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是指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產規模、技術含量和運輸成本都較低的商品。大市場是指溫州人在全國建立的市場網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開放初期,“溫州模式”與同時期的“吳川模式”並駕齊驅,在當時便以“北有溫州[浙江省地級市],南有吳川”享譽全國,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

基本信息

特徵

經濟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經營方式專業化,有家庭生產過程的工藝分工、產品的門類分工和區域分工;專業生產系列化;生產要素市場化,按市場的供需要求組織生產與流通,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均可自由流動;服務環節社會化。

形成背景

溫州模式溫州模式

改革開放前,溫州的情況可以概括為“三少一差”:可利用自然資源少,除了礬礦外,沒有更多可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當時不到半畝,現在只有0.31畝;國家投入少,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國家對溫州累計投資只有5.95億元;交通條件差,當時沒有機場、沒有鐵路,只有一條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條路況很差的104國道與外界相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讓溫州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老百姓把臉皮撕下來放在家裡,人到外面去做生意;幹部把烏紗帽放在辦公室里,人到下面領著老百姓去辦廠子。

A、人多地少,大量農業剩餘勞力要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農民要發展非農產業致富;

B、溫州農村過去生產力發展緩慢,集體經濟雖由人民公社扶持,但一直沒有得到鞏固,反而使家庭經濟和自發經濟在資本主義泛濫的批判聲中醞蘊成長;

C、歷史上,溫州人除務農外,兼營家庭手工業或外出經商做手藝。為此,一方面自辦了各種非農經營的生產設施,另一方面建立起了流通信息網路,為其後來的大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D、雖然具有傳統手工業優勢,但因溫州交通運輸的不便,又距城市較遠,難以接收城市工業輻射,只有順其自然。在家庭、聯戶企業手工和半機械化支持下,以生產技術簡單的小型產品為主,緩慢自發地向現代工業邁進;

E、溫州人獨有的開拓精神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策,使他們能在大膽試驗中積極發展。

發展歷程

1982年,溫州出現創業小高潮,當地個體工商企業超過10萬戶,約占全國總數的1/10;30萬經銷員奔波於各地,成為讓國營企業頭疼不已的“蝗蟲大軍”。

1983年,溫州創辦了全國第一個專業市場:永嘉橋頭紐扣市場。

1984年,溫州集資興建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龍港農民城。

1987年,溫州頒布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性規章《溫州市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1993年10月,溫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實施以“質量立市”和促進民營企業上規模上檔次為重點的“第二次創業”發展戰略。

1994年10月,中國第一個由政府制訂的質量立市法規《溫州質量立市實施辦法》頒布。

1998年,溫州市第八次黨代會報告將溫州人精神概括為“敢為人先,特別能創業”,在民眾中成為廣泛共識

1998年,中國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黨委——中共正泰集團委員會成立。

2004年,溫州8家民企聯合組建中國第一家無區域限制的民營財團——中瑞財團控股有限公司。

2004年,溫州被評為中國十大活力城市

2006年,溫州瑞安創辦全國第一個“三位一體”的農村合作協會。

2007年,溫州被評為“中國最具魅力的金融城市”。

發展方式

溫州模式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又被稱作“小狗經濟”,貼切形容了溫州遍地的小企業,小家庭作坊場景。和蘇南模式的集體經濟,產品主要為大工業配套服務不同,和廣東模式注重利用外資發展也不同。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扮演了“無為”者的角色,更多的時候,政府對民間的經濟行為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讓那些不符合主流的事情和現象存在和發展,而非壓制和取締,當地政府及其官員為此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當地政府仍然需要面對外界對溫州私營經濟比重過高的指責。

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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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庭、聯戶企業是溫州農村非農經營的主要方式

B、鄉鎮企業通過市場體系來配置生產要素,溫州的鄉鎮企業尤其是其中的家庭、聯戶企業是在包括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資金市場、勞務市場、技術市場等在內的區域性民間市場休系中孕育成長的。要素市場的形成為鄉鎮企業乃至整個溫州農村商品經濟運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C、以日用小商品為主的主導產業和門類齊全的社會服務業。並逐步形成交通運輸、飲食服務、民間信貸等門類齊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D、要素自由流動並向小城鎮相對集中。生產要素的市場組合,使得企業為了取得外部經濟效益,都選取信息較多、交通運輸便利、社會化服務較發達的地方設廠,從而使企業大都向小城鎮及周邊地區聚集。這樣不僅在社會化協作中提高了專業化水平,形成有分工又有協作的商品生產企業群體,而且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也帶動小城鎮相應地發展,最終又使發展鄉鎮企業的外部環境得到改善。

模式缺點

溫州模式溫州模式

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管和引導,溫州模式也導致了假冒偽劣橫行。在曾經的一段時間裡,溫州產品幾乎等同於劣質假冒貨的代名詞。

溫州經濟在飛速發展的同時,也暴露了許多弊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一些溫州人急功近利,大量製造偽劣產品。欺騙市場,其結果是失去市場。溫州的決策者此刻清醒地意識到,如果不引以為戒,溫州人的全民創業就有可能轉變為“全民待業”、“全民失業”,必須重塑溫州形象。溫州市委、市政府積極加強市場調控,規範市場行為,引導市場經濟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溫州模式粗放的發展方式,對當地的自然環境造成了惡劣的破壞,曾經的一段時間裡,當地遍布的河流水道大多受到了污染,如比較出名的平陽水頭製革污染。還有電鍍業也對當地的環境造成過嚴重破壞

溫州溫州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溫州的經濟由於在長時間裡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為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捲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闆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不過,經過市場的錘鍊和自身的刻苦學習,溫州已經產生了一批很有作為的企業家,有影響的一流企業家也越來越多了。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有利亦有弊。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係來維繫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衝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繫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早期的溫州老闆大多“寧為雞首,不為牛後”,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願外人進入,不願與其他企業合併,更不願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併,一般不願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本地許多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不過隨著近幾年越來越多的溫州企業加快上市的步伐,越來越多的家族企業開始進軍資本市場。

第四,溫州大多數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較弱。這也有其歷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產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儘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於市場。受企業規模小、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製造業方面比較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則比較弱。為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製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課題。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溫州本地已經越來越重視高新技術以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科技研發和技術創新的水平逐年提高,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未來發展值得期待。

第五,在經歷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後,一些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為,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如今,溫州的許多商品早已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歡迎,甚至暢銷全國乃至全世界。

事件

1987年,在 杭州武林門廣場舉行了燒毀 溫州假冒偽劣鞋的活動。這個事件被認為是 溫州經濟的一個恥辱,也是從這裡開始,溫州商品開始走向注重質量和誠信的道路。

龍港--中國第一座 農民城的建立,是全國小 城鎮建設示範鎮、全國民眾體育先進鎮、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鎮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試點鎮。

特點

京城高端對話溫州模式京城高端對話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溫州模式
進入新世紀,浙江省溫州市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口號,積極引導、鼓勵私營企業加強同國際知名企業開展技術與品牌合作,走國際化道路,區域合作、跨國合作風生水起。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作為私營經濟發展的代表性模式——溫州模式呈現出四大新特點。
一是資本流動跨區域化。溫州民間資本總體規模龐大,這筆民間資本在全國各地進行各種工業投資、商業投資和股權投資等活動。一些私營企業還進軍國際市場,如康奈集團進軍俄羅斯遠東地區;在北美、中東、南美等地區,也活躍著眾多溫州私營企業家。大量民間資本對外投資,形成了行業性的溫州市場和跨區域的溫州經濟。溫州外遷企業已達好幾千家,溫州籍人士在外創辦工業企業好幾萬家。
二是家族企業現代化。從“地下工廠”、“前店後廠”起步的溫州傳統私營企業,基本上都是採取家族式管理。但隨著企業的發展,家族式管理的弊病越來越多地顯露出來,大批私企紛紛轉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逐步發展成為現代化的股份制企業或上市公司。據有關門透露,溫州市未來3年計畫上市的企業數量呈現成倍增長趨勢。計畫上市企業已經超過50家。其中,爭取在2008年上報材料的有7家,計畫在2009年上市的有14家,計畫在2010年上市的有29家。目前,該市產值超億元的800多家企業和上百家股份制有限公司,均為優質的上市後備資源,上市企業梯隊基本形成,一批優質私營企業營造出溫州私企“想上市、敢上市、爭上市”的濃厚氛圍。
三是企業發展國際化。溫州的一些優質私營企業逐步跨入國際市場,銷售網路遍及世界各地,輕工產品如打火機、皮鞋等占據了國際市場的主要份額,溫州商人開始在海外建立鞋革、服裝、工業電器、五金機電等專業市場、研發中心或生產基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有利於國內私營企業充分利用市場與資源,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融合與接軌,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加快引進國外資金、人才和先進的技術,提高管理水平,增強企業綜合實力,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
四是經濟發展自律化。在溫州私營企業起步和發展壯大的階段,政府部門堅持“無為而治”,推行企業自律,放手發展私營經濟。上世紀90年代以來,溫州企業的自律性組織快速發展壯大。共有市級行業協會(商會)80多家,其他地區的溫州商會超過200家,形成了溫州區域經濟發展的行業自治機制。

揭秘

原溫州市委書記揭秘“溫州模式”

袁芳烈袁芳烈
溫州模式在浙江經濟的騰飛過程中是功不可沒的,但溫州一路走過來,不是一帆風順的,改革的路上同樣充滿了荊棘。
我是1981年8月6日到溫州的,任溫州地、市合併領導小組組長。此前我是浙江省委常委、分管農業的副省長,溫州地、市合併後任中共溫州市委書記。溫州曾是全省有名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當時經濟發展緩慢,社會治安狀況嚴峻,有些地方女工白天不敢上班,民眾生活困難。
中央和省委多次收到民眾來信要求解決溫州問題,為此省委常委會多次研究溫州問題,並討論從杭州、寧波等地市委選派得力的領導幹部去溫州任職,但結果都沒有人去。因為誰都知道溫州情況複雜,工作難度大。
沒有人去不行啊!在一次研究農業工作時,李豐平省長對我說:“有人提議你去溫州。”我說可以,省委叫我去我就去,在哪兒工作都一樣。後經常委會討論就定下來了。當時省委給我的任務是徹底解決溫州地、市組織領導班子問題,方法是溫州地區和溫州市合併,重新組建新的中共溫州市委和溫州市人民政府
到了溫州後,我和地、市合併領導小組研究要相信幹部民眾的大多數,確定了“快刀斬亂麻、粗中有細”的工作方針,通過民主推薦和省委批准,迅速組建新的溫州領導班子,一方面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穩定社會治安;另一方面根據溫州的實際情況,開始探尋溫州經濟發展的方向。
當時有這么一些民謠,是溫州社會狀況的反映:“白天倒霉,晚上等死”“永嘉單幹,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洞頭靠貸款吃飯”,以及“溫州死路一條”。白天沒什麼事情做,只能在家裡做煤球,所以叫作“白天搗煤(倒霉)”。我剛到溫州,發現晚上很多人出來,拿著盆盆罐罐去排隊,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排隊等水的。那時候溫州很多地方還沒有自來水,總共幾十萬人的飲用水,再加上工業用水,用水非常緊張。自來水供應量合起來才四萬多噸,所以市民經常排隊去等水,“水”和“死”在溫州話中發音一樣,所以叫“晚上等死”。溫州當時交通不便,公路很差,鐵路、機場都沒有,只有水路一條,就有了“死路一條”的說法。這些民謠都反映了當時溫州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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