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家思想

陰陽家思想

陰陽家的思想——其思想主要源於孔子創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經”。在自然觀上,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又從《尚書·禹貢》的“九州劃分”進而提出“大九州”說,認為中國為赤縣神州,內有小九州,外則為“大九州”之一(胡適曾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大為讚嘆陰陽家的這一地理觀念);在歷史觀上,則把《尚書·洪範》的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說,認為歷代王朝的更替興衰均由五行所主運;在政治倫理上,亦“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贊成儒家仁義學說。同時強調“因陰陽之大順”,包含若干天文、曆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基本信息

來源追溯

陰陽家思想陰陽家思想

陰陽家思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富哲學味道的理論構想,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稱它是“古代中國人能夠構想的原終原理”。陰陽五行與氣等學說相互結合,構成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觀念也是中國傳統科學思想的基本要素。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論六家要旨”把陰陽家列為六家之首,可見陰陽家的重要地位了。

陰陽與五行在早期各自為說,“陰陽”的概念最早見於《易經》,“五行”的概念最早見於《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則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到了戰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一種新的觀念模式,在漢代總結先秦學術的源流時,由於這一家思想以“陰陽五行”為基礎,所以稱為“陰陽家”,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

相關定義

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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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陰陽”是古人對宇宙萬物兩種相反相成性質的一種抽象,也是宇宙對立統一及思維法則的哲學範疇。中國先賢拈出“陰陽”二字來表示萬物兩兩對應、相反相成的對立統一,“陰陽”的思想對儒家、道家都影響很大!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體現,在《道德經》中說:“萬物負陰而抱陽”、在《繫辭》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全本《易經》其實就是在講“陰陽”變化的數理和哲理。《易經》的基本思路其實就是:陰陽交感而生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是陰陽的對立統一。

“陰陽”學說是在“氣”學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在“氣”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天地、日月、晝夜、晴明、水火、溫涼等都是運動變化中一分二的結果,因此也就抽象出了“陰”和“陽”兩個相對的概念。陰陽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體的,在《靈樞·陰陽系日月》中就說:“陰陽者,有名無形”。

“陰”代表消極、退守、柔弱等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事物和現象,“陽”代表積極、進取、剛強等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事物和現象。“陰陽”的基本內容可以用八個字概括“對立,互根,消長,轉化”。

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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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五行”,在《尚書·洪範》中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在古代認為宇宙萬物就是由這五種基本物質構成的,它也是關於宇宙、社會屬性及其變化規律的範疇系統。“五行”的“行”有“運行”之意,所以“五行”含有“變動、運轉”這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也就是通常所說“相生”與“相剋”。

“五行”並不是說“金、木、水、火、土”這五種具體物質本身,而是指五種不同屬性的抽象概念。它以“天人相應”為指導思想,以“五行”為中心,以空間結構的“五方”,時間結構的“五季”,人體結構的“五臟”為基本框架,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按其屬性進行歸納如下:

凡具有清靜、收殺特性的屬於“金”。

凡具有生髮、柔和特性的屬於“木”。

凡具有寒冷、滋潤、閉藏特性的屬於“水”。

凡具有陽熱、上炎特性的屬於“火”。

凡具有長養、發肓特性的屬於“土”。

在《漢書·藝文志》中說:“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中談到“陰陽”的兩種表現形式,似乎等同於天文曆法,而沒有任何哲學色彩。這主要還是由於陰陽家的哲學含義並非形成於一時一日;另外當具有了一定的哲學含義時,又往往被隱含在“天人關係”的論說之中。“陰陽”學說雖然包含有天文星曆等內容,但只是表面現象而已,其目的並不是在於“觀象”、“授時”、“制歷”,而是要通過這些表面現象來說明“陰陽變化”的規律以及“順乎陰陽”的重要性,即所謂“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

四時

由於“陰陽”這一觀念最初是建立在“陽光的有無、向日或背日”這些直接作用於人感官之上的自然變化,因此“四時”的變化就受到了格外的強調,所謂“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那么什麼是“四時之序”呢?就是:春生、夏榮、秋收、冬藏,陰陽家強調這些是“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天地間有生之物“生、長、化、收、藏”的自然變化和人為的農牧生產活動,而且也把它類比於“政治、人事”,這些就是陰陽家思想的基本內容。

特別要說明的是,陰陽家雖然力倡順應“四時”、“陰陽”變化之序,但其思想的要點在於“陰陽交替、輪轉循環”,而不在於對立!陰陽家“陰陽消長”的實質不是“此消彼長”,而是“陰陽”各自在一定時限內的“自身消長”。即:春夏是“陽生至盛極”的階段;秋冬是“陰生至盛極”的階段。而在這兩個階段中,“陰”或“陽”分別經歷了由“初生”至“盛極而衰”的過程,即所謂:“陽至而陰,陰至而陽”、“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在《呂氏春秋》中以“圜道”為題,通過列舉日夜一周、月躔二十八星宿、精行四時、物動則“萌—生—長—大—成—衰—殺—藏”、雲氣西行、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等等現象來說明“天地車輪,終而復始,極則復反”的循環規律,與陰陽家順應四時、陰陽的思想同屬一脈。

陰陽家思想中“四時之序”類比於正事就形成了《禮記·月令》中所規定的種種相關制度,這是陰陽家思想的典型表現。“四時之序紊亂,則必發疾疫”,在《禮記·月令》中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述,如: 孟春之月: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季夏之月:行春令,國多風咳; 仲冬之月:行春令,民多疥癘;等等。

這些看起來很像是有關自然界氣候異常與發病規律的描述與認識,但實際上所說的“行某令”都是指“王政人事”而言的。其實不論是陰陽家還是道家思想,雖然其中都蘊含有許多哲學性的思想要素,但其本質都是政治論的社會哲學。大概到了秦漢時期,這些思想要素才逐漸發展成為宇宙論哲學。

總的來說:“氣”分“陰陽”,“陰陽”又復分“太、少(即: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在分屬四時的理論體系中,所要強調的並不是“一分為二、陰陽對立”,這點請務必留意。

但如果捨棄四時、晝夜循環輪轉的時間因素,那么“陰陽相互對立”的屬性就會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了。例如: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日為陽,月為陰;晝為陽,夜為陰;天為陽,地為陰;乃至男女、水火、風雨、雌雄等等無不視為“對立的兩面”。

哲學內涵

具有哲學內涵的“陰陽”學說正是沿著這樣一種思維方式逐漸發展起來的。說兩句題外話:在先秦和兩漢時代是“陰陽家”學說的重要發展時期,在這期間有一個很有趣的變化:陰陽家學說原本以“循環”觀念為主,而當“陰陽對立”的屬性逐漸受到重視後,其循環的的思想反而不太受到重視。而五行學說因“相生、相剋”之說的盛行,反而被看成是循環觀念的典型表現,而五行原本的分“類”、定“性”卻往往被忽略了。

發展歷史

關於“陰陽”觀念的發展很簡略的說一下:早期的“陰陽”概念並不是萬物屬性的抽象,而是專指“陰陽”二氣。在《國語·周語上》中記載:周宣王時已有了“陽氣”的說法,到了西周末年,伯陽父以陽氣與陰氣的運動來解釋地震的成因。在《呂氏春秋·古樂》中說:“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琴,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在《國語·周語下》中說:“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把“樂”看做是可通天地間的陰陽之氣,這是古今對音樂理解不同的重要區別。有形的“陰陽之氣”發生偏盛也被認為是疾病發生的原因之一。在《左傳·昭公元年》就有:“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大致意思就是說:陰、陽之氣過盛(淫)則致病。但在以後的思想發展中,“陰陽”幾乎成了一對抽象的概念,不一定要尋其形質了。

學派代表

在先秦參與百家爭鳴的“陰陽家”主要以管仲學派和鄒衍為代表。下面簡單介紹一下:管仲學派的陰陽五行學說主要體現在《管子》書中的《幼官》、《四時》、《五行》、《輕重己》等篇中。管仲學派的陰陽五行學說僅僅表現出“五行相生”的特點,而不說“五行相勝”,主張以五行配合四時季節的變化。在《管子·四時》中說:“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大致意思是說:東方的季節為春,配木,其氣是風;南方的季節為夏,配火,其氣是陽;西方的季節是秋,配金,其氣是陰;北方的季節是冬,配水,其氣是寒;中央是土,其德性是輔四時運行。這樣就將“金、木、水、火、土”五行與春夏秋冬四個時節配合了起來。並且認為這樣才能“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

管仲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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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學派的“陰陽五行”學說中一項根本性的內容就是:“聖王務時而寄政”。在《管子·四時》中說:“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即他們認為陰陽的消長變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而四時運行是陰陽的根本規律,刑政和德政則要適應四時。所以管仲學派主張統治者要嚴格按照四時的運行變化而作為,施政一定要配合四時與五行。如果施政不合時令就會導致天地之間陰陽二氣的失調,災難就會來臨。在同一篇中對春、夏、秋、冬四時所要做的事情規定的很詳細,每一時節都規定了五個大方面的內容,體現了管仲學派積極為統治者所設計的治理國家草圖的具體實施措施。

鄒衍學派

鄒衍鄒衍
鄒衍是齊國人,具體生卒年不詳,只知道應該稍晚於孟子,是著名的稷下先生。在《鹽鐵論·論儒》中說他:“以儒術乾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由此可見,鄒衍是以陰陽學說而揚名的。

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最主要的就是他把《尚書·洪範》中的“五行”觀改造為了“五德終始”說,並以此闡釋宇宙演變和歷史興衰,以五行相生相剋來論證新政權取代舊政權或改朝換代的合理性。鄒衍認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朝代的更替都是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相勝轉移的結果。並且按照一定的次序,前德勝後德,而不是相反的。而這種次序是: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鄒衍把每一個朝代都賦予一種德,一切制度都與一種德相應。五德循環往復,相代而興,歷史也就如此推演下去。秦朝統一中國,就以這種“五德終始”為理論根據,據《史記·封禪書》中記載:“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秦自稱為水德,根據“五德終始”學說,水勝火,所以水德的秦取代火德的周也就是合理的事兒了。

無疑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說,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宣揚皇權神授,迎合了戰國各國君主爭相統一中國的欲望。而這種學說表現在歷史觀上就是宿命論和循環論了。

在漢初陰陽家還存在,到了武帝罷黜百家之後,陰陽家的部分內容融入了儒家思想體系、部分內容為原始道教所吸取,作為獨立學派的陰陽家就不存在了。

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陰陽共有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公孫發》二十二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杜文公》五篇,《黃帝泰素》二十篇……等等,可惜現在除少量殘文外均已散失。

中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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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家思想對中醫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中醫領域可以清楚地看到從秉承陰陽家“四時之序”旨意到注重陰陽“對立、平衡”觀念的演變。

在《黃帝內經》中有很多順應“四時之序”的重要內容,如:在《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說:“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

在《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中說:“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臟。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

受四時之序、陰陽輪轉觀念的影響,在針灸、診脈中都形成了“四時脈法”和以“四時”為理論依據的針刺方法。如果對於早期的“陰陽家”沒有一定的了解,就很難理解這些診斷、治療方法的立意了。例如後世的脈學理論將“浮脈”(即:取之有餘,按之不足)作為病在“表”的徵象,但在《黃帝內經》中這卻是作為春季的正常脈象;後世的針灸學根據疾病的症狀決定深刺或淺刺,而在秦漢時期卻主張依季節而定等等。這些都說明後世的中醫基本上揚棄了這類內容,僅僅在養生學方面繼承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思想。

陰陽家中“使人拘而多畏”、“牽于禁忌,泥於小數”之弊在中醫領域中也有所體現,例如: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相應的在針刺方法上自然就會有所規定:《素問·診要經終論》上講:“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脈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氣;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為咳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

以上只是春季的描述,關於夏、秋、冬三季的詳述就略過不說了。這些規律在針灸治療學中並無實際意義,因為他的本質還是屬於虛構的規律。不過實際上只要結合上一段不同月份“人氣所在”的論述就不難看出“牽于禁忌”的本質。

在今本《黃帝內經》中陰陽學說的運用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了一種強調“對立、平衡”的抽象概念。這種陰陽學說實質上已與上述的陰陽家學說大不相同了。在其中陰陽的概念既包含有以“陰陽二氣”的融合構成宇宙萬物本體的一面,也包含有注重陰陽不同的屬性特徵的“象”學的一面。前者在醫學理論中表現為對於生命形成、稟賦厚薄、情志形體特徵等的解說;後者則可具體地指導診斷與治療----陰陽的辨識是中醫“辯證施治”的核心。這類內容在今本《黃帝內經》中也表現得相當充分,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

在今本《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重點已經不再是循環的觀念,而是二者的對立屬性。其中的兩分之法也不再是特指“四時之序”(即:時間概念),而是將這種“以量定性”的方法移植到了與藥物理論有關的“氣”、“味”學說中。總之,陰陽既是高度的抽象與概括,又以“數之可十,推之可百”以致用,因而成為了中醫基礎理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另外,陰陽之說在古代醫學領域中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即:三分陰陽而成太陰少陰、厥陰和太陽、少陽、陽明。這六個名詞在中醫中是極為重要的概念術語:經脈學說的主體就是以此為名----手、足各有三陰、三陽之脈,合稱“十二正經”。在《素問·熱論》中在論述外感熱病時也是以此為名,現在一般外感病的進程被劃分為太陽、少陽、陽明(以上三個在“表”),太陰、少陰、厥陰(以上三個在“里”)六個階段。而東漢的《傷寒雜病論》也以此為綱,發揮而成,所以後人一般稱之為“六經辯證”體系。

“三分陰陽”比起正文中所說的“二分陰陽”多出了“陽明”與“厥陰”兩個名稱。這種分法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領域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大概早在漢代就已經有人開始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了,在《素問·陰陽離合論》開篇的設問就是:“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回答則是:“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似乎並沒有明確的回答,其後就是有關十二經脈的解說了。趙洪鈞在《內經時代》中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是:“岐伯的答話不講經脈分布處皆是搪塞,直講經脈則答非所問。張景岳之醫理可謂精深,豈知他也不能正面回答這一問題。《類經·會通類》‘陰陽五行’中抄下這段話,沒作任何說明。接著照抄大量經文,毫無心得。《類經附翼·醫易義》大講《易》理,仍說不清三陰三陽。看來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容易。”而且認為:“比較可靠的原始三陰三陽說,就是三男三女說。”他說的就是《易·說卦》中所說:“乾,天也,故稱呼父。坤,地也,故稱呼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正因為“三陰三陽”是醫家之言,所以歷來研究陰陽學說的哲學家史學家極少談到這一問題。就算是在中醫領域,也大多只談“三陰三陽”之用,卻避而不談其中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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