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歷
俗講在唐代，寺院講唱主要由經師和唱導師擔任，他們互相配合，以
轉讀和唱導為講經化俗的手段。僧講和尼講對舉，側重於講經者身份性別的差異；而僧講和俗講並提，則意味著講經內容和聽講對象的差異。面對俗眾的講經，以通俗故事為講唱主體，以勸輸寺資為講唱目的。這種俗講源於寺院傳統的唱導，俗講僧尊為法師，俗講在唐時因帝王的支持而發展到鼎盛。俗講技藝由寺院走向民間，成為民間轉變，終又進入宮廷，客群遍布唐五代時中土社會的各個階層。
俗講的作品
由於俗講的宗教色彩逐漸淡薄，不限於講說佛經，而較多的接近現實社會，為人們所喜聞樂見，因此受到正統派僧人和封建統治階級的迫害。文敘曾被冠以“假託經論”的罪名，屢次遭到杖脊和流放(宋趙□《因活錄》)。可見俗講內容的世俗化已非嚴酷處分所能禁止。其後，俗講完全脫離了宗教，成為民間說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突破了宗教的局限，其題材愈加廣闊，音樂上日趨民族化。敦煌發現了一些非宗教性的變文，如歷史故事《舜子至孝變文》、《列國傳》(伍子胥過昭關故事)、《秋胡變文》、《明妃曲》（一題《王昭君變文》），敘說唐朝時事的《西征記》（一題《張議潮變文》），民間故事《韓朋賦》等。俗講的名稱，始見於唐初，實即六朝以來的齋講，乃是套用轉讀、梵唄和唱導來作佛經的通俗講演的。本來隨著佛經的傳入，就有轉讀（即詠經）和梵唄（即歌贊）的發生，另外又有唱導的繼起。唱導原為說唱教導之意。從講解經論義理，變為雜說因緣譬喻，使一般大眾更易理解佛教教義，這就是慧皎所謂“宣唱法理開導眾心”（《高僧傳》卷十三唱導）之法。唱導與俗講的性質雖然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均以因時制宜隨類化俗為主要的方法與目的，並且所用材料亦大致相同。《廣弘明集》卷十五有梁簡文帝《唱導文》一篇，王僧孺《禮佛唱導發願文》一篇，巴黎圖書館所藏《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及倫敦博物館所藏《回向文》，其體例與《廣弘明集》所收，俱約略相似。因此俗講制度的一部分也可溯源於唱導。俗講開始時，只有講經文一類的話本，後來漸采民間流行的說唱體如變文之類，以增強其化俗的作用。但變文與講經文的體制不同，也別有其淵源。中唐時代，約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長安諸寺往往有奉敕開演俗講的法會（一般俗講，是不依敕令的）。寶曆二年（826）敬宗還親臨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唐紀·敬宗紀》），由此推知其開講時當有莊嚴的儀式。近人發現巴黎圖書館藏P．3849號敦煌卷子一卷，紙背文字二段，一為《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一為俗講儀式，後附虔齋及講《維摩經》儀式。所記俗講儀式有作梵、禮佛、唱釋經題、說經本文、回向、發願等，與講經儀式無大出入，唯多說押座一式，這大概是俗講所特有的。此外參加俗講的也有法師和都講，法師主講，都講唱釋經題，與正式講經無異。
特點
俗講流行區域極廣，存在時間久長，但在北宋時，由於政治的原因，與異教一齊遭受禁止，至南宋已名存實亡。但它的影響卻極其廣大，宋以後說話人（分小說、說經及說參請、講史書、合生商謎四科）、話本、寶卷、諸宮調、彈詞等，均可溯源於此。
所屬分類
古代樂種
中國古代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