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俗講乃僧徒依經文為俗眾講佛家教義、“悅俗邀布施”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變文，或簡稱“變”，乃轉變的底本，在敦煌說唱類的作品中保存較多。現知明確標名“變文”或“變”者有八種：《破魔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八相變》、《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漢將王陵變》、《舜子變》（又題《舜子至孝變文》）、《前漢劉家太子變一卷》（又題《前漢劉家太子傳》）。此外，尚有題殘佚，據其體制也應屬變文一類者為《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王昭君變文》、《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目連變文》等數種。上述作品，除《舜子變》基本為六言韻語、體近賦文，《劉家太子變》全為散說、體近話本外，其餘共同特點是：一、說唱相間，散韻組合演述故事。說為表白宣講，多用俗講或淺近駢體；唱為行腔詠歌，多為押偶句韻的七言詩。這種體制，雖與講經文相似，但變文一般不引原經文，唱辭末句也無催經套語，不標“平”、“斷”、“側”。
內容
俗講與我國固有的說唱傳統有關，但它更主要的來源，是六朝以來佛家的一種講道化俗手段：“轉讀”與“唱導”。轉讀，或稱詠經、唱經，指講經時抑揚其聲，諷誦經文。梁慧皎《高僧傳·經師經》謂：“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可見轉讀是隨佛經傳入，改梵為漢適應漢語聲韻特點而產生的一種讀經方法。到了唐代，轉讀經師吸收民間聲腔，趨附時好，專以取悅俗眾為務，轉讀遂向大眾娛樂的方向發展。同時，講經中的另一種方式唱導，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唱導是宣唱法理、開導眾心。轉讀與唱導，以及偈頌歌贊的梵唄，融講說、詠唱為一體，有說有唱，遂形成唐代的俗講。
唐代俗講相當盛行。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載，武宗會昌元年（８４１）僅京都長安一次就有七座寺院同時開講，自“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俗講法師有海岸、體虛、文漵等多人。其中文漵尤為著名。趙鱗《因話錄》卷四角部載：
有文淑（漵）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yin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
普通民眾對俗講趨之若鶩，以至“仍聞開講日，湖上少漁船”；“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連皇帝也曾“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朝野上下，風靡一時。
俗講由佛家講經衍出，講者盡為僧徒，即所謂俗講僧。他們有主詠經的都講，主講解的法師，主吟偈贊的梵唄等。俗講有一定儀軌，維那鳴鐘集眾；法師、都講上堂升高座，作梵，念菩薩；說押座；開題，說莊嚴、懺悔、受三歸、請五戒、稱佛名等。正式講經，先由都講詠經原文若干，法師即就經文敷陳講解，繼以唱辭。一段完了，例以套語催經；於是都講再詠經若干，次又由法師解說。如此反覆，直至講畢，以解座文結束。俗講的底本，就是講經文。
敦煌遺書中尚保存有十來種。最為完好者為《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此外尚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雙恩記》等等，都是散韻結合，說唱兼行。說為淺近文言或口語，唱為七言，間用三三句式六言或五言。其上往往有平、斷、側、吟之類的辭語，標示聲腔唱法。
講經文取材全為佛經，思想內容不外佛教的無常、無我、苦空、業惑、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脫等等教義。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動的故事情節，敘事、描繪、抒情等手法，廣譬博喻，縱橫騁說，把深奧的教義轉化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籬，映照出現實世界，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新奇別致的內容，張馳起伏的情節，通俗生動的語言，引人入勝。
如《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伯２３０５號）旨在說明供養人間師僧，即是敬奉佛菩薩，卻用一位國王毅然拋棄人世的榮華富貴，屢遭種種磨難仍甘於為仙人供給走使，執著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來表現。情節波瀾起伏，故事娓娓動聽。又如，《維摩詰講經文》，現存兩個系統的七種八卷片斷，規模宏偉，想像豐富，甚有文學色彩。其中對於魔女的描寫，極鋪陳渲染之能事，辭藻華麗，帶有駢文的節奏聲韻之美。
俗講在宋以後即無記載，但民間“說話”伎藝中有“說經”一家，演說佛書，或即為俗講之嫡傳，惜無話本流傳。後世樂曲系、詩讚系說唱諸藝，如宋的陶真、鼓子詞、諸宮調，元的詞話，明清彈詞、鼓詞、寶卷等，都可以溯源到俗講，那種一段散文敘述，一段韻文歌詠，說唱故事的體制，更可以看出俗講的影響。
唐五代時與俗講同時流行的民間說唱伎藝尚有“轉變”。轉變，就是說唱變文，當時極為盛行，上自宮廷，下至鬧市，都有演出，且出現了演出的專門場所“變場”。
變文，或簡稱“變”，乃轉變的底本，在敦煌說唱類的作品中保存較多。現知明確標名“變文”或“變”者有八種：《破魔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八相變》、《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漢將王陵變》、《舜子變》（又題《舜子至孝變文》）、《前漢劉家太子變一卷》（又題《前漢劉家太子傳》）。此外，尚有題殘佚，據其體制也應屬變文一類者為《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王昭君變文》、《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目連變文》等數種。
上述作品，除《舜子變》基本為六言韻語、體近賦文，《劉家太子變》全為散說、體近話本外，其餘共同特點是：
一、說唱相間，散韻組合演述故事。說為表白宣講，多用俗講或淺近駢體；唱為行腔詠歌，多為押偶句韻的七言詩。這種體制，雖與講經文相似，但變文一般不引原經文，唱辭末句也無催經套語，不標“平”、“斷”、“側”。這說明唱腔與講經文也不同。
二、說白與吟唱轉換時，每有習用的過階語作提示，如“……處若為陳說”，“……時有何言語”之類。有人說這是演唱前指示圖畫的套語。講經文沒有這類過階語。
三、變文演出，或輔以圖畫。這從《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的標目以及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畫卷開時塞外雲”句可知。伯４２５４卷《降魔變文》正面為圖六幅，背面抄與畫圖內容相應的唱辭六段，是轉變配有畫圖的證明。這種文圖相配形式，是後世小說“全相”、“繪圖”本的濫觴。
轉變與變文中“變”字的含義與淵源，一直是中外學者試圖解釋而至今尚無定論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有待新資料的發現。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變文是說唱藝術，適應普遍民眾的審美趣味，當然有民族文藝的基礎。我國古代有講故事、唱歌謠，散韻夾用的敘事傳統。這從《逸周書·太子晉》、東漢趙曄《吳越春秋》中可見大概。當然也有佛教文學的影響。佛教傳入，改梵為華，保存相當多的原典語彙、文法與風格；“十二部經”內又有長行（契經）散文直說義理，重頌（應頌）以詩重述長行之義，伽陀偈（偈、諷頌、孤起頌）不依長行而以詩直說教義等文體，通過六朝以來佛教通俗化的傳教方式，如唱導、轉讀、讚唄等，深入民間，這對正在形成中的轉變與變文，無疑起了催生的作用。
敦煌變文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的想像，曲折的情節，生動的形象，活潑的語言引人入勝。變文作為轉變的底本，本不是案頭讀物。它是供藝人說唱用的。根據說唱的需要，說表與唱誦結合，敘事與代言並用，融文學、音樂、表演為一體。以聲傳情，以情帶聲，聲情並茂地演述故事，是它最突出的藝術特點。
變文的想像極為豐富，往往使一些比較簡略粗疏的故事，通過擴充細節，誇張渲染，馳騁想像，大大充實豐富起來。如《史記·伍子胥列傳》記子胥逃亡途中遇漁父一節，僅１６字，在《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中擴展為４０９字，而《伍子胥變文》卻用了２５００字。《史記》、《吳越春秋》中“至江”二字，《變文》中加以發揮，刻劃江邊荒涼蕭索，人物內心焦慮不安的情境，加強了倉皇逃亡途中伍子胥的慌恐、緊張和英雄末路的悲憤之情。在藝術結構上，變文大多能注意故事的有頭有尾、脈絡清晰；同時又注意情節波瀾起伏，留下懸念，以吸引聽眾。
如《降魔變文》寫舍利佛與勞度叉鬥勝一節，六師先後化出寶山、水牛、毒龍等物，舍利佛從容鎮定，變出金剛、獅子和鳥王，一一戰勝魔道。情節連峰疊嶂，扣人心弦，讓人想起後世《西遊記》中鬥法的描寫，可見變文在精神上如何哺育了後世的神魔小說。優秀的變文作品，能在故事的矛盾衝突中刻劃出生動的人物性格。
伍子胥的智謀勇毅，王陵母的大義凜然，張議潮叔侄的衛國忠心，都是在情節的曲折展開中刻劃的。變文的語言無論是口語或是淺顯的駢體，大都能作到通俗易懂，生活氣息濃厚，又雜用俚語方言、諺語成語，新鮮活潑，流暢明快，琅琅上口，悅耳動聽。在修辭上，還常用比興、誇張、排比、對偶、反覆、問對、諧音、隱語等手法，加強語言的形象性和表現力。
變文散韻結合演唱故事的體制，影響到唐人傳奇。宋元以後，各類說唱文學和戲曲文學，若追根溯源，也都與變文有些血緣關係。變 中的一些故事情節，往往為後世小說、戲劇所吸收，如《伍子胥變文》故事，在後世《吳越春秋連像評話》、《春秋列國志傳》等演義中，皆成為大關目。《漢將王陵變》故事，在元雜劇《陵母伏劍》、明小說《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中，也都有演述。《王昭君變文》故事，自元馬致遠《漢宮秋》雜居、張時起《昭君出塞》雜劇、明無名氏《和戎記》、《青冢記》等傳奇，至近代的話劇《王昭君》，不下二十四五部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它的影響。《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在宋代已搬演為雜劇，至明初，有鄭之珍編《目連救母行孝戲文》一百出，萬曆間佚名《目連救母勸善記》戲文一百零二折，清張照編《勸善金科》十本二百四十齣；而民間目連戲，更為流行，由於魯迅《女吊》、《無常》二文的評述而廣為人知。
現存敦煌變文，以題材分，大體有四類：
一是宗教性變文，如《八相變》、《降魔變文》、《破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頻婆娑羅王后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等。這類變文通過佛經故事的說唱，宣傳佛家的基本教義。但它們與講經文不同。它們不直接援引經文，常選佛經故事中最人趣味的部分，鋪陳敷衍，渲染髮揮，較少受佛經的拘束。
二是講史性變文，如《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王昭君變文》、《漢將王陵變》等。它們大多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主，擷取軼事趣聞，吸收民間傳說，加以渲梁。“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麗，證以詩歌，又雜諢詞，以博笑噱”。《伍子胥變文》現存四個殘卷，拼合後尚有一萬六七千字。
它敘述伍子胥的故事。楚平王無道，殺害伍奢，奢子子胥亡命入吳，佐吳王滅楚復仇；後來子胥忠諫獲罪，又被吳王夫差殺害。它讚美了伍子胥機智勇敢、臨難不懼、憂國憂民、恩怨分明的品格。在這類歷史題材的變文中，取材於漢代的故事為多。如據《史記·陳丞相世家》演繹的《漢將王陵變》，據《漢書·李廣蘇建傳附李陵傳》編寫的《李陵變文》，據《漢書·元帝紀》、《西京雜記》和民間傳說編成的《王昭君變文》等。
這類變文多表現對故國的眷戀與對鄉土的思念。在晚唐五代內憂外患、河西地區淪於異族統治的形勢下，傳唱這些故事，是寄寓著無限感慨的。第三類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有《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等。這類變文雖假借歷史人物，而所講故事了無歷史根據。最後一類取材於當地當時重大事件與人物，這就是《張議潮變文》與《張淮深變文》。雖僅兩篇，且殘缺過甚，但仍可看出，當時民間藝人如何通過變文說唱，熱情謳歌張議潮叔侄及其率領下的歸義軍民艱苦卓絕，英勇奮戰抵禦異族侵擾、保境安民的英雄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