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日本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國民收入倍增計畫（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是日本1961～1970年間的經濟發展計畫。該計畫由池田勇人內閣制定並實施。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採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這場新經濟運動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為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到1973年，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從此誕生和形成了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產階層。
主要內容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造就日本黃金時代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的主要內容是：
①充實社會資本。
②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高生產率部門在產業中的比重。
③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
④培訓人才，振興科學技術 。
⑤緩和二重結構，確保社會安定。
主要目的
這一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使經濟達到極大的增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充分就業，消除日本經濟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不平衡狀況；其具體目的是 10 年後實現國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
這一計畫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實施結果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在日本實施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
到11.6％和11.5％，超過計畫規定的目標；實施計畫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 。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1970年該計畫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後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貨膨脹 、兩極分化、大都市人口過密化和農村人口過疏化等問題愈益嚴重。
時代意義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在日本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之所以取得這樣好的效果，是因為他們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確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長上，把這一核心要點作為這場新經濟運動的名稱、口號和旗幟高高舉起。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以國民收入倍增為第一目標，經濟的發展就會井然有序；用經濟總量的增長為目標，不對人們的收入做出規定，財富分配次序就會混亂，經濟發展就會失衡。
如何確定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一門學問。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成為日本民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徵。為什麼要這樣確定經濟發展的第一目標?因為他們深深地懂得市場經濟的科學其實就是人的科學，市場經濟就要調動人人的積極性，推動人人消費，拉動內需，經濟才能持續發展。
其他國家
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也是把國民的收入擺在第一位。1999年，俄羅斯搞經濟發展，到2006年，年均增長6％。8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財政部部長庫德林還宣布，根據俄羅斯2007—2009年預算計畫，未來三年，實際工資還將提高50%。俄羅斯的經濟總量及其增長並不大，可“全民收入倍增計畫”卻圓滿成功。
“窮人墊背經濟學”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當今中國，GDP連續一二十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已經跨進世界經濟大國的行列，經濟成長速度並不比日本當年遜色多少，可是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卻是兩個截然相反的情況；一方面是富人們的致富快車在高速路上飛奔，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有的坐“直乘飛機”，有的坐“火箭”；另一方面是億萬農民工一二十年工資沒有多少增長，億萬的百姓民眾一二十年的收入沒有多少增長。
中國的國民收入為什麼不能大幅度提高？根本原因是做經濟發展計畫時，就沒有把提高國民收入放在第一位，連第二位第三位都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不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是讓富人快速致富，由窮人來墊背。比如厲以寧就說過：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厲以寧又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按照厲以寧的說法，工人、農民、窮人的收入就沒有提高的必要了，就“犧牲”他們、“維持現在的狀態”、“穿舊衣”就夠了——活生生一個“窮人墊背經濟學”！
中國的經濟學家厲以寧等主張“犧牲一代人”的“窮人墊背經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濟學”，日本的經濟學家下村治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畫。一個是少數人致富，一個是人人增收。兩相對比，他們對待國民的態度，涇渭何等分明。像厲以寧這樣的經濟學家，不僅中國政府和人民要唾棄他，就是他去資本主義國家，人家同樣要唾棄他。
我們的許多政府官員，也都是把GDP作為第一目標，把金錢看得比人重要。大多數人收入提高沒有，他們根本不關心。如果我們現在向全國各級領導幹部發一張表，叫他們填寫他領導的地區在他執政的期間內，有多少人（或者計畫）提高了收入，提高了多少收入，90％的人填不出來，可是要叫他填寫GDP，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個個都能八九不離十。對於各級政府官員，今後要考核他們的工作，或者要調動提拔，上級領導首先要調查考核的，應該是他領導的地區在他執政期間有多少人提高了收入，作為政績的第一個指標，有切實的數據和人頭情況。GDP最多只能作為第二第三指標。這樣，才是以人為本，才是為人民服務而非為GDP服務。
國民收入倍增，一個重要的國民群體是企業職工。企業職工收入倍增，企業的人力成本就倍增。企業成本增加多少，企業的利潤就減少多少。所以，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對企業是一個壓力，也是一種考驗。沒有想到，六十年代日本的資本家，出色地完成了國家的任務。不僅讓職工收入增加了一倍，還增加了2倍。日本的資本家表現了他們為了市場全局而貢獻的胸懷。當今在中國土地上辦企業的許多中外企業家，壓著農民工的最低工資，一二十年七八百塊錢不變，昧著良心開他們的血汗工廠。他們企業的財富迅猛增長，有的變成了幾十強、幾百強，進了福布斯排行榜，也不給職工提高工資。他們是在拚盡全力追求資本的最大化。企業家完全成了典型的資本家。過去，到處排什麼財富排行榜，錢掙得越多越光榮；今後，我們不要再發什麼財富排行榜了，而要發企業榮辱榜：職工收入和企業利潤一起增長的企業家，光榮；職工收入不增加而企業利潤增加，也就是只追求個人財富的企業家，可恥！
經濟發展的第一目標是讓多數人的收入不斷增加，還是只讓少數人富起來，是掌握還是沒有掌握市場經濟的科學、學沒學會以人為本的分水嶺。
專家意見中國可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
中國專家蘇海南：當前的中國也出現類似50年代日本的情況，即工業快速發展，但消費不足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凸顯。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中國是以出口來彌補內需（消費）的不足，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出口銳減，內需不足的問題更突出；加上財富高度集中於少部分人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擴大，造成中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穩定這兩方面都面對風險。。
上調個稅起征點、上調最低工資等事關居民收入的具體措施，常常會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問題，本報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進行了專訪。蘇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應該會出來。
正視貧富差距拉大問題
問：有報導說，收入分配方案目前仍處於研究和起草階段。您能否告訴大家，收入分配方案什麼時候能夠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如再久拖不決，會有什麼後果？
蘇海南：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內應該會出台，因為中央提出有關方針已有幾年了，現實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現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是公認的、不爭的事實，如果再不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導致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收入分配領域的很多問題，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滿。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維持在３．３倍左右，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了１５倍之多；１０％的最高收入戶與１０％的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差２０多倍，少數金融國有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１００多倍，而個別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２０００多倍。
另外，部分企業存在拖欠、剋扣工人工資的情況，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普遍存在，一些壟斷性企業享有高水平的津貼補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貼、福利待遇，與一般用人單位拉開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製度也不完善。比如用於民生建設特別是社會保障方面的額度不夠大，轉移支付給農村、貧困地區的資金還不夠多，且並沒有完全將其分配比例制度化。這些問題必須加快解決。
問：您認為導致當前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
蘇海南：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等環節不合理造成的制約和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不合理放大了由生產力不平衡、自然資源等客觀條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二是經濟社會體制存在弊端的影響和制約。經濟社會體制存在的弊端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問題，擴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層次根源。三是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問題的制約和影響。收入分配體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分配領域，時至今日，該系統還存在不少缺陷。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國企利潤上繳要合理
問：您說過，“少數人、少數單位、部門或行業通過資源壟斷、行政權力、市場獨占、特殊身份等非勞動因素，撈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這些成為了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阻力。”請您分析一下這種改革阻力的具體形成機理。
蘇海南：有些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需要國有壟斷經營，這是可以理解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的；有些競爭性領域仍然有國有企業暫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國有企業普遍得到政府關照，也是難免的。但是如果國有企業不相應地建立合理的利潤上繳制度，把占用國家資源等獲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單位的，這顯然是錯誤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些通過行政權力、資源壟斷、市場獨斷、特殊身份等非勞動因素獲得的利潤，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為國有企業人員的收入之源，顯然不公平、不合理。這給相關的主管部門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出於公心，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參與有關巨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同時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加強對既得利益集團不公平、不合理收入的調控。各有關主管部門絕不能站在自己部門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來阻撓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問：國企利潤應上繳的比例在多少合適？如何確保其上繳的利潤用於民生需求？
蘇海南：現在是上繳５％到１０％的利潤額度，首先我覺得這個比例肯定是低了，應該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後上繳利潤和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的收益，都應該明確主要納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他用於民生的轉移支付賬戶裡面。而且，所上繳的每一筆利潤使用的來龍去脈，都必須有明確的記錄，要讓人大代表能夠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們的監督職能，確保這些錢主要用於民生建設。
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
問：有人提議，中國也應該搞“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您對此怎么看？
蘇海南：這個我們是可以借鑑的，畢竟日本當年做了，效果還不錯。中國現在應該說基本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應該在“十二五”規劃或者政府的工作計畫裡面，酌情考慮或者採取類似的做法。如果年均工資增長１５％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經過測算以後，不妨也可以提出這樣的目標。但是要講清楚，這是一個巨觀的大盤子，在具體落實的時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爭大多數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問：您說我們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具體體現在何處？
蘇海南：中國的ＧＤＰ增速現在還在８％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均ＧＤＰ已經達到了４０００美元，已經是偏低中等收入國家了，而且到２０２０年，要實現全面小康，所以，我們有責任、有能力讓老百姓收入增長得更快一些。這些年，總的來看，居民收入增長、勞動收入的增長是偏低的，是低於ＧＤＰ和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的。這幾個因素的累加，再加上黨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確要提高兩個“比重”，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老百姓有這個熱切的期盼，因此我們現在做這樣一個“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對外宣布或者是內部掌握，都是應該予以考慮並做出決策的。
需要制度公平
最近，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出台的訊息讓企盼已久的民眾再次看到了希望，而人保部官員關於可以考慮效仿當年日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的建議，更是燃起眾多低收入者的極大熱情。
在此背景下，認為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標誌性內容的《工資條例》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焦點。相關訊息稱，該條例正在由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制定當中，條例的出台能實現同工同酬，實現財富的公平分配；還能解決企業低納稅、國企高管拿巨額高薪等問題，《工資條例》仿佛已經成了醫治當下社會收入分配矛盾的猛藥、妙藥。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於國來說，有利於擴大消費，促進國民經濟的穩步發展；於民而言，有利於國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眾人紛紛對“收入倍增計畫”和《工資條例》表示贊同，也熱切期盼這些計畫可以儘早啟動。
但是，筆者以為，政府在推行大範圍提高工資這一公共政策時，有一個前提條件容不得忽視：那就是，要用配套的制度來保證計畫實施的公平和正義，缺少了這個前提，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公平分配的目標就會成為“鏡中花、水中月”。
關鍵在於制度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因推行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實現了經濟騰飛，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一點，是此次國內加以效仿呼聲甚高的依據。可是，細細了解一下日本推行該計畫的前提和著眼點是什麼就會發現，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曾明確指出，必須致力於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尤其是收入階層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正是在推行計畫的十餘載里，始終堅持公平和正義這個精髓不放鬆，形成了日本社會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將近1億的“中產階層”，最終實現了國民收入同步前進。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對於收入分配改革曾公開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解決公平問題，主要是調整國家、企業、居民三者的關係，居民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要擴大，同時適當壓縮企業和國家的收入。楊宜勇的判斷反過來說就是：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的核心矛盾首當其衝的並不是收入增不增長的問題，雖然這一點也很重要，而是收入分配中公平的殘缺。
如果說接近0.49的基尼係數還不足以完全說明這一點的話，那么看看以下數據不難發現其嚴重性：統計數據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據前兩年的不完全統計，因收入分配和保險福利問題引發的勞動糾紛占勞動糾紛的65%以上，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正是由壟斷、腐敗和不公平競爭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民民眾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創造性受到挫折，不滿情緒增加，這些才構成了目前收入分配中最主要的矛盾。
“貧窮”在今天而言，已經不是家徒四壁、一文不名，而是和其他階層、其他群體相比，所得偏少，是一種“結構性貧窮”。《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98.3%的人感覺和十年前相比，貧富差距變得更大了；84.6%的人認為，目前的這種貧富差距，已經讓人不能接受。
反觀類似“收入分配倍增計畫”和《工資條例》這樣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其著眼點還是在於提高工資收入，對於調解“收入分配矛盾”這一核心問題，這種增加收入的做法所能承擔的只是補充性角色而非主導性角色。因為，對於絕大多數的國民群體而言，無法以工資的上漲來考量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如果那些“黑色收入”（腐敗收入）、“血色收入”（犯罪收入）和“灰色收入”（違規收入）繼續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愈演愈烈的話，其導致的不公平感恐怕不是提高收入可以解決的。
因此，要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要舒解廣大民眾對收入不公的不滿，關鍵在於用一整套的制度來改善和保證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狀況，這些配套制度可能涉及像稅收、財政、企業的治理結構、工會的談判能力、勞動者的素質，以及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勞動者創業的精神等，沒有這些配套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就難以為繼，只有在此基礎上，進行類似收入倍增之類的計畫才會有實際意義。
不要讓“倍增計畫”變質
這些保證公平分配的制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
一是逐步從法律制度上對經濟運行中的各種不合理的歧視現象，如性別歧視、戶籍歧視、所有制歧視、區域歧視等進行限制，並借鑑國外經驗，制定《反歧視法》。
二是深化電信、電力、郵政等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改革，在非自然壟斷環節引進競爭，強化對這些部門的規制，儘快出台《反壟斷法》。
三是從規範政府權力入手，大力整頓市場秩序。充分傾聽百姓的呼聲，加大對各權力部門的監督力度，提高權力運行的透明度，嚴懲腐敗分子，打碎“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領導化、領導權力利益化”的腐敗鏈條。在此基礎上，逐步摸索規範市場運行秩序的有關法律法規。
四是從改革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整體管理上入手，解決既有的國有經濟企業的透明經營以及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對全民進行公平福利分配的問題；而對於民營經濟，既要繼續擴大那些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國有壟斷行業的準入競爭，讓更多的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通訊、電網電力等行業經營，也需要持續規範整頓原全民所有經濟中，特殊背景的私有化改制、利益內部（集團）化而責任損害外部化的現象。
五是從解決公共服務領域的機會公平問題入手，保證大眾在受教育機會、就業機會和享受基本醫療服務和社會保障機會上的公平。
只有以建立起保證公平的制度為前提，“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才不會變成“國家幹部、公務員收入倍增計畫”、“壟斷企業職工收入倍增計畫”。也不會因“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導致物價上漲，演變成為“物價水平倍增計畫”。
當然，如此綜合的制度設計、實施，不僅是比較敏感的經濟問題，更是容易觸動公眾神經的社會問題，改革的最大阻力在於高收入群體、壟斷企業和部分企業主。所以在制度架構過程中，管理層要有縝密的管理思維和智慧，需要考慮到各個方面的公平和細節問題：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國民收入與經濟成長同步前進，共同邁向和諧社會。
解析
現狀
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
61%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平。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部長鄒震表示：目前75.2%的職工認為當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有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問題。現在普通職工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的收入水平偏低，增長相對緩慢。
中國收入差距已接近懸殊
20倍2005年我國基尼係數從1990年的0.35急劇上升到0.45，08年進一步升到0.48。基尼係數用以判斷分配平等程度，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另有數據顯示，最高10%收入組與最低10%收入組人均收入差達20倍之多。
工資收入占GDP比例已連降22年
56.5%vs36.7%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5月中國CPI同比漲幅抬高
3%多數經濟學家預計，5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將達3%，高於4月2.8%的水平。其中，有12家機構的預測值為3%或3%以上，最高為3.2%。PPI均值由上月的6.8%回落至6.4%。對於未來通脹走勢，連平預測，CPI將在年中達到2010年高點。
問題
民營企業怎么辦？
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尤其是加工製造業，都是薄利乃至微利經營。他們一無定價權，二無專利技術，活的已經很艱難了。在兩年前金融危機正盛時，南部沿海大批作坊式工廠倒閉；今年春節前後，多地出現用工荒。在這個節骨眼上，讓他們強制漲工資，無異於釜底抽薪，直接要他們的命…
壟斷企業誰來管？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眾所周知，在壟斷企業里，工資和收入不是一碼事。工資可以很低，但收入一定不低。在沒實行工資倍增計畫時，就已經幾次三番明著暗著漲過工資了，現在，政策來了。沒政策還要製造機會漲工資，何況有政策？公務員、國企與民企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物價不止倍增，咋辦？
過去有句自嘲的話，叫“除了工資不漲，什麼都漲”。現在漲工資了，按說是好事。可看看周圍的物價：漲了N年的房價，在中央十幾大板的打壓下依然堅挺，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挨著個地漲，從“蒜你狠”到“豆你玩”，大蒜、綠豆都漲了好幾倍。即使工資能漲一倍，面對瘋漲數倍的物價，也是杯水車薪…
個別省份沒錢，靠啥漲工資？
中國號稱地大物博，實際情況是富的真富，窮的真窮。一些邊遠省市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劣和資源的匱乏，不能自給自足，還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援。如果工資倍增計畫搞一刀切的話，這些省市公務員、教師等的工資增長部分，仍需要中央補足。這部分的支出會加在全國納稅人的身上…
所謂萬事開頭難。“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從哪兒開始實行，著實關鍵。如果從民企實行，而民企由於利潤微薄，無力加薪，則這個計畫很有可能實施不下去。開頭沒有一炮打響，往後就很難進行了。如果從公務員開始實行，充盈的國庫可以保證這個計畫順利進行，從長遠看有很大好處。
用谷歌搜尋“公務員加薪”，有167萬條結果，可見這事不新鮮了。在民營企業舉步維艱的幾年裡，靠企業、民眾交的稅金過活的公務員，已經以各種方式加薪多次，各種福利分房、低價購買商品特權等已經讓公務員階層在市井民間名聲大跌。這個節骨眼上，再讓公務員充當加薪先鋒隊，無異於在民眾心頭火上澆油。
政府應該怎么做
減稅
請看兩組數字：一、2009年，我國個稅收入占總稅收的6.6%，說明個稅遠不是我國稅收的主力；二、工薪所得個稅占個稅收入的63%，說明中低收入者是納稅主力。所以讓老百姓收入增加，又比工資倍增更讓政府省錢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減稅。個稅起征點漲到一萬，富人還會交稅，窮人可以免稅，多好。
調控物價
調控物價的核心就是避免與民謀利。國家在一些生活必需品上限制價格，同時給這些必需品的提供者——糧農菜農牧民——一定的補貼。簡單說，讓買糧的不吃虧，賣糧的有利賺。此外，房價調控開了個好頭，也請繼續保持下去。否則，物價飛漲房價虛高，漲再多工資也沒用。
加強社會保障
一個簡單的道理，要想手裡富裕，既要開源，也要節流。現實是，開源可能有望，但節流遙遙無期。老人看病、小孩上學、自己未來的養老，都是大筆的開銷。看著“自製土炮抵禦強制拆遷”這樣的新聞，誰還會覺得生活有保障呢？如果每天都覺得活的不踏實，掙再多錢有什麼用呢？
消滅特權
有人會說，公務員工資不一定比民企高啊，甚至只是一些外企員工的幾分之一。好吧，明面上的工資可能不高，但真正的差距在於：很多地方存在價格雙軌制。比如住房，很多公務員還在變相福利分房，很多大國企買地蓋房後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員工。掙21世紀的錢，在90年代消費，還要喊工資低？
評論
李子暘經濟學者
提高百姓工資，關鍵是政府不阻礙生產
政府要做的就是減少管制，提高勞動效率。調整財富再分配是個麻煩的事，在蛋糕沒做大的情況下，只有減少對生產的阻礙，才能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秋風 知名經濟評論人
政府的唯一職責是為民眾提供福利 我不喜歡“國民收入倍增計畫”這個提法，而且我覺得政府也沒必要制定這種計畫，他應該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對全民提供有效的福利保障。
王曉陽經濟學者
漲工資是僱主的事情，政府不應參與其中 以前無數個結論證明，工資增長越快，貧富差距越大。“工資倍增”與當年的“翻兩番”完全一樣，除了給人虛幻的感受，沒有絲毫實際意義。
李長安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倍增計畫”對國企公務員惠及更多 國家能控制國企公務員人群，對於民企和私營企業職工，我們能做的就是提高這部分人的最低工資水平。同時，還會對個人收入進行“二次分配”。
農民待遇：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司長張淑英表示，上半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同比增長8.1%。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8.4%，家庭經營收入增長5.5%，財產性現金收入增長9.9%，轉移性現金收入增長31.4%。
經濟學家馬光遠：農民增收是誤會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速是大幅下滑的。在搞農村合作醫療和擴大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範圍的情況下，報銷醫療費和領取最低生活保障僅僅使人均增加了6元，而離退休金、養老金人均只是增加了10元。
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如何增收
我們的兩個“千方百計”，一是，千方百計爭取保持糧食總產在1萬億斤以上；二是，千方百計保持農民增收6%以上。應引導農民外出就業，鼓勵農民就地、就近轉移，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著力提高農民非農收入。
現狀：外出農民——邊緣人
在寧波一家蠟燭廠打工的一位年輕農民工一直在猶豫，儘管他在當地打工5年多，可是戶籍卻在千里之外的湖北老家。對於單位建議他上醫保等社保，他說，“上到當地，交錢太多，工資要去掉一大筆；上到老家，不知道還會不會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