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風采中國模式是指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市場經濟制度主要不是依靠從外部（西方）“引進的”政策和規則，而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和改革進程中形成的政策、規則、路徑和方式，逐步實現國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道路。如果從制度變遷的視角審讀“中國模式”的意義，它意味著中國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的制度創新道路，這就是：“ 中國模式”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制度內生性，即中國轉型的“內生性制度安排”。中國模式豐富和發展了世界發展模式，也必將為人類文明不斷地走向繁榮與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淵源與發展
近年，“中國模式”一詞開始越來越多地躍入人們的眼帘。最先提出這一用語的，仿佛是西方人，後來俄羅斯學者也使用了這個用語。西方人提出“中國模式”，給人的感覺，好像他們是印象式的。他們主要認為中國不同於世界近現代史上其他東西方大國，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並像發動機一樣帶動了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視其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突出特點，因而稱為“中國模式”。俄羅斯學者使用“中國模式”一語，就不同了；他們採用這種提法是從自己的體驗、認識中來的，是從他們與蘇聯模式的區別、對比中得出來的，因此，他們使用這個字眼和術語，尤其使人注目。對他們這種“內行人”、“過來人”使用“中國模式”這一提法，應當引起我們中國學界的重視。相比之下，倒是我們中國人、中國學者，使用“中國模式”十分謹慎，到目前為止，認可和使用“中國模式”者，還為數寥寥；倒是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屬於蘇聯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還有同志發表文章認為，蘇聯模式和史達林體制的“內涵”、“內容”，就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實際上是把“四項基本原則”混同於蘇聯模式，隨而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即“中國模式”，與史達林體制和蘇聯模式混同了。
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對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蘇聯模式論和史達林體制的區別，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
胡錦濤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它作為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紮根於我國國情和時代賦予的鮮明中國特色。我們堅信，這一理論體系作為當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將與我國國情更加密切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民眾共命運，日益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和感召力。這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即“中國模式”的正式誕生。
基本特質
在最直接的意義上，所謂中國模式，應該就是對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集中概括和總結，有著鮮明而獨特的內在規定性。
一是獨立自主。其一，自己的事情自己辦。鄧小平說，“獨立自主，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儘管外貿依存度較大，但不是外部依賴經濟，更談不上“依附型積累”，經濟成長主要依靠中國自身的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推動，獨立自主的發展實質始終沒有變。其二，堅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緊緊扭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努力使經濟成長速度保持在較高水平。其三，在開放社會中認識自己、發展自己。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表明：閉關自守、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一條自絕於人類文明大道的死路；盲目排外，任由民族主義情緒泛濫，根本上背離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顧實際國情的區別，簡單複製別國模式，無疑是取亂之道；而堅持對外開放戰略，實現與世界的良性互動，是獲得對自身民族性格、歷史方位、發展戰略等主體特性的科學認識以及實現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二是改革創新。其一，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不懈怠，不折騰。1978年以來，沒有思想觀念、生產關係、管理體制、政府職能和領導方式等諸多方面的大變革，就不會有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和大發展。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生活中諸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部分民眾權益受到侵害、官員腐敗現象嚴重等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凸現，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懷疑甚至否定改革重走回頭路，更不能改弦易轍，而應在不斷增強改革決策科學性、改革舉措協調性的前提下，最終依靠改革的不斷深化加以解決。其二，因地制宜，鼓勵創新，不搞一刀切。正是在這種改革方略的指導下，各地在社會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文化體制改革等方面湧現出一系列帶有本地特色的“模式”和“經驗”，有力推進了各地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也顯示出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踐基礎的中國模式所具有的內在活力和強大生命力。其三，穩字當頭，循序漸進，不搞齊步走。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是三十年改革實踐的一條成功經驗。我國的改革進程，突破了中外教科書的各種理論範式，打破了西方改革家的線性規劃，也避免了諸如“休克療法”帶來的劇烈社會震盪，走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具體發展道路。
張維為：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三是實踐本位。其一，實踐第一，理論服務於社會實踐。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上，不拘泥於經典作家的具體論述，而是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本質，圍繞經濟建設這箇中心工作，制定和推行各項戰略部署。在“什麼是共產黨、怎樣建設共產黨”這個基本問題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客觀看待共產黨的時代任務、歷史方位、社會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階級結構的變化和特點，注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堅持以歷史、具體和實踐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系列觀點和論述，克服僵化思維和形上學觀念的影響，注重在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其二，堅持讓實踐說話，不搞無謂的爭論。從改革開放之初一直到今天，可以說來自左右兩個方面有關改革實踐及其理論的爭論就始終沒有中斷過，但這些爭論在根本上都沒有構成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局的干擾，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一條基本方針，既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搞無謂的爭論。其三，“摸著石頭過河”，著力推進實踐基礎上的體制、制度和理論創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鑑，前人也沒有具體論述，一切只能在實踐中探索。有人說“摸論”是典型的經驗主義，與科學理性是背離的，這種論調的錯誤在於，它只是從字面上理解這句話，把中國當初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看成一個沒有任何歷史繼承和理論來源的邏輯原點。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僅沒有丟棄老祖宗，反而是始終注意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實際國情和時代特徵相結合，以實踐創新推進理論創新。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一自覺歷史過程的理論結晶。
四是以人為本。其一，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一項關乎全局、影響深遠的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都得益於人民民眾的首創之功。其二，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發展依靠誰、為了誰，是一個決定發展性質及其方向的重大原則問題。對這個問題，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著名論斷已經做出了初步回答。黨的十六大以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貫徹，不是對以往發展路線的否定，也不是什麼所謂的糾偏，根本目的在於通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確保廣大人民民眾得益於改革、受惠於改革，從而成為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強大力量。其三，切實保障人民民眾的各項權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一定意義上是從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起步的，而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沒有民主，也沒有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等就很自然地成為新時期新階段人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追問。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為新形勢下黨和政府為切實維護、實現、發展人民民眾各項基本權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發展舉措。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把新時期的奮鬥目標完整地表述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則是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根本目標的進一步明確，同時也深刻揭示了中國模式蘊含的基本價值遵循。
五是和而不同。其一，多元一體，相得益彰。我國有五十六個民族，但在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的黨的新時期民族政策指引下，形成了多元一體、和諧發展的良好格局；“一國兩制”的政治智慧，成功解決了香港、澳門的回歸和治理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則為新時期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南；而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建設和諧世界，更是這一哲學思想在國家社會建設和對外戰略方面的生動體現。其二，求同存異，凝聚共識。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多次不同的觀點爭鳴，我們注意區分學術與政治、思想認識與是非原則問題，注重在多元中尋求主導，於多樣中尋求共識，極大地凝聚了社會各界關於改革發展的共識，最大限度地匯集了各方智慧，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其三，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崇尚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取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歷來奉行和平共處、合作交流、互利共贏的對外戰略。落後的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時代條件已經不允許再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強盛的中國儘管是“大塊頭”，但不當頭、不爭霸的根本立場決定了它帶給世界的不是挑戰，而是機遇。
基本經驗
基本經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下的中國模式經驗有哪些？鄒東濤教授從經濟發展的視角，把中國的發展經驗歸結為七條：第一，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新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制度基石和起點。第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體制動力。第三，國家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社會長期穩定，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第四，堅持生產力標準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決策不可盲目跟著政治風向跑，防止大上大下地“折騰”。第五，把改革和開放同時寫在中國模式的旗幟上，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相互配合與共同推進，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動力源。第六，正確處理改革和發展中的利益關係，減少改革推進的阻力，讓人民民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成為支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堅強後盾。第七，不斷完善科學的巨觀調控體系和手段，把巨觀調控政策的戰略轉型與發展政策的戰略轉變、治理性調控與預防性調控、改善巨觀調控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是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協調發展的重要條件。
政治智慧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道路，或說中國模式，這個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這個模式就是十七大報告講的，“三者有機統一，四大民主框架”——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民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總體處於低潮，西方固有政治模式也遭遇諸多問題的形勢下，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國政治模式釋放勃勃生機，成為幾十年來世界政治發展進程中最引人矚目的現象之一。縱觀當代世界各國的運行狀況，中國政治發展所處的環境最為複雜，需要克服的困難最多，實際成效最為明顯，蘊含的政治智慧也最為豐富。特別是通過確定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統一的政治原則、政治方法，科學把握整個政治發展運行軌跡的舉措，成為具有本質意義的“大智慧”。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正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承擔的使命將更加繁重，學深用活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智慧，有利於廣大黨員幹部進一步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念，深入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不斷提高執政水平與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從容應對新世紀新階段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中隨時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從應對中國變革難題到回答世界政治發展難題的“大智慧”
智慧通常指辨析、判斷、處理問題的能力。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智慧特指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不斷探索，在逐步形成中國政治模式過程中辨析、判斷、處理政治問題的突出能力。這種突出能力不僅有效處理、逐步解決了中國變革過程中諸多重大難題，而且逐步回答了當今世界政治發展中形成困惑的一些重大難題。
在科學處理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複雜關係中展示政治智慧。發端於1970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是一個不斷應對複雜局面，克服多重矛盾的過程：黨既要堅決糾正領導人在政治、經濟等重大領域的種種失誤，又不能因為路線、方針、政策的調整而造成思想、政治、組織上的混亂；既要向西方打開國門，引進各種經濟要素，又要堅決避免意識形態以至政治制度受到嚴重衝擊；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主導作用，又要避免思想、利益、組織形式多樣化而造成社會的失序；既要改革執政黨“包辦代替”、中央政府“一竿子到底”的政權運行方式，又要在權力下放後避免社會整體調控能力大大減弱；既要激發有條件的區域、人群、領域的創造活力，又要避免相互之間差距過於明顯而蓄積難以調和的矛盾……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經濟社會發展高度不平衡的國家，要處理好這些重大關係，無疑是世界級難題。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經濟總量從世界第12位躍升到世界前列，全社會長期積累的矛盾不斷緩解，而且始終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原則，執政黨與國家的凝聚力在新的層面不斷增強。這一切沒有執政黨高超的政治智慧是難以實現的。
江澤民在解答世界政治難題過程中展示政治智慧。中國高速發展、政治模式不斷完善的過程，也是不少國家從否定、懷疑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到不得不認真看待，以致於客觀評價中國政治模式的過程。這種轉變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的格局，也包括中國的政治模式從一些重要的方面科學處理了涉及民主與法制的重要關係，解答了西方已開發國家長期以來都相當困惑的問題。例如：作為中國根本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經過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建設，既能夠通過固定的程式聽取各方意見，融合各方智慧，又能夠把意見、智慧集中為統一意志，依靠嚴密的組織體系來貫徹實施。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經過不斷完善，既使執政黨受到有效監督，又能體現不同群體的意願與利益，避免純粹競爭性政黨許多時候的無謂紛爭。在民主形式上，將投票式民主與協商式民主有效結合，顯示了民主的多樣性，既體現民眾的真實意願，又能夠有效減少單純運用選舉式民主對少數人利益的影響。在政權運行體制上，執政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及法院、檢察院各司其職，既合乎政黨理論的一般原則，又能夠減少建立在制衡基礎上的國家權力機關與相應體系運行時可能產生的過度損耗。在社會整合模式方面，執政黨團結各個政黨、民族、宗教、階層以及海內外人士形成統一戰線，既尋求一致性，又尊重差異性，有利於形成合力，較好完成共同的目標。在多民族共處共促方面，通過少數民族自主自治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相結合，既體現各民族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實質平等，又順應現代社會各民族不斷融合的發展趨勢。在矛盾糾紛處理方面，實行司法審判與人民信訪、人民調解有機結合，既體現司法機關的尊嚴，又有利於化解矛盾……眾所周知，西方社會的政治模式與人類社會的近代化、現代化進程相伴而生、相伴發展，創造了人類社會的諸多政治文明成果，但依然暴露了許多不足甚至嚴重缺陷。中國的政治模式在不斷解決自身問題的同時，經過有效的探索，為國際社會現有模式某些難以解決的問題，提供了許多具有說服力的答案。
從根本著眼運行著手廣泛運用的“大智慧”
胡錦濤當改革開放的步子邁開時，由於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中國的許多具體舉措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涉及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時，黨的幾代領導人始終展示出一種“大智慧”：無論經濟社會如何運行，都要堅持明確、穩固而科學的政治原則與根本方法。這種“大智慧”博大精深，概括起來，具有鮮明的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
原則性。改革開放以來，黨始終堅持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則，即在政治方向上，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政治發展舉措上，始終堅持民主與法制建設這一主要內容；在政治效果方面，始終堅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全面性。在中國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過程中，黨總是用系統、全面、整體的思維分析判斷、謀篇布局，把現代社會涉及政治發展的重要領域作為有機整體。正像處理現代化建設的重大關係時，總是注意“改革、發展、穩定”相互協調一樣，在推進政治發展時，也不是簡單地突出一個方面，而是始終把政治效果、經濟效果、社會效果統籌考慮。最為典型的是關於黨的基本路線、方針以及重要策略的確定。在民主與法制建設方面，既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又強調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統一。在科學發展觀方面，既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又強調以人為本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以及統籌兼顧的方法……這種全面性，是服從原則性的全面性，不是不分輕重的面面俱到。
均衡性。改革必須突破常規，不斷創新，但無論如何著力，都要具有穩定的結構與框架。在中國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過程中，黨一方面始終注意與時俱進，激發全社會的生機與活力；另一方面又始終保持政治結構的均衡性，保持黨對全國現代化大局的絕對領導權與調控力。同時，黨又越來越注意通過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將一系列先進的理念加以具體化與穩固化，保持政治運行的均衡性。政治結構與政治運行的均衡性相互補充與促進。
在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當中，原則性是根本，全面性是表現，均衡性是結果，也是一種保障。三者構成有機整體，形成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充分體現人類發展規律，充分展示科學性、先導性、實效性的“大智慧”。
中國政治發展體現的“大智慧”，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重要成果。集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為一體的科學思維理念，反映出黨對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時代人類重要發展規律的把握。這些理念不僅適用政治領域，而且適用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中國需要在全面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堅持與發展中國政治模式，既不斷解決自身面臨的各種問題，又為世界政治文明建設不斷作出新的貢獻。因此，全體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需要深刻領悟與充分汲取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智慧，始終強化根本性的政治理念，深化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統一的政治思維，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素養，以自身的實踐進一步強化中國政治模式的綜合運行效果。
經濟模式
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從經濟模式來看，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模式。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如果來分層次的理解，根據資本事實，可以把它概括為四個層面：
第一、從所有制角度來看，我們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同時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這是經濟模式的第一層面。
第二、從分配角度來看，我們是實行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市場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樣一個分配模式。
第三、從資源配置或者說經濟調節模式來看，是實行市場調節為基礎、國家調節為主導這樣一種雙重調節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國家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即國家調節為主導、市場調節為基礎。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寫的《總結30周年的一個經濟改革的經驗》一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08年第六期上，這篇文章高度地總結了這個模式以及今後的發展趨勢。
第四、從統籌國內外，也就是從對外開放這個角度來講，就是要建立一種中國自力更生為主導、同時又是全方位開放的模式，可以簡稱自立主導型全方位開放模式。
社會變革
30年中國社會結構變革的獨特路徑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革，而且呈現出獨特的發展路徑。
以階層結構的變革為例。30年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特徵：第一，階層化的趨勢。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結構化或者階層化的趨勢開始越來越顯著，“新階級”、中產階級、再分配者、直接生產者、單位分層等等概念都是對這種階層化現狀和趨勢的反映。第二，國家權力起決定性的作用。由於消滅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市場制度，國家、特別是中央政府高度控制了幾乎所有重要的社會資源和機會，並在整個社會中進行分配，這種等級或階層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市場經濟社會中的階層結構。第三，社會不平等程度較小。
毫無疑問，“市場化”是人們最常用來描繪中國30年來的變革的一個中心概念，即：所謂轉型社會或轉型的過程，其核心是從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化轉型所具有的社會結構意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新的社會資源和結構的形成。正如“市場轉型”理論所強調的，在一個經歷著市場取向轉型的社會中，新的經濟整合機制的引入，不僅構成了新階層產生的社會基礎，而且導致社會分層新機制的出現。例如，私營企業家階層的崛起，中間階層或“白領”階層的形成。一般認為，現代化的社會結構，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形狀，但目前我國社會還是金字塔型，與橄欖型結構的形成還有相當距離。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二，不平等疊加。在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初期，市場機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應。但是，隨著市場機制逐漸成為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分配的主要機制後，市場化過程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也逐漸成為主要的不平等機制。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轉型社會混合體制的特徵，兩種體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機制在當前中國社會中被疊加在一起，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分化。
其三，市場化機製取代再分配機制。改革開放30年來最大的變化是市場機制或者經濟因素也成為了社會分層的主要機制，至少成為了與政治因素比肩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到，隨著市場化的發展，除了經濟因素的影響力上升外，家庭背景的影響力也有顯著上升，教育作為現代社會的一般要素，在改革前後都保持著顯著的影響。
社會保障制度的中國模式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經過20多年的改革，特別是經過新世紀以來的城鄉統籌改革，已經或正在形成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經驗或共識，值得認真總結。
一是保基本、廣覆蓋，不搞高福利。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目前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即便是少數富裕地區，實際生活也不過小康水平。顯而易見，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和改革既不可能走西方國家的“福利國家”道路，也不可能仿照城市現行的社會保障模式。因此，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只能依據現實情況，走“低標準”或“保基本”的道路。
二是漸次推進，不急於求成。與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長期性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相適應，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的擴大、標準的提高、體系的完善、管理的規範只能循序漸進。目前，應一方面推動將實際進城與進入鄉鎮企業就業的近兩億農業剩餘勞動力納入社會保障制度；將新增的農業剩餘勞動力逐步吸收到城鎮就業崗位，並給予相應的社會保障。一方面，推動國家出台政策，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使農業人口逐步享受與城市勞動者實質平等的社會保障待遇。目前可設計一種過渡形態的制度框架，以便未來實現城鄉整合。
三是梯度推進，不搞一刀切。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和改革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乃至實現社會保障體系的城鄉銜接。在這些地區的示範和幫助下，在國家政策的更大程度的傾斜支持下，實現比較落後的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和改革向先進地區的農村看齊，最終建立比較完善的、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
四是多元整合，有差別地統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顯著變化之一是，在工人、農民之間，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工；在城市企業、鄉村農業之間，出現了鄉鎮企業。這種“三元”或“多元”格局的存在，是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出現鬆動、但尚未消除的結果，還會存在較長的一個時期。與此相適應，我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便與不少西方國家從“二元”直接過渡到“一元”的道路明顯不同，在較長的一個過渡時期內，都會出現社會保障制度多元並存的局面。
五是強調弘揚傳統。建立在儒家“仁”、“愛”學說基礎上的中國傳統保障強調家庭（家族）保障、鄰里互助，和起源於工業革命的、強調國家責任、社會互助的現代社會保障有著本質差別。中國在推進社會保障的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應當通過適當的制度設計，實現傳統保障與現代保障的優勢互補。
儘管社會保障城鄉統籌發展的具體道路或模式在各國皆有不同，但發展的目標——城鄉統一或整合——卻呈現出較高的趨同性。我國總體上已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國際經驗表明，堅持政府主導是推進社會保障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而在當今的中國，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以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國家資金不足，也不是其它因素，而在於克服長期存在的重城市、輕農村的習慣做法，克服城鄉分割的傳統思維模式。
中國社會發展推動了理論創新
第一，初步形成了內涵豐富的中國社會轉型理論。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是極為深刻而廣泛的，中國社會轉型具有自己的特色，這種特色的形成，既是中國主動選擇的結果，也是社會變遷所具有的路徑依賴性的表現。概括起來，這種特色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的根本社會制度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化，我們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指導政治意識形態沒有改變，我們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並結合中國新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與時俱進，推動其中國化或者本土化的發展；三是中國的改革採取漸進模式，而非激進模式，拒絕所謂的“休克療法”。總之，中國社會轉型理論的初步形成，可能成為創新社會學中國學派的重要領域。
第二，中國新時期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理論體系正在形成之中。關於中國現階段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特徵，較有影響的有三種理論。一是所謂“碎片論”，認為中國社會各群體呈現多樣化結構特徵，並且在不同社會問題或議題上形成不同的和獨特的群體構造。二是所謂“斷裂論”，認為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正在出現兩極化的分化趨勢，並且底層社會與上層社會之間的利益關聯越來越少，從而有發生斷裂的危險。三是階層化理論，認為現階段中國社會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從而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
第三，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努力探索中國鄉土社會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提出了小城鎮發展理論，總結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等鄉村工業化路徑，對實踐產生了廣泛影響。
第四，中國公民社會理論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又一個重要領域。這一領域的研究，發端於對中國單位制及其變遷的研究。社會學者們從一個側面把中國社會轉型概括提煉為廣大社會成員從所謂“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的過程。而“社會人”的出現，則提出了在國家組織和市場經濟組織之外發展所謂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的迫切要求，從而推動著中國社會的整個組織結構、組織原則和組織機理髮生深刻變化。可以看到，社會學意義上的中國公民社會理論，正在從這樣一種變遷中發展起來；並且，與其他學科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理論相比，中國社會學公民社會理論有著更為深刻而紮實的現實基礎，簡單地說，社會學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理論不是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翻版，而是植根於中國的這個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變過程。
文化模式
中國特色的文化發展模式經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中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當時中國文化面臨著這么幾個問題：一個是如何解構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幫”文化，二是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中國傳統文化能不能現代化？什麼是現代化？這在當時有很大的爭論。
第二個階段是90年代，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國際社會從冷戰向後冷戰轉變，中國文化如何來適應這種轉變。我們在90年代提出這樣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吸收外來文化，二是如何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論。當然我們也不搞中國文化中心論。90年代是文化冷靜消化的階段，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怎么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整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這種中國特色的文化也就是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魄的文化。
和諧世界第三個階段是21世紀初，中國文化主要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共有精神家園。中國在硬實力走向世界的時候，軟實力並沒有跟上去，所以引起西方很多誤解，製造了多種“中國威脅論”。所以我們在硬實力走向世界的時候，軟實力也必須走向世界，中國文化必須走向世界。只有了解中國文化，才能了解中國現實的所作所為，理解中國現實政策思想。我們自覺提出中國文化要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魄，這是中國文化的一次自覺。這個時候我們提出來“和諧世界”、“建設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等這樣一些思想，來宣傳中國文化的特色就是“和平、發展、合作”，表現出中國文化“和”的內涵。
中國文化模式的特色
中國文化模式是一個綜合、整體、系統地發展過程。
一是開放包容。中國文化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中國文化本身是一個開放的體系，能包容整合各種文化，而不是保守、封閉、落後、僵死的文化。正因為中國文化的開放包容性，它並不是以自己的文化去排斥外來文化，中國文化才有巨大的凝聚力、生命力。
二是多元一體。中國的語言是多樣的，但是文字是統一的；中國雖然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但是國家是統一的。從主體文化和客體文化來說，我們雖然有一個主體文化，但是主體與客體是相輔相成的。正因為中國文化中有“主輔相成”、 “多元一體”、“體用一源”等理念的指導，所以中國文化儘管是多元的，但是並不會發生你死我活的鬥爭，也不會發生一種文化消滅另一種文化的情況，一種宗教文化消滅另一種宗教文化的現象。
三是獨立自主。文化獨立是民族獨立的根本，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不能獨立的話，那么這個民族就不能自立於世界。過去殖民主義者到殖民地，必然會以同化或消滅殖民地本土文化方式，來實行殖民統治。現在我們在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之下，應該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立性、自主性，我們可以和其他文化互相交流、學習借鑑，但是不能鸚鵡學舌，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化的真理為真理，以西方文化的模式為模式，以西方文化的規範為規範，而把我們五千年來沿襲下來的文化模式、理念都拋掉。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文化的魂和民族精神，認識到自己文化的長處、特點、本質，就是所謂的“知己知彼”，知己才能更好的知彼。己都不知，如何知彼。毛澤東曾經批判過“言必稱希臘”的錯誤思想，現在十七大提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共有精神家園”，就是要建設有中國風格中國氣魄的文化。
四是融合創新。當前中國文化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轉變的時期，在這樣一個網路普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情況之下，文化的發展必須有全球意識。過去我們是地域性地思考問題，現在思考文化問題應該帶有人類意識和全球觀念。所以中國文化模式應該有全球性的戰略眼光。因此，創新的人類語境已經和過去不同了，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在如何化解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對的衝突和危機上，及由此衝突帶來的生態、社會、道德、精神、信仰、價值危機。中國文化應該對這些問題做全球性的思考。只有創新，文化才獲得新的生命力，中國文化才能夠生生不息。
五是和諧和合。在建設和諧世界的同時，我們應該承認，各種文化是有衝突的，需要通過互相交流對話來加深了解，只有了解對方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吸收其長處。“以他平他謂之和”，“和”也包括衝突矛盾，衝突可以互相成就，這就是相反相成的辯證法。我們的文化與對方的文化是平等的，要承認他者的存在，尊重他文化，文化之間要互相尊重，主張國不分大小、貧富平等相處，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自由選擇經濟發展的模式。在國際社會中“和而不同”地相處，主張通過對話、談判方式化解爭端。只有這樣才能夠達到和諧，達到和合。我們這種和諧和合的文化模式，一直在為中國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建設和諧社會這個目標努力。
發展方向
四個堅定不移指明“中國模式”發展方向
胡錦濤總書記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是一篇極為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講話的一條主線，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胡錦濤講話判斷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經過長期探索闖出了也就是找到了一條與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適應、行之有效的發展道路。這已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共識。我國是在經過長期艱辛探索，付出巨大代價的基礎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國自從走上這條道路以後，29年來中華大地發生巨變，社會主義事業欣欣向榮。國際社會很多有識之士，稱讚和看好“中國模式”和發展道路。21世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求我們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決不動搖。胡錦濤同志在講話中所提出的“四個堅定不移”，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堅定不移地堅持解放思想
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在實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個字，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完整表述。鄧小平所以特彆強調解放思想，是因為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而人們的認識往往落後於實踐，處於僵化半僵化狀態，跟不上變化了的客觀形勢。而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擺脫這種狀態，實現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相一致，達到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為全面糾正“左”的錯誤，正確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重新探索和開拓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新時期我們黨的辭彙中有兩個最能啟發人們解放思想，一個是“中國特色”，一個是“初級階段”。但是，無論是“中國特色”還是“初級階段”，又都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和出發點。胡錦濤在講話中所以特彆強調解放思想，是因為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和面對的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進入深水區，遇到的都是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我國經過29年跨越式的大發展，在取得歷史性偉大成就的同時，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也是最多的，西方國家幾百年中分階段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在我國幾乎同時一次性地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辦法，去解決這些新問題。胡錦濤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
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鄧小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具體制度的改革即體制改革，其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國的改革不是本來意義上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革命，但是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引起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深刻變化、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上看，它的作用和意義不亞於革命，就其引起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是一次新的偉大革命，其實質和目標，就是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改革同時進行的是對外開放，它是我國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對外開放的實質和目的是大膽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別是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拿來為我所用，發展自己，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極富活力和彈性的社會，它在幾百年中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遠遠超過了以往世紀的總和，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如果不借鑑它，就難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是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範例。當前，無論從面對更為深度地融入經濟全球化而不斷經受世界經濟浪潮的衝擊，還是應對國內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都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而不能停滯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胡錦濤同志說，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新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的必然要求，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推進。
堅定不移地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這是黨中央在新世紀新階段所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決策。發展是硬道理，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也是中國現在和將來很長一個時期的主鏇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已經取得重大成果。但是，發展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應及時轉入科學發展軌道。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領導集體關於發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核心內容和最新成果，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實質是又好又快的發展。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才能轉向科學發展軌道，開拓科學發展的新局面。科學發展需要社會和諧，社會和諧才能促進科學發展，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絕不是領導人一時心血來潮的主觀臆想，而是實踐提出的迫切要求。我國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後，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階段性特徵，一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出現了許多新問題。與平民百姓生活有關的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發展落後，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需要加強社會建設；經濟社會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很不平衡，要求改變這種局面，實現和諧發展；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以及後來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相互之間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需要採取正確的方法化解矛盾，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粗放式的經濟成長方式，導致資源能源緊缺，一些地區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嚴重，要求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黨為實現社會和諧所做的努力，又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現實可能性。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立足現實，面向長遠，為實現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黨中央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大戰略。胡錦濤同志說，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內在需要，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落實。
堅定不移地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而奮鬥
60國慶小康社會方陣“小康”一詞極富中國色彩，它來源於中國民間和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民眾中具有廣泛影響。鄧小平將其古為今用，並賦予它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含義。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到2000年已實現了總體小康，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在20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再奮鬥30年，到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胡錦濤同志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和國家到2020年的奮鬥目標，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須堅定不移地為之奮鬥。
綜上所述，解放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先導，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強大動力，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途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目標指引。這“四個堅定不移”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缺一不可，統一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構成新世紀新階段堅定不移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標誌和行動指南。只要沿著這“四個堅定不移”所指明的方向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會越走越堅實、越走越寬廣。
影響
中國的改革是積極穩步向前推進的，可以說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其成就已超過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19世紀的美國。
中國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七條：以解放思想為先導，經濟體制的根本變革，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相結合，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路子、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整為輔—— 計畫和市場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改革策略，保持改革、發展、穩定的良性循環，重視經驗總結和理論指導，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30年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並影響世界。
這30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一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00億元人民幣上升到 2007年的24.66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已超過七國集團的加拿大、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目前正在趕超德國；中國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200美元以上，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在這個基礎上，民主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黨的建設全面向前推進，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台階，國際地位和影響不斷提高和擴大。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就曾預見到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必將崛起。他在《1999年：不戰而勝》一書中說：“我們時代的奇蹟之一是中國在慘遭20世紀各種最可怕的天災人禍之後，在21世紀必將成為一個頭等強國。”又說：“如果中國繼續走鄧小平的道路，我們孫輩的世界會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是世界超級大國”。美國華盛頓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前院長、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2006年說：“二戰後崛起的大國包括蘇聯和日本，但是這兩個國家都是‘單一強國’。蘇聯是軍事強國，而日本只是在經濟上稱雄。但中國不僅僅是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突飛猛進，而且在國際舞台上的‘軟實力’也大大增強。”“中國以一種過去許多年來我們從未見過的方式崛起為一個全方位的大國 ”。
中國模式挽救全人類二是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曾發生過大危機。資本主義大危機發生在1929—1 933年，危機期間一片蕭條，一片恐慌，後來羅斯福在美國實行“新政”，經濟迅速復甦，其他民主國家也效法美國，逐步走出了“大蕭條”的陰影。從這個意義上說，羅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國，也挽救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社會主義大危機發生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間出現了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出現“新局面”。鄧小平指出：“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就垮不了並充滿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挽救了中國，也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否則後果不堪構想。俄羅斯學者阿·雅可夫列夫說：“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了在目前世界條件下體現社會主義的生命力。”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勝利發展，不僅扭轉了20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趨勢，而且必將對21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已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
三是改革開放和“中國模式”影響深遠。中國經濟30年的大發展不僅使中國從貧窮走向富裕，而且發展成果惠及全球，各國都從 “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中得到好處，中國已成為全球的經濟驅動力之一，中國發展模式也越來越有吸引力。正如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海珊所說：“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發展模式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模式，它不同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四小龍’的出口導向型快速發展的經濟，也不同於以消費為主導的美國模式，或者是以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的模式是一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在保持中國數千年的社會、文化傳統的前提下，經濟快速實現市場化，國內和國際市場迅速全球化的發展模式。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模式是兼具‘四小龍’ 、美國和歐洲等經濟模式的中國特有模式，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鄧小平在1987年時就曾指出：到下個世紀中葉，中國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不但給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本世紀中葉必將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本世紀內必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專家論點
中國模式之所以在近年來受到廣大開發中國家的格外關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 在近年的失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俞可平
中國模式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羅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國，也挽救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出現“新局面”。——趙曜
腐敗是一種嚴峻的政治挑戰，主要源於執政黨，又是對執政黨的挑戰。腐敗是政治挑戰，挑戰構成政治壓力，政治壓力又轉化為我們黨自身改革、自身廉政的內在政治動力，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廉政建設模式。
——胡鞍鋼
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自己較為獨特的政治模式。從中國近30年改革發展的實踐來看，雖然30年的經濟持續增長、社會協調發展，國家和平崛起有多種因素，但可以肯定地講，與中國這種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開的。
——汪玉凱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扎紮實實地推進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這應成為新階段中國現代化的新內涵，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五大支點。——常修澤
改革要觸動傳統的觀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逼”的力量。在中國，只要認真做，你總會摸到石頭，終會走出一條路來。 ——周其仁
改革開放引起諸多變革，但中國宗教和諧的基因不會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會變。我們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紮根於深厚的“和”文化傳統之中。——葉小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3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把過去實行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轉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前我們正在經歷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考驗，這是巨大的考驗。對這些問題、挑戰和考驗，我們的信心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根據的。 ——李君如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無論是中國本身還是西方，人們對所謂的"中國模式"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中國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在於中國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禦了金融危機。在更高一個層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論出，中國模式優越於西方模式。實際上，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一些人也開始給西方上課。西方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與其說是他們了解中國，倒不如說是他們對西方模式的失望。
——鄭永年（鄭永年著：中國模式及其未來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