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蔡元培故居

北京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先生逝世60周年,紹興市城內筆飛弄蔡元培故居全面整修一新,並闢為蔡元培紀念館。18日上午,蔡元培紀念館揭匾。

基本信息

簡介

北京蔡元培故居 北京蔡元培故居

故居原門牌33 號,為東、西各三進的院落,在。現分為75、77 號兩個院落,蔡元培寓此時,將5間倒座作為客廳。二進院北房3間,前有走廊,左右各帶1間耳房,東西廂房各 3間,南房4間,第三進北房5間,帶走廊。此宅為東城區重點保護文物。

北京蔡元培故居位於東城區東堂子胡同75號。1917~1920年蔡元培在此居住。故居為東西各三進四合院格局,建築面積368.49平方米。

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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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堂子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東單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六條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單北大街與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胡同南側與協和胡同相通。

明代,稱“堂子胡同”(舊時蘇滬方言稱妓院為“堂子”);清代因與“金魚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將此“堂子胡同”改稱“東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稱“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二條”,後復稱“東堂子胡同”。胡同內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築遺存,現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聞》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東堂子胡同,故大學士賽尚阿弟也。”院內原有一聯:有水有山有竹,宜風宜雨宜晴。賽尚阿,字鶴汀,正藍旗蒙古人,阿魯特氏,是當代國學大師啟功的外高祖父。賽尚阿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中舉人,曾任內閣學士、理藩院尚書,又被授予過頭等侍衛,最後官至步軍統領、協辦大學士。鹹豐元年(1851年),因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連連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沒。鹹豐四年,賽尚阿的宅第被改為鐵錢局公社;鹹豐十一年,鐵錢局公社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順天府志》載:“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擬僅將大門酌加修改,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東堂子胡同75號,舊時的門牌是東堂子胡同33號,在胡同西段北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進院落,建築面積為368平方米。街門是利用一間倒座南房後辟的,無規矩可言。一進院有倒座南房5間;二進院有南房4間,北房3間,東、西兩側各有耳房1間,有東、西廂房各3間;三進院有帶前廊的北房3間。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從1917年到1920年租住於此,當年,一進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廳。

1985年10月,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其作為“蔡元培故居”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人物簡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曾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1902年,與蔣觀雲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1904年,與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被舉為會長;次年參加同盟會,為上海分會會長。1907年,赴德國留學。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5年,在法國與李石曾、吳玉章等倡辦留法勤工儉學會。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五四運動爆發後被迫辭職。1927年,任國民黨大學院院長,後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與宋慶齡、魯迅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後,周恩來敬獻了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縱觀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會活動家,更以職業教育家聞名於世。說到蔡元培,人們習慣稱其為“北京大學校長”,北大也以有“蔡校長”而自豪。其實,蔡元培並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先後有嚴復、章士釗(由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長;而且,他擔任校長的時間也不很長,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他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改革的影響卻非常大,說到北京大學校長,人們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韻味。

顧頡剛在《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中回憶:“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北大組織了“進德會”,認為“私德不修,禍及社會”,意在以改變士風以影響社會風氣。蔡元培指出,入會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繩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謗。他感慨於“北大之被謗久矣,而止謗莫加自修。”

進德會會員分三種: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

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 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認“乙種會員”,持“五戒”,一生不置產業,沒有艷聞。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先生堪稱“士”之楷模。馮友蘭認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並包”的教育思想還偉大。

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麼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鑑別和選擇。認為教學內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戲曲、小說等課程,在教師的選擇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舉。顧頡剛回憶:“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請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從當時北大教授的年齡結構看,既有年過花甲的辜鴻銘,又有年僅二十四歲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無大學學歷,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見到梁漱溟在《東方雜誌》發表的《窮元次疑論》,毅然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 蔡元培故居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開始,北大就對學生採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還批准要求入學的女生王蘭為北大旁聽生,開放女禁。一時,轟動了北大,轟動了北京。

一位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的先生對我說:“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對解放思想、促進學術發展確實很有意義,但我在實際中始終沒能做到。” 對於教育,我是外行;對於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頭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們為何要緬懷蔡元培》。文曰:

“我們緬懷蔡先生,其實是為了一澆胸中之塊壘。四年前,北大改革轟轟烈烈,但最終無疾而終,不了了之。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為論事的,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日,就中國大學(內地範圍)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

2000年末的時候,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區面臨拆遷,院內居民被遷走,故居險遭拆毀。因社會各界多方呼籲,經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決定,故居應“原址保存”,這所院子才幸運地得以保留。當時,我也為保護故居而大膽發表了一些意見。但是我沒想到,蔡睟盎居然會看到這篇文章,而且很好地保存著。

說到北京對蔡元培故居的保護以及由其而引起的那場風波,她很認真地對我說:“謝謝你。”

我感到很慚愧,因為我不敢告訴她,與上海相比,北京那處故居的情況實在不容樂觀。

回到北京後,我特地再到東堂子胡同去了一次。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經全部拆除,只留下那一個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裡。站在已經不成其為胡同的路口北望,如果沒有那些新建的高樓阻擋,應當可以遙遙看見位於沙灘的老北大紅樓,離它不遠的北河沿,有原法科大禮堂所在地,1919年5月3日晚上的學生大會,就是在那裡召開的。由東堂子胡同東行不遠,是“火燒趙家樓”的遺址,那裡也是一片居民小區的樓房,只有在一塊石碑上鐫刻的文字,還記載著那段史實。

租來的故居

蔡元培故居與別的故居有些不同。別人的故居,比如郭沫若、魯迅、梅蘭芳、老舍,他們生前都有自己的房子,擁有房屋的產權。但蔡元培一生未置產業。直到他1940年在香港病逝,他在大陸也並沒有一處他自己的房產。

在北京蔡元培先後租住過的幾處住宅中,東城區東堂子胡同75號之所以被定為“蔡元培故居”,是因為蔡元培1917年至1923年任北大校長期間租住在此。“五四運動”正是在這裡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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