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君主論》《君主論》（義大利語：IlPrincipe）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作家馬基亞維利的政治論著，對後世影響很大，所謂“馬基亞維利主義”正由此書衍生出來。
《君主論》是馬基雅維里所有著作中最小的一冊，但最出名。它的思想材料是共和國時代馬基雅維里在政治、外交、軍事實踐中早已積累起來的，其創作則是在梅迪奇家族重新統治佛羅倫斯，馬基雅維里經多方營救出獄後（因涉嫌梅迪奇家族的陰謀罪而鈴鐺入獄），大約從1513年6、7月份開始，在年底以前寫出，修改定稿在1515年以後。
全書共分26章，主要討論了君主國是什麼，它有什麼種類，怎樣獲得，怎樣維持以及為什麼會喪失等，儘管馬基雅維里想通過這部著作獲得梅迪奇家族執政者的垂青從而謀取一官半職，但這卻是他對義大利幾百年來的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的總結，也是他自己從政經驗的理論概括，全面而又集中體現了馬基雅維里鮮明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反映了義大利資產階級關於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民族國家的強烈願望。
1532年即馬基雅維里死後五年《君主論》開始印行，迄今四百七十多年，從西方到東方，在宗教界、政界、學術領域和社會廣泛地引起各種強烈的反響，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西方一些輿論界列為當代最有影響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也曾被《紐約時報》評價為與《國福論》、《物種起源》、《資本論》等同為影響人類歷史的二十本書之一。
相關背景
馬基雅維利尼科羅·馬基雅維利是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生於義大利半島上的佛羅倫斯。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有一定的文學功底。馬基雅維利是佛羅倫斯的名門望族，但是尼科羅·馬基雅維利卻出生於貧寒的一支，這使他無法接受系統的教育。
在父母嚴格教育和家庭的薰陶下，馬基雅維利從少年時代起就閱讀了大量的書籍，養成了獨立思考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品質。成年以後，他投身政治，1494年，他在佛羅倫斯共和國擔任公職，1498年升任共和國領導中心“十人委員會”的秘書，任職長達14年，並積極參與軍事、外交活動，曾以使節身份多次出使外國。
1512年梅迪契家族在佛羅倫斯復辟，因而被解職，次年遭放逐。之後，他回到佛羅倫斯自己的莊園過著隱退的生活，專門從事著作。在此期間，他寫下了《君主論》以表達他對君王的忠誠與崇拜，旨在贏得君王的寵幸。但是，《君主論》還沒來得及發表，佛羅倫斯發生起義，共和國再次推翻君主統治。馬基雅維利又向共和國新政府謀求職位。在遭到拒絕後，馬基雅維利在極度失望與痛苦中憂病而逝。
主要看點
《君主論》1、“革新的記憶與原因，由於統治已經年代久遠並且連綿不斷而消失了。”
人們一旦習慣了某種統治秩序，他們的反抗意識就會處於惰性狀態。這對統治者來說，是最安全的。而要做到這一點，最有效的辦法，一是封閉，二是“洗腦”。統治者一方面對外界的訊息進行嚴密封鎖，一方面則源源不斷地灌輸現行制度合理性的觀念，致使治下之民記憶缺失，認為現行的統治秩序就是天底下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模式，從而放棄了對更優越的社會制度和更合理更公平的社會秩序的了解與追求。
2、“對人們應當加以愛撫，要不然就應當把他們消滅掉。”
這句話完全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翻版，只不過聽起來更加令人膽戰心驚，不寒而慄。馬基雅維里指出：“誰是促使他人強大的原因，誰就自取滅亡。”意思是說，對於威脅到統治安全的勢力，絕對不能心慈手軟，一定要心狠手辣，斬草除根；誰縱容自己的敵對勢力，誰就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馬基雅維里認為，這是一條“永遠沒錯或者罕有錯誤的一般規律”。是規律就得遵守，否則必遭懲罰。
3、“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
暴力對維護君主的統治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花了大量篇幅來闡述武力和軍隊的重要性。他認為，君主的“唯一專業”，就是思考戰爭、軍事制度和武裝訓練問題；軍事訓練在和平年代比在戰爭時期更值得注意；國家的主要基礎是法律和軍隊，沒有良好的軍隊，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有了良好的軍隊，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當君主樹立的“信仰”對人們失去約束力量的時候，必須動用武力來說話，迫使人們就範。武力使人類社會的秩序產生了深刻變革，“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人皮日休這句話，我以為其精闢程度並不亞於馬基雅維里。
4、“人們忘記父親之死比忘記遺產的喪失還來得快些。”
因為人天生是邪惡的，所以在他們眼裡，財產的得失比親人的死活更值得關心。這是一種“精彩”而刻薄的“性惡論”觀點。《君主論》里有很多權術，正是基於這種“性惡論”而提出來的。君主必須比所有人都兇殘邪惡，統治地位才能有所保障。拿破崙的“親密戰友”塔列朗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和拿破崙密謀發動“霧月政變”，最終卻出賣了拿破崙。塔列朗的人生信條是：“與人為善便是惡，作惡多端才是善。”
5、“君主必須是一頭狐狸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
君主所處的環境，決定了他的多重性格。君主不是君子，但卻必須是偽君子。君主是人性和獸性的統一體，雖然乾的是男盜女娼的勾當，但卻要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為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君主可以不擇手段。君主的一切行動，都必須以是否有利於統治為標準，如果遵守信義對自己不利，“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馬基雅維里對君主本性的深刻認識，連君主都感到害怕。這部獻媚之作，生前並沒有給他帶來好處，但在他死後四百多年，《君主論》卻被作為禮物獻給墨索里尼，並且在德國，成為希特勒施行專制極權統治的“思想奶娘”。
6、“君主務必把擔待責任的事情委諸他人辦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
馬基雅維里認為，君主如果不能贏得人民的愛戴，那么他至少應該避免引起人民的憎恨。把壞事交給奴才去辦，而好事則留給自己來做，人們就會覺得，君主總是好的，只是奴才把事情搞砸了。歷史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有趣現象，大多得益於這種高明的籠絡術。犧牲幾個貪官污吏，藉以保證君主統治的體制安全，這就是“清官政府”、“好皇帝政府”的奧妙所在。要有唱紅臉與白臉的分工。
7、“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論來自任何人，必須產生於君主的賢明，而不是君主的賢明產生於良好的忠言。”
這段話的言外之意是，君主永遠都是正確的。即使這種正確是別人發現的，也只能通過君主的嘴巴說出來。世界上有不少“永遠正確”的東西，實質就是權力正確。任何人的智慧勞動成果，都可以貼上權力標籤，集中到君主一個人身上，以此樹立君主的威信——所謂“權威”，不過如此。
其政治傳播觀念
《君主論》一、政治過程中的傳播控制
信息傳播系統之於國家，猶如神經系統之於人體。國家正是在人類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信息傳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疆域的廣狹及其組織程度的高低，與信息傳播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不同的國家，因地理環境、民族文化傳播的差異，信息傳播系統的社會職能不盡相同。但是在溝通上下，爭取民心及協調、整合社會各階段、各族群、各集團的利益方面，卻是基本一致的。政治過程與傳播過程實際上互為表里，彼此不可須臾分離。鑒於信息傳播在政治過程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信息傳播活動作為其施政的重要內容。
掌握控制信息傳播，不僅意味著統治者對傳播的利用，而且還意味著統治者對傳播渠道的壟斷，即統治者保證自己絕對的言論自由，而被統治者的言論權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削奪。馬基雅維里根據對當時政治實踐的研究，認為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在掌握活完全控制傳播渠道時，不應該徹底地剝奪人民的發言權。儘管一般的民眾智識低下，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別人的說明，他們不可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見。
馬基雅維里一方面主張尊重並保障有識之士的言論特權，另方面又建議統治者在這種對話中絕對地保證自己的主導地位。他提醒有識之士，只是在君主聽取意見時，只有對君主願意徵詢的事情，他們才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發言；反之，君主則“應該使每一個人都沒有提意見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有識之士所享有的言論自由程式，與統治者的賢明雅量密切相關。但是對於這兩者的關係，馬基雅維里與自由主義者的看法大相逕庭。
其二，統治者利用傳播渠道以為自己的耳目，直接了解、觀察現實世界的變動，及時發現危險的苗頭，防禍於未然。馬基雅維里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有一個過程，由微而著，由量變到質變。社會現象、國家事物也是如此。利用信息傳播渠道，直接傾聽民眾的心聲，對於潛伏中的禍患就能預察於幽微，就能夠迅速地加挽回。
其三，禁止誹謗，阻止不利於統治者的訊息流傳。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要實現自己的目的，不僅要有適當的手段，而且還要有足夠的力量。無視力量的差距，而空言正義必得勝利，罪惡的勝利不會長久，在現實中必然碰壁。力量決定一切，而“力量常常依靠輿論，輿論又靠宣傳。”在政治鬥爭中，政治家表面上顯得比對手更有道德往往是力量的重要源泉。要顯得自己有道德，就必須阻止敵人蓄意的誹謗。馬基雅維里在《李維史論》中提醒人們，一個城邦如果要保存它的政治自由，其“憲法就應當包括一些反對誹謗和猜疑傑出公民的習慣行為的太寬。”如果讓誹謗不受限制地傾泄到政治家的身上，就會為國家造成無窮的麻煩。
其四，是杜絕獻媚。作為誹謗的對立面，對統治者的獻媚，也是一種極大的危險。因為不管什麼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他們“對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滿自足，並且自己欺騙自己。”以致於他們難以抵禦獻媚這種瘟疫。要防止人們阿諛奉承，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知道你對他講真話也不會得罪他；同時還須堅決地切斷阿諛奉承的渠道。統治者一旦控制了傳播系統，一旦克服了人性的弱點，阿諛之風就自然會消滅於無形。最後，政治家控制傳播系統，限制民眾的表達自由權，阻止輿論的生成與擴散，還能減輕其決策過程所面臨的壓力，使統治者的政治行為不受社會輿論的約束。這是集權制社會統治者的共同理想。
因此，馬基雅維里主張不惜代價，不擇手段，盡一切可能控制、壟斷信息傳播系統，即便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他深信，目的總會證明手段正確，勝利者不受審判。他在《佛羅倫斯史》中借用一個起義工人的話說：“勝利者不訟是用什麼手段取勝的，人們考慮到的只有他們的光榮。良心這個東西和我們毫無瓜葛，不必考慮它。”在某些時候，“雖然行為可以非難，結果卻應使人原諒他；只要結果是好的——就像羅繆拉斯的結果那樣——就總會被原諒。”這一觀點，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傳播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採取的新聞傳播政策，就不難看到馬基雅維里思想的影子。
二、政治形象的設計
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馬基雅維里始終用人的眼光來觀察政治現象，他不相信命運的主宰力量，反對讓事情聽從命運的支配而無所作為。他十分看重人本身的力量，看重人的自由意志。在他看來，命運至多是人們半個行動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餘一半或者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政治家尤其如此，他決不能將一切交給命運，任憑命運的擺布，而必須為自己確定明確的目標，並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奮鬥。馬基雅維里認為，作為一國之君的統治者，其最起碼、最基本的目標，必須是保持國家的生存，即維持政治現狀，特別是保持對政府權力的控制。除此之外，他還必須追求更為遠大的目標，那就是財富、世俗的名聲和光榮。要實現這些目標，離不開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或乾。如果人民對統治者心懷不滿，君主是永遠得不到安全的。所以君主必須想方設法使“曾經信仰他的人們堅定信仰”，同時使那些“不信仰的人們信仰。”建立並且保持與人民的友誼，培養人民對自己的好感，這樣統治者不僅能保證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馬基雅維里認為，人民對於統治者的好感、友誼主要取決於統治者的政治形象。一個君主如果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自然易於贏得他們的信賴和支持。他以佛羅倫斯的統治者科斯莫為例。說明了形象的重要。科斯莫富有財產和權威，康慨豁達，精明謹慎，常常不用請求就主動救濟貧困，從不炫耀，行事節制，在與人民的交流中處處表現出廉遜的態度。他愛好廣泛、學識淵博，尊重人才。故其當權之時，全城上下的支持幾乎是沒有保留的；死後葬禮也極為隆重，全城男女老少為他送葬，以至馬基雅維里在描述他的事跡時“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長的頌詞。”
在馬基雅維里看來，統治者具備各種美德固然是再理想不過的。但是，由於生活在他周圍的儘是那些自私自利、背信棄義之徒。完美的品德反而會成為君主的拖累。所以，對於一個君主說來，事實上沒有必要具備上述的全部品質，“但是卻很有必要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馬基雅維里斷言：統治者“如果具備這一切品質並且常常本著這些品質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那卻是有益的。你要顯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並且還要這樣去做，但是你同時要有精神準備作好安排：當你需要改弦易轍的時候，你要能夠並且懂得怎樣做180度的轉變。”換言之，作為一國之君必須學會並且善於偽裝，不管他是否具有好的品德，都要顯得象真的具備；不管他的行為是否符合公認的道德準則，都要把它裝扮成善行。在可能的情況下，他應該用美德善行去實現的目標。但是他還必須時刻準備著取得“邪惡的權力”，並且按照必然性的命令去運用它，不過，他還必須時刻小心謹慎，不要因此“獲得一個邪惡者的名聲”。
由此可見，馬基雅維里心目中統治者應有的形象既令人愛戴又令人畏懼。那究竟是被人愛戴好還是被人畏懼好呢？馬基雅維里認為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他又指出，一個統治者同時兼具這兩者是很難的。如果兩者必取其一，那么選擇被人畏懼比選擇被人愛戴要安全得多。這是因為“人民愛戴君主，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懼則是基於君主的意志。愛戴是靠恩義維繫的，由於人性的惡劣，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他們便會將這條紐帶一刀兩斷；可是畏懼則由於害怕遭受絕不放棄的懲罰而始終保持著。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較少顧忌。因此，一個明智的君主應當立足於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於他人的意志之上；應該選擇被人畏懼，而不是被人愛戴的形象。馬基雅維里同時還指出，統治者在選擇被人畏懼時，還必須努力避免招致人民的仇恨，這是他對付一切陰謀的主要法寶，“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輕視，使人民對他感到滿意，他就能夠穩坐江山了。”反之，如果人民對他抱有敵意，懷有怨恨的話，他對任何一件事，對任何一個人就必須提心弔膽。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保衛君主最堅強的堡壘，就是他自身不被人民所憎恨的政治形象。
三、政治傳播的謀略
鑒於政治過程與傳播過程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關係，和信息傳播在樹立君主形象，爭取民心，溝通上下及協調社會各階級、各族群利益方面的作用，馬基雅維里對於政治傳播的謀略也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總體而言，他對傳播謀略的闡述，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進行的，在一定的範圍內，傳播謀略就是政治謀略。其內容主要有如下幾條。
第一，利用宗教情緒提高宣傳效果。與中世紀經院學者的神權政治原則不同，馬基雅維里不僅對宗教的真理性問題不感興趣，而且堅決地反對宗教至上，反對世俗權力從於教會權力，並對羅馬教會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為正是羅馬教會阻礙了義大利的統一，使世界衰退下去，成為壞蛋們的犧牲品。但是批判羅馬教會並不等於全盤否定宗教。在他看來，對於國家、對於統治者而言，宗教還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哪裡有宗教，哪裡就容易確立紀律，哪裡就容易維持秩序。只不過，在國家與教會的關係上，應該是教會服從國家，教權服從王權，教會和宗教應該成為國家政權手中的工具。一個高明的政治家應該充分地利用宗教，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因為信奉宗教的人往往易於管理。如果在宣傳過程中也利用人們的宗教情緒無疑會取得更好的效果。馬基雅維里在研究古羅馬歷史時，發現了古羅馬人的一個重大秘密，即利用宗教“來激勵——如果必要的話甚至恐嚇——普通大眾，勸導他們寧可選擇他們的共同的幸福，而不要斤斤計較於其他的利益。”對於羅馬統治者以宗教在民眾中喚起恐懼心理的做法，其印象尤為深刻。他認為這種宗教感情，不僅能鼓舞人民，使人們保持善良，使壞人羞恥，而且能培養其絕對服從的品德，宣傳家、統治者如果棄之不用是不明智的。
《君主論》第二，暴力配合宣傳。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要實現自己的宏圖大略，有兩個基本方法，一是說服人民，懇求他們的支持；二是使用強迫的、暴力的方法使他們服從。在他看來，由於人性的原因，第一種方法很難奏效。只有把這兩種方法配合起來，即以武力強制的手段配合說服。他堅信強權即公理，因而讚賞漢尼拔的做法，因為後者認識到有必需靠他個人的圍岩把恐懼灌輸到他的軍隊中去，威嚇他們不另作選擇，從而保持隊伍的統一、肅靜和絕對服從。他從歷史上看到，“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因而建議統治者，當人們不再信仰、不再服從時，“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範。”否則，他們就沒有辦法使不信仰的人信仰，使不服從的人服從，使曾經信仰的人更加堅定自己的信仰。但是，馬基雅維里又提醒統治者，對暴力、殘酷手段的利用，應該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只有在維護自己安全所必需，並且能為臣民謀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偶爾使用殘暴手段”。如果滿無限制地使用武力手段，不僅對於宣傳無益，就是統治者本身的地位也難以確保。
第三，口是心非，偽裝騙人。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面對他的臣民，該不該守信義，應該講真話還是應該講假話，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在於怎樣做對他有利。如果講真話、守信用有利，自然守信誠實；反之，他完全有理由不守信用，進行欺騙。他主張，君主不僅必須善於騙人，“必須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而且還要善於為其背信棄義的行為塗脂抹粉。這種蒙蔽視聽、口是心扉、謊話連篇的本領，可以說是任何君主成功的主要武器。他以亞歷山大六世為例，說明任何一個想要欺騙人的統治者總是可以找到某些甘願上當受騙的人：亞歷山大六世除了欺騙人們之外，既不曾做過其他任何事情，也從來不曾夢想過其他任何事情。可是他的欺騙總是稱心如意地獲得成功。這種欺騙的實踐何以能夠成功？馬基雅維里提出了兩個與眾不同的理由，一是大多數人頭腦簡單，易於自我欺騙，且受到當前需要的支配，所以他們通常是毫無批判地從表面價值來看待事物。二是君主的行為受到政治權威的保護，加上君主與人民的隔離，人民觀察君主只能得到他的“表面現象”，很少人能知道他的真實面目。對此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
第四，信息傳播要適應時勢的變化而變化。根據馬基雅維里發展的歷史觀，歷史不是凝固不變的，時代與世事永遠不停地在變化著。由於世事複雜、變幻莫測，政治家的性格、治國方法及宣傳方式也必須隨之改變。“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時代的特性，他就會得心應手；同樣地，如果他的行徑同時代不協調，他就不順利。”因此那些僵化的、以不變應萬變的統治者必然會時而遇到好運氣，時而遇到壞運氣。馬基雅維里建議政治家與時共進，隨著時代的時世而改變自己的性格，改變自己行事的方式，改變自己宣傳的內容和形式，真正做到“知時勢而通權變，”只有這樣才能將“命運永遠掌握在他手中，”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運。
第五，利用歷史進行道德訓戒，報喜不報憂。如前所述，馬基雅維里還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他深信歷史著作應該向人民灌輸道德精神，用最詳明的方式傳達最有益的道德訓戒。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史料進行精心的挑選和組織，選擇組織那些看起來“值得記錄的部分”，以便顯示出強有力的道德教誨力量。他認為，那些值得記錄的東西，應該是我們祖先的最好的成就和偉大的實際。通過它不但能幫助人們回顧美好的時代，增強民族自豪感，而且還能鼓舞人民模仿他們的光榮事跡。對於這些能激起人們雄心壯志的歷史事跡，政治家應該而且必須加以充分利用。不僅如此，現實生活中的偉大事件，也應該成為道德訓戒的教材。特別是統治者的某些善行及良好的道德品質，要加大宣傳。如果這些美德善舉不能見知於人，統治者就難以避免與此相反的惡名。至於統治者的貪婪虛偽、獸性發作、背信棄義，則應該盡力掩飾，不讓人民知道。這種隱惡揚善的策略與古代東西方各國專制君主之所為實出一轍。
第六，旗幟鮮明，不含糊其詞。在意見必然分歧的現實環境，在對立雙方尖銳衝突中，政治家是應該觀望中立，還是公開表態，直接地參與其中？歷來是人們爭論的重要課題。馬基雅維里認為，政治家應該公開表態並且支持其中的一方，成為其真正的朋友，這樣有利於他獲得別人的尊重。反之，如果採取滑頭的騎牆的態度，置身事外，則不僅不能贏得真正的朋友，而且還會增加更多的敵人。
第七，不斷地樹立新的敵人，幹大事，吸引人民的注意。政治家要想獲得世人的尊重，樹立自己偉大的形象，就必須乾一番偉大的事業。這種事業既可以是攻城掠地，也可以是改革內政。前者要求不斷地為自己樹立新的敵人，並且找出種種理由，然後一個一個地加以制服，這樣他才能憑藉著敵人“給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後者則在於他能非使自己治理的國家面貌煥然一新。這樣一來，人們的注意力全被集中於君主所乾的大事，君主成了社會權力的中心，其偉大的形象自然就會樹立起來。
馬基雅維里的傳播謀略直接服務於一個目的，既樹立政治形象，爭取人民的友誼理解和支持，強化統治權力，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在論述這些謀略原則時，其不受道德約束的功利意識表露無遺。在他的心目中，充滿了技術，而沒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別，目的總將證明手段正確。與古代希臘、羅馬、中世紀政治家大相逕庭。他們都堅持，不但目的應該是高尚的，而且手段也應當是正當的，手段的目的應該一致。馬基雅維里則主張，目的是唯一的，手段是從屬於目的的；只要目的正當，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同樣，不論是什麼手段，只要能答到目的，也都是好的，不能因為手段的惡而影響目的的善。正是基於這一立場的差異，在馬基雅維里的謀略庫中，雜生著善與惡的諸多手段，而這些手段由於切中人性，至少在他那個時代是有助於實現政治家的目的的。
相關評價
《君主論》《君主論》的作者尼可羅·馬基雅維利（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義大利政治家、義大利作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稱為資產階級政治學奠基人。他的著作之所以毀譽半參與他當時的歷史時代和14年外交經歷總結探索分不開：
15世紀的義大利，經濟上開始衰退，政治上四分五裂，各個諸侯國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羅馬教會既無能力去統一義大利，又不讓其他勢力來完成統一大業，這使得義大利成為鄰國任意宰割的羔羊。馬基雅維利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堅決倡導者。他認為，由於教皇和教會的存在、各城邦國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視，使義大利喪失了中世紀時期在商業和貿易方面的領先地位，而且因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備受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蹂躪。面對義大利長期政治分裂造成的內憂外患，馬基雅維利認為只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集權政治，才能抵禦外侮消除內亂。雖然他本人衷心地嚮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同時也主張只要國王能夠運用手中的權力，動用一切公開或隱蔽的手段拯救義大利於水深火熱之中，實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
他一方面系統地總結了歷代統治階級的統治方法，突出表現在以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的政治無道德論。認為軍隊是一切國家的主要基礎，君主要擁有自己的軍隊，並應靠殘暴和訛詐取勝。認為君王在統治之時要以實力原則，不擇手段去實現自己的目的，被後世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另一方面，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家，他已經擺脫了傳統宗教思想的束縛，他的政治理論並不是從神學說教出發，而是從現狀著手，用歷史事實來解釋政治和法律領域中的問題。
《君主論》對現在社會的意義：國家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創立的，以資產階級為主要代表的強力的統一的集權政治才能維持統治。
馬基雅維里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實踐中有負面作用，他容易導致道德的淪喪，易於被那些戰爭極端分子多歪曲和利用，兩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這種思想的惡劣的影響，他把實現義大利的統一單方面寄托在君主身上，對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輕視，不相信人民民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反映其狹隘的英雄史觀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歷史人物切忌脫離其具體的、特定的時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應正確、客觀地給予公正的評判。我們必須看到馬基雅維里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愛國主義者，愛國主義是其政治思想的起點和歸宿。他傾其畢生精力探索治國之道,興邦之術,渴望祖國統一和強大。在政治理論方面,他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為資產階級國家學說和政治學說奠定了基礎。因此，可以肯定地說他無悔於近代資產階級奠基人的稱號的，無悔於文藝復興偉大巨人的稱號！
所引發的思考
《君主論》一、“幼稚”的經典：並不幼稚
《君主論》何以會成為經典？有人的解釋是，因為這本書具有全面、深刻、愛國等特點。這些就構成充分條件，只說這是成其為經典的“一些”條件和特點而已；這樣說是很穩妥的，但是也沒有很好地解決所提出的問題，因為沒有指出該書成為經典的主要原因。老師認為，就內容而言，《君主論》還真不能算什麼經典，放在中國看，尤其如此。的確，中國自古以來，除了盛產絲綢、瓷器以外，還盛產帝王之術，義大利直到近代才出現的一本《君主論》和中國肇始於公元前的一大堆“君主論”相比，不僅不算經典，甚至還顯得非常幼稚。
一方面，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們，關切最深、論述最多的就是“君主論”，就是帝王之術，即君主怎樣為人處事、怎樣駕馭臣下、怎樣周鏇朝野等等。中國的這些思想不是在16世紀產生的，而是早在公元前就已經非常成熟，非常司空見慣了。與《君主論》有著驚人相似之處的是《韓非子》，另外，歷史上浩如煙海的史書典籍中，也有很多直接記載和介紹帝王之術的，比如資治通鑑之類的。
既然《君主論》的內容算不上經典，那為什麼它又確確實實成為了經典呢？
原因在於，奉之為經典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西方人。而《君主論》成為西方政治學經典之作的緣由又在於——正如潘漢典先生在“譯序”里所說的那樣——他的“石破天驚”，他的“把政治學與倫理學相分離”，在於他是西方世界中，敢於首先開始赤裸裸地談政治權術、政治手段的思想家。而如此這般“赤裸裸”的原因則在於，面對四分五裂的祖國，馬基雅維利已經心急如焚，急於找出統一義大利的良方，拯黎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至於別人對他個人的評價，他倒並不在意，正如他奉勸梅迪奇時所說的那樣，“不應在意承擔惡名”。這樣看來，馬基雅維利的確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偉人，為了祖國和人民，能將個人置之度外。
另一方面，反觀我們自己的“政治學”就會發現，從古代到近代，中國的“政治學”一直裹在倫理學之中，遲遲未能獨立發展並走向成熟，實際上，就連原本相對獨立的法律，最後也在漢代開始走上儒家化、倫理化的道路；而在法家出現之前的商周時期，“法”或曰“刑”，又和“禮”交織在一起。所以，歷史上曇花一現的法家，其貢獻也許正在於，把“法”從倫理學中抽離，置於“法、術、勢”這一純粹的政治理論體系當中。而除了法家以外，其他派別的思想家們，大都在有意無意地鼓吹倫理治國。
總之，中國的“帝王之術”，早在公元前幾個世紀就已經逐漸成熟，這讓我們忍不住嘲笑《君主論》的幼稚。但是，“早熟的代價是早衰”，所以，在接下來的整整幾千年中，我們的“帝王之術”就再也沒有什麼大的進步，說來說去無非就是仁政王道、外儒內法、罷黜百家和出禮入刑等等，其實質就是一鍋粥式的倫理治國。甚至直到近代，沈家本主持清末修律時，還出現了與之相抗衡的“禮教派”，還在講倫理治國；這就證明，中國自始自終，終究沒有孕育自己獨立、成熟的政治學。政治學一直處於“幼稚”的狀態，就像個永遠長不大，永遠無法從倫理這一母親身邊獨立開來，走向成熟的孩子。
而在西方，以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為開端，逐步形成了獨立於倫理的、成熟的政治學，所以，馬基雅維利又被稱為“近代政治學之父”。
二、“史論”的方法：並不可靠
俗話說，你每天都能醒來，但不能保證你明天一定還能醒來。
《君主論》作者馬基雅維利使用的論證方法，不是嚴格的邏輯論證和形而上的理性闡釋，而是採取了一種直截了當（這再次表明，作者已經心急如焚，要為祖國統一出謀劃策）的方法——以史實作為論據。這一點和《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等中國傳統的政論性史書差不多。
事實論證是一種歸納法，其形式包括概括總體性事實和枚舉個別事實；史論作為一種事實論證，多采後一種形式，亦即枚舉法。直接選取歷史事實作為論據，固然也是一種有效的論證方法，但是，很遺憾，作者在具體套用史論方法的時候，帶有很明顯的偏見色彩。這讓《君主論》一書的學術性大大削弱，因為沒有注意論證方法的嚴密性和客觀性；儘管以史實為論據的方法，讓該書非常具有趣味性和可讀性。
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作者對僱傭軍的激烈反對上。作者說，歷史上的僱傭軍有作戰不力、背信棄義等弊端，所以國家不能使用僱傭軍，而是要建立自己的民族軍隊。一個國家擁有自己的民族軍隊，當然很有必要，但是直接以歷史事實為理由，全盤否定僱傭軍的作用，顯然不夠嚴密、客觀的，也難以令人信服。
作者只看到僱傭軍的弊端，沒有考慮到要設法加以因勢利導，以便合理地利用這種軍事鬥爭手段；其實，如果及時付酬以嚴明紀律，事實證明僱傭軍還是很有戰鬥力的。比如，歷史上，瑞士各個州政府就曾大規模培訓僱傭兵，以供歐洲各國雇用，而且他們享有很高的聲譽；西方的一些史學家，常這樣形容14世紀至18世紀的瑞士僱傭軍：“他們是最吃香的，也是最聲名狼藉的。”事實上，在18世紀的法國，瑞士僱傭軍還構成其正規軍的精銳部隊。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某些第三世界國家，都曾使用僱傭軍，他們完成軍事任務的能力相當之強，戰績卓著。又如，在北非國家利比亞，儘管卡達菲現在近乎眾叛親離，他的非洲僱傭軍卻誓稱，要捍衛他直到“最後一刻”。
以上種種事實（筆者也姑且使用一回事實論證法）表明，合理利用僱傭軍，從統治者角度來看，確實能夠成功地完成原定任務，——不管這種任務是鎮壓國內騷動，還是完成國家統一。本來，從馬基雅維利本人的邏輯來看，只要能完成國家統一，即使雇用聲名狼籍的僱傭軍也無可指摘；但是他卻有些感情用事（這一點可以從他論述僱傭軍時的激烈用詞看出），有些偏激和偏見，以致最終草率地得出了結論：應由本國國民組成常備國民軍，反對僱傭外國軍隊。從而喪失了合理利用，這一有力工具的可能性。
當然，也許我又在苛求古人了。也許正是因為考慮到讀者的對象特定性——最高執政者，所以作者才直截了當地出謀劃策，並不進行嚴格的學術性論證；這一點和洛克、盧梭等人，把自己的作品稱為“論文”是不同的，但卻和中國古代的政論性史書如出一轍。然而無論如何，單從學術上來看，《君主論》的論證方法並不是十分可靠的。
中文譯本
《君主論》的第一個中譯本是伍光建（君朔）先生節譯本，題名為馬加維里著《霸術》，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二部是曾紀蔚譯，題名蔚義大利麥克維利著《橫霸政治論》，上海光華大學政治學社出版；
第三部譯本題名蔚《君》，1934年中國文化學會出版。這些譯本均系根據英譯本轉譯，早已絕版；
1985年商務印書館再度出版了由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潘漢典教授翻譯的《君王論》。
關於作者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尼可羅·馬基亞維利（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義大利著名政治家，他的著作《君主論》影響了後世許多政治家，他的理論也被曲解為馬基亞維利主義，即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強權至上主義。馬基亞維利出生在佛羅倫斯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父親曾是一名律師，但當他出生後，家中除了四壁圖書外已經一無所有，所以他沒有多少受教育的機會，完全依靠自學。
1527年，美第奇家族倒台，佛羅倫斯恢復共和制，馬基亞維利想繼續為共和國效力，但因為他曾效力於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國起用，鬱悒成疾，58歲即去世。
著名著作：
《君主論》
《蒂托·李維<羅馬史>的最初十年》
《論戰爭藝術》
《關於日耳曼國家的報告》
《論李維》
《佛羅倫斯史》
劇本
《曼佗羅花》
《克麗齊婭》
譯者
《君主論》的第一個中譯本是伍光建（君朔）先生節譯本，題名為馬加維里著《霸術》，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次是曾紀蔚譯，題名蔚義大利麥克維利著《橫霸政治論》，上海光華大學政治學社出版；第三部譯本題名蔚《君》，1934年中國文化學會出版。這些譯本均系根據英譯本轉譯，早已絕版。1985年商務印書館再度出版了由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潘漢典教授翻譯的《君王論》。
目錄
《君主論》尼科洛·馬基雅維里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
第一章君主國有多少種類?是用什麼方法獲得的?
第二章世襲君主國
第三章混合君主國
第四章為什麼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國在亞歷山大死後沒有背叛其後繼者
第五章對於占領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國應當怎樣統治
第六章論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獲得的新君主國
第七章論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於幸運而取得的新君主國
第八章論以邪惡之道獲得君權的人們
第九章論市民的君主國
第十章應該怎樣衡量一切君主國的力量
第十一章論教會的君主國
第十二章論軍隊的種類與僱傭軍
第十三章論援軍、混合軍和本國的軍隊
第十四章君主關於軍事方面的責任
第十五章論世人特別是君主受到讚揚或者受到責難的原因
第十六章論慷慨與吝嗇
第十七章論殘酷與仁慈，被人愛戴是否比被人畏懼來得好些
第十八章論君主應當怎樣守信
第十九章論應該避免受到蔑視與憎恨
第二十章堡壘以及君主們每日做的其他許多事情是有益的還是無益的
第二十一章君主為了受人尊敬應當怎樣為人
第二十二章論君主的大臣
第二十三章應該怎樣避開諂媚者
第二十四章義大利的君主們為什麼喪失了他們的國家
第二十五章命運在人世事務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樣對抗
第二十六章奉勸將義大利從蠻族手中解放出來
本譯本使用和參考的主要書目
譯後記
內容精要
全書有26章。前11章論述了君主國應該怎樣進行統治和維持下去，強調有勢力保護國家容易、反之則難，君主應靠殘暴和訛詐取勝；12-14章闡明軍隊是一切國家的主要基礎，君主要擁有自己的軍隊，戰爭、軍事制度和訓練是君主惟一的專業。後12章是全書的重點，全面論證馬基雅維利的術治理論。
《君主論》對不同類型的君主國做了明確的區分：如世襲君主國、混合君主國、依靠自己武力和能力獲得的新君主國、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於幸運而獲得的新君主國、世民君主國和宗教君主國等等。啟示實行統治的君主們如何參照別國的歷史經驗，結合本國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建立適合自己的君主政體。這無疑是一個君主在立國之初首先考慮的原則。君主立國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把基點放在自身的力量上，凡是這樣做的，日後保持自己的地位，就沒有多少困難。這是馬基雅維利對君主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提出的第二條原則。
任何一位君主或政治家要想在事業上獲得成功，必須學會政治統治的方法，這就是君主的基本行為原則，既是書中的重點，也是後世爭論的焦點。
《君主論》赤裸裸地將君王的政治行為和倫理行為截然分開，直言不諱地否定一般公認的道德。它認為，人們必須承認世界上有兩種鬥爭方法，一種是運用法律，一種是運用武力。前種方法是人類特有的理性行為，而後者則是獸性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現實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從心，迫使人們必須訴諸後者。這就要求君王必須懂得如何善於運用野獸的行為進行鬥爭，做君王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肯定會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狸，兇猛如獅子。獅子不能防禦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發現陷阱，做獅子是要嚇走豺狼。
《君主論》主張一個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事業或統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惡名，應該大刀闊斧，使用暴力手段解決那些非用暴力解決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義，倫理道德可以拋棄不管，因為目的高於手段。在守信義有好處時，君王應當守信義。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或者原來自己守信義的理由不復存在的時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對不能，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它還告訴君王：“必須學會將這種品格掩飾好。”必須習慣於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君主論》還主張君主應當顯得虔信宗教。使宗教在國家中占有顯要的地位，這並不是因為宗教的真實性，而在於它是聯繫社會的紐帶。《君主論》中關於教會王國的論述中指出：“教會王國在取得政權以後，便受到宗教習慣的保護，這種君王不需要有軍隊，因為他們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義所支持。”他們顯然是由上帝所樹立，也是由上帝所把守著，如果輕易地對它加以評論，那就是狂妄無知的行為。
在政治手段問題上，馬基雅維利認為，用注定要失敗的方法去追求某個政治目標是徒勞的，即使為了一個很好的目的，也必須要選擇能夠實現它的手段。手段問題不要去管目的的善與惡，而要按照純粹的科學方式去處理。成功的意義在於達到目的，不管這個目的是什麼。假若世界上有一門“成功學”，專門研究惡人的成功，肯定會和研究善人的成功做得同樣好。因為惡人成功的事例比聖賢成功的事例並不少，有時反而更多。如果這門學科成立，對聖賢和惡人同樣有用，因為聖賢一旦涉及政治，必定同惡人一樣，希望自己成功。
寫作意圖
書是分了三個大的部分，分別是：當時歷代國家的分類以及對其中君主國中君主得到政權的不同方式的分析來說明他們之間獲得和維持統治的難易程度；從歷史上一些國家興亡的分析中指出君主關於掌握軍隊的類型和方式的一些具體建議；對歷代君主行為的分析指出於君主統治中的一些行為和品行的建議。
第一部分對讀者來說是一個對當時文藝復興時期歷史的一些了解和馬基雅維里自己對政權分類的一些觀點。第二部分是作者對自己祖國義大利當時軍隊狀況的擔憂和否定。第三部分，就我感覺，是整部書的最精彩也是最受爭議的地方，我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也大都來自於此。
馬基雅維里對與人性的假設，就現在管理學的角度來說，是符合Y理論的。他所認為人是自私和總是尋求自身利益的、忘恩負義、不知回報、忘記自己被剝奪的財產和妻女要不忘記殺死自己父親的仇恨要困難的多，所以他建議君主在仁慈和殘酷之間因該選擇殘酷，而不用總是仁慈，但其中要保持人名不對自己的殘酷而不產生仇恨。他從歷史中得到具體的做法，所有被殺的人都要經過正式的審判和定罪，這樣才能保證威嚴、表面上的仁慈和正義。他的想法是和荀子“人之出，性本惡”的說法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荀子是勸解人們要學習，以彌補自身的不足，而他是從不同的角度說了解決方法。
譯者的序言中提到古今有許多手腕強硬的任務都是十分推崇《君主論》中的觀點的，其中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克倫威爾、德國統一的名相卑斯曼、法國皇帝拿破倫還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還有很多。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稱謂暴君而且自己最後也沒能逃脫被歷史拋棄的命運，他們可能也是沒有完全按照馬基雅維里的思想去執行。雖然他說到君主需要像獅子一樣迅猛也要想狐狸那樣狡猾，兩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又說到，不擇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偉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君主需要做一個偽君子和大騙子，但要注意的是要在表面上做到一些所應該有的良好品行，在關鍵的時刻需要他們對道德的犧牲。我想這是符合哲學辯證的觀點的。中國歷史上強大的國家和厲害的君主也不乏這樣的任務，曹操殺無辜的糧草官湟後、趙匡胤的杯酒軾兵權都是如此。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也是馬基雅維里的論調，他強調，就君主自身來說，一個被貴族所支持和推選的君主遠沒有一個受人民支持的君主來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讓人民憎恨，否則再多的堡壘都是沒用的。
馬基雅維里關於讓君主如何避開獻媚者的建議是很值得學習的，君主既要能看到事實的真相也需要為了保持自己的威嚴而不能讓人人都可以直柬，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作者設計的方法是可行的：讓一小部分人僅就君主所問的事情說出真相，而此後不在考慮別人的觀點了，而且君主需要自己作出判斷。
整本書中討論關於命運對君主的影響的那一章是最精彩和最值得學習和借鑑的。馬基雅維里強調命運有強大的力量，但也只能主宰一半的人生的成敗。命運就像一條泛濫肆虐的河流，但只有對那些沒有做好防護抵禦的人面前才顯現出了她的威力來，而對於有準備的人來說並不可怕。她是一個女子，需要去征服，她更喜歡做事勇猛果敢的人。馬基雅維里指出只有人的做法符合時代對他要求，他才能戰勝命運，否則就會被命運所打敗。我十分贊同他的觀點。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他的這種人身觀和歷史價值觀對後人是有巨大影響的。
專家點評
馬基雅維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稱為資產階級政治學奠基人。他一方面系統地總結了歷代統治階級的統治方法，突出表現在以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的政治無道德論，被後世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另一方面，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家，他已經擺脫了傳統宗教思想的束縛，他的政治理論並不是從神學說教出發，而是從現狀著手，用歷史事實來解釋政治和法律領域中的問題。
要了解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必須結合他當時的歷史時代來看。15世紀的義大利，經濟上開始衰退，政治上四分五裂，各個諸侯國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羅馬教會既無能力去統一義大利，又不讓其他勢力來完成統一大業，這使得義大利成為鄰國任意宰割的羔羊。馬基雅維利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堅決倡導者。他認為，由於教皇和教會的存在、各城邦國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視，使義大利喪失了中世紀時期在商業和貿易方面的領先地位，而且因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備受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蹂躪。面對義大利長期政治分裂造成的內憂外患，馬基雅維利認為只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集權政治，才能抵禦外侮消除內亂。雖然他本人衷心地嚮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同時也主張只要國王能夠運用手中的權力，動用一切公開或隱蔽的手段拯救義大利於水深火熱之中，實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
《君主論》是馬基雅維利14年政治生涯，特別是外交經歷總結探索的結果。綜觀《君主論》，講的是君主的治國之道和興邦之術，主旨是君主或其他類型的專制統治，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中心問題不外政治手段和軍事措施這兩個方面。書里推崇的是強力而獨裁的君王制度，深刻而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想特點。在《君主論》問世的年代，幾乎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與各種卑鄙手段相聯繫的。那些建立豐功偉績的君王們大都施陰謀、用詭計，甚至無恥地戲耍那些恪守信義的人們。
西歐中世紀占主導地位的是神權國家觀念。奧古斯丁提出了影響極大的“上帝之國”和“人間之國”這種“雙國”理論。“上帝之國”即基督教所說的天堂或天國，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間之國”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國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國”高於“地上之國”，教權高於王權，世俗政權必須服從以教會為代表的神權。在奧古斯丁之後，托馬斯·阿奎那則從國家起源和國家目的這兩方面把國家“神話”。
他認為人天然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動物，社會和國家正是適應人的天性需要的產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創造者，所以從根本上說只有上帝才是國家和政治權威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認為國家的目的是使人類過一種快樂而有德行的生活，通過有德行的生活達到升入天國、享受上帝的快樂，因此從最終目的來說世俗國家也應服從教權。
但從13世紀下半葉起，現代國家觀念開始出現，到16世紀末已基本完成。其主要觀點就表現在《君主論》中，現代國家觀念以理性和經驗論為基礎，其主要內容是使“國家”擺脫中世紀的神權，反對君權神授觀念，認為國家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創立的，強力才是國家和法律的基礎。
《君主論》是一本名副其實的驚世駭俗之書，對整個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學術領域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它作為第一部政治禁書而為世人矚目。在人類思想史上，還從來沒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論》這樣，一面受著無情的詆毀和禁忌，另一面卻獲得了空前的聲譽。有人說它像一本“惡棍手冊”，因為它觸及了道德信念在政治思考中的位置，在很長時期內受到了猛烈的攻擊。馬基雅維利大膽地點出人類許多劣根性，正好作為統治者利用之處。他對人性的假設無法容於基督教文化下的社會。
然而無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他所提到的內容都是切實存在的。直到20世紀後期，人們才開始以科學態度對待它。在西方，《君主論》被列為最有影響和最暢銷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是人類有史以來對政治鬥爭技巧的最獨到、最精闢、最誠實的剖析。作者本人也被稱為第一位將政治和倫理學分家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在打破了舊的、自欺式的政治家觀點的同時，創立了新的政治學觀點，為後人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妙語佳句
教會王國在取得政權之後，便會受到宗教習慣的保護，這種君王不需要有軍隊，因為他們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義所支持。
為什麼說《君主論》毀譽半參
《君主論》之所以毀譽半參與馬基亞維利當時的歷史時代和14年外交經歷總結探索分不開：
15世紀的義大利，經濟上開始衰退，政治上四分五裂，各個諸侯國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羅馬教會既無能力去統一義大利，又不讓其他勢力來完成統一大業，這使得義大利成為鄰國任意宰割的羔羊。馬基雅維利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堅決倡導者。他認為，由於教皇和教會的存在、各城邦國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視，使義大利喪失了中世紀時期在商業和貿易方面的領先地位，而且因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備受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蹂躪。面對義大利長期政治分裂造成的內憂外患，馬基雅維利認為只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集權政治，才能抵禦外侮消除內亂。雖然他本人衷心地嚮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同時也主張只要國王能夠運用手中的權力，動用一切公開或隱蔽的手段拯救義大利於水深火熱之中，實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
他一方面系統地總結了歷代統治階級的統治方法，突出表現在以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的政治無道德論。認為軍隊是一切國家的主要基礎，君主要擁有自己的軍隊，並應靠殘暴和訛詐取勝。認為君王在統治之時要以實力原則，不擇手段去實現自己的目的，被後世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另一方面，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家，他已經擺脫了傳統宗教思想的束縛，他的政治理論並不是從神學說教出發，而是從現狀著手，用歷史事實來解釋政治和法律領域中的問題。
《君主論》對現在社會的意義：國家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創立的，以資產階級為主要代表的強力的統一的集權政治才能維持統治。
《君主論》新版
作 者：（意）馬基雅維里 著，王水 譯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0-1
字 數：72000
版 次：1
頁 數：105
印刷時間：2009-10-1開 本：16開
印 次：1
紙 張：膠版紙
ISBN：9787564028527
包 裝：精裝
所屬分類：圖書>>政治軍事>>政治>>世界政治
定價：￥20.00
著名著作：
*《君主論》
*《蒂托·李維<羅馬史>的最初十年》
*《論戰爭藝術》
*《關於日耳曼國家的報告》
*《論李維》
*《佛羅倫斯史》
劇本
*《克麗齊婭》
近現代政治哲學
| 復旦大學洪濤老師本科入門課程書目，自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包括馬丁·路德、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約翰·密爾、馬克斯·韋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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