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來由
《論語》《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也說：“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里，得到兩點概念：（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後來別人給它的。
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那么，“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說到這裡，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別人說的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么“論語”這樣的命名有什麼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為主，其中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為“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是如是主張，更是後出的主觀看法了。
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
《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編著年代
《論語》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匯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么，《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麼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偽《孔子家語》，因此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對它懷疑，認為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但這裡不稱姓氏只稱名，這種記述方式和《論語》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為宰”的原思。這裡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裡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覆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孔子《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家”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後才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只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後，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么，這裡後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顏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著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諡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里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么，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才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著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跡，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么，《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
版本真偽
東漢張禹碑《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相傳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0）焚書坑儒，孔子九世孫孔鮒曾把古文《論語》及孔子的經典著作藏於夾壁中，後世擴建時才發現，其壁稱“魯壁”。
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由認為出於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注》以《張候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
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候論》。於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裡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只是說有摻雜著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主張：論語是用來補充《左傳》的，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於崔述於後代的封建道德作為標準，以此來範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偽，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註疏書籍
《論語》現在《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傳）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注《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書》對他的生卒年並沒有明確記載，此由《冊府元龜》卷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為看了《論語譯註》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註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
（2）《論語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注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年）《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只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
（5）楊樹達（1885—1956年），《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
（6）楊伯峻《論語譯註》。楊伯峻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楊伯峻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家學淵源，使他在註解《論語》、《孟子》和《春秋左傳》等古籍時顯得遊刃有餘。他的《論語譯註》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了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當然，《論語譯註》在今天來看也是瑕瑜互見的。
（7） 《論語別裁》 ——南懷瑾講述，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雖然南懷瑾先生自稱：本書定名為“別裁”，是因為其講解，都自別裁於正宗儒者經學之外，只是個人一得所見，不入學術預流，未足以論下學上達之事也。但南先生淵博的學識，“經史合參”的研究方法，有別於正統學者的講述方法，使得本書別具特色，對現代人了解《論語》有很大的幫助，建議收藏。
價值影響
《論語》《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核心內容
仁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種道德觀念。在《論語》中，孔子對“仁”的解釋。儘管有許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內容還是很明確的，這就是“愛人”。孔子極力鼓勵人們“為仁”。
禮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到底怎樣來處理？總得有個準則，這個準則，就是“禮”。當然還有法，但法也是由禮出。“禮”規定了每個社會角色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範。“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也”。每個人都在社會中充當不止一個的社會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會角色有哪些權利和義務，行為當如何，當然就無法自立於社會。
功用
《論語》第二，禮能明示行為規範。行為必須有個規範，有個標準，過與不及，都是不可取的。禮就是這種規範，或雲標準。人們的行為，從各種典禮一直到舉手投足，都要依禮而行。例如，恭敬是一種美德，但過度的恭敬就顯得卑下，不夠恭敬又顯得傲慢。那么，怎樣才算恰到好處的恭敬？以什麼為標準來衡量？以禮為標準。今人常說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什麼為標準？也是以禮為標準。當然，古今之禮，大有差別。《泰伯》中孔子說：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恭、慎、勇、直，無疑都是美德，但如果失去了禮的規範，這些美德就會成為缺點。因此，孔子云：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第三，禮有文飾作用。一個人本質很好，心地善良，清純無邪，這當然是不錯的。如果他對待人接物、周鏇應對等種種禮節一無所知，不知怎樣跟人交往、合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正如質地極好的物品未加文飾，還不能稱完美。因此，對一個人來說，禮還有文飾的作用。子路問孔子，怎樣才算是一個完美的人，孔子的回答中就有“文之以禮樂”一條。孔子又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個人質雖美，但還有待於禮的文飾。現代社會中的公關禮儀，不就是一種“文飾”么？
孝與悌
《論語》做法
一是能敬。子游問孝，孔子云：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孝道之要在於敬。贍養父母，若只滿足於使父母免於凍餓之患，則與養犬馬有什麼區別呢？《禮記・祭義》引曾子語云：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這也是強調行孝當以尊敬父母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則未必能行大孝。給父母長輩創造優裕的物質生活，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則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問題，後者是“為不為”的問題。認為誰給父母錢物最多誰就是最孝，這實在是孝的誤區。因此，孝父母長輩，首在於敬。真正能敬者必“能養”。
二是能諫。君有過不諫，是謂愚忠；父有過不諫，是謂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有過，父母有過，儒家都主張必須諫。父母有過而能諫，方能稱孝。孔子說：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諫要注意兩點。一是諫時不能聲色俱厲，而是“幾諫”“幾”，微也。二是諫而不聽，必須一直諫下去，且終不失其敬，終無其怨。孟武伯問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憂。”孝子當以父母的缺點為憂。能憂而後能諫，諫而父母能改正缺點，父母改正缺點而能免於禍患屈辱。能使父母免於禍患屈辱者，當然是孝子。後來的荀子也認為，大孝之人，不應該盲從父母，孝子當是“爭子”“父有爭子，不行無禮。 ”爭者，能諫也。
三是能體察父母的愛子之情。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出力為父母服務，有了美食先敬父母，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內容，並不難做到，只有“色難”“色難”。色養為難也。“色養”就是子女的顏色表情， 要使父母愉悅。父母愛子心切，子女的不順心之事，會使他們難過。子女要體察父母的這種愛子之心，就儘量不要使父母為自己難過，因此，有憂患，有慍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不能行之於色。一個人，如果真正能體察父母的愛子之情，就應該謹於守身，免辱身以貽父母羞，免傷身以貽父母戚，免行為無常以貽父母憂，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實現“色養” 。
忠與信《論語》中提到“忠、信”之處甚多。孔子兩次說應該“主忠、信”。孔子的四大教學內容就是“文、行、忠、信”。
忠
朱熹雲“盡己之謂忠”，亦即盡心盡力之意。《論語》中講的“忠”，不是特指對國君的“忠”。盡心盡力為別人操勞，這就是“忠”，不管對方是什麼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所省即有“為人謀而不忠乎”一條，反省自己為人謀劃是否盡心盡力。某“鄙夫”向孔子請教，孔子也竭盡所知以告，這也是“忠”。當然，《論語》中所講“忠”也包括對國君的“忠”《八佾》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信
朱熹雲“以實之謂信”。實事求是，誠實不欺，講信用，言而有信。《學而》 中孔子提倡“謹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個方面，就有“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項。從個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國平天下，“信”都是至關重要的。《為政》中孔子云：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兒，小車無兀，其何以行之哉！《憲問》中孔子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為完人的一大標準。《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情”是“誠實”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諧一致，辦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智
《論語》《論語》中的“智”，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是明白事理。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會中，總要跟人相處、交往。不知人，何以在與人交往、相處時採取合適的舉動？何以擇師擇友以益其學問道德修養？何以選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須知人，並在此基礎上正確地對待別人。
勇
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種美德。雖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個仁者，必須先做勇者。孔子將“勇者不懼”列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將勇列為完人的標準之一。什麼是勇呢？《論語》中的勇，大致有兩個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氣，如“卞莊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為，如“見義不為，是無勇也”。主要是指後者。
要做到勇，必須注意兩點。一是勇必須合於禮，合於義。二是勇必須與敬、智結合起來，不是一味蠻幹，作無謂的犧牲。
恕
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仲弓問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可知恕確實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們說話辦事，設身處地為有關人考慮，這也是恕。當然，恕必須合於道義，必須與“智”相結合，否則易被邪惡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論教與學
學
論語那么，怎樣才算好學呢？《學而》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又云：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好學者必須刻苦學習，不應分散精力，過多考慮改善物質生活。好學又貴在堅持，不斷前進，永不停止。
好學還是不夠的，更要善學。怎樣善學呢？有好多方面。“學而時習之”，要適時溫習所學內容。“溫故而知新”，要注意發掘新知新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要相結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習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此外，還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於向人學習。“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人有可學之處，我以他為師，向他學習，這是善學；人有不是之處，我以他為鑑，這更是善學。向不如自己的人學習，尤其難能可貴。二是與師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貢問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門之中，在這方面做得較好的是子貢、子夏。顏回在這方面就很欠缺。
教
一是有教無類。這是孔子的話。孔子收學生，不拘類別。孔門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貴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還有“賤人”。就智力而言，顏回、子貢絕頂聰明，高柴則以“愚”稱。就品格而言，閔子騫、曾參等何等高尚，子張則未免卑下。
二是“誨人不倦”。這與“學而不厭”“好學”一樣，是孔子生平自負之處。他體現了一個教育者在傳播文明方面的獻身精神，一直是中國教師學習的典範。
三是因材施教。《論語》中常有這樣的現象： 對於同一個問題，提問的學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這是因為孔子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作出有針對性的回答。
四是啟發教學。在《述而》中，孔子說：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所教義理，當使學生思而得之。學生思而不得，直到此問題憋於胸中而不得解，教師再予啟發。學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學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確切表達之時，教師才引導他確切、流暢地表達。“憤”“悱”既是學習進程中的境界，也是學習態度的境界。學生處於如此境界時，教師適當啟發，效果最佳。教師舉一隅，而學生尚未以三隅回證一隅之理，亦即未能推廣之並融通其理，則教師不重告之，使之思而得之。思而不得，至“憤”“悱”，然後再行啟發。
五是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相互切磋，共同進步。在與學生的討論中，孔子的認識也往往隨之更上一層樓。他對那些善於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學生，常常鼓勵有加，毫不掩飾自己受到他們的啟發。《八佾》中的子夏將學《詩》心得告孔子，孔子高興地說： “起予者商也！ 他對在這方面欠缺的顏回，則有微詞： “回也非助我者也。”
論為政
論語首先，崇尚禮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規定了每個社會角色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範，是人們的行動準則。
其次是減輕人民負擔。當時人民的負擔，主要有二，一是賦稅，二是勞役。在賦稅方面，儒家主張“什一稅”，亦即十稅其一，當時說來是最輕的稅。在《顏淵》中，有若就勸說魯哀公採用什一稅。在勞役方面，孔子主張“使民以時”。孟子也說“勿奪民時”要適時地使用民力，不能在農忙時節徵用民力，以免耽誤農時。在農業社會中，大區域的耽誤農時就意味著動搖國家的經濟基礎。
其三，注重為政者的道德力量。為政者必須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權勢壓服百姓。
其四，“舉賢才”與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時代，選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員薦舉。薦舉人才，是為政者的要務之一。古人認為舉賢之賢，賢於用力之賢，亦即伯樂之賢，賢於千里馬。
關於合理使用人才，《論語》中至少講了三點。
第一，人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當用其長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錯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盡其長，盡其才。
第二，對人才不能求全責備。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如果求全責備，就無人可用。子路問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過”一條。子路也說，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長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備焉”，結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於博採眾長，實行人才組合。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專家，但必須是組織專家辦事的專家。
哲學思想
(一) 關於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類一起誕生的。殷人極重鬼神，祭祀唯謹。周人重人事，但不廢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從來也沒有斷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對鬼神，既要按禮祭祀，唯謹唯敬，又不能指望他們賜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賜福，為什麼還要祭祀呢？《學而》中曾子云：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不過是一種推行教化的手段。後世的神道設教，正由此發展而來。
(二) 關於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覺到有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為轉移的強大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惡疾將死，孔子執其手，呼“命矣夫”！顏回亡，孔子連呼“天喪予”！他又說：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亦或聞諸孔子。
論語(三) 關於人與環境的關係。孔子認為，人跟環境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環境能影響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相近，為何“習相遠？”那是環境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響環境、改造環境。《子罕》雲，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對他說： “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後，但君子能行教化，改變其地文化落後的狀況。
(四) 關於中庸。中庸是一種方法論。孔子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歷史傳承
《論語》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西漢時，中央政府定《論語》為專門之學，設博士專門研究、傳授。《隋書・經籍志》 將《論語》列入《經類》 。宋時《九經》中有《論語》 ，朱熹將《論語》《孟子》與《禮記》 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合編為《四書》，並為作集注。明、清官方將朱注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朱注《四書》遂為讀書人的必讀書，影響之大，罕有其匹。古往今來研究《論語》的著作極多。日人林泰輔《論語年譜》，著錄歷代研究《論語》的著述達三千種之多。影響比較大的有這樣幾種： 三國・魏・何晏《論語集解》，宋・邢昺《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即《四書集注》本)，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近人楊伯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論語譯註》行世。葉聖陶編《十三經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論語》在內的《十三經》中的任何一句話的出處。
《論語》作為孔子及門人的言行集，內容十分廣泛，多半涉及人類社會生活問題，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及道德行為起到過重大影響。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中國人的初學必讀之書。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是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和時代價值。
評價
錢穆說："《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論語新解》）
林語堂說："《論語》這部書，是孔學上的聖經，是一套道德的教訓。"（《孔子的智慧》）
趙普說，“半部《論語》治天下”
爭議
論語另孔子於〈泰伯〉中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於人民，可以放任他們，卻不能讓他們有智慧。”）批評者認該句為孔子推行愚民政策之例證。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句話被公開批判，且直到現在仍被作為這句話的公認解釋。然而另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句話原文並無標點，而後人的句讀有問題，應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能力的人，可讓他們自由發揮；沒有能力的人，則要讓他們學習。”）按此說則孔子並非認同愚民政策。此二說迄今未能達成一致。
《論語》語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君子不器。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孔子介紹
孔子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了《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了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孔子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孔子和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後世稱為“孔孟”。孔孟兩者思想的結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二經。”
宋儒朱熹將《論語》與《中庸》《孟子》《大學》合稱“四書”又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並稱為“四書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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