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子夏但是迄今為止，有關子夏的各方面研究還遠遠不夠，本文旨在對子夏的學術貢獻和思想貢獻做一系統整理，對子夏在中國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進行總結，以便於世人更加全面、清晰地認識子夏的歷史貢獻。本文主要分作六章，第一章介紹迄今為止有關子夏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觀點，分作子夏的國別與家世、子夏與經學的關係以及子夏的學術及學派三個方面分別介紹。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雖然總體說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依然有很多問題懸而未決；
經過考證可知,子夏出生於公元前507年,15歲入孔門,跟隨孔子周遊列國,直至孔子逝世。其間曾任衛行人和莒父宰。在試圖維繫孔門集團統一的努力失敗後,子夏離開魯國,回到魏國設帳收徒,繼續傳播儒家思想,直至去世。縱觀子夏的一生,除短期從政、為父母守喪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儒學思想的學習和傳授之上。
子夏與孔子
子夏與孔子孔子去世後，子夏至魏國西河（濟水、黃河間）講學，“如田子方、段乾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史記·儒林列傳》），還做過崇尚儒學的魏文侯的老師。近人有以為子夏思想中具有“法家精神”，韓非子稱“儒分為八”不及子夏之儒，是因為將之視為法家（見郭沫若《十批判書》）。
漢代以來，學者大多認為，儒家的經學最初主要是從子夏一系傳授下來的，如東漢徐防說過：“《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自子夏。” （《後漢書·徐防傳》）這裡就認為，“六經”中的大部分是來自子夏的傳授。南宋的洪邁，在其《容齋隨筆》中敘述得更為具體，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轂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洪邁之說雖未必每事皆實，但學者一般以為亦非無稽之談。
子夏晚年，因喪子而哭之失明，離群索居。唐玄宗時，被追封為“魏侯”，宋代時又加封為“河東公”。
貢獻
子夏子夏於諸經皆有鑽研,也有所側重。他尤善於《詩》《樂》,曾作《詩大序》;他也研習《尚書》,但不如他經;他擅長《易》理,今傳孔子《易傳》很可能出於子夏的傳述;他於禮學則長於喪服研究,撰有《喪服傳》;於《春秋》學,發揮《春秋》微言大義的《公》《谷》二傳都出於子夏的傳授。子夏修習儒經,擅長發掘經文的微言大義。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編訂六經,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張,子夏所傳經學,對弘揚孔子學說起了關鍵作用。
孔子的高徒子夏,在孔子去世後的六七十年間,辦學成就與影響無疑是最大的。子夏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繼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礎上,又在教育目的論、教學過程論、學習和借鑑歷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發展創新,是上承孔子、下啟荀子和《大學》、《中庸》等光輝篇章的重要一環。
子夏與“六經”
子夏孔子之學賴孔子弟子而傳，孔子的這些弟子在弘揚師說方面各有側重，故有的學者將孔門弟子分為傳經派、弘道派、踐履派。在傳經學者當中，子夏應是最為突出的一位。我們可以從有關資料來看子夏與各經的關係。
（一）子夏與《詩》、《樂》談到子夏與經學的關係，首先會想到他與《詩經》的關係。經傳子書等等的記載之中，子夏論《詩》說《詩》的材料很多，有的是他向孔子請教有關《詩》的問題，並受到了孔子的誇獎；有的是他與同門師友討論《詩》的問題。他評人論事，常常將《詩》句輕鬆援引而來，談論《詩》句，更往往纖細深刻地發掘意蘊。從這些材料看出，子夏對《詩》的了解明顯超過了他人，達到了十分熟悉的程度。
孔子是否曾經刪詩，學術界看法不一，據傳統的史書記載，今見《詩經》乃經過了孔子的手訂，但有學者不相信這種說法。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竹簡中有《詩論》一篇，因為其中有不見於今本《詩經》的篇名，有人便據而否定孔子刪詩之說。其實，《詩》經過了孔子的刪訂，有不少蹤跡可尋，孔子前後有逸詩存在，，應當正是孔子刪詩的前提。依筆者研究的結果，孔子刪詩之說是不應否定的。孔子對《詩》不僅作了整理的工作，而且還向弟子授《詩》講《詩》，這對其弟子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而其中於《詩》所悟較深者即是子夏。
子夏於《詩》，主要是作了《詩大序》。《詩序》旨在揭櫫《詩》之本義，其有《大序》、《小序》之分。《詩大序》一般置於全書之首，總論《詩經》大義。關於《詩大序》的作者，唐以前一般稱作於子夏，而唐宋以來，學者間頗有爭論，子夏所作之外，尚有子夏、毛公合作說以及東漢時期衛宏所作之說。經過今之學者的辨別考察，《詩序》出於子夏之說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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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詩經》也是賴子夏傳授下來。漢初傳授《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據說，各家都在某種程度上淵源於子夏。今天所看到的《毛詩》，《漢》、《隋》二志明記出於子夏。《漢書·藝文志》著錄《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末云：“三家皆列於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毛詩》比三家多出一卷，很可能是子夏所傳《詩序》別為一卷，至於《毛詩故訓傳》又多出一卷，則可能是訓傳之文不置於經文之下，又別為一卷，鄭玄於亡佚之笙詩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故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常棣》疏引《鄭志》答張逸：“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是鄭玄本來認為《序》為子夏所作。在這一點上，後來的陸機、王肅看法與鄭玄並同，《文選》將《詩大序》明題為“卜子夏”撰，《隋書·經籍志》也明言《序》為“子夏所創”。
詩與樂是密不可分的。古代通常所言“六經”包含《樂經》，但《樂經》今無其書，有人說它亡於秦火，有人說《詩》、《樂》為一，自詩言之為《詩》，自樂言之為《樂》，《詩》重在詩章，《樂》重在樂曲。還有人說《周禮·大司樂》或者《禮記·樂記》原出於《樂經》。《詩》三百篇皆可入樂，這一點已經為學者所公認，古代宴會、宗廟祭祀等等往往詩、樂並用。《禮記·孔子閒居》等記有子夏與孔子的對話，孔子由《詩》而談到“五至”之說，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至而禮、樂亦至，《詩》同時也具有了樂的功能。由此，我們認為古代詩、樂合一說可能沒有問題。
子夏對於樂和樂的教化功能也頗有認識，古籍中這樣的記載也有不少，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他與魏文侯的對話。魏文侯問子夏曰：（《隋書》卷七十五《經籍志》）從子夏的解說中可見他對所謂“古樂”以及“鄭、衛之音”等等都很通曉。
子夏與《尚書》
有關子夏的材料中，關於他與《尚書》的關係的記載不多，《尚書大傳·周傳》記有子夏關於《尚書》中所言“慎罰”的理解：
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逐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尚書大傳·略說》還記有子夏關於《尚書》的整體看法及孔子對子夏讀《書》的評價：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明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里；窺其門，未入其中。”
孔子之於《尚書》，所見與子夏有別。孔子說自己曾經專心於《尚書》，即他所言“悉心盡志，以入其中”，感覺《書》之義蘊既高且深，就像“前有高岸，後有大谷，填填正己而已”。孔子認為，《尚書》中的每一部分所能顯示的各有深意在焉：“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可以觀美。”《尚書大傳·略說》的這段話，《孔叢子·論書》、《韓詩外傳》卷二第二十九章都有相近的記載，綜合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孔子看來，了解了這些，才能算了解了“《書》之大義”，子夏讀書既畢，只是見其表，窺其門，“未為精微者也”。所以，《法言·君子》所說“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可以作為對子夏之於《尚書》關係的概括。
子夏與《易》
子夏與《周易》的關係，馬王堆帛書發現整理後，人們給予了新的認識。漢初（下葬年代為公元前168年）帛書《周易》不僅卦次不同於《序卦》，與《十翼》十篇差別甚大，而且篇數亦非十，有少於今本者，也有今本中所不見者。由此可知，戰國時代作翼以解《易》的學者不會止於一個人。
孔子弟子子夏可能即是解《易》學者中的一位，據說，孔子死後，子夏講易學於西河，但孔子門人中有人認為他對易學修養不夠，所以子夏以後易學的傳承不見確實記載，後世目錄書中所著錄的《子夏易傳》，後世學者多視為偽書，其實，依筆者看，這還有繼續探究的餘地。
首先，子夏曾作《易傳》，《隋書·經籍志》有明確的記載。其曰：周文王作卦，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
傳統上認為“易更三聖”，孔子與《周易》聯繫密切，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史記·孔子世家》的表述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其中的“序”與《隋志》的“為”應為同位詞。有學者指出，這裡的“序”字作為動詞可有兩種解釋，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孔子研讀和整理編次《周易》時，曾為《彖》等作序文。今傳本《易傳》之中有孔門弟子所記孔子關於《周易》的言論。帛書《易傳》的發現，也支持了這樣的推斷。如此，子夏曾作《易傳》便有了很大的可能。
第二，史料顯示，孔子有可能曾授《易》於子夏，這正如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中所謂“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孔子家語·六本》記：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說苑·敬慎》也有與之相同的記載。此外，據《孔子家語·執轡》的記述，子夏還曾對孔子講述《易》理中人類和動物所受元氣的分限，即所謂“氣分”。從這些材料看，子夏對於《易》的確有所鑽研。
第三，後世學者也有人看到子夏與《易》之間的某種聯繫。在孔子之後的傳經之學中，子夏一系的學說對荀子之學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就說：“傳經之學，子夏為多。”又說：“傳經之功，子夏為多。”這似乎點出了荀子與子夏之間的學術關聯。《荀子》中關於《周易》的言論有四條，其中三條沿襲了《論語》中所顯示的孔子的談《易》方法，即不把《周易》用於占卜，而著重於從義理上引申發揮，所以荀子說“善為《易》者不占”。另一條見於《大略》，曰：“《易》之《鹹》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鹹》，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其對《鹹》卦的解釋，運用了卦義說、爻位說、剛柔說，則與《易》傳有相通之處，因此，有些研究者便依之而斷定《易傳》屬於儒家中的荀子門派，或即由荀子門徒所作。其實，荀子《易》乃繼承了前人，而對其影響較大的或即子夏《易》學。
子夏與《喪服傳》
子夏之於禮學，實長於喪服研究，曾撰有《喪服傳》，這是解釋《儀禮·喪服》的文字。《喪服經傳》記述了天子以下人死後相互哀喪的禮節、服飾。篇中依據尊尊、親親、名分、出入、長幼、從服的原則，對喪服的等級、服喪的年月、親疏隆殺的禮儀作了詳細說明。
在《儀禮》中，僅《喪服》一篇有傳，《喪服》的經與傳本來分別單行，1959年在武威漢墓出土的木竹簡，其中有單行的《喪服》傳兩種，又有單行《喪服》一種，可見西漢時仍有單行的《喪服傳》。
《喪服傳》是否出於子夏，尚有不同看法。《隋書·經籍志》曰：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註解，今又別行。《儀禮·喪服》賈公彥疏謂：“‘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雲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唐石經《儀禮·喪服》標題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唐朝以前，對子夏曾作《喪服傳》看法比較一致。
但後來有人提出疑議，認為《喪服傳》不僅解釋《喪服》經文，亦解釋《喪服》經後之《記》文，並有援引《禮記》中有關論喪服者之位置，從而以為《喪服傳》之撰作時代較晚，不應在子夏時，當產生於《禮記》有關記喪服諸篇之後，甚至在戰國後期。如沈文倬先生將漢簡《服傳》與《禮記》有關文字對照後，便認為《服傳》“是在《禮記》諸篇的強烈影響下撰作的，其時在秦火前夕”。
《禮記》出於魯儒，為孔門後學匯集前人論禮之文以成，其中有關喪服諸篇也是如此。將《禮記》、《服傳》的相關文字比較，二者之間相似的論述很多，這當然是正常的，而從前人的文字對比中，其實看不出《服傳》刪削《禮記》的痕跡，倒是《禮記》可能是在《服傳》基礎上刪繁就簡，或鋪陳演說，襲用其義而改撰其文。關於這一點，學者稍稍留意，並不難察見。人們帶著懷疑的目光去觀察前人古籍撰作的成說，往往陷入類似的邏輯顛倒。
史料顯示，子夏的確善長喪服古禮。《禮記》的《檀弓上》、《曾子問》等篇，《孔子家語》、《終記解》、《曲禮子夏問》等篇都記有不少子夏與孔門師友談論喪服的事情，他向孔子請教相關問題，他本人不僅對喪服制度表現得興趣濃厚，而且明顯地在這方面長於他人。《喪服傳》出於子夏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子夏與《春秋》學
依筆者看，孔子作《春秋》應當是不爭的事實。孔子在《春秋》中寄託了自己的政治觀念和“正名”主張，並且以之教授弟子孔子弟子中受《春秋》學較精者首推子夏，據記載，解釋《春秋》經義的《公羊傳》、《穀梁傳》都出於子夏的傳授，李啟謙先生說得好：“《春秋》一書要沒有《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解釋就很難讀懂，而有了它就大有助於後人的閱讀。而這些成就是和子夏有直接關係的。”
孔子以《春秋》授子夏，史有記載。《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古微書》所記更明確，《春秋緯·春秋說題辭》稱：“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孝經緯·孝經鉤俞訣》則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後人以《古微書》屬緯書而不信其說，其實這些說法不為無據。《呂氏春秋·察傳》記子夏經過衛國去晉時，有讀史的人說“晉師三豕涉河”，子夏馬上聽出“三豕”為“己亥”之誤，說明他精於春秋史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稱“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又說：“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春秋繁露·俞序》記曰：“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又記：“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如此等等，皆能說明子夏與《春秋》的密切聯繫。
子夏所傳《春秋》到底是哪部書呢？有學者誤解《史記·儒林列傳》“田子方、段乾木、吳起、禽滑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一語，認為吳起也是子夏的弟子；再加上吳起為軍事家，而《左傳》中又有不少與戰爭有關的描述，遂認為吳起很可能是《左傳》的作者，而吳起之學即來自子夏。
關於孔子之後《春秋》學的傳授，《宋書·禮志》所引東晉太常荀崧上疏之語正符合事實真相：“孔子懼而作《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左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榖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其意是說《左傳》出於左丘明，而《公羊傳》則出於子夏的傳授。是則《左傳》與子夏並沒有什麼關係。
子夏受《春秋》於孔子，非常重視其中的“微言大義”，這從前引《春秋繁露俞序》的記敘中不難看得出來。解釋《春秋》“大義”的《公羊傳》、《榖梁傳》便都出於子夏的傳授。據何休《春秋公羊傳·序》唐徐彥疏所引戴宏序說，《公羊傳》乃子夏傳公羊高，其說口授相傳，到西漢時，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才著於竹帛，據唐人楊士勛的《春秋榖梁傳序·疏》，《榖梁傳》也本於子夏的傳授，榖梁赤為魯人，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榖梁傳》，以後師弟相傳，到漢宣帝時方大行於世。《公羊傳》、《榖梁傳》同出於子夏而有不同，情況很可能是，子夏發掘《春秋》義蘊以授弟子，公羊高、榖梁赤皆受《春秋》於子夏，二人依據師說，在繼承的基礎上各有側重的進一步發揮，以後遞向傳授，才形成了兩部解經之作。中因為二書都淵源於子夏，故體例相近；二書又有不同，主要是公羊、榖梁進行解說，故分別以《公羊傳》、《榖梁傳》稱名。
經學的特徵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子夏的經學具有明顯的特徵，這種特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子夏於諸經皆有鑽研，也有所側重孔子一生所教授的學生數量眾多，他們所學一定各有側重。而在經書的傳授方面，子夏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
在學術思想方面，孔子稱自己“述而不作”。他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其實都屬於對古代文獻的整理，即使所謂的《春秋》之“作”，其實也只是對魯國舊史材料的整理，其注意力則在於“屬詞比事”，通過這些方式以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等教育學生，孔門弟子對於孔子所整理的這些典籍皆有所學，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裡所言的“六藝”應該即指儒經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經書。然而，誠如後人所說，“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其他弟子雖通六藝，而在後來接續孔子事業，並以經書從事教育，傳授弟子的，子夏可謂最為突出。
子夏通於各經，但明顯有所側重。如前所述，子夏於《尚書》就沒能窺其堂奧，即所謂“未為精微”；子夏於禮學，也僅僅長於喪服古禮。但子夏於《詩》《樂》之學、於《春秋》微言大義、於孔子所見的《易》學之理，尤其見解獨到。
第二，子夏修習儒經，擅長發掘經文大義
從前述孔子與諸經的關係中，不難看出子夏習經很擅長發掘經書潛在的深義。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六經”時當然不會是隨意對經書進行整理編排，而是有一定的指導思想蘊含其中，《春秋》如此，其它各經恐怕也是這樣。子夏等人號為“孔子之通學”，他們便常常用心體味經書中的孔子思想，關於這一點，有關的材料表現十分明顯。
例如《詩》。據說孔子以前《詩》有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他將《詩》整理刪訂成三百餘篇，這是因為孔子看到了《詩》與社會政治的內在聯繫，看到了《詩》的“溫柔敦厚”的教化功能。孔子認為《詩》可以引起人們的聯想（“興”），對人起到思想啟發和感情感染作用；《詩》能夠觀察社會民情，“觀風俗之盛衰”；可以會通思想感情；還可以諷諭不良現象。孔子以後，《詩》更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內容，出現了強以附史、勉為教化的傾向。然而，如果稍稍細心研究《詩》的研究歷史，便不難發現這種傾向是自子夏開始的，《詩大序》就稱《詩》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以後，《詩》便成了儒家倫理教材，除了少數者外，大部分解《詩》注《詩》之作都有意無意地對《詩經》進行神聖化的解說，有的詩篇被解為具有“美刺”的意義；有的詩篇被看作有“頌德”的內含；還有的詩篇被看成“正俗”之作。
再如《書》。子夏於《尚書》雖然只“見其表”、“窺其門”，但他卻認為《書》之論事“昭昭若明”，他認為自己讀《書》首先沐浴了“先王之風”，“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
子夏與《春秋》、《易經》更是細察其理，專門發掘經文大義。現存的《春秋》三傳，經子夏傳授的《公羊》、《榖梁》與《左傳》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重在發掘經文的微言大義，而《左傳》則以史實的鋪陳解釋《春秋》，與前者有明顯不同。孔子於《易》，不把《周易》用於占卜，而是從義理上引申發揮，子夏受《易》治《易》，自然也是如此，後人所謂“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很能說明問題。
第三，子夏傳經，對弘揚孔子學說起了關鍵作用
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學說內容十分豐富。但由於種種原因，人們研究孔子，材料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研究者甚至僅僅局限於《論語》一書，這自然影響到對孔子思想的全面把握。
有學者已經指出，今本《論語》只有一萬餘字，顯然只是孔子言行的很少部分，其它孔子門人所記孔子的言行錄，其性質與《論語》一樣，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獻。我們今天研究孔子，自然不應捨棄這些重要資料。更何況，除了孔子的言行錄，他所整理編輯的文獻也是研究其思想的珍貴材料，而這種研究顯然離不開子夏所傳諸經之說。
例如孔子《易》學思想。孔子曾作《易傳》沒有，學術界看法很不一致，長沙馬王堆帛書有關《周易》的材料被發現以來，孔子與《周易》的密切關係才有了較為確定的意見，孔子晚年“好《易》”、“喜《易》”被肯定下來。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看孔子與《易傳》的關係便清楚多了。
《隋書·經籍志》稱子夏曾經作《易傳》，說：“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對這個記載，筆者以為不可不信。
關於孔子言論的記載，以前不斷有學者加以探討，如邢昺《論語正義》就說先秦乃至漢代典籍中的“子曰”皆指孔子，是孔子弟子所記孔子之言。孔子論《易》之言有不少就是賴孔子弟子記錄並傳留下來。從長沙馬王堆帛書所出《繆和》、《昭力》等篇《易傳》看，孔子晚年的論《易》之言乃出於其晚年弟子的傳述，今本《易傳》可能也是如此。而從前述《隋書·經籍志》的記載看，今本《易傳》的傳人很有可能就是子夏，如果是這樣，子夏對於孔子學說的弘揚實在功不可沒。
儒學人物
|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戰國時代儒墨並稱“顯學”。儒家的創始人就是孔子。他出身貧賤，以布衣之身聞名於世。他早年為了立足於世，於禮上多下功夫，提出了“克己復禮，仁也”的主張。他開辦教育，並抱經實濟民之志而遊說諸侯各國，以其人格魅力和感召力澆注了中華民族的品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