七年接過來以後,還發行過一段時間。國民黨統一貨幣以後,私人銀行不能發貨幣了,要求你把你發行的貨幣換回來。美豐券當時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廣,信譽也好,誰都願意用美豐券,一塊一毛錢洋錢才換一塊錢的美豐券。特別是邊區,那個時候有鴉片生意,商人帶很多錢,帶洋錢當然不方便,都願意帶美豐券。但是鈔票使用中總是有損耗,火燒了、水泡了、丟了等等,有三萬多塊錢沒有收回來。這個事在國民黨就不管了,給政府報告一下就完了,美豐就入了內帳了。解放後這個錢也都是要拿出來的。

還有象我家在重慶的房子,賣了十七萬。但是,很有意思,賣完了十七萬沒全給我們家。因為當時我父親在北京需要買房子,才給了一萬塊錢,剩下十六萬存入人民銀行,作為美豐的股票入股。美豐銀行早都停業了,還能入股啊?入股當然只能領定息,所以就不值幾個錢了。而這次他買下的東四紅星胡同一座十四間半房屋的獨門宅院,後來在文革中被強行安排入住了“民眾”,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卻又說“無法騰退”,在八三年由“公家”按每間二百元合計兩千九百元“收購”了——這是後話。

當時還搞些什麼名堂我就說不清楚了(即使這樣,也沒有把美豐的錢弄光)。

美豐停業,對我父親的影響太大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估計也和他對此表示不滿有關,因為當時給他的五條罪名,特別是第一條,最重的,說他議論“社會主義是暴政,過去有秦始皇,現在有史達林”,他根本沒說過。我估計根子還是他對美豐停業前後發生的事情不滿。

打成右派以後,就什麼收入都沒有了。美豐早已停業進入清理,資產當然凍結了。解放後給了他一堆頭銜,什麼政協委員之類的,十一個,都是虛的,後來公私合營以後,把一些民族資本家的流動資金集中起來搞了一個投資公司,派他做總經理,定了個國家十三級行政幹部,每月有一百多塊工資,當了右派,這個錢就沒有了,醫療費也不報銷了,他就靠變賣東西過日子。

到六一年他病危,我叔叔就叫我回重慶去。我一看這情況我說你乾脆到北京吧,這樣我就把他接到北京來。後來通過章士釗給周恩來寫信,反映康心如的事情,說他兒女都在華北,他也沒工作,沒有收入,是不是把戶口落在北京,讓他做文史館的館員(章是文史館館長)?周恩來叫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落實,後來查到,他還剩下一個重慶市政協委員的職務,還應該有九十幾塊錢,從六一年起就由重慶政協付給他九十幾塊錢工資,在公家醫院看病的醫療費也可以到政協報銷了,又補發了五八年以來的工資,總共四千多塊錢。到六四年美豐分錢,他又拿了一筆。

文革一開始,不但工資又停發了,寄到重慶政協報銷的醫療費單據也被退回,上面還寫著:滾你媽的蛋!造你的反!接著就是抄家,抄家之徹底,就像“堅壁清野”,連我家裡的鍋碗瓢盆、換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幾張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我父親是六九年十一月去世的。病危時,送到協和醫院,醫院不收,家裡求章士釗開了個證明:此人是高級民主人士,請予收治云云。人家一看“章士釗”的名字,說“這個人也不怎么樣”!沒辦法,又找到醫院軍管會,他們反覆討論,最後同意了。這前後一共五六天,人就躺在急診室,我和母親輪流照看,住進病房才三天,到十一月十六日,他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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