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凌叔華1925年1月，凌叔華在《現代評論》周刊發表短篇小說《酒後》，因描寫女性心理細膩大膽而一舉成名。之後，接連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不少小說，被魯迅稱為發祥於《現代評論》的作家。從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凌叔華在《現代評論》、《新月》、《晨報副刊》、《小說月報》、《北斗》、《文學雜誌》、《文季月刊》、《武漢日報》副刊《現代文藝》等刊物上，發表了幾十篇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大多收入小說集《花之寺》、《女人》、《小孩》、《小哥兒倆》。其中《繡枕》等小說“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女性……使我們看見……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魯迅語）筆法細緻秀逸。凌叔華還擅長寫童真童趣，《小哥兒倆》等作品將兒童情態刻畫得傳神可愛。
1935年，凌叔華主編過一段《武漢日報》副刊《現代文藝》。抗戰時期用英文寫自傳體散文，後於1953年在英國結集出版，名為《AncientMelodies》（《古韻》）。1947年，凌叔華與丈夫陳源（陳西瀅）赴法國，後在英國定居。1956年後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中國近、現代文學。1960年出版自選集《凌叔華短篇小說選》和散文、評論集《愛山廬夢影》。除此之外，她還寫了十二部獨幕劇。1968年後應倫敦、牛津、愛丁堡等大學邀請，作中國近代文學和中國書畫藝術的專題講座。僑居海外期間，凌叔華多次舉辦個人畫展和藏畫展，有較大影響。1972年後數次回國觀光。1989年底回國，1990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
名門書香
上世紀二十年代文壇才女
還是一個小丫頭時，凌叔華在自家牆上信手塗鴉的繪畫天分就得到名望很高的宮廷畫師王竹林的賞識，並收於門下教畫。這種幸運，與她的出生家庭也不無關聯。
凌叔華，祖籍廣東番禺，1900年3月25日出生於北京的名門望族之家。外曾祖父曾是廣東頗有名望的大畫家；淩叔華的父親淩福彭，字潤台，出身翰苑，光緒十九年中舉人，與康有為同榜進士，歷任清朝戶部主事兼軍機章京、天津知府兼天津工藝局及習藝所督辦、保定知府、天津道長蘆鹽運使、順天府尹代理、直隸布政使。1911年後曾任北洋政界約法會議議員、參政員參政。他精於詞章、酷愛繪畫，曾與齊白石、姚茫父、王雲、蕭厘泉、周啟祥、金城、王夢伯、陳半丁、陳寅恪等著名畫家過從甚密，組織"北京畫會"，家裏常有文人墨客出出進進。這種家庭、生活環境，使她從小便受到文學藝術的陶冶，母親李若蘭幼年時被廣州富戶人家收養，也通文墨，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太太。
其實，凌叔華降生凌家之初，並不為人所在意，一方面因她在整個家庭的孩子之中排行第十，另一方面，母親在她之前已生育兩個女兒，這便使她們母女在這個封建意識頗為濃厚的大家庭里受到冷眼與譏笑。在姐妹中並不起眼的“小十”常常像一隻“縮在角落的小貓”，安安靜靜，從不爭鬧。但她漸漸懂得了因為這“短處”受著別人的氣，便暗暗立著自己的志氣。
由於門庭名望，加之主人凌福彭精於詞章、酷愛書畫，並樂於交友，所以當時有許多名流堪稱凌家常客。除了凌叔華的繪畫老師王竹林、繆素筠、郝漱玉、陳半丁，還有康有為、俞曲園、齊白石、王雲、王夢伯、辜鴻銘、陳師曾等。這使得凌叔華從小便可以見識到這些名流鴻儒，並受到濡染。
凌叔華的英文啟蒙老師正是辜鴻銘。這位學養異常豐厚的大學者，精通七國語言，被人稱為“是以譏諷方式批評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唯一中國人”，凌叔華從小就佩服至極，不想日後真的成了她的老師。
辜鴻銘認為學英文要像英國人教孩子背誦兒歌聖經，像中國人教孩子背誦四書五經一樣。於是，他讓凌叔華到他家去，從塵封的書架上抽出幾本英文詩集，先教凌叔華背兩首詩。小丫頭很聰慧，加上已受過家塾先生的訓練，當著辜先生的面，凌叔華不一會兒就把兩首英文詩背熟了。辜先生很高興，便又教她讀了三首，並要求下次來背。隨辜鴻銘先生學習的一年時間，凌叔華不僅打實了英文基礎，掌握了學習語言的方法，同時在文學啟蒙上也受益匪淺，她直到老年都銘記著這位啟蒙老師。
文才性格
凌叔華畫作：三峽清晨
凌叔華9歲那年隨父旅居日本，並在那裡學習了兩年。回國後父親到天津就職，於是舉家居津。1919年，19歲的凌叔華直接參加天津女子師範學校三年級考試，順利通過。她正式穿上了女師校服，非常興奮。
進校不久，“五四”運動爆發了。凌叔華與同學們熱情高漲地投入到運動之中，紛紛組織遊行、演講。由於文字水平在班裡最高，凌叔華被推選為學生會秘書，當時不少講演稿和標語都出自她手。
1920年，兩名罷工工人被日本工廠主殺害，激憤的學生們走上街頭演講宣傳，說服商店抵制日貨，關門一天，要求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遊行返校後，語文老師張先生要求她們以當日之事為題材寫作文。第二天，凌叔華的文章刊登在了《天津日報》上，是張先生選中送到報社的。她激動得“眼淚也下來了”，這是她第一次發表文章。張先生把報紙交給她，說：“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就更會珍惜這篇東西。”
1921年，凌叔華考入燕京大學預科，升入本科時先選擇了動物學專業，後又轉入外文系，並開始文學創作。
原先選動物學，是想學崇拜的歌德。但有位英文老師讀罷她的作文，認為她在文學上會更有發展，同時她也從相關書籍受到啟發，漸而有了轉系的想法。當時正在燕大執教的周作人因賞識她的文才，為其轉系而盡力相助。轉入外文系後，凌叔華的文學興趣更加濃厚。她還選聽了周作人先生的《新文學》課程。當時，學校提倡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凌叔華在英文老師的鼓勵下，大學一年級時就編寫了《月里嫦娥》和《天河配》兩個英文短劇。
除劇本寫作外，她還是演出的策劃者與導演，包括布景、音樂、舞蹈等，全部由她統籌安排。布景設計好了，請自己家的木工幫忙做，不必花錢；演出服裝則靠借用，她還找梅蘭芳先生去借服裝。
作為燕大學生的凌叔華，以新時代女性的姿態踏上了文學創作之路。思想的活躍與情感的激盪，使她自然地顯露出足夠的自信與銳氣。她在1923年寫給周作人先生的信中講：“這幾年來，我立定主意做一個將來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著膽，請問先生肯收我作一個學生不？中國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國女子思想及生活從來沒有叫世界知道的，對於人類貢獻來說，未免太不負責任了。”1923年8月，她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讀了純陽性的討論的感想》一文，那是她“立定主意”從事寫作的另一種表達。她說：“我還要誠懇的告訴新文化的領袖，或先進者，請您們千萬不要把女子看作‘無心前進的，可以作詩就算好的，或與文無緣的’一路人，更祈求您們莫取旁觀的態度；時時提攜她們的發展，以您們所長的，補她們所短的。”
凌叔華將她的“主意”付諸實踐。1924年1月，她的小說處女作《女兒身世太淒涼》發表在當時很有影響力的《晨報副刊》上。之後，在燕大讀書期間，相繼寫了《資本家之聖誕》、《我那件事對不起他》等小說，寫了《朝霧中的哈德門大街》、《我的理想及實現的泰戈爾先生》等散文，並陸續發表在《晨報副刊》上。這使她首先在北京的文壇上嶄露頭角，並開始跨入作家行列。
以文識友
以文識友 性情相契
1924年5月，作為文學青年的凌叔華，有幸見到並接待了在世界文壇享有盛譽的文學大師泰戈爾。泰戈爾對她說：“要成為一個大作家，要讀書，但還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善美、找人生意義、找宇宙的秘密。實在不單單印有黑字的白紙才是書，生活就是書，人情就是書，自然就是書”。這話對凌叔華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正是在泰戈爾訪華期間，凌叔華同時認識了陳西瀅與徐志摩。這兩位在她人生歷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物，前者成為與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後者則是她情同手足的摯友。
陳西瀅，生於1896年，字通伯，江蘇無錫人，1912年到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得博士學位，應蔡元培之邀，回國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主任，並於1924年底在北大創辦《現代評論》，自己任主編，一時間，該刊物成為北京重要的文化、文學陣地之一。
凌叔華與陳西瀅相識兩年後結婚，其中之緣與文學有關。凌叔華在婚前寫給胡適的信中特別講了這件事，信中寫道：“在這麻木污惡的環境中，有一事還是告慰，想通伯已經跟你說了吧？適之，我們該好好謝你才是。……這原只是在生活上著了另一種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與勉勵，在藝術道路上扶了根拐杖，雖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過心境少些恐懼而已。”凌叔華很明白地表達出自己對這樁婚事的期望與滿意之情，對陳西瀅的信賴與滿意之情。
以凌叔華的見識與品位，以及對待事情不張揚、審慎處之的特點，她所選擇的如意郎君自然是要與自己多有投契之處的。她認為，“通伯頭腦清晰，理解迅速，觀察準確，是許多人不及的。”
至於凌叔華與徐志摩之間，有著一種特殊意味的“手足之情”，他們在文學上相互欣賞，並格外珍視這分情誼。兩人從1924年5月相識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飛機失事而罹難，其間七年多的時間裡，彼此都經歷了許多事情。可是，他們的友誼始終未變。在徐志摩眼裡，“人淡如菊”的凌叔華是最如意的友人，僅從他將自認為最重要的“八寶箱”交予凌叔華代為保存，便不難見出一斑。而凌叔華亦視徐志摩為彼此相知的摯友，雖然這“八寶箱”之事日後為她帶來了許多言說不清的困擾。
徐志摩於1925年旅歐，當時他與陸小曼的戀情引來滿城風雨，徐志摩打算去歐洲避避風頭。行前要將裝有日記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謂“八寶箱”交予自己最信賴的人保管。因當時陸小曼處境同樣不好，而且箱內有“不宜小曼看”的東西，於是便交到了凌叔華手中。因為徐志摩確信：“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不過徐志摩從歐洲歸來，並沒有將暫存在凌叔華處的“八寶箱”取回，之後他與陸小曼結婚，搬到上海去住後，仍沒有拿去。
而爭議與困擾則是以後的事情，即到底凌叔華是否曾將“八寶箱”交予他人；而後“聽說此箱落入徽因處”，凌又怎么“要來看”的；再到徐出事後該箱下落何處，資料是否完全等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凌、徐二人的相交之誠與相托之重，由此也可見凌叔華是一個寬容人事而不願引起是非的人，她知道“殺風景的事是志摩所恨的”，所以甘願為之守住許多秘密。
凌叔華待人的平和與溫潤使她收穫了頗多的至交益友，如同獲“才女”之譽的林徽因，國學大師胡適之，散文名家周作人，知名學者梁實秋，“京派”作家沈從文，旅行記者蕭乾，“人民作家”巴金，善以文字作水墨畫的張秀亞，“女中丈夫”林海音等等。他們大都是文學界的名流才俊。
值得一提的是凌叔華和謝冰心的友誼，她們同為1900年生人，同是“五四”新文學的女作家，還是燕京大學的同學，不過她們對徐志摩的為人處世風格看法不同。冰心認為，徐是“利用聰明，在一場不人道不光明的行為之下，仍得到社會一班人的歡迎的人”。這顯然是針對徐的兩次婚姻而言。可是，凌叔華與謝冰心在她們漫長的一生中，卻有著極其真誠的交往。
書畫造詣
文中安寧 畫裡清芬
凌叔華畫：我和賁先生凌叔華的小說，無論是與馮沅君、丁玲、白薇等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派”的創作相比，還是對照冰心、蘇雪林、廬隱等“閨秀”派作品看，都有著明晰的特點，因而也有人稱之為“新閨秀派”。
魯迅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講：“凌叔華的小說，卻發祥於這一種期刊（指《現代評論》）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地描寫了舊家庭中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不過魯迅所指主要還是凌叔華發表於1927年之前的作品，如《酒後》、《繡枕》、《吃茶》、《花之寺》、《太太》等，多表現未婚小姐和已婚太太的生活與心境。
1928年，徐志摩開始在上海主編《新月》雜誌，凌叔華隨時將自己的小說新作寄予徐，相繼有《瘋了的詩人》、《小劉》、《小蛤蟆》、《小哥兒倆》、《送車》、《楊媽》、《搬家》、《鳳凰》等作品在《新月》發表，並產生較大影響，因此也便自然成為當時的“新月派”主將，也有人稱之為“新月聖手”。
凌叔華的小說在《新月》雜誌上的連續發表，是與彼此間相投相契的文學主張和美學格調密切相關的。凌叔華的小說總體上是忠實“愛與美的精神寄託”的。她很少刻畫血與淚的人生，很少書寫峻急憤恨的感情，既沒有勾魂攝魄的悲劇，也沒有冠纓俱絕的狂笑、悲不欲生的感傷，感情總是優雅貞淑。她何嘗不寫社會的不平，人生的隔膜，但她多取一個精巧的角度，以女性的柔情、幼兒的稚氣，使之純化、淡化、軟化。其筆觸所及未嘗沒有塵世的陰影，可心緒卻依然是在對善意之光的捕捉，並最終指向一種安寧的美。
凌叔華還與繪畫藝術結緣尤長尤深，是一位出色的中國畫藝術家。她的書畫藝術傳承中國文人水墨山水畫之精神，傳情達意，自然天成。她尤善於畫蘭草、秋菊、秀竹、凌波仙子等，且往往是目色無邪、淡寫輕描，簡約、淡雅，卻有真氣周流、意味雋永之質。朱光潛先生曾對凌叔華的繪畫藝術給予過這樣的評價：“在這裡我所認識的是一個繼承元明諸大家的文人畫師，在嚮往古典的規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風懷和細緻的敏感。她的取材大半是數千年來詩人心靈中蕩漾涵泳的自然。”
不知是受了泰戈爾的啟發，還是自身興趣使然，凌叔華熱愛自然，常常將山水性情融於心間，其文其畫都流露出一脈相承、互通共融的諧趣佳境，而她自己也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尋著本來清靜的自我。
抗戰經歷
南下武漢 經歷“後方”
一九二六年凌叔華與陳西瀅攝於新婚後1928年10月，陳西瀅應聘到武漢大學任教（後接任聞一多文學院院長之職），凌叔華一同前往。當時，二人對武漢這個城市不看好，認為這是個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華更希望到法國去，以使自己的繪畫得到發展。所以，剛到武漢時的凌叔華難免增添孤寂之感。凌寫信給北京的胡適講：“自來武昌，一冬愔愔的白過了。”她所住的房子又小院子又狹，陽光也不能多看到一片，與之前生活過的北京、天津、日本的京都、西京反差太大，難以適應。當然，最使她無法忍受的還是當時武漢的文化環境之差。她當時的感受是“武漢三鎮竟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見一塊綠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時的休息。”
不過凌叔華的創作倒是未曾停頓，她被譽為“新月聖手”即是在到武漢之後的三年之內。從題材上看，這時期的作品還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與體驗為主，說明在這段時期里，她還沒有從情感上進入到新的環境中，同時，也還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觸的東西。
此後，另外兩位女性的到來使她的生活有了豐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蘇雪林，她們分別於1929年、1931年來武漢大學任教。這二人都是凌叔華與陳西瀅的故交好友，蘇雪林曾在法國學畫，與潘玉良是同學，與長於書畫的凌叔華自然是極易靈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學家，她的女兒又拜凌叔華為乾媽，所以，她們的到來，使一度感到孤單鬱悶的凌叔華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漢大學新校址在東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陳西瀅與凌叔華夫婦喜遷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雙佳樓”。珞珈山乃武漢風光秀麗之地，山勢舒緩而曲徑通幽，臨湖瞰江而氣象生動，在這裡，或面對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詩情畫意融入胸懷。凌叔華與袁昌英、蘇雪林常在此談詩論畫、說文解字，自然而然地營造出了人文與環境的諧趣，成為一道美麗的風景。於是，當時她們也便有了“珞珈三傑”的美稱。
凌叔華的心境與生活狀態漸漸有所變化，她走出家門，遊歷了不少地方，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勞動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寫給胡適的信中說：“這兩三年我腳沒有停過，我的耳目不在城裡在鄉里，我比我們的朋友多認識一些真的中國人，他們是平凡窮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漢日報》社聘請凌叔華創辦《現代文藝》副刊，凌應約出任主編。她在發刊詞中寫道：“若其讓文化永落人後，豈非像蠟制人體模型一樣，雖然具有美麗的軀殼而缺少靈魂嗎？……我們把這片沙漠造成錦天繡地的樂園吧。”不到兩年時間，《現代文藝》便吸引和團結了如蘇雪林、袁昌英、陳衡哲、冰心、沈從文、朱光潛、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適、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牽動了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10月，武漢大學成立戰時服務團婦女工作組，凌叔華積極加入其中，並隨工作組赴漢陽鸚鵡洲傷兵醫院慰勞抗日傷兵。回去之後，感觸良多的她寫了一篇題為《慰勞漢陽傷兵》的通訊，寄到《國聞周報》發表。年末，因戰爭形勢的發展，武漢大學由武昌珞珈山遷往四川樂山，凌叔華一家也搬至“後方”。1938年3月，凌叔華、陳西瀅一同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4月，凌叔華與胡風等96人聯名發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這期間，凌叔華以一個知識女性的良知與熱忱關心著抗戰，同時也留心觀察與體驗著後方民眾的生存境遇與生活狀況。抗戰期間，凌叔華寫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創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說《中國兒女》，以表達她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的義憤和對祖國家園的熱愛之情。
古韻真情
“古韻”悠然 真情生魅
不知何故，凌叔華思量已久的翻譯計畫一直未能實現，不過她與英文的淵源換了另一種方式呈現——她的英文自傳體小說《Ancient Melodies》於1953年出版。該書由英國著名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芙和她丈夫創辦的霍加斯書屋出版，一經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國評論界的重視，成為暢銷書。當時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評論說：“叔華平靜、輕鬆地將我們帶進那座隱蔽著古文明的院落。現在這種文明已被掃得蕩然無存，但那些真正熱愛過它的人不會感到快慰。她向英國讀者展示了一個中國人情感的新鮮世界。高昂的調子消失以後，古韻猶存，不絕於耳。”不過這本書被譯為中文並在中國大陸出版，則是相距原版首次印行的40年之後，即1994年傅光明先生翻譯並由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書名譯作《古韻》。全書從寫作到英文出版，前後經歷了十數年，其中關係著一段偶然而特殊的因緣。
凌叔華南下武漢期間，一位來自異域的年輕人於她的視野中出現，他叫朱利安·貝爾，是位有才華又有激情的青年詩人，1935年應邀來武漢大學任教，時年27歲，他是英國著名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芙的外甥，他的母親凡尼莎·貝爾也是一位知名畫家。他們在珞珈山相識，彼此都鍾情並擅長文學、繪畫等藝術，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來。1937年，朱利安·貝爾回到英國之後，特別當面向姨母推薦凌叔華，並建議她們相互通信聯繫。於是，中國的才女作家凌叔華與一位天才作家得以越境神交，堪稱一大良緣。
凌叔華回憶說：“我接受她的建議，開始用英文寫自己的生平，寫好一篇就寄一篇給她……”伍爾芙的鼓勵，她記憶猶新：“繼續寫下去，自由地寫，不要顧忌英文裡的中國味兒。事實上，我建議你在形式和意蘊上寫得貼近中國。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歡的，寫得愈細愈好，只當是寫給中國讀者的。然後，再就英文文法稍加潤色，我想一定可以既保持中國味道，又能使英國人覺得新奇、好懂。”這些文稿傳遞穿過戰火、跨越重洋，持續三年多，直到1941年伍爾芙不幸去世而止。後來結集出版的《古韻》中的作品，正是遠隔千山萬水、彼此從未相見的兩位不同膚色、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女性，在這段文心互通中的結果。
在伍爾芙離世6年後的1947年，凌叔華踏上了那個英倫島國，來到了她心儀已久的大作家伍爾芙的家鄉。（1944年陳西瀅赴英主持中英文協工作，凌叔華隨之而來。）而這部書之後在英國的出版，也是伍爾芙的夙願。
《古韻》確實是本別致的書，讓人覺得讀時平靜，而讀罷之後則感到意味漸濃。詩人維特·薩克維爾·韋斯特在該書的英文版序言中說：“她（凌叔華）成功了。她以藝術家的靈魂和詩人的敏感呈現出一個被人遺忘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對美好生活的冥思細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對於美的渴望。她的文筆自然天成，毫無矯飾，卻有一點惆悵。因為她畢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個古老文明的廣袤荒涼之地似乎非常遙遠。”
他鄉憶鄉
客居英倫 家國情深
凌叔華與丈夫陳西瀅、女兒陳小瀅攝於倫敦公園1946年冬，曾於1944年赴英國主持中英文化協會工作的陳西瀅，又受派為國民黨政府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常駐代表；1947年，47歲的凌叔華便帶著女兒小瀅途經美國而抵英，與丈夫陳西瀅一同在英國倫敦定居，住在亞當森街14號，開始了她客居異國他鄉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倫，凌叔華無法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所以，除了完成並出版她的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之外，便主要將精力與才情傾注於繪畫藝術與講學之中。之後的幾年，她先後在倫敦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等地舉辦了多次畫展，並在英國多所大學進行了中國書畫、中國近現代文學方面的專題講座。其中，轟動法國巴黎以及歐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塞祿斯基博物館（也稱東方博物館）舉辦的凌叔華個人繪畫，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畫家如董其昌、倪瓚、陳老蓮、石濤、鄭板橋等人的作品與文物古玩展覽。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是凌叔華長留心中的一種境界，她雖出身名門望族，但卻更適於自食其力的平靜的生活。剛到國外期間，她除了操持家務之外，為了彌補生活費用的不足，還兼事“鬻文賣畫”。1956年到1960年，應新加坡新創辦的南洋大學之聘，擔任該校中文系中國近代文學和新文學研究教授，課餘時間還熱心輔導文學青年進行創作。
客居異國的日子，凌叔華一直思念與眷戀自己的祖國，並深深期盼祖國的強大和統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她同丈夫陳西瀅一道幫助他們的朋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到祖國大陸。直到她在70多歲高齡時，還在海外努力推薦巴金、茅盾競選諾貝爾文學獎，並積極幫助有關機構蒐集他們的作品材料。
凌叔華明白地認識到，無論西方的世界多么現代、發達，畢竟那不是自己的故土。在喧鬧的英倫大都市，她常常感到孤寂，因此，長期引以為伴的，是畫中國畫，彈奏古箏曲，侍養蘭花、文竹等，她的住處也保持著清一色的中式古舊陳設，所有這些顯然已成為她故國情懷的托寓。甚至於對於自然山水的感受，也難以獲得國內時的那種感應與投入。她在《愛山廬夢影》中講：“不知為什麼，歐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為漠漠。……到底是西方異國情調，沒有移植在東方人的心坎上的緣故吧！”1959年底，凌叔華有幸第一次回到祖國大陸觀光，已進中年的她格外興奮，同時也感觸良多。她在北京、廣州、武漢等地觀光探親，與張奚若、鄧以蟄等故交重逢，並宜其興致而作文畫畫。
1970年3月29日，與凌叔華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陳西瀅因病在英國去世。此後凌叔華愈加感到遠在海外的孤獨，她在與巴金、蕭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達了自己希望回國安度晚年的想法。
凌叔華終於回來了。1989年12月，她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醫院療治腰傷。1990年3月25日，她在醫院裡，在親朋好友、文藝界新聞界人士以及醫護人員的祝福中度過九十華誕。是年4月，凌叔華曾患有的乳腺癌復發並轉移。5月16日，她從數日的昏迷中醒過來，向親人和醫護人員請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於是，由救護車陪護，她躺在擔架上遊覽了童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園。眺望過白塔後她喃喃地說：“山湖美！柳樹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淚下。爾後，她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為幼稚園。此時，那兒的孩子們已列成整齊的隊伍，手捧獻花歡迎她。她曾在《古韻》最後一篇的結尾處寫道：“我多想擁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運啊！”現在，她終於如願。這離別人世前所作的短暫的“觀光”，表達出一個在中國古老文化的薰陶中成長起來、而又深諳西方文化的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愿。“落葉歸根”，她的身心都有了歸屬與安頓。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遊北京後的第六天，凌叔華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溫婉與畫趣的淡雅一樣，她的離去也是平和寧靜的。如一株蘭草散盡最後一縷幽香，亦如一片樹葉離開枝柯飄落於地，顯得自然而然。
文學風格
凌叔華擅長表現女性，刻畫細膩的心理刻畫，所以沈從文、蘇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國女作家曼殊斐爾。蘇雪林則借用徐志摩的這段話來評論凌叔華：“可以說凌叔華的作品對於心理的描寫也差不多有這樣妙處。”在《新月》月刊創刊號上，徐志摩有一段關於她的作品的精采議論。他這樣說：“《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說，不是虛偽情感的氾濫，也不是草率嘗試的作品，它有權利要我們悉心的體會……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靜最耐尋味的幽默，一種七弦琴的餘韻，一種素蘭在黃昏人靜時微透的清芬。”這就是淩叔華小說的品與格及它哲學的尊嚴、藝術的奧妙。
個人影響
凌叔華與蘇雪林、冰心、馮沅君、丁玲被稱做20世紀30年代“中國五大女作家”（“民國五才女”）。
評價
“……淩叔華的小說，卻發祥於這一種期刊《現代評論》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魯迅先生在三十年代為"五四"時期女作家淩叔華寫下的這幾句評語，言簡意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內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風格特點，還充分肯定了它的社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