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明史·文苑·袁宏道傳》："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今湖北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三袁。"他們深受李贄等人思想的影響，追求個性自由，反對偽道學對人性的束縛。在文學主張上，“公安三袁”是“公安派”代表人物，他們激烈反對復古、擬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使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持續百餘年的復古思潮因而衰退。他們還推崇民歌，高度讚賞通俗文學，衝破士大夫獨尊傳統文體的偏見。創作上大量寫清靈通脫、新穎別致的小品文，進一步解放文體。三袁中，袁宗道最早反對復古和道學文風，開創了公安派。袁宏道名聲最著，長於論詩，為公安派提出了較系統的文學主張；詩文則感憤國家，關懷民生，率直自然，活脫鮮雋。袁中道於宏道卒後，進一步闡發修正其詩論；作品直抒胸臆，文筆優美。但"三袁"過於宗信"信口"、寬容藝術上的粗糙化，有些作品給人浮薄淺陋之感，缺乏深切感人的力量，給文壇帶來一些消極的影響。
三袁介紹
袁宏道
(1568～1610) 明代文學家。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六年(1588)中舉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鄉後曾問學李贄，引以為師，自此頗受李贄思想影響。萬曆二十年(1592)中進士。不仕，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萬曆二十三年(1595)，選為吳縣令，饒有政績。不久解官去，遊覽江南名勝。後又授順天教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兩年後又辭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潛學著文，並作廬山、桃源之游。萬曆三十四年(1606)，入京補儀曹主事，不久又辭去。兩年後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轉考功員外郎，奏立"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後成為定製。萬曆三十七年(1609)，遷稽勛郎中，赴秦中典試。事畢請假歸里，定居沙市。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在《與江進之尺牘》中說："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在《雪濤閣集序》中說:"唯識時之士,……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 ..袁宗道
（1560-1600） 明代文學家。字伯修，號石浦。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四年（1586）會試第一。授編修。官至右庶子。他極力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與弟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文章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漢。他說"心中本無可喜之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之事而欲強哭，氣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論文》），就是說，文章要有真情實感。他的詩文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率真自然，不事模擬。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點是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萬曆十七年(1589)歸里，鑽研學術,以禪宗思想研究儒學,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後復入京，官右庶子，任東宮講席。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辭達，須先有"理"（思想學問），"從學生理，從理生文",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其次要有真情實感,"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以上均見《論文》)。從這種觀點出發,他的詩文創作不事模擬，率真自然。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運筆端，真切感人。論說文如《讀大學》、《讀論語》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閒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
袁中道
1570-1623） 明代文學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國子監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長愈豪邁。與其兄宗道、宏道並有文名，時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於宏道。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創作以散文為佳，遊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遊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柿錄》（《袁小修日記》）20卷。袁中道與其兄宗道、宏道被稱為公安派。在"三袁"中，他的成績僅次於宏道。其文學主張與宏道基本相同，強調性靈，"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較兩兄晚歿，後來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蔡不瑕詩序》）。這是他與兩兄稍異之處。
袁中道作品以散文為優，遊記文如《游石首繡林山記》、《游鳴鳳山記》、《金粟園記》、《玉泉澗遊記》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牘文如《寄蘊璞上人》、《答潘景升》、《與曾太史長石》等，直抒胸臆，文筆明暢；日記《游居柿錄》，多有精粹文筆，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詩歌亦疏朗清新，偶有關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詩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應答、感時傷懷為內容，思想平泛，藝術上也創新不多，與其文學主張不能相稱。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柿錄》（即《袁小修日記》）20卷
主要作品選
《滿井遊記》袁宏道
燕地寒，花朝節後，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砂走礫，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墮事，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游將自始，惡能無紀？己亥之二月也。
《極樂寺紀游》 袁宗道
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白練千匹，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在水中，兩波相夾，綠柳四行，樹古葉繁，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余。岸北佛廬道院甚眾，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於林水之間。極樂寺去橋可三里，路徑亦佳，馬行綠蔭中。若張蓋。殿前剔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斑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游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進賢冠：古代懦者所戴之緇布冠。這裡指文官所戴之冠。六橋；西湖蘇堤上六座橋，名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
暇日，能攜同二三好友，到郊外去飽覽田園風光，對不得不在官場中討生活的袁宗道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解脫。所以，他關注的重點不是朱門紺殿的寺院，而是路途的景物：白練千匹，山如螺髻；兩波夾堤，綠楊成行……秀麗清幽的景象也許和錢塘蘇堤有幾分相似，這不能不使“身在魏闕，心繫林下”的作者觸景生情，發出“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的感喟。
歷史探秘——公安三袁
明朝時，湖北有一戶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愛，而且他們從個個聰明機敏。但他們從不自持聰明，打小便勤奮好學，對人便是彬彬有禮，深受鄉里喜愛。教書先生們都覺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學兼優的可造之才，於是，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所學傳授給他們。得到老師們的厚愛，兄弟三人變鎝更加刻苦，對老師越發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負了老師們的苦心。老師們瞧在眼裡，樂在心裡。
一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兄弟三人都長成了大人，各自學有所成。先生們覺得：再沒什麼可教他們了。這一天，先生們把三兄弟叫到面前，點著頭逐個看了一番，有點戀戀不捨的說：“是時候了，憑你們現在的學識，考進士應該不是太難的事。老師雖然捨不得你們，但不能耽誤了你們的前程。你們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讀十多年，盼的就是這一天，然而這時，三兄弟不由鎝想起那些和老師朝夕相處的日子。三兄弟心裡酸酸的，戀戀不捨，一拜再拜，很久才緩緩的離去。
很快喜訊就傳回鄉里，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進士。袁家一收到到訊息，上上下下都沸騰了，決定設盛宴慶賀。一切就緒，只等三兄弟回來，但左等右等總不見人，終於，兄弟們都回來了，連老師們也來了。原來，三兄弟約好直接趕到老師們家中，接老師們回來慶賀。酒席上，三兄弟對老師們一拜再拜，老師們滿面紅光，高興鎝合不攏嘴，拉著三兄弟連說：“懦子可教,懦子可教啊~~~"
但此時，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悶氣呢，他叫劉福錦，是老三的啟蒙老師，由於時間太久，所以袁家對他印象不深，這次宴請，竟將他忘掉了。劉福錦見袁家請客沒有請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藉機挖苦他，他實在忍不住，便在一張白紙上寫了“高塔入雲有一層”這句話，意思是提醒老三，有了今天的成績可別忘記了老師。老三打開一看，恍然大悟，連說：“失禮了，失禮了。”又急忙去找兩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專門請劉福錦先生一次，並重邀所有的師長、長輩作陪。
在送給劉福錦先生的請貼上，老三就劉老師的原話作了一首詩：“高塔入雲有一層，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為師終生父，謹請先生諒晚生。”委蜿地表達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著轎子，去劉福錦先生家接他，劉先生假裝還生氣，不肯上轎。老大和老二在家的鎝知此事，連忙步行趕到劉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請。這一來劉福錦先生大為感動，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轎前去赴宴。酒席間，師生們共敘往事，開懷暢飲，高興鎝不得了。
後來，兄弟三人都成了中國傑出的大學問家。他們就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為他們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稱“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
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遼東三袁
明末遼東有三袁，袁崇煥、袁可立、袁應泰，後人稱“武三袁”。“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光榮退休壽終於家，其餘二人皆無善終，袁崇煥被明政府正法，袁應泰殉國於陣前。袁崇煥因放言“五年平遼”而無法兌現，不得已專事“議和”，擅殺大將，終招致金人虎狼之師長驅直入至都門之下，袁督師本人也落得伏法被傳首九邊的下場，然對建州史最為護短的金人在酷烈的“文字獄”中修成的《明史》對袁崇煥最為推重，並杜撰了“反間計”的故事。袁可立“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撫登、萊，遼海水師成為牽制後金的有生力量，與樞輔孫承宗共議戰守，使金人數年之間蜷伏其地不敢妄動。袁可立反對過袁崇煥的“議和”：“袁經略遣僧吊贈，公力詆其辱國”(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也汲取過袁應泰的失敗：“臣（袁可立）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明熹宗實錄》）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書，惜受其同年高攀龍等東林士子影響太深，與閹黨矛盾過於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應泰無才而當大任，終喪遼東並天下強兵10餘萬，其罪浮於楊鎬也！然應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薦者而已。袁應泰死事甚烈，堪可嘉恤。袁崇煥
袁崇煥（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傳》），一說字自如（《黃尊素說略》），漢族。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一說袁崇煥出生於廣東東莞，年十四隨祖袁世祥，父袁子鵬遷至廣西藤縣）。
袁崇煥是較早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官員，只是崇禎即位之初，錯誤地將邊事委之於崇煥，未予深究而已。大學士韓爌等本云：“史永安、張鳳翼、袁崇煥……。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與諸奸宜減等論。”可見其在大節上是有虧缺的。後來編造“反間計”的清修《明史》竟替袁崇煥辯曰：“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據此史家能否笑曰：“古今太監多犯科，忠賢不得已，亦為作惡”之語，亦或孫承宗等及眾東林英烈怎么就沒有“不得已，亦請建祠”呢？甚或從惡之眾閹逆能否盡為辯白曰“不得已，亦請建祠”呢？清方官修《明史》能出此低俗之計，力圖把一個因議和無能誤國亂軍的袁崇煥打造成一個千古完人而詆毀前朝，其毀譽明朝之目的亦昭然其若揭矣！即今思之，袁崇煥建祠事小，滿人曲筆篡改史實事大，自清《明史》成，中華史遷之筆再無存矣。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發生“己巳之變”，皇太極率數萬清兵繞道蒙古，以避開忠於明朝的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的防區。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連陷遵化、三屯營，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彥國自盡。京師震動而戒嚴，同時詔令各路兵馬勤王。薊遼督師袁崇煥對後金此舉，已有所料。為此，袁崇煥曾正式向崇禎皇帝上疏，說：“若順天等處，則聽督撫為政，臣不敢越俎而議者也。”（崇禎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於兵科抄出之《欽命出鎮行邊督師薊遼等處兵部尚書臣袁崇煥謹題為乞汰冗官以紓國用等事》）說得很清楚，薊門比較薄弱，應當設重兵把守。不僅如此，袁崇煥又上了一道奏疏，說：“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因為寧錦防線堅固，皇太極打不破，就會以蒙古為嚮導，突破長城，來威脅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禎實錄》卷二）
“崇煥隨奏：『臣守寧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於彼處設一團練總兵』。遂以王威為請。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難移時。”（石匱書後集）
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軍東、西兩路，分別進攻長城關隘龍井關、大安口等。時薊鎮“塞垣頹落，軍伍廢弛”，後金軍沒有遇到任何強有力的抵抗，順利突破長城，於三十日，兵臨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師東北方向，距離京師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
雖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煥主要分管山海關外防務，薊遼總督劉策分管關內防務。但是，袁崇煥作為薊遼督師，對整個薊遼地區的防務都是責無旁貸，況且後金鐵騎正是從山海關外而來。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煥從寧遠往山海關，途經中後所，得報後金軍已破大安口。袁崇煥做出以下軍事防禦部署：
其一，嚴守山海關。因為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已經調到關內，寧遠總兵祖大壽也帶精銳隨袁崇煥入關，所以袁崇煥命前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守山海關，防止後金乘機奪關。
其二，嚴守京師要道。袁崇煥命參將楊春守永平，游擊滿庫守遷安，都司劉振華守建昌，參將鄒宗武守豐潤，游擊蔡裕守玉田。
其三，嚴守京畿地區。在靠近京師東北方向的薊州、三河、密雲、順義嚴密布防，防止後金從東北路入京。袁崇煥命保定總兵曹鳴雷等駐薊州遏敵，自率大軍，以總兵祖大壽作先鋒，駐薊州居中調度策應。命宣府總兵侯世祿守三河，保定總兵劉策守密雲。
袁崇煥一面進行總體部署，一面阻截後金軍南進，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為皇太極的軍隊突破了龍井關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東的重鎮，袁崇煥想把後金的軍隊阻截在這裡，他急令平遼總兵趙率教率四千兵馬，馳救遵化。他率部急馳三晝夜，行350里，到達遵化以東的三屯營。但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讓入城，趙率教只好縱馬向西，馳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趙率教率援軍至遵化城外，與後金貝勒阿濟格等所部滿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誤入埋伏，中箭墜馬，力戰而亡，全軍覆沒。趙率教戰死，是明軍的重大損失，袁崇煥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將，失去了救援京師的最佳時機。
當日，後金軍進攻遵化城。後金先勸降，遭到拒絕。後四面攻城，明巡撫王元雅憑城固守，頑強抵抗。第二天，遵化“內應縱火”，遵化城陷落。巡撫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縊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殺。接著，後金軍進攻遵化東面的三屯營，副總兵朱來同等潛逃，總兵朱國彥把逃跑將領的姓名在大街上張榜公布，然後偕妻張氏上吊自盡。初七日，後金軍破三屯營。明朝喪失了將後金軍堵在遵化的機會。
遵化失陷，馳報明廷，人心大震，朝野驚恐。時“畿東州縣，風鶴相驚，人無固志”（《崇禎長編》卷二八）。皇太極命留兵八百守遵化，親統後金軍接著南下，向北京進發，逼近薊州。這時，袁崇煥親自帶領九千兵馬，急轉南進，實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後金的軍隊阻截在薊州。
第二，薊州阻截。袁崇煥於十一月初五日，督總兵祖大壽、副將何可綱等率領騎兵，親自疾馳入關，保衛北京。至此，袁崇煥在關外的三員大將——趙率教、祖大壽、何可綱，全部帶到關內，可見袁崇煥已經下定決心，不惜任何代價，誓死保衛京師。初十日，袁軍馳入薊州。薊州是橫在遵化與通州之間的屏障，距離北京東郊通州約140里。袁軍在薊州阻截，“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崇禎長編》卷二八）。皇太極曾兩次敗在袁崇煥手下，這次就沒有同袁崇煥軍隊硬碰，而是從東北方向通過順義往通州進發。這樣袁崇煥在薊州攔截皇太極軍隊的計畫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離北京只有40里，袁崇煥緊急率領軍隊往通州進發，力圖把皇太極軍隊攔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煥的軍隊到達河西務。河西務在天津和北京之間，大約離北京120里。這時候皇太極軍隊已接近通州，他揣測到了袁崇煥的軍事意圖，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煥決戰，而是取道順義、三河繞過通州，直奔北京。這樣，袁崇煥在通州攔截的軍事意圖又落空了。
從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煥這時的戰略目標是將後金擋在京師以外，並部署軍隊依託城池來防守抵禦。因為袁崇煥與後金征戰多年，深知後金騎兵野戰的優勢，明軍唯有依城作戰，才能取勝。趙率教的四千騎兵在平原野戰，全軍覆沒，就是明證。
雖然袁崇煥決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敵眾”，堵塞八旗軍入京師之路。但是，袁崇煥設計的三個阻截都沒有成功，這樣戰線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煥在河西務舉行軍事會議，議商進取。會上，副總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趨敵，不宜入都。且敵在通州，我屯張家灣，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務，敵易則戰，敵堅則乘，此全策也。”（《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就是說，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煥說：“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詐異常，又如薊州，顯持陰遁，不與我戰。倘徑通都城，則從未遇敵之人心，一旦動搖，其關係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閒暇）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周文郁《邊事小紀》卷一）河西務會議之後，袁崇煥率領九千關寧鐵騎，日夜兼馳，行120里，由間道急奔，搶在皇太極之前，於十九日抵達北京外城廣渠門外。其實，袁崇煥統兵入薊時，明朝官員中就傳說他有引導後金兵進京之嫌，故崇禎帝下令袁崇煥不得越薊州一步，而他竟然毫無察覺。現在他又擅自率部進京。所以，從他抵達京師的那一刻起，袁崇煥實際上已經身陷腹背受敵的局面，只是他還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顧不得關注自己。
同時，明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率兵，也來到北京城德勝門外紮營。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軍兵臨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衛戰即將開始。
袁崇煥率領關寧九千騎兵，於十一月十九日，趕在皇太極之前馳抵京師城下。第二天，保衛京師的戰鬥就打響了。
京門初戰首先在德勝門外打響，城外明軍，主要是大同總兵滿桂和宣府總兵侯世祿的勤王部隊，另外參加戰鬥的還有城上的衛戍部隊。
德勝門之戰：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極親率大貝勒代善和貝勒濟爾哈朗、岳託、杜度、薩哈廉等，統領滿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滿桂和侯世祿的部隊發起猛攻。後金軍先發炮轟擊。發炮畢，蒙古兵及正紅旗護軍從西面突擊，正黃旗護軍從旁衝殺。後金兩軍沖入，邊殺邊進，拚搏廝鬥，追至城下。城上明軍，奮勇彎弓，又發火炮，轟擊敵軍。不久，侯世祿兵潰，滿桂率軍獨前搏戰。城上明兵，發炮配合，但誤傷滿桂官兵，死傷慘重。滿桂身上多處負傷，帶敗兵一百多人在城外關帝廟中休整。第二天，守軍打開德勝門的瓮城，供滿桂的殘兵休養。就在德勝門之戰的同一天，廣渠門也發生激戰。
廣渠門之戰當天，莽古爾泰率滿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擊袁崇煥軍，此時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率九千關寧鐵騎屯沙窩門外。這場廣渠門大戰，九千關寧鐵騎血戰數萬八旗軍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時）至酉（酉正18時），炮鳴矢發，激戰8小時，轉戰10餘里。戰鬥中，一敵軍掄刀砍袁崇煥，適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莽古爾泰箭如雨下，袁崇煥身中數箭，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由於袁崇煥身先士卒，拚死力戰，關寧鐵騎倍奮砍殺，莽古爾泰軍被擊敗。袁崇煥部將游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竇浚等，直追敵軍至運河邊。敵軍忙迫擁渡，冰陷，淹沒者無數。此一戰，關寧鐵騎殺敵千計，清軍勁旅阿巴泰、阿濟格、思格爾三部都被擊潰。 關寧兵亦傷亡數百。
這一役之後，清兵眾貝勒開會檢討。皇太極的七哥阿巴泰按軍律要削爵。皇太極說： “阿巴泰在戰陣和他兩個兒子相失，為了救兒子，才沒有按照預定的計畫作戰，然而並不是膽怯。我怎么可以定我親哥哥的罪？”便寬宥了他。可見這一仗清軍敗得很狼狽。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煥又用鄉導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潛往海子，距皇太極軍營里許，四面攻打，皇太極軍大亂，隨移營出海子。
近年來的一些史料妄自揣測，南明政府早在乾隆帝下詔為袁崇煥平反前多年，就曾經為袁崇煥平反：
錢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詳細記載了南明政府對袁崇煥的三次平反，層次不斷提高。
史料之一
（崇禎十七年五月），安宗《登極恩詔》……又復袁崇煥、趙光抃原官。
明安宗即弘光帝，崇禎十七年即1644年在崇禎死後於南京即位登基。
袁公於崇禎三年冤殺，
趙光抃在崇禎十六年冤斬。
崇禎十五年，薊州被圍，光抃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關、通州、天津諸軍務。光汴治軍嚴謹，作戰驍勇，臨危不懼。光汴至薊州前線，率二騎衝破鬼子重圍疾馳入城，城上歡呼“新督蒞任”，滿寇望而驚嘆，薊州之圍遂解。光汴率部援南闖北，“不釋鞍甲者七閱月，斬虜首千六百有奇”。十六年初夏，在截擊滿寇歸路的螺山戰役中，國軍將領各保實力，互不協同作戰而被敵各個擊破。後來皇帝卻逮捕光忭，作為替罪羊殺害。
史料之二
弘光元年二月，（安宗）予袁崇煥、王在晉祭葬。
弘光元年即公元1645年。王在晉在崇禎朝為兵部尚書，因張慶臻改敕書事牽連，被崇禎帝處罰過當，革職回家死去。
史料之三
昭宗以鄺露言，謚袁崇煥“襄愍”。
明昭宗即永曆皇帝。鄺露在永曆朝任中書舍人，在1650年清寇廣州十二日大屠殺中遇難，
“襄愍”解釋為：“甲冑有勞曰襄”；“佐國逢難曰愍”，劉熙曰：志義未究，遇難而死，可閔惜者也，故曰愍。屬於讚揚性的褒謚，用來表揚有軍功但蒙冤遇害的大臣。
熊廷弼抗敵有功卻被閹黨殺害，崇禎為他平反後，贈給熊廷弼的諡號，也是“襄愍”。被閹黨餘孽陷害的袁崇煥平反後，因為他立功和蒙冤的情況與熊公類似，永曆政府就贈予了同樣諡號，也是情理之中。
滿清取得政權後，康乾兩世大興“文字獄”，不但在自己主修的辮子版《明史》中對曾經影響明清戰爭史的重要人物毛文龍、袁可立、劉愛塔等人都不予立傳，還在精心編撰的《明史·袁崇煥傳》中憑空杜撰了一個崇禎皇帝中金人“反間計”而“冤殺”袁崇煥的情節，以報袁可立策反總兵劉愛塔的史羞，達到慰藉自己和中傷明朝的目的。實際上，袁崇煥本非將才，崇禎用非所用，袁崇煥書生誤國，妄言“五年平遼”大話，又怕“軍中無戲言”之威，不得已專事“議和”，擅殺大將毛文龍，終致誤國亂軍，使局面一發不可收，其罪當萬死有法可依，與所謂“凡間計”何乾。
清朝所編《明史》虛構的“冤案”就是要說明朝是個“黑暗腐朽”的王朝。滿清御用文人為此捏造一個“反間計”出來顯示袁崇煥是真有“冤情”的，而實際上袁崇煥被正法的每一條罪名都是確實存在的，這些罪名在《崇禎長編》里記載得很詳細：“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崇禎長編》卷三十七）
這裡歷數袁崇煥所犯罪名甚詳，但就是沒有“通敵”、“謀叛”的字樣，絲毫沒有提及那個虛構的“反間計”，而且憑這些罪名，殺袁崇煥一百次都夠了，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一個所謂的“反間計”來湊數。
大明王朝是一個胸襟開闊的帝國，有著遠大的志向和驚人的成就，是中華文明的正朔，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著根深蒂固的教化和影響，所以清朝才需要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用各種卑劣的手段予以詆毀，以達到他們標榜滿清才是天命所歸的目的，所以才有了後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
袁可立
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又號閒閒居士，睢陽衛軍籍，明睢州城（今河南睢縣）內人。舉明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歷明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皇帝，為“四朝元老”之臣，誥“五世恩榮”之賞。萬曆十九年，出蘇州府推官（七品），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按治豪橫忤應天巡撫李淶，李巡撫反誣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犯上百辯雪其冤。“讞成，（袁可立）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萬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民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一日，袁可立巡視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殺人，有司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門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弄臣正法於市，萬民呼“袁青天”，以是觸怒權貴。
萬曆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師地震，景德門遭雷擊，可立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乾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袁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矛頭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疏上，觸怒神宗皇帝，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寶司司丞，歷太僕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錢謙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啟皇帝褒獎道：“李署牽絲，冤早清於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奮於埋輪。因門震而進鯁言，糾繩切摯，觸嚴譴而同蠖伏。（《天啟誥命卷》）”
天啟二年（1622），封疆多事，遼陽、廣寧相繼失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卻在此時大膽提出七項建議，大略言：“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聞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公奏宜守御築墉，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復多藏糧米以備之。尤宜破格用人，圖復建驃騎之功，以佐縣官之空乏。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所言為天啟皇帝一一嘉納。
天啟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 當遼廣繼陷之時，憂水濱之可問。值登萊匱亟之會，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為色變。……” （《天啟誥命卷》）。 “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恫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他上任後，銳意規劃，整肅軍紀，設定水軍，修造戰艦，沿海設定炮台，親自主持水軍練習陸戰，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可靠後方，士氣為之大振。數年之間，滿人不敢犯境。
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侍郎畢自嚴戮力策應，形成“百里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在袁可立的治下，可以看到“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飭景象。（朝鮮 李民宬《敬亭集》）天啟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天啟誥命卷》）。經略遼東軍務兵部尚書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 “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
天啟三年二月，袁可立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當此時也，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宣川擁鮮眾而應，恢復之功似有可圖者。但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已，能為可勝，是又當慎圖之耳” (《明熹宗實錄》) 。儘管後來由於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的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畫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並最終戰死疆場，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袁可立負責“節制兩鎮（登州和東江），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明熹宗實錄》）。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戰役的勝利。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當權者不滿，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明史》）的反對和非議。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是登萊十四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龍的戰報和軍餉，由此又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毀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鎮總兵，曾在平倭和收復台灣及抗金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此次東征為老將出山，登萊巡撫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沈有容不滿於東江總兵毛文龍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間調和。“登撫（袁可立）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天啟四年，魏忠賢當權，葉相高、趙南星、高攀龍、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繼遭罷，袁可立也再次遭罷。袁可立去，孫承宗左臂有失，沈大將軍無所依，決然隨去。自此，初具規模的登萊防務永不可為。
天啟四年五月，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明熹宗實錄》卷四十二）
明末陸路為後金所阻，朝鮮轉登撫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違背明朝的普世價值，袁可立主張出兵討伐。五十年後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出龐大使團來中國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明確記載。由於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將領，並在其兵部左侍郎任上與袁崇煥的“議和”形成對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滿清統治者大忌，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因該文多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
天啟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島下先涌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間，文窗雕闌，無相類者。……睢陽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寄園寄所寄》）。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 “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書寫，成珠聯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省睢縣圖書館館長劉學升將這一珍貴石刻複製到袁可立的別墅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歸故土，傳為睢陽文化佳話。袁可立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天啟五年四月丁酉，上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將須用謀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悊皇帝寶訓》）。天啟五年十一月，邊事再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實賴可立主理。袁可立反對與後金議和，“會袁崇煥遣僧弔唁於敵，公力詆非策。”（王鐸《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後袁崇煥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袁可立為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亂政，東林黨人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他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傾向東林，魏忠賢很是恨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東林黨領袖高攀龍曾遺言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與閹黨的關係勢成水火。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天啟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袁可立與魏忠賢語不投機，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里。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至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盡歸魏黨所有。魏忠賢欲加害，賴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後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詔加太子少保，準馳驛乘傳歸。“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誥封三世，父如子官。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並儘量遠離黨爭多做實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閹黨亂政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於功名”（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連遼東巡撫袁崇煥也積極參與其中。後來烈皇帝欽定逆案，據檔案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官員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其門生故吏節烈者獨多，即在朝亦為清流。黃道周撰有《節寰袁公傳》，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綱常萬古，節義千秋，被尊為“一代完人”。門生倪元璐官至戶部尚書，曾作有《袁節寰大司馬像贊》。劉理順為崇禎七年狀元，曾督理睢州“袁尚書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禎死煤山，倪劉二公雙雙殉國，並僕從十數人，壯烈為亘古未見。高攀龍為東林黨首，與袁可立交從過密。袁可立是孫承宗的積極支持者，共同主遼，滿人蜷伏。董其昌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題《袁可立像》曰“忠誠乾國，正直立朝”，所留書畫碑刻為海內外所重。
崇禎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首輔孔貞運親為墓銘。崇祀名宦、鄉賢二祠，並在袁尚書府第（清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東西過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二石坊“規模高大，雕工精巧，額字亦佳，分列縣公署兩旁”（《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可謂盛典。
袁尚書墓在州城東南，載《河南通志》。著作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評選古唐詩》。於其別墅“陸園”中仿山東蓬萊閣體制建袁家山，又稱“小蓬萊”， 為全國罕見之明代船形建築群，公元2000年公布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子袁樞（1600-1645），字伯應，號環中，又號石■（上“寓”下“心”結構字），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善騎射，有邊才，工詩賦，為明末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曾藏有董源《瀟湘圖》、《夏山圖》、巨然《蕭翼賺蘭亭圖》、《層岩叢樹圖》、《秋山圖》、王維《山陰圖》、宋《松桂堂帖》等，藏品流散天涯不為世所知者殊多。張庚《國朝畫征錄》卷首列傳。
（參見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孔貞運《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袁可立墓志銘》、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董其昌《兵部左侍郎節寰袁公行狀》、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錢謙益《袁可立誥命五道》、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明實錄》、《國榷》、《睢州志》、《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睢陽尚書袁氏家譜》等）
袁應泰
袁應泰（？~1621.4.12）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東林黨人。授臨漳知縣。他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又調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黃河在朱旺決口，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歡然趨事，治行冠兩河。因為勤政愛民，治水有方，他被升為工部主事，後又被提升為兵部武選司郎中，在任期內裁汰打發了數百個假冒世職的人。不久外放為布政司參議，任淮徐兵備道。當時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山東發生大饑荒（見亓詩教條），袁應泰也積極參與救災，他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浚濠，修先聖廟，飢者盡得食。由於救災資金不足，於是就挪用了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放給災民。結果事後戶部彈劾他“擅移官廩”，當時已因功晉升他為按察副使，於是朝廷覺得他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就讓他“藉口有病，暫時回家修養”。
久之，起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為永平兵備道。應泰於是在那裡招兵買馬，休整要塞，打造戰艦，採辦火藥軍械，十分得力。輿論認為他很是精明能幹。連熊廷弼也認為他是後勤方面的專家的，對他非常依賴。
泰昌元年九月，東林當權，擢升為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逾月，熊廷弼倒台，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為經略，而以薛國用為巡撫。應泰受事，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
袁應泰做官精敏強毅，治水理財都很有水平，但指揮作戰非所其長，計畫部署做的很糟糕。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肅，袁十分迂腐地認為應該寬仁愛民，於是改變了不少軍紀。此時又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蒙古諸部大飢，多入塞乞食。應泰又發起了婦人之仁，他對左右反對者說：“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我們朝廷不救他們，他們就要到敵人那裡去當僱傭兵了，這是白白增大了建州叛軍的實力嗎）。”於是下令招降。來投降的蒙古人逐步增多，袁應泰把他們安置在遼陽、瀋陽這兩大要塞，每月給他們發糧食，與百姓雜居。結果這些人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左右都認為他收降過多，其中不免有暗中為敵人所用，或者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的，恐怕將來會起變。但袁應泰還自以為得計，解釋說：“我這是仿照先人的故智，將憑藉這些人來對抗建州叛軍（按：明朝經常僱傭蒙古人組成騎兵來對抗賊軍，以往也常常奏效）。”正趕上三岔兒之戰，袁應泰用蒙古降人為前鋒，他們都奮勇作戰，戰死的就有二十餘人。袁應泰遂用此事來平息了眾人的議論。
第二年（天啟元年）的農曆三月十二，建州叛軍大舉進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蒙古降人果然內應，城於是被攻破，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率領浙江兵、四川兵和土家族土司私兵的援遼軍3萬餘人赴援，在混河與叛軍惡戰，亦戰敗陣亡。袁應泰感到大事不妙，於是撤除奉集、威寧等堡壘的守軍，並力防守總基地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三月十九，叛軍臨城。袁應泰親自指揮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等率領諸軍出城五里迎戰，因為分兵，加上精銳部隊已經在瀋陽和渾河損失殆盡，官軍作戰不利，損失了不少部隊。晚上，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叛軍掘城西閘以泄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的援軍，遂渡過壕溝，怪叫著殺向城門。鏖戰良久，叛軍騎兵從其他地方趕來增援的越來越多，諸將兵都被擊敗，向遼陽城潰走，被殺被溺死的不計其數。袁應泰感到大勢不妙，於是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齊黨成員）等人分別到各個城門督戰固守。按察使司的幾位派出官員（估計是道員）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一齊逾城逃遁，人心逐漸渙散。又過了一天，叛軍攻城更加猛烈，袁應泰指揮諸軍列楯（大盾牌）大戰，又敗。薄暮，譙樓失火，賊兵從小西門入城，城中大亂，蒙古降人和一些漢奸引導叛軍撲向各個要地。袁應泰坐在城樓上，知道大勢已去，長嘆著對謂張銓曰：“您沒有守城的責任，應該快逃走。吾就死在這裡了。”遂佩著尚方寶劍和官印自縊而死。婦弟姚居秀也追隨他而去。僕人唐世明抱著屍提大哭，縱火焚樓而死。朝廷聽說了此事，追贈他為兵部尚書，給予祭葬，讓其一子得到蔭官。張銓也不屈於賊，自殺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