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陳紅民陳紅民，男，1958年9月出生，山東人。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98年），博士研究生導師（200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兼副主任（2002年），南京中華民國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2006年起）。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與中華民國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出版論著、譯著二十餘部（含合著），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獲得同行較高的評價。美國哈佛一燕京學社訪問學者，台灣政治大學客座教授，並先後去加拿大、英國、奧地利、日本、義大利等國及香港、台灣、澳門等地區進行學術訪問與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其情況被收入《中國100所高等學校中青年社科教授概覽》一書。1997年被列入江蘇省“三三三跨世紀學科帶頭人”計畫，2004年繼續列入。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2004年），擔任教育部考試中心聯考歷史命題組成員數年。是國內蔣介石研究的權威學者，著有《胡漢民評傳》、《台灣政壇風雲》、《蔣介石全傳》等。
趙興勝，1968年12月生，山東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2002），澳大利亞拉喬波大學訪問學者（200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者（2007）。
序文
一
陳紅民教授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和國民黨史，以及民國史的研究工作，歷有年所，卓有成就。發表的著作，質、量均豐。陳教授研究的途徑，是從研究國民黨人胡漢民著手，進而擴及更多的相關人物和史事。其所表現的成就，是精於資料考訂和分析，來探求歷史的真相。故其發表的著作，深受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和肯定。在史學界中，陳教授屬於年輕的一代，所負的任務，至為重大。現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和浙大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可謂任重道遠。
江浙文風至盛，歷代皆然，於今亦然。當此中國國勢蒸蒸日上，社會經濟欣欣向榮之際，人文學科的研究發展，更顯得重要而特出。本人兩年前在奉化溪口參加民國史研討會時，深有所感，曾應當地民國研究中心之囑，留一題詞：“山明水秀，人傑地靈；地大物博，民富國強。”意思是說，要使富強可大可久，人傑地靈至為必要。而要人傑地靈，就要重視人文學科的研究發展。陳教授以浙大人文學院教授之職，來推動這兩大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工作，必可大展宏圖。尤其是對蔣介石的研究，有地理、人文與資料之便。
陳教授在南京大學時期，曾經參與《蔣介石全傳》和《台灣30年（1949-1979）》，以及《80年代的台灣》、《蔣家王朝2--台灣風雨》等撰著工作，對蔣在台灣26年（1950-1975）的經過，至為熟悉。現在出版《蔣介石傳的後半生》，論述蔣介石在台灣統治時期的史事，加以評論。這是陳教授的“拿手好戲”。現在，陳教授在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借近年新資料的出現，特別是蔣氏檔案與日記分別在台灣與美國對學者開放的有利時機，對蔣氏歷史地位有了更全面、更客觀的認識陳教授在書中所記述和評論蔣介石統治台灣26年（1950-1975）這期間，正是我在台灣充當國民黨的“小卒”，對這段史事，雖然身歷其境，只是“身在廬山中，不知廬山真面目”。讀了陳教授這本著作以後，恍然有悟。但也覺得蔣對台灣和中國文化，有相當的貢獻。例如隨蔣和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一批專家和知識分子，使台灣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走上近代化，實在功不可沒。尤其台灣回歸中國，正是蔣氏領導對日抗戰的結果。過去由於政治的原因，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兩極化，即如我十年前在陳教授《蔣家王朝2--台灣風雨》的序中所言：
就近年來個人的感受所及，兩岸對蔣氏的歷史評價，似有逆轉的趨勢，台灣方面過去的著作，對蔣氏能褒而不能貶，近年則以貶蔣為時尚。影響所及，毀其銅像者此起彼落，大有“文革”的批鬥意味。大陸方面過去對蔣則是能貶而不能褒，近年已漸趨理性，雖不免毀多於譽，但亦不乏實事求是較為客觀的評價。這是對近代人物研究的態度一大進步，是忠於近代史研究的可喜現象。
因為政治的變遷，台灣方面曾有很長“神化”蔣氏的歷史，2000年之後，主政的民進黨對蔣氏進行了近十年的“文革”式批鬥，最近因政治環境的改變，勢將告一段落。復以蔣氏檔案資料的公開，今後兩岸對蔣氏的研究和評價，必將趨於客觀。陳教授這一著作正是不斷與時俱進的表現。
蔣永敬2008年10月於台北
二
在中國近代史上，評價懸殊，爭議最大的人物恐怕要數蔣介石。或尊之為千古完人，或斥之為獨夫民賊。褒貶之間，懸隔天壤。對於他一生中的許多具體作為，更是眾說多歧，即以抗日一事而論，或視之為民族英雄，或斥之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褒貶之間，也判若雲泥。這些看法的形成，原因複雜。孰是孰非？或者兩說皆非，需要另立持平、公允、全面之論？不經充分的爭鳴、研討、切磋，在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在特定的歷史過程尚未終結、歷史的本質尚未完全顯露之前，恐怕還難於達成一致的看法。“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風雲變幻、丘壑詭秘，研究者置身其中，立足點不同、視角不同，難免有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之嘆。
然而，對於蔣介石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沒有比較準確、符合實際的評價和定位又不行。蔣介石對於近代中國歷史的影響實在太大了。自辛亥革命始，近代中國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蔣介石几乎無役不與。自北伐戰爭前夕始，蔣介石即居於“黨國”中心，扮演著引領和推動歷史前行的核心角色。可以說，從那以後，近代中國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和他的思考、決策、運作密切相關。辛亥以後的中國近代史、民國史、國共關係史、抗日戰爭史、台灣史，以至中共黨史、軍史，都無法迴避蔣介石；一部科學的、真實的中國近現代史，必須正確地敘述並評價蔣介石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蔣介石研究的謬誤和偏差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正確書寫，而研究的進展和深入則無疑將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充實和發展。這是有助於提高我們整箇中國近現代史科學水平的一件要事。在眾多近現代史的研究項目中，蔣介石研究應該被視為重中之重。
正確地敘述並評價蔣介石並不很容易。除了蔣介石本人及與他相關的各項文獻、檔案資料實在太多，需要長期、耐心、細緻地收集、整理之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要有徹底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冷靜、細緻、客觀的治學態度，既深入於歷史之中，又超脫於歷史之上。毋庸諱言，在中國近代史上，國共兩黨為振興中華曾兩次合作，又因思想、理論、政策上的種種分歧而兩次分裂。合作時間較短，而分裂、交戰、相峙的時間較長。自然，彼此之間積累了許多隔閡、誤解、曲解以至敵意和仇恨，留給歷史學以深刻影響。如今，往日的戰火硝煙早已消逝，兩黨之間重新對話，開啟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門。在這一情況下，環境已經允許，學者也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可能，去開闊視野，擺脫歷史恩怨和個人愛憎的拘牽，摒棄狹隘的功利需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以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作為檢驗歷史判斷的唯一標準，從而撥開長期積聚的層層霧靄，洗清多年政治鬥爭塗附於人物身上的種種油彩，去偽存真，還歷史和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實事求是地、準確地、科學地還原歷史、說明歷史，有助於“恩仇”的泯除和化解。
蔣介石長壽。除青年時期留學日本5年外，在大陸生活57年，在台灣生活26年。在台灣的26年中，蔣介石的思想、性格、作為也都體現出這個人物性格中特有的多重性和複雜性：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既敵視美國，又依賴美國；既力圖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又不得不適應時變，力圖改造國民黨，開始對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進行改革。他在大陸失敗了，但是，卻能於風雨飄搖之際，在台灣站穩腳跟，完成權力交替。在他去世後，蔣經國繼續他的未竟之業，使台灣社會轉型，並且創造出“台灣經驗”和“台灣奇蹟”。蔣介石在台灣的26年，是蔣介石歷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部分。
陳紅民教授本書專寫台灣時期的蔣介石。坦率地說，我們對蔣介石的前62年比較熟悉，對後26年，則比較陌生。由於1949年之後，海峽兩岸即長期處於對峙狀態，我們對於彼岸的了解實在太少，可以利用的資料也實在太少。因此，許多研究蔣介石的著作寫到台灣時期大都簡略帶過，或者篇幅雖大，卻充塞模糊影響之談，難以視為信史。多年前，陳紅民教授即與其合作者辛勤地一點一滴地收集資料，對蔣氏在台灣的統治作了系統而紮實的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言必有據，在學界產生不小影響。。其後，陳紅民教授精進不已，繼續收集相關資料，最近又遠赴美國，閱讀新近開放的蔣介石日記1949至1955年部分，進一步充實、修改原著，終於為我們比較完整而準確地勾繪出蔣介石在台灣26年的面貌。可以說，它填補了蔣介石研究的空白、台灣史研究的空白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空白。我為陳紅民教授等人賀。相信本書將受到兩岸讀者的歡迎，增加人們對台灣時期蔣介石的了解，促進兩岸學者的交流，並且推動兩岸和平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楊天石2009年2月於北京
內容簡介
中國有“蓋棺論定”之說。人死之後，其歷史地位基本就確定了。但重要的歷史人物往往“蓋棺”而不能“定論”，
蔣介石在台灣蔣介石即為一例，在他過世之時，海峽兩岸對他的評價有著天壤之別。他過世30多年了，無論在政界還是學界圍繞他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在台灣，對他的評價經歷了從“神化”到“醜化”的過程，甚至掀起過一些政潮；在大陸，對他的評價則經歷著從“漫畫”到“寫實”的過程。現實政治的演變與檔案材料（尤其是“蔣中正總統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不斷開放，使得有關蔣介石的研究成為持續的“熱點”。蔣介石（1887—1975），是中國近代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如何準確、客觀地評價蔣介石，特別是研究較為薄弱的蔣介石的後半生，歷來存在較大的爭議。書稿專寫台灣時期的蔣介石，以信史的角度，為我們完整而準確地勾繪出蔣介石在台灣26年的面貌。
本書是陳紅民教授在廣為蒐集兩岸出版的各類重要史料，尤其是認真披閱了此一時期的台灣報刊，並逐日查找蔣介石言論與活動的線索，繼而又專程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抄最新開放的《蔣介石日記》的基礎上，長期專研，累年經營之成果，受到了海峽兩岸蔣介石研究的泰斗楊天石與蔣永敬的好評與推薦，實為關於蔣介石生平的不可多得之佳作。《蔣介石的後半生》按照時間先後順序，以專題方式全面系統論述了蔣介石在台灣時期的思想與活動，彌補了研究方面的缺憾。
關於蔣介石後半生在台灣的研究，作者無法避免幾個重要問題，比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蔣介石如何建立威權政治、蔣介石如何培養蔣經國順利完成權力交接、蔣介石與台灣社會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受傳統史學之影響，大多研究者面對這些問題，難免立刻做出蓋棺定論式的評判。然而，《蔣介石的後半生》並未輕易對蔣介石的是非功過做出定論，更多以尊重歷史與事實方式，闡釋其來龍去脈。
與美、日的控制與反控制
過去大多研究者認為蔣介石敗至台灣後，對美國百依百順，成為了美國的“走狗”。該書基於紮實的史料認為，面對大陸方面強大壓力之時，蔣介石不得不依靠美國，但又認為美國損害了台灣當局的主權，損傷了蔣本人的自尊。蔣一直試圖擺脫美國控制，獨自做出選擇，美台之間始終存在著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
蔣介石在台初期，美國也並非一如既往地採取支持態度，其所為確乎出於其本國利益。從杜魯門總統任期間的棄台，到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支持台灣；從尼克森訪台，到“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其中亦有杜勒斯準備“敦促和勸說蔣介石放棄金門”，甚至不惜使台灣分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主導權在美國，蔣卻不得不予以批准，無法改變“條約”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從蔣介石本人考慮，是為保證台灣不被大陸攻陷；美國則擔憂台灣問題將其拖入與大陸的戰爭之中。美國對台政策，既對台有所援，又對蔣“反攻”大陸有所限。
蔣介石基於美台關係事實上的不平等，對美國無視中國主權與尊嚴的行徑，“批評美國的對台政策”，表達嚴重不滿情緒，“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的基本原則。”在美國分離台灣的過程中，在1954年第一次台灣危機中，蔣介石希望美國能夠協防金門，但美國人並不理會蔣之態度，積極推行“停火案”。蔣在壓力之下，只得表示“大陳撤退是主動而不是在聯合國停火壓力下之行動”。
正因為蔣介石“既想獲得美國的援助，又不想服從美國指揮棒的態度，也惹怒了美國人”，從而導致台美關係始終存在著一些不和諧的因素。1957年在台灣爆發的五二四反美事件，使美台關係經歷了波折。當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到1965年，美國徹底關上了對台軍援、經援的大門，說明台美關係的“蜜月時期”已經成為過去，從而為中國重返聯合國，開啟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提供了可能性。
在蔣介石主導的對外關係中，對日關係亦為重要。蔣介石希望通過對日的“以德報怨”，以建立一種良好的台日關係。本書有較多篇幅論述了蔣介石的對日和約問題，但最終結果是日本“充分利用兩岸對峙之利，極盡敲詐勒索之能事，不僅最大限度地擺脫了侵略戰爭之罪責，並進一步謀取最大政治、經濟利益，則尤為中華民族之悲哀，實值兩岸國人之反思”，蔣介石也不得不放棄戰爭賠款的要求。日本作為戰敗國，理應感激蔣介石的寬容，事實卻未能如此，台日之間長期存在著爭執。1963年下半年，台日關係風波再起，直到演變成一場危機。當台美關係發生變化時，台日關係也發生了危機。
對黨、政的改造
當蔣介石對外關係頻頻受挫之際，如何對內確定治理秩序，樹立信仰，改變大陸時期國民黨派系林立之窘況，是其時最重要的考慮。基於在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蔣介石加強了對國民黨的改造，重塑國民黨的核心，嚴密國民黨的組織；在政治方面，推進地方自治，滿足新興階層的參政意願。
蔣介石去台後，認為在大陸失敗的最大原因，政治上“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亦放棄崩潰”。“黨應為政治之中樞與軍隊之靈魂。”要求最大限度處理好黨政軍關係，改造國民黨，避免黨政關係錯位。蔣在自我反省時，也注意向中共學習，研究中共的組織、軍隊等各方面情況。
韓戰期間，蔣介石利用放鬆了對台壓力之際，開始了對國民黨的改造。在中央層面，16人組成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取代了由460人組成的國民黨第六屆中委。蔣此舉“有違國民黨的制度，反映了其反民主的獨裁作風”。國民黨的改造“一開始充滿濃厚的個人色彩，權力已從有名無實的中央委員會公開移向以蔣介石為主，陳誠、蔣經國為輔助的新核心”。為了照顧國民黨元老們的情緒，蔣介石特別設定了“位尊而無權”的中央評議委員會。在地方層面，蔣介石採取了“黨員歸隊”，對於所有黨員，一律納入黨的基層組織，強化組織紀律建設等措施，加強國民黨對黨員的控制。
經過改造的國民黨，在國民黨七全大會時，選舉蔣介石為總裁，“已重新確立了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與六全大會相比，“中央執行委員會規模大為縮小，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成了中央委員。”改造運動後，“國民黨內的派系山頭基本上被削平，絕大多數元老重臣紛紛落馬”。“自蔣介石任命中央改造委員會開始，確立了以後歷屆國民黨中常委人選首先由蔣介石提名的制度。”逐漸在台灣政壇形成了一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官邸派”。
蔣介石深知大陸的失敗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在政治改造方面，推行地方自治，“為了淡化國民黨一黨獨裁的本質，蔣介石還要提出要找少數有影響的非國民黨人士出來選舉。”如此，蔣介石擴大了國民黨治理的基礎，保持了基層政權的穩定。地方自治雖有諸多局限，但“為台灣民眾在基層參政議政提供了一定機會”，“此後國民黨對選舉的控制力也日漸薄弱”，這也是此後國民黨面臨著進一步放寬政權的緣由。
進行政治整肅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龐大的政權結構與官僚體制和狹小的統治區域產生了矛盾，政出多門，非常混亂。蔣介石為樹立其權威，進行政治整頓，建立權威統治。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首任行政院長陳誠對機構進行精簡，確立了“八部二會”，並運用專家政治，增加非國民黨籍人士。軍事上調整軍事組織，厘定“軍政”與“軍令”兩大系統，建立嚴酷的“戒嚴”體制，長期存而不廢。重建特務系統，“防諜肅殲”。
蔣介石的政治整肅是從1951年毛邦初開始的。毛邦初與周至柔的矛盾，演變為毛邦初與台灣當局的矛盾。毛邦初同意其助手將周至柔的腐敗問題以及國民黨利用美援遊說美國人的資料通報給了美國人。因毛邦初“挾洋人以自重，告洋狀，蔣介石就將積壓的憤怒一齊發泄在毛邦初身上”。蔣介石的政治整肅，主要是針對那些高級官員中以美國為背景而自以為是，或與中共有關聯的官員，整肅目的為使官員對蔣個人保持高度忠誠。
推動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
中國歷代以來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即土地問題。當大陸進行轟轟烈烈的激進式土地改革時，蔣介石在台灣卻採用了相對和緩的、和平的土改方式。在具體程式上，首先推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使農民完全擺脫舊式租佃關係、成為擁有土地的自耕農。然後實行“耕者有其田”，在不增加農民負擔和兼顧地主利益的基礎上，採用溫和手段，使農民獲得土地。這種溫和的改革方式，除了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國民黨與農民的關係，相當長的時間內，農民都是選舉時國民黨的鐵票”，“減少了土地分配帶來的社會動盪”，有些地主成為了“現代資本家”。
推進社會進步是一個全面的工程。當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時，蔣介石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突出“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並將其發展成為一場範圍大、持續久的政治運動。這場文化復興運動使台灣保持了儒家文化的傳承，出版了一大批傳統文化的著作，創辦了中國文化大學，對依靠傳統文化恢復社會秩序具有一定功能。
進入70年代後，蔣氏父子發起的革新運動，使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得到了進一步推動。當國民黨已到了不變革無以生存的嚴重關頭，20世紀70年代蔣經國主導的這場革新被成為“革新保台”。這場運動使蔣氏父子基本上完成了權力的交接，而且確已改造了不少適應島內政治、經濟發展並且日益成為革新阻力的僵化保守的制度和官僚階層。
傳記最難把握的是掌握好通俗性或學術性的程度。傳記著作不同於純學術著作，前者著眼於語言通俗、流暢，重在對事件的描述；後者在考據功夫上要求更甚，需要理論架構與邏輯推理。該書運用大量珍貴史料，以通俗性、中立性的學術語言進行解讀，又穿插了不少首次曝光的相關照片，作為歷史敘述的補充。讀者既可按若干專題一氣呵成，亦可細嚼慢咽，不經意間，全面閱讀蔣介石的後半生。然而，該書尚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第一，在研究內容上仍有諸多空間，該書對於蔣介石後半生的個人生活、感情、心理方面的變化著墨不多。譬如，蔣在台灣承受的精神煎熬或家庭樂趣(與孫輩遊山玩水或蕩舟划船等)、蔣對大陸情形的關注(日記中有大量對大陸發生的重大事件的關注性語言)、蔣晚年對基督教的態度(日記中寫基督教的語言越來越少是否是其信教發生了變化？)、蔣晚年的思想體系與觀念轉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論述較多)等等。
第二，在研究資料上，仍有進一步利用的空間。蔣介石日記在2009年7月已全部開放，作者後來也專程去史丹福大學閱讀查抄了蔣介石晚年所寫的日記，因出版匆促，該書所使用的蔣介石日記只到了1955年。使1956年之後蔣對第二次台海危機的態度與應對、蔣對越南戰爭的關注、對晚年胡適的態度、對處理雷震案的內心世界等一些方面，在心理描繪與蔣本人的真實態度及思想變化上未能得到更為精細的體現。
相關評論
一
前不久，“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浙江大學舉辦，這是大陸第一次以蔣介石為對象的國際研討會。浙江是蔣介石的老家，為了好好利用這筆“歷史資源”，浙江大學特別成立“蔣介石研究中心”，由陳紅民教授擔任主任。而作為“中心”重要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學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蔣介石的後半生》成為重頭戲。和前年出版的“年度好書”《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作者楊天石教授一樣，陳紅民教授也是多次親赴美國史丹福大學查閱蔣介石日記手稿的人。所以，這本書自然又多了一份珍貴的史料價值。
《蔣介石的後半生》從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說起。
自1895年《馬關條約》起，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下整整50年。時至如今，你還能在台灣找到不少日本的影子，無論是建築、語言，還是台灣人的生活方式等等。蔣介石在大陸執政期間，曾領導抗日戰爭，作為勝利者接收回歸的台灣。從這層意義上說，日本固然是他的“敵人”。
然而，日本之於蔣介石從來就不是純粹的。他早年留學日本；他的前輩，“國父”孫中山與不少日本革命家亦保持著良好的“戰鬥友情”。而台灣人中，很多自幼就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對於中國人。在經歷了“二二八”事件——一場大陸人、台灣人、日本人錯綜複雜糾纏不清的事件——之後；當1949年，率領國民黨大軍的蔣介石登入台灣時，他與日本的關係更增加了一絲曖昧。
一般提起蔣介石在台灣的“後台”，都會自然而然想到美國。但實際上，在國民黨剛剛到台之時，除了美國，還有一個叫“白團”的日本舊軍官組織在暗中協助蔣介石，扮演“顧問團”的角色。這些人受僱於岡村寧次，歃血為盟，效忠於蔣介石。（岡村寧次由於蔣介石的包庇，在二戰結束後免于軍事法庭審判，故感念在心。）“白團”的任務是設計“台灣防衛計畫”，幫助國民黨整頓軍務，尤其是施予日式的“精神教育”。
“白團”的行動在台灣屬於“極機密”。蔣介石自己心裡也清楚：一方面，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在中國燒殺擄掠，犯下滔天大罪不算，現在居然還把他們請來當“座上賓”，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在情感上都無法接受；另一方面，日本戰敗，身為中國的“手下敗將”，有什麼資格對中國人指手畫腳呢？所以，即便在日記中，蔣介石言及此事都極其謹慎，僅稱他們為“日本教官”而已。為了給接受訓練的中國軍人“洗腦”，蔣介石搬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做擋箭牌，希冀中日軍人能和睦相處。而訓練的結果，根據蔣介石在日記中所說是“實超過所預期者。”蔣介石頗為此沾沾自喜。但是紙包不住火，再嚴格的保密工作也有疏漏，1951年香港一家報紙報導了“白團”。訊息傳到美國政府那裡，後果很嚴重。美方立刻向蔣介石施壓，堅決不允許日本和台灣這兩個在他控制之下的“棋子”朋比為奸。“白團”遂逐漸淡出。
台灣時代的蔣介石政權，在“外交”上一直處於節節敗退之勢。由於新中國的崛起，“反攻大陸”越來越成為虛無縹緲的願景。在這種背景之下，大部分主權國家都選擇與台灣“斷交”。蔣介石又想起了日本。而此時的日本，也看出了跟台灣合作已是“強弩之末”，與新中國建交才是“王道”。但是蔣介石非常希望拉攏日本，於是找美國政府出面，要求日本與台灣簽訂“和約”。日本方面對美國無可奈何，只好出了“奇招”，搞了一次“公投”，得出的“結論”為：支持與台北或北京締約者各38%，餘下24%國民無所謂。蔣介石仍不死心，派“外交部長”葉公超遊說美國，終於成功迫使日本簽訂“和約”。第二年，日本首相岸信介訪台。表面上，台日關係處於“蜜月期”；但暗地裡，這時候蔣介石在“外交”上已經成為美國和日本的“雞肋”。尤其是日本，若不是迫於美國壓力，絕不會與蔣介石簽訂如此“和約”；與新中國建交已在日本政府的“日程表”上，而這份“和約”，無疑是絆腳石。
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已成為經濟大國，在外交上逐漸擺脫美國的控制，而台灣則仍處於被動地位。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新中國取得常任理事國地位；1972年初，尼克森訪華。日本聞知此事，趕緊“趁熱打鐵”，於同年底與新中國建立邦交，台日關係徹底決裂。
據說，蔣介石在得知日本與新中國建交之後，盛怒不已，心臟大受刺激，埋下病根。在接下來的3年裡，台灣內外交迫，他的精神狀況一直不好。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突發心臟病，逝世於官邸內。
蔣介石的後半生，一直想藉助美國和日本“反攻大陸”，可是他終究沒有力量挽住歷史之舟。他與日本的那種既是“敵人”又是“戰友”的曖昧關係，則更是耐人尋味。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也最有爭議性的人物，蔣介石的一生，尤其是後半生，真值得好好研究。
載《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7期
二
本書一共十八個章節，對於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台灣社會的變局、國際社會對蔣介石政權的態度變化、蔣的心理變化等等方面，作者用大量的史料為讀者一一呈現出來。
從開篇始，書中不時的閃現諷刺挖苦之語句，其尚可以接受之。但讀至第十五章——“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作者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實實不堪忍受，一本記錄歷史的著作就這樣變了味道。
我更願意相信是因為某些限制，導致了作者的不得已而為之！
可對於治史者來說，不是更應客觀公正些嗎?
對於蔣介石這樣一位在中國近代史叱吒風雲的人物，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真實的歷史樣貌在兩岸都難以尋覓其客觀記述者，對這樣一位中國近代歷史的參與者，我想更多的需要一些客觀。
蔣永敬教授的序對作者太捧了！
三
我認為作者有曲筆，看他的講座態度就對蔣氏父子評價不差，尤其是蔣經國，說他是專制時代的最後一個獨裁者，也是民主時代的第一個開創者。阿里巴巴•楓林晚講堂第十講：母子情•夫妻情•父子情——蔣介石日記中的親情
四
蔣介石過世之時，海峽兩岸對他的評價有著天壤之別。為蔣介石“蓋棺定論”，在海峽兩岸有著天壤之別。在台灣，經歷了從“神化”到“醜化”的過程，在大陸，則經歷著從“漫畫”到“寫實”的過程。30多年過去了，無論在政界還是學界圍繞他的爭論從未停止過。本書專寫台灣時期的蔣介石，以信史的角度，為我們完整而準確地勾畫出蔣介石在台灣26年的面貌。
作者陳紅民是蔣介石研究專家，用豐富的資料講述了蔣介石後半生的傳奇人生。本書受到楊天石等專家的認可和推薦。
五
“打倒蔣介石，保衛毛主席！”我出生在80年代初，小時候曾經和夥伴拍手吟誦這段童謠。蔣介石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還是一個不可繞開的人物。
蔣介石或許是最難評說的歷史人物之一，有關他的歷史表述往往遭遇現實困境。對於我的祖輩和父輩來說，他是偽君子、賣國賊、獨夫民賊，要為中國現代的諸多苦難負責。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蔣介石依然是要被打倒的對象。半個多世紀前，和我同樣年紀、同樣瘦弱的鄉間少年，一批批地因為蔣介石或自願或被迫地投身內戰、外戰的戰場。他們沒有經受多少訓練，多數人成了炮灰，少數人經歷顛沛流離的人生後對往事噤若寒蟬。我在書本上翻閱照片上他們模糊的影像時，常常可惜這些青少年最寶貴的歲月本可以徜徉在象牙塔、投身商場或者在實業道路上揮汗如雨。對於一代人的坎坷和一個時代的悲劇，蔣介石難辭其咎。這些都是1949年前的蔣介石，也是我們熟知的蔣介石。1949年後的蔣介石在台灣渡過了26載歲月，這是不為我們熟知的蔣介石。90年代末期以後，人們開始談論在台灣的蔣介石。現實環境變了，蔣介石的形象開始有了正面的色彩。主要是兩種：第一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嚴厲鎮壓台獨勢力；第二是推動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塑造了台灣奇蹟。當然，各種的歷史表述和變化的現實環境，依然讓蔣介石的形象顯得複雜而混亂。蔣介石，人已蓋棺論難定。
2010年3月，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的《蔣介石的後半生》著眼於蔣介石的台灣歲月，以信史的角度，為讀者全面認識蔣介石提供了厚重的資料。
蔣介石到台灣後，依然高度專權，主宰著國民黨，獨裁的一面沒有改變。不變的還有他身上浙東商人子弟的兩個特點：倔強和敏感。他對一切威脅權威的言行敏感，更對自己代表中國的形象敏感。我們可以抽出蔣美關係來分析。之前，我們覺得蔣介石在台灣全靠美國勢力的扶持才生存下來，必然和美國保持蜜月關係。事實上，蔣介石始終沒有停止與美國的磕磕絆絆，甚至有過多次激烈衝突。到台灣之初，蔣介石就明確反對美國拋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堅持台灣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接著不顧美國意思反覆要求派軍參加“聯合國軍”，然後反對美國和蘇聯的妥協。他需要美國的政治支持、軍事庇護和經濟援助，又不希望美國染指中國的主權、干涉中國的內政。蔣介石一度發狠說：“我寧不接受其援助，而不願再受其長此侮辱污蔑，以喪失我國格與士氣也。”《蔣介石的後半生》的多數篇幅在講蔣介石在台灣的政策，處處穿插著蔣美關係的政策分歧和深層次矛盾。比如蔣介石不顧部屬反對，聘用日本舊軍官組成的“白團”做軍事顧問、協助訓練軍隊，卻將美國軍事顧問團閒置。原因就是“白團”是他私人聘請的，因為歷史原因效忠於他，不像美國顧問那樣指手畫腳。又比如蔣介石高調而嚴厲地處置妻侄毛邦初，主要不是因為後者貪污軍款，而是後者滯留美國挾洋自重。而在大名鼎鼎的“雷震案”中，國民黨宣傳機關公布的《自由中國》六條罪名的第二條就是“主張美國干涉我國內政”。
在美國人看來，蔣介石顯得有些不可理喻。敗退台灣後，蔣介石手中的牌所剩無幾了，可依然不願意按照美國人構想出牌。美國政府相信，它的政策就是立足於蔣介石的殘局做出的理性選擇。蔣介石的許多動作，不僅是沒有任何預期收益的，而且簡直是在冒險——往往還要拉美國政府一起冒險。《蔣介石的後半生》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比如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在事實上拯救了已是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的蔣介石政權。可蔣介石卻對美國軍艦的不告而來表示不滿，離不開美軍的保護的他在事後要求美軍宣布第七艦隊是“應邀”“協防”台灣的。又比如，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多次以各種形式要求蔣介石結束海峽兩岸的“戰爭狀態”。從“投入-產出”和“預期收益”各方面來看，蔣介石對大陸沿海小島的堅守、對大陸的騷擾，都是不划算的。可他就是不答應結束“戰爭”，結果在大陸政府的“配合”下在金門進行了幾十年禮尚往來般的炮戰。那稀稀拉拉的炮聲，證明著海峽兩岸還在“內戰”，既然是“內戰”那雙方自然屬於同一個國家。
蔣美關係是一條觀察蔣介石的後半生，能夠將一系列政策行為串起來的線索。我們從中也能看到蔣介石若干正面的內容，比如他對國家主權和統一的堅持。蔣介石被人提及的另一個正面內容是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推動。書中也用一定篇幅涉及這方面內容。雖然發展台灣經濟帶有很強的現實考慮和政治色彩，但畢竟他是台灣奇蹟最初的推動者。而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我要補充的是蔣介石對文化建設的重視。
隨著經濟的發展，台灣物質生活開始豐富，精神生活卻開始滑坡，時風日下，“吃、穿、用一切皆假，如假油、假藥、假賬，假出口真套匯、空頭支票滿天飛，牛肉、豬肉大灌水，白米當中摻石粉，營造商偷工減料，製造業仿冒商標，乃至逃稅、偷稅等現象”，引起了民眾的極大關注和對當局的不滿。60年代後期，蔣介石發動了“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作為對策。這雖然也帶有很強的現實和政治因素，但對中華文化在台灣地區的鞏固發展客觀上起了很大作用。如今我們常常感嘆大陸的傳統文化因素在市場因素的圍剿下變得可有可無或不倫不類，而在小小的台灣島上，中華傳統文化深深紮根，枝葉伸展得遠比大陸繁茂。中華文化的紮根強化了台灣地區各個群體的文化認同和民族凝聚，文化認同遠比經濟利益能讓兩岸找到持續深入的共同語言。這是和蔣介石對國家主權和統一的堅持是一脈相通的。蔣介石在遺囑中陳述自己畢生執著的事業一共有四項，其中的三民主義是套話，堅持民主是謊話，反攻大陸是夢話，只有復興中華文化才勉強算得上是實話。
《蔣介石的後半生》中，蔣介石的專權獨裁、權術陰謀依然需要“打倒”，但書中那些平實語句透露的蔣介石的正面形象對我們全面認識他無疑是有益處的。
六
由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陳紅民教授等撰寫的《蔣介石的後半生》2010年4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獲得學術界與讀者的一致好評。
在學術界方面，《蔣介石的後半生》4月出版時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獲得來自韓國、美國及中國兩岸三地蔣介石研究學者的讚賞。著名史學家、南京大學資深教授茅家琦先生在《安徽史學》2010年第3期上發表《一部尊重事實的個人信史——簡評《蔣介石的後半生》》，指出這一成果“填補了蔣介石研究的空白、台灣史研究的空白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空白。”茅教授還總結了該書的三個特點：1、著重評述蔣介石在台灣時期的個人行為；2、是第一部基於“蔣介石日記”而寫成的個人信史；3、嘗試學術性與趣味性相結合的傳遍寫作模式。
《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上發表了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民國史研究專家張憲文教授的書評《蔣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評《蔣介石的後半生》》，認為該書與已經出版的諸多蔣介石傳記相比，“有許多特色，值得推薦”。張教授並特別分析了《蔣介石的後半生》的三個突出特點：1、彌補了對台灣時期蔣介石研究的不足；2、提供了許多蔣介石鮮為人知的細節，豐富了對他的認識；3、資料翔實可靠。
海峽對岸的台灣學者對《蔣介石的後半生》的出版也給予了極大關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陳三井研
晚年蔣介石究員以“雙玉樓主”的筆名在《僑協雜誌》2010年5月號上，發表《蔣介石的後半生》的同名文章，對該書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是一“巨著”：“有鑒於過去兩岸學者有關蔣介石的評傳，大多詳古略今，相當忽略在台灣時期26年的作為，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陳紅民……在蔣介石研究正熱門之際，適時的推出《蔣介石的後半生》這一巨著，不僅彌補了過去的缺陷，填補了蔣介石研究的空白，更象徵大陸學者之蔣介石研究已邁入了一個實事求是，客觀論述的新階段。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值得令人欣喜和期待的好事。”
大眾媒體對該書也給予了極大關注，2010年5月23日的《南方都市報》上，刊登了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劉大禹的書評《堅持“一個中國”的蔣介石》，根據《蔣介石的後半生》中的內容，梳理出蔣介石在台堅持“一個中國”的基本言行。2010年6月29日的《經濟觀察報》刊登了一篇長篇推介文章，介紹《蔣介石的後半生》。2010年5月24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總第210期）上，也以《蔣介石與日本的曖昧關係》為題，從一個側面介紹了《蔣介石的後半生》。
此外，一些知名網站，如鳳凰、新浪、網易的讀書欄目，都刊載了《蔣介石的後半生》的部分內容，一度也曾在暢銷書欄目中名列前茅。
《蔣介石的後半生》獲得學界好評
2010年值得推薦的40部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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