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府志

遵義府志

清道光年間,貴州局勢大體安定,由於巡撫賀長齡的督令,“西南巨儒”鄭珍與莫友芝合編《遵義府志》,記載了大量遵義府重大的人物和事件。梁啓超曾譽其為“天下第一府志”。《遵義府志》始於道光十八年,歷時3年,成書48卷、80餘萬字。張之洞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縣誌善本名錄中,《遵義府志》與《汾州府志》、《嘉興府志》並稱三部優秀府志。

編撰經歷

鄭珍莫友芝著手修志,始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時上距萬曆年間遵義知府孫敏政修纂《遵義軍民府志》(簡稱《孫志》已逾二百多年。《孫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間,鹹、同間毀於戰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詔令修志,遵義知縣陳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義軍民府志》(簡稱《陳志》),迫於時限,《陳志》三十二卷,倉促成書(只三個月),幾乎盡抄《孫志》,實為搪塞之作。其後一百五十多年毫無記載。修志之難,於此可見。當時的鄭、莫亦茫然無所措手足。鄭珍後來回憶說:“議之始,蓋茫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草志》而 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賀長齡《遵義府志序》)。據此可知,鄭、莫得到的現成資料極少,絕大多數資料是從“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中重新蒐集來的。為使資料準確可信,鄭、莫又徵引近四百種圖籍進行考訂,耗去的時間已經兩年多了,動手寫稿的時間僅幾個月而已。編務如此繁重,時間如此短促,鄭、莫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史貫二千餘年,共設四十八卷、計字八十萬言的《遵義府志》成書,一方之全史得以問世。

鄭珍鄭珍

成就與特色

內容詳博,考證精審

鄭、莫花兩年多時間蒐集了大量資料,由於蕪雜零亂、真偽莫辯,二君又花極大精力窮源究委,詳加考證,從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適錄用。

不襲故習,體例新穎

《遵義府志》和體例不專仿一家,獨能隨事發凡,篇目據實設定,以總括一府之歷史與現狀而定。

重視經濟,關懷民生

以往的一些方誌,重人文而輕經濟,對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農工、商業記之甚略,往往以“食貨”統而記之,語之不詳。有的甚至失記,而于田賦則唯恐有所漏落。這是為官府的征

遵義府志遵義府志
斂服務的。《遵義府志》卻不同,農桑、物產、木政(為皇室采木)、坑冶(礦業)各占一卷,農桑、物產篇幅尤多,對生產技術的介紹特詳,如土壤分類、品級,宜種何物;耕牛的識別、飼養以及農具的製作、使用;作物的栽培、收藏,無不細述;對山蠶與家蠶的放養、繅絲、織綢的全套操作規程,介紹得頗為精細。可以說,這是遵義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農桑、物產等卷,堪稱遵義的《農政全書》或《動植物志》,具有指導生產、發展經濟的實際意義。其中就提到了當時在董公寺一帶釀酒業已具有一定規模,小麯酒作坊處處可見,釀造技藝互通互融,僅董公寺至高坪約十公里的地帶,就有小作坊十餘家。釀造的酒最為出色,被後人命名為“董公寺窖酒”(即如今的 國密董酒)。

實事求是,不畏非議

以往一些史家,常沉湎於所謂“三代盛世”的讚美之中,認為那才是“理想之國”。鄭、莫根據遵義的歷史實際,確認古代遵義地域並無“盛世”痕跡,而是地道的“蠻貊之邦”,一切都處於落後狀態。

品評人物,重德重績

凡對百姓做過好事者,不論官職高低,一概錄載其人其事。鄭、莫記述其事,於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遭叵運清官的同情和對髒官的憎恨,客觀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殘酷。

文筆典雅,敘事生動

鄭、莫二人,既是詩人,又是散文高手,兼因學殖深厚,諳熟前朝掌故,所以寫起志文來,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文筆典雅,敘事生動,總能令人得到美的享受。

總體評價

由於時代的局限,《遵義府志》也難免錯訛之處。但瑕不掩玉,《遵義府志》仍然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史學著作,在全國八千二百餘種地方志乘中,堪屬上乘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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