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巴利語是記錄南傳佛教「三藏聖典」所用的語言。「南傳佛教」是指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錫蘭）、緬甸、泰國、高棉、寮國等南亞國家的 佛教。Pāli一詞，本來並不指「語言」，而是指南傳佛教的「聖典」（經律論三藏），是用來跟聖典的「注釋」（Attha-kathā）相對的。這種語言 叫做「巴利語」，是十二世紀以後的事。此前，依上座部傳統，它一直稱為「摩揭陀語」（Magadhi），或「根本語」（Mūla-Bhāsā）。後來由於 南傳佛教各國間常進行文化交流，不同語系的各國比丘間，自然而然以這種記錄聖典的語言來溝通，於是就稱它作「聖典（Pāli）語」，即「巴利語」。
巴利語 是古印度的一種語言，從公元前6世紀由吠陀語發展而來，屬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它是一種書面語言，見於佛教經典，後來隨著佛教的傳播而流傳到緬甸、泰國、斯里蘭卡等國。巴利語是記錄南傳佛教“三藏聖典”所用的語言。巴利語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語音系統與現存印度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一樣。
歷史
巴利語 (IAST: Pāḷi) 是一種古代印度俗語，是屬於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印度-雅利安語支的一種中古印度-雅利安語，與梵語十分相近，是錫蘭等地之三藏及注釋書所使用之宗教書面語言。巴利語可以用各種文字書寫，比如波羅米文、天城文，以及由巴利聖典協會的英國語言學家理斯·戴維斯拉丁化的其他印度-雅利安語。
據錫蘭上座部佛教的記載，現存的巴利語《大藏經》就是阿育王的兒子(一說是阿育王的弟弟)摩哂陀(巴利語：Mahinda，梵語：Mahindra)帶到錫蘭去的，而巴利語也就是摩揭陀語(Māgadhā nirutti, Māgadhikā bhāsā)，換一句話說，巴利語就是佛所說的話，而巴利語《大藏經》也就是佛教的唯一正統的經典。有部份學者，支持這個說法。另據季羨林考證，根據語言學的特徵，巴利語應是屬於古印度西部的方言，與流行於東部的摩揭陀語不同。
巴利語與梵語
儘管Pāli 語不能被認為是古典梵語或更早的吠陀梵語的直接後代，這些語言明顯有非常密切關聯，並且 Pāli 語和梵語的共同特徵總是很容易被熟悉二者的印度人識別出來。實際上，大部分的 Pāli 語和梵語的詞幹都是在形式上同一的，只在詞尾變化的細節上有所區別。
這種聯繫是如此充分的眾所周知，以至於來自梵語的技術術語可以通過一組常規的音韻變換輕易的轉換成 Pāli 語。這種變換模擬出了曾在原-Pāli 語中發生的音韻發展的子集。由於這些變換的流行，不總能得知給定的 Pāli 詞是古俗語辭彙的一部分，還是從梵語借來的變換後的詞。梵語詞有規律的對應於 Pāli 詞的存在性不總是 Pāli 詞源的可靠證據，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通過反向構詞可以從俗語詞創造出假造的梵語詞。
語音
巴利語: paa.li-bhaasaa。為南方佛教聖典及其註疏之用語。屬印歐語系，系印度中期亞利安語中，初期地方語（梵 Praakrit）之一。巴利，為 paali 或 paa.li, pa.li 之音譯，又作巴梨、波利，意為線、規範，轉用為聖典之意。巴利文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中，相對於注釋（巴 a.t.thakathaa） ，稱根本聖典為 Paali。近代始將錫蘭等地之三藏及注釋書所使用之語言，稱為 巴利語。字母總數凡四十（一說三十九），元音有八（a, aa, i, ii, u, uu, e, o）， 父音三十二（k, kh, g, gh, 'n, c, ch, j, jh, ~n, .t, .th, .d, .dh, .n, t, th, d, dh, n, p, ph, b, bh, m, y, r, l, v, s, h, .l，一說三十一），另有一空點 （.m）。其音聲與文法較梵語為簡，書體亦不定，系以南方各國之書體書寫；由於有巴利三藏，遂使原始佛教聖典得以流傳。
形成
巴利語之主要部分約成於紀元前三世紀頃。其發生地有摩揭陀（梵 Magadha） 與鄔闍衍那（梵 Ujjayanaa）等說，眾說紛紜，或系佛教教團在釋尊入滅前後，向西逐漸傳播時所用之聖典語言。德國學者蓋格爾（W. Geiger）主張巴利語之發展階段有四，即諸經中偈頌之語言、經典中散文之語言、藏外典籍之新散文之語言、新詩之語言等。公元一八三三年，梧龐（E. Upham）等英譯以錫蘭土語書寫之大統史（巴 Mahaava.msa），並刊行其著作「錫蘭神聖的及歷史的作品」（ The sacred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Ceylon），開巴利語研究之風氣。一八五五年，豪斯貝爾（V. Fausb隸ll）校訂出版法句經（巴 Dhammapada），為巴利聖典刊行之先驅。其後，歐洲、錫蘭、日本等國學者，從事原典校訂及翻譯工作者亦多。文法書有庫羅（B. Clough）之巴利文法摘要（Compendious Pali Grammar, 1824）、穆勒（ Fr. M..uller）之促進肯特洲之巴利語（Beitri⑤ge zur Kentnis der Paali-Sprache, 1867～1868）、立花俊道之巴利語文典、水野弘元之巴利語文法、長井真琴之 獨習巴利語文法等。字典有基魯達司（R.C. Childers）之巴利語字典（ Dictionary of the Paali Language, 1875）、大衛斯（Rhys Davids）及史代德（ W. Stede）之巴利英文辭典（Paali-English Dictionary,1921～1925）、 水野弘元之巴利語辭典等。
發展
巴利語從發生到現在兩千多年間，事實上也歷經了幾個發展變遷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聖典「古偈頌」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三世紀止。這些偈頌保留了許多與吠陀語共通的語形，由於音韻或省略的關係，許多地方艱澀難懂。第二階段是，聖典「散文」中的巴利語，約至紀元前一百年為止。此階段內容合於文法，文章舒暢自然，優美而深刻，可謂極其難得的珍品！第三階段包括聖典的注釋書、教理綱要書、史書等，以五、六世紀為中心，前後數百年間。此階段文章也相當簡練、暢達。第四階段為後世各種文獻的巴利語，約從十世紀到現在。此一階段的巴利語以錫蘭為中心，而後發展於緬甸、泰國等地。由於時代、地域與早期巴利語已有隔閡，再加上梵文化的影響，文章顯得造作彆扭，極不自然。
另外，巴利語從十二、三世紀起，也一直是南方各國僧侶間溝通佛法的「交談用語」。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新造了許多現代生活中的語彙，如akasa- yana（飛機）、ayo-yana（火車）等。總之，巴利語正如許多語言一樣，一直不斷在使用，也一直不斷在變遷發展中。這不正是佛法所謂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嗎？
位置
從語言系統來看，巴利語是屬於印歐語系，印伊（印度伊朗）語族，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的一種方言。印度亞利安語由時間可區分為：古代（如吠陀語、古典梵語）、中 期（紀元前六世紀~紀元後十一世紀頃）、與現代（十一世紀後）三期。其中巴利語所屬的「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總稱Prakrit語。Prakrit語的意義，根據最通常的主張，是與Sanskrit（古典梵語）相對的語言。亦即古典梵語是根據「巴你尼（Panini）文法」人為規定完成的人工語、雅語、標 準語，而巴利語則是沒有人為成份的自然語、俗語、民眾語。二者同樣淵源於古代印度的吠陀語及其他日常用語，因此有著非常親近的近親關係。
起源
巴利語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語音系統與現存印度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一樣。關於它的起源，從十九世紀起，東西方學者就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說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二說：
一、摩揭陀語說：
依照上座部的傳統，認為巴利語就是佛陀用以說法的古摩揭陀語。因為世尊一生遊行布教的足跡，多半在摩揭陀國（Magadha，約當現今印度的比哈爾省Bihar）一帶，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東部人。因此他所用的語言，極可能就是東部方言摩揭陀語。
再則，佛般涅盤後不久（B.C. 486），大迦葉尊者召開的經典編輯會議「第一結集」，便是在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Rājagaha）郊舉行的。佛滅一百一十年頃（B.C. 370）「第二結集」的所在地毘舍離（Vesali），也在摩揭陀國北部不遠。阿育王時代（Asoka, B.C. 269--231）舉行的「第三結集」，地點在首都華氏城（Patali-putta,即今印度比哈爾省首都巴特那(Patna），還是在古摩揭陀國王舍城北部附近，當時通行的行政語言便是摩揭陀語（或半摩揭陀語）。
第三結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那就是阿育王採納了當時會議召集人帝沙目犍連子長老（Tissa Moggaliputta）的建議，組成了一個弘法使節團，四出宣揚佛教。其中，阿育王的兒子摩哂陀長老（Mahinda）等一行七人，前往楞迦島（Lanka,即錫蘭）弘法，同時還攜去了這次結集的三藏聖典。因此，上座部相信，傳持聖典的巴利語就是摩揭陀語，也就是佛陀說法以及歷來結集三藏的用語，而巴利語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脈相承的正統經典。
二、西部印度語說：
由於巴利語與摩揭陀語，在語言本身的特質上，存在若干明顯的差異。因此，也有不少學者主張，巴利語應是源於「西部印度語」。其主要理由是：印度地方現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屬於西部群的基爾納爾（Girnar）刻文，最接近巴利語。巴利佛教所屬的上座部，其根據地即是西部印度優禪尼 （Ujjeni）為主的地方，且其附近地區發現的刻文也與巴利語相近。並且，把上座部佛教傳入錫蘭的摩哂陀長老，據說生於優禪尼，並在這裡出家。這樣，認為他以西部印度語為母語，將上座部經典傳入錫蘭，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寫定與流傳
佛陀時代並沒有書寫的經典，教法是靠師弟間口傳心受的辦法保存流傳的。這種口誦傳承的方式，是古代印度社會普遍的習慣，婆羅門教的聖典《吠陀》、《奧義書》 便是如此。那麼，這口耳相傳的巴利聖典，直到什麼時候才用文字記錄下來呢？確實的時間，目前並不清楚。但是，一般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長老到錫蘭弘法的時候，同時帶去了第三次結集的三藏。這樣，很可能當時就有文字記錄的典籍。而書寫經典的文字，可能就是阿育王時代通行的「婆羅米文」或「驢唇體」字母。而在錫蘭也發現到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古僧伽羅字母」的山洞石刻，字母形體與驢唇體頗為相近。這樣，巴利三藏寫定的年代，也許可以算做紀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即第三結集之後，地點在印度本土。
另一個說法是，巴利三藏寫定的工作，是在錫蘭島婆吒伽摩尼王（Vatta-gamani, B.C.43--17）時代的第四次結集才完成的。這次結集以勒棄多長老（Rakkhita Thera）為首，召集大寺派（Mahāvihāra）長老五百人，於紀元前二六年前後，在錫蘭中部瑪達雷（Matale）的灰寺（Alu- vih āra）誦出上座部的三藏及註疏，並決定把經典用「僧伽羅字母」（錫蘭文）音譯，寫在貝葉上保存。
這次（第四）結集，為什麼決定把三藏寫定下來呢？據說，當時錫蘭島上的佛教有「大寺」（Mahāvihāra）及「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 āra）二派，保守而嚴持戒律的大寺派，與前進開放的無畏山寺派意見不和，紛爭迭起。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異端無畏山寺派歪曲教法，因此才決意書寫，以永存正法。
從三藏的流傳來看，這次結集包含兩項重要事件：一、它是「整部三藏文字化」的開始。（之前，第三結集記錄的經典，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其餘內容依然以口誦流傳）二、這種文字記錄是以當地字母（錫蘭文）「音譯」的方式來保存的。從此以後，用自己國家的文字字母音譯保存巴利聖典，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後來緬甸（用緬文）、泰國（用泰文）、高棉（用高棉文）、印度（用天城體），還有中國雲南傣族地區（用傣文），乃至近代國際通行的「羅馬拼音」，都是沿用這個辦法。
巴利三藏
在所有現存的印度語佛經中，巴利三藏是時間最早，數量最多，而內容也最完整的一套。以下略舉其要：一、律藏：包括「經分別」（Sutta-vibhanga）、「犍度」（Khandhaka）、「附隨」（Parivara）三部分。二、經藏：包括五部（尼柯耶，Nikāya）：(1)長部（Digha- nikāya），相當於北傳《長阿含》。(2)中部（Majjhima-nikāya ），相當於北傳《中阿含》。(3)相應部（Samyutta-nikāya ），相當於北傳《雜阿含》。(4)增支部（Anguttara-nikāya ），相當於北傳《增一阿含》。(5)小部（Khuddaka- nikāya），包括《法句經》（Dhammapada）、《本生經》（Jataka）、《無礙解道經》（Patisambhida-magga）等共十五部經典。三、論藏：有《法集論》（Dhamma-sangani）等七部。
此外，還有藏外典籍， 包括覺音（Buddhaghosa）、覺授（Buddhadatta）等人的三藏注釋（Attha-kathā），及後世對注釋的解疏（Tika），還有教理綱要書如《攝阿毘達摩義論》（Abhidhammattha-sangaha），史書如《島史》（dipa-vamsa）、《大史》（Maha- vamsa），以及其他著名的典籍如《彌蘭陀王問經》（Milinda-pabha）、《清淨道論》（Visuddhi- magga）等。
巴利三藏除貝葉版、紙張版外，目前還有二套含「全文檢索」功能的（羅馬化字型）電腦「光碟版」。一是泰國Mahidol大學出版的暹邏版，另一套是泰國法身寺出版的「巴利聖典協會」（英國P.T.S.）版。另外，巴利藏除南傳各國語譯本外，還有英、日、德、漢及部份法、義等各國譯本。其中台灣元亨寺出版的 《漢譯南傳大藏經》，總七十冊，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冊論藏的《發趣論》。這個譯本是由日譯版《南傳大藏經》轉譯過來的。由於「日譯」本身並非精本，又經第二手轉譯，可靠度略嫌不足（語意含糊及翻譯錯誤的地方不少）。儘管如此，它的出版實有著重要的意義！終於彌補了這一頁漢譯史上的缺憾，讓使用中文的學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藏》的大體內容。當然，如果因此方便，能夠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乃至直接本於原典的譯註，則其意義就更大了！在台灣這樣虛華、急利的宗教生態下，能夠投注如此龐大心力、資源，從事艱鉅的「基礎文化工程」（譯經事業），這真令人歡喜讚嘆！
佛陀對語言的態度
無論對教法的傳播者或學習者來說，「語言」都是重要的。——它是成就「聞慧、思慧」的基本憑藉。那麼，佛陀對「語言」究竟抱持怎樣的態度呢？關於這點，巴利語《律藏》「小品」（Culla-vagga,Vin.II.p139）有個著名的故事，大意是：「有二位比丘，是兄弟倆，出身婆羅門，音聲優美，擅於言詞。他們一起到世尊那兒，向世尊說：『尊師！現在的比丘，種種名、種種姓、種種種姓、種種家族，都來出家。他們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語，污損了佛陀的教言。尊師！請讓我們用雅語（Chandaso指梵語、吠陀語）表達佛說吧！』佛世尊訶責他們說：『無知的人啊！怎麼可以這樣說呢？這樣並不能引導不信佛的人信佛……』接著又做了簡短的開示，並向所有比丘說：『比丘們！不許用雅語表達佛說！違者得突吉羅（dukkata,即犯輕過）。比丘們！我應允你們，用自己的方言（Sakaya niruttiya）來學習佛所說的道理。』」
從這段記錄可以清楚看出，佛陀是個「講求實際效益而反對權威迷信」的平民教育家。他不認為語言有高下貴賤之別，怎樣能讓學習者「容易聞思教法」才是最關鍵要緊的！畢竟，覺悟與解脫是來自對教法的「正確理解」與「精勤實踐」，而無關乎「語言音聲」的是否「尊貴優美」。因此，佛陀反對採用上層婆羅門階級的雅語， 他說：「吾佛法中不與美言（Samskrta雅語、梵語）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大正藏24冊822頁 上欄）這便是佛陀平等、務實、開放的語言態度。
這個故事，也是極富啟發性的：一則，在這種務實的態度下，隨著佛法的輾轉流布，經典自然以不同地區的不同語言翻譯記錄了下來。這些「翻譯的典籍」（如漢譯、 藏譯等）保留了各時期各地區流行的教法內容，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因此，我們對它與對「印度語（如巴利語、梵語）記錄的典籍」應當「平等重視」才是。其次， 若要實現世尊「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的悲願，則教界應當嚴肅面對「如何培養訓練各種語文翻譯人才」的重要課題！再則，學習「經典語言」不過是增進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徑之一。我們切勿「偏信」（迷信）它，以為：「懂得它才能（或就能）懂得佛法」。尤其，對大多數沒有充裕時間研究語言的修學者而言，如果能把更多的時間、心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語言記錄的經典、書籍」上，反而可以獲得更大的「聞思效益」。最後，如果我們學習這些語言的目的，是希求透過它（標準的語音），「持誦咒語」以得「感應」的話，那就去佛教誡太遠了！
意義
巴利語與巴利聖典流傳至今，已經兩千多年了。它的存在，表達了佛弟子精誠為法的堅毅心行，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當然，它所傳持的教法，既不必是－－如北傳、 藏傳所卑視的－－「小乘佛教」；也不必是－－如南傳自己所尊仰的－－「嫡傳、正統的佛教」。回歸事實，他不過是全體佛教諸多傳承中「謹守早期佛教樸實深刻教風」的一系罷了！然而，由於它是印度語，並且是較接近佛陀時代用語的一種，加上其教法內容「素樸純淨」的特色；因此，拿它來與其他傳承、或後期發展、或又經翻譯的經典對比，自然可以從「語言文獻」乃至「教法內容」的比較研究中，相互發明，更加切當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義。畢竟，現代的佛法研究，不是宗派主義的，而該當積極吸收各部派傳承中深刻精華的特質，並且勇於捨去不契正理的異方便，使佛法歷久彌新、行健不息！這樣，才是研究巴利語與巴利佛教的積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