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迪里拜爾在20多年的歌劇舞台生涯中，她創造了無數輝煌業績，她是中國歌唱界的符號，是中國的驕傲和自豪！
迪里拜爾是我國自己培養出來的，現今活躍在世界舞台上的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目前擁有芬蘭國籍（據各種證據來看，並非網上所傳的中國目前唯一認可的雙重國籍的中國公民） 。
1976年考入新疆歌舞團，跟隨郭凌弼教授學習聲樂 。
1978年畢業時舉辦獨唱音樂會。
1980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師從我國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沈湘教授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晉瑋教授。
1984年獲第一屆米.海林國際歌唱比賽第二名。
1987年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央歌劇院工作。
1988年應聘到芬蘭國家歌劇院擔任獨唱演員，在幾十個國家舉行了數百場獨唱音樂會，在幾十部歌劇中扮演主角。同許多世界著名指揮家及交響樂團合作。
1993年至1996年在德國波恩國家歌劇院任獨唱演員。
1997年、1998年均獲BrigitNisson大獎。歐美各國音樂評論家稱她的演唱是藝術與技巧最完美的結合。
獲獎記錄
迪里拜爾1987年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央歌劇院工作；
1988年應聘到芬蘭國家歌劇院擔任獨唱演員，由於備受觀眾愛戴，1990年展延成永久契約，並獲得芬蘭總統親自頒發公民證書。在幾十個國家舉行了數百場獨唱音樂會，在幾十部歌劇中扮演主角，並同許多世界著名指揮家及交響樂團合作；
1993年至1996年被世界著名歌劇導演卡羅·德·莫納柯聘為德國波恩國家歌劇院獨唱演員；2003年獲中國金唱片專輯獎和最佳演員獎 ；
主要作品
音樂作品
熱門歌曲| 01. | 綉荷包 | |
| 02. | 乘著歌聲的翅膀 | |
| 03. | 阿洛洛 | |
| 04. | 你是我的快樂 |
| 05. | 華麗變奏曲 | |
| 06. | 瑪麗亞涅 | |
| 07. | 瑪麗亞涅塔 | |
| 08. | 瑪依拉 |
| 09. | 披絲帶的少女 | |
| 10. | 羅可可 | |
| 11. | 別唱吧，美人 | |
| 12. | 小夜曲 |
| 專輯名稱 | 語言 | 詳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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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謠 | 2002-08-25 | ||||||||||||||||||||||||||||||||||||||||||||||||||||||||
| 唱片公司：ABC唱片 專輯曲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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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作品
| 多尼采蒂《拉美摩爾的露齊亞》中的露齊亞 |
| 《愛的甘醇》中的阿迪娜 |
| 《軍隊的女郎》中的瑪莉 |
| 《唐帕斯夸萊》中的諾麗娜 |
| 莫扎特《魔笛》中的夜後； |
| 貝利尼《夢遊女》中的莉薩；阿米娜 |
| 《女人心》中的黛絲比娜 |
| 《後宮誘逃》中的布隆德《唐璜》中的采林娜 |
| 普契尼《賈尼斯基奇》中的勞萊塔； |
| 貝利尼《夢遊女》中的莉薩；阿米娜 |
| 華格納《帕西法爾》中的花仙； |
| 斯特拉文斯基《夜鶯》中的夜鶯； |
| 德利布《拉克美》中的拉克美； |
| 羅西尼《塞維亞理髮師》中的羅西娜， |
| 施特勞斯《阿里阿德涅在納克索斯》中的采比內塔； |
| 奧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中的木偶奧林匹亞； |
| 馬斯涅《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索菲； |
| 韋伯《自由射手》中的安仙； |
| 歌劇《山村女教師》中飾楊彩虹 |
| 郝維亞《山村女教師》中的楊彩虹。（該劇是迪里拜爾主演的第一部中國歌劇，也是國家大劇院原創的第一部現實題材的中國歌劇，2009年12月22日晚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 |
| 歌劇《熱瓦普戀歌》中飾演阿娜兒古麗 |
| 金湘《熱瓦普戀歌》中的阿娜兒古麗。（該劇是我國著名作曲家金湘先生特意為迪里拜爾量身定做的一部新疆民族題材歌劇，2010年8月14日晚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 |
合作劇院
迪里拜爾採訪
迪里拜爾
迪里拜爾
迪里拜爾我覺得迪里拜爾有點冤。按照貫例，請她演出需提前一年拿到譜子。可這次從接到譜子到上台演出還不到一周時間，且只有兩次排練機會。而作品是莫凡1999年寫的交響合唱性的清唱劇《洛神賦》，有40多分鐘。排練和演出我都在場，迪里拜爾的作業是最認真而有效的，演出時“亂翻譜子”是幫男高音的忙。在整場演出中，還就是迪里拜爾演唱得最好，如果閉眼聽，很難想像這是她首次演唱的新作品，且排練僅兩次。難怪會上卞祖善對王蒙的批評不以為然：“你關注音樂吧，幹嘛老看她翻不翻譜？”儘管如此，迪里拜爾還是把批評都承受下來。她說：“只要有利於我更好地進步，多尖刻的批評我都接受。”
1999年已經是國際上大名星的迪里拜爾仍跟李晉瑋老師上課，“不論是接受新的歌劇演出或準備一場新的音樂會，我都把李老師請來為我上課，直到我首場演出之後李老師才離開。”圈裡人都知道李老師的耳朵尖，但並不一定知道她的嘴更利，讓李老師上課就是要經常聽到準確的批評。在國外，好聽的話，同行的，評論的，記者的，太多了。“也正是有沈老師——後來僅是李老師對我20多年的嚴格要求和尖銳批評，才使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藝術上，永遠往上走。”迪里拜爾說。我追蹤迪里拜爾的演出有十五、六年了。聽迪里拜爾唱，心踏踏實實地放肚裡，你的生命潮水，隨她的歌聲起伏跌宕，忽高聳入天，讓你領略上界迷奇，忽下行盪海，被深藍的水浸淫。聲音純得像一束雷射，纖細、透明、溫暖，無所不至。
迪里拜爾回過幾次北京，但都是忽忽一見，來不及細聊，直到2000年迪里拜爾春節要探家，被錢程截住，她才突擊演這場《千古名篇》音樂會。在臨近除夕，由錢程出面，我和她方能深聊一次，那已經是半夜了，整個古鋼琴咖啡屋就我們一張桌子還燃著紅燭。迪里拜爾喜歡燭光，臉紅紅的，兩個眼睛裡映著燭火，水汪汪的。 我說：“我追蹤看你十多場演出，有時正趕上你身體不適。但你絲毫不受影響，照樣發揮正常。到今天為止，我還沒看過你這種水平的研究生畢業音樂會。我很奇怪，你是不是有特異功能？換了別人，嗓子早潮了。”
迪里拜爾說：“我從前訓練自己的時候就要求自己適應各種場合演唱，這包括不同的場地和不同的身體狀況。因為你是個演員，你必須要把自己最好的藝術水準呈現給觀眾。你不能因為今天感冒嗓子不好或時差沒倒好犯困就要求觀眾原諒。其實你在求觀眾原諒的同時
迪里拜爾迪里拜爾沒誤過一場演出是真，但取消過安排好的演出，那是1993年10月，她的導師沈湘教授去世，悲痛的迪里拜爾得到噩耗的當天就向芬蘭歌劇院領導請假，要回北京奔喪。迪里拜爾流著眼淚說：“我是中國的沈湘培養出來的，沒有他，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更不會有我跟貴院的合作。我要回去，盡一個弟子的孝心。”院領導被迪里拜爾的真情感動，特準她的假，不能參加的演出不按違約處理。要知道，他們的演出都是提前一年訂好契約，如違約，要支付一大筆罰金，一般是出場費的數倍。
那天我在場，告別室瀰漫著威爾弟的《安魂曲》，迪里拜爾緩緩走向沈湘的遺體前，深深地三鞠躬，出了告別室，她再也忍不住淚水。她向《光明日報》記者說：“沈湘夫婦1979年去新疆講學，發現了我，費勁周折，把我帶到北京，先是進修，後轉本科生，接著又保送讀研究生，我一直跟他學。我跟他不但學到了最好的歌唱方法，他的人品，他的藝術修養也影響著我。他對我這個少數民族學生比對自己的孩子都要好。沈湘是偉大的，他是大師，他的水平是世界級的。”
真是一日師生百年恩。
迪里拜爾說：“一個歌劇演員不但要經常克服身體上的不適，拿出最好的表現。還要經常掩飾自己心裡的巨痛，把歡笑帶給觀眾。這是一般人很難體會出來的。”
迪里拜爾迪里拜爾喝了一口茶接著說：“三年前的年除夕，我要參加新年音樂會的演唱。要過年了嗎，我想給家裡打個電話，問個好。但老沒人接。到開演前半小時，終於通了，是我嫂子接的，她不說話，只是哭，我追問半天，她才說媽媽去世了。聽到這個訊息，我放聲大哭。我愛人聽不懂我跟家人說什麼，以為我在哈哈大笑。他著急地指指表，說快要演出了，你還跟這打電話笑。直到他看見我的眼淚，才知道事情不妙。等我告訴他這事他也蒙了。怎么辦？這時根本找不著人替，觀眾都進場了，不唱呢，更不行，因為我有40多分鐘的節目，幾乎占一半，再說觀眾又多衝著我買票。最後決定我還是去。臨開演5分鐘我才趕到劇院，上台前只塗了點口紅。劇院只有個別領導知道這事。我上台強打精神唱開了。”
我問：“唱的什麼曲目？”
迪里拜爾說：“施特勞斯的《春之聲》，還有聖誕歌曲《鈴兒響叮噹》等等，全是歡快幸福的歌曲。我一個音都沒唱錯，演唱完，興奮的觀眾把鮮花拋向舞台，一會，舞台就成了花的海洋，觀眾的掌聲不讓我走，我反覆謝了十多次幕。演出完劇院的演員
迪里拜爾我問：“怎么還笑？”
迪里拜爾說：“那時就覺精神有些錯亂。”既然有“喜極而泣”這個成語，相對也該有“痛極而笑”。
迪里拜爾說：“這次我剛好有個較長的假，回來看看，給我媽媽爸爸掃掃墓。我爸爸去世的更早。我非常感謝他們，是他們讓我從小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尊重我的愛好，支持我學歌唱。另外我這次回來還想看看國小的同學。雖然那些國小和中學都拆了，那我也想到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看看。我是在喀什上完高中才到烏魯木齊。有人說，老想去小時候的地方看看說明你老了。人是到了一定年齡，才愛敘舊。記得爸爸媽媽挨斗，我就哭。爸爸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坐過國民XXX的監獄，文革期間，又被關起來。他可是馬列的忠實信徒，維語的好多馬列著作是他翻譯的。當他知道新疆歌舞團不要我，不是因為我條件不夠，而是因為他的問題受影響，他很難過。為了讓我能夠進歌舞團，他讓我寫決心書，和家裡劃清界限。”
錢程拿出一張迪里拜爾新出的唱片，讓服務員在咖啡屋裡放。在她的歌聲氛圍中跟她聊天，真是少有的，美好而親切。
迪里拜爾
迪里拜爾迪里拜爾說：“那次演《塞維亞理髮師》原定我是A組羅西娜，有個芬蘭金髮女郎演這個角色的B組。排練她老往總監那靠，三混兩混，有一天在全體演員大會上，總監宣布羅西娜是金髮女郎演A姐，我成了B組。我當即就質問：為什麼？是因為我的演唱不如她嗎？總監說想要一個金髮羅西娜。我說，都是內行，誰都清楚，要什麼頭髮，戴個頭套就能解決問題。總監支支唔唔，說總之需要這樣的人演A組。總監是個大花賊，我知道定是叫花彈擊中了。我說，那我就不演這部戲了。總監又說不行，我非得演。這個總監在歐美名氣很大，連院長都怕他幾分。院長也勸我，忍著吧，你就改唱B組吧！在一次排練中，當我唱完，總監說：真難為我。迪里拜爾唱得那么好，A組非她莫屬，可那個金髮女郎又跟我上過床。”
我說：“結果又讓你唱A組了啦？”
迪里拜爾說：“你往下聽。他還是決定讓她唱A組。這一次排練，我和他頂得更厲害，其它演員都挺擔心，因為這個總監從來都是說一不二的，沒人敢跟他叫板。最後正式演，讓我看A組的第一場。我提前到了劇場，正往座位上走，被劇院領導叫住，讓我趕緊上妝。我說今天不是A組嗎？我明天演。領導說觀眾是衝著你買票的，最後決定還是你唱A組。演出結束，總監又當著全體演員的面說：“讓我到他的歌劇院唱去。他私下裡對別人說：“這個小東西特厲害，別看她人小，容量特別大。”
我說：“你是一個中國人，在洋人堆里搶他們的飯吃，他們不跟你急嗎？”
迪里拜爾說：“在心裡早盼著我死呢！雖然表面上他們又送我鮮花又誇我。但不管同行多恨我，盼著我生病不能演出，他們私底下總要向我打聽，我是跟誰學的？在哪留的學？我說我是在中國學的，我的老師是沈湘李晉瑋，他們特別羨慕我有這么好的老師。有一次薩瑟蘭的丈夫見我，他是非常好的聲樂教育家，薩瑟蘭就是他教出來的。他說我的老師太棒了。他跟劇院的頭說：迪里拜爾當代最好的花腔女高音，別用她太很。歌劇院有的是，迪里拜爾只有一個。”
我說：“你最早的戀愛被壓制下去了，後來你到了北京，我想說你的婚戀又挺曲折，你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迪里拜爾說：“有的人結婚是一種手段，為達到一種目的，當你能實現我的目的時，我跟你結婚，而且一旦達到或不可能後，馬上就要尋找下一個結婚的人。這在國外，唱歌劇的，有一些人是這樣。我結婚是為愛，為有一個溫暖的家。我的第一次婚姻之所以歷盡曲折，還不是因為我把愛看得太重了？後來我們出去了，我們走著走著又走叉了，我們沒吵沒鬧，好說好散。我覺得我們緣份盡了，我勸他重新找一個愛他關心他的人，而我的生活也要重新開始，我也需要一個丈夫，我又不能一個人過。後來，我一個人到瑞典
迪里拜爾我說：“我一個朋友一次去芬蘭，在飛機上看電視介紹芬蘭國寶，其中就有你。你怎么成了芬蘭的國寶？”
迪里拜爾說：“芬蘭特別重視歌劇，我在他們那演歌劇，他們認為這是芬蘭的驕傲。我此時拿的是芬蘭護照，是總統特批的，我這是為了世界巡迴演出方便。我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2000年，我住在瑞典。有一次節日，瑞典一個名人辦了一個招待會，有各國的使節出席。芬蘭大使拉著我走向眾人面前說：“迪里拜爾是我們芬蘭的國寶，那個人馬上接著說她也是我們瑞典的國寶。聽到這，我當時心裡很不是滋味。其實我是中國的，我是中國幾代聲樂教育家創造的一個成品。所以，只要有機會，國內邀請，我都回來演出。像這次，唱《洛神賦》，儘管排練時間不夠，我也要盡力唱好。下面，我要和錢程策劃下台我的個人演唱會，除了歌劇詠嘆調，我還要唱中國藝術歌曲、各種風味的民歌。”
我對錢程說：“不光在北京，還要去上海、廣州、深圳、西安、新疆。”
錢程說：“正在籌劃。順利的話，今年就成行。”
我問：“迪里拜爾，我知道你跟王蒙關係很好，在新疆你們就認識嗎？”
迪里拜爾說：“在新疆時我們不認識。那是在北京，開全國青聯會，休會時，王蒙沖我走來說維吾爾語，說得可棒了。說以後讓我找他。當時他是文化部長，我對他敬而遠之。等他不當部長了，我們的關係就特別好。他特別能講笑話，用維語講，儘是土話，每次聽得我都肚子疼——笑的。有一次我不知有什麼煩惱跟他說，他告訴我對這種人不能認真。他給我講個故事，說兩個人看《水滸》，一個說裡面有個李逵，另一個非說叫李達，兩人爭執不下，找了一個先生評斷。那個說是李達。先生說，你是對的，你走吧。說李逵的人急了，你怎么這么傻？明明是李逵，你為什麼說他對？先生說：你知道是李逵，你還有救，那個非念李達的人沒救了，就讓他錯一輩子吧！我特別愛看王蒙的小說，看完了一遍，又從頭再看，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生活的智慧。那次他到德國，正好我有演出，歌劇《軍隊的女兒》，我請他看了，他說：‘沒想到你還能演喜劇，活潑得跟四歲孩子似的，我的巴掌都拍腫了。下次你演悲劇，我一定要帶手絹。“”
東方之子
迪里拜爾
迪里拜爾專訪時間：2002年8月27日
幾天前，迪里拜爾利用回國的機會，再一次來到母校——中央音樂學院。1984年，她就是從這裡直接走向世界歌壇的，當年在芬蘭國際聲樂大賽上一舉成名，迪里拜爾有了“中國夜鶯”的榮譽，在世界歌壇闖蕩的十幾年時間裡，迪里拜爾的歌聲遍及世界頂級歌劇院，如今在很多芬蘭歌迷眼裡，她的知名度甚至比總統還高。
迪里拜爾：我曾經快畢業，不是快畢業了，大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這個上面是個陽台，我在這邊也有個琴房。
記者：1984年的時候，您參加芬蘭的國際聲樂比賽，他們把您稱作國寶。
迪里拜爾：我覺得像歌劇，應該是西洋藝術了，這感覺就像一個洋人到中國來唱京劇，然後被中國人當做一個國寶和當家花旦來看待。
記者：我覺得這個，這么反過來一想，好像幾乎是不可能的。
迪里拜爾：是，所以從小的來說，從來沒有給自己丟過臉，從大的來說，也沒有給我們自己的國家丟過臉。這個代價是很大很大的，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就是說你的價值觀在哪裡，你到底為了某一時的輝煌，還是藝術青春常在，這就要看你怎么去看它的價值。
記者：您在這個過程中面臨過這樣的取捨嗎？
迪里拜爾：肯定啊，隨時都有啊，比方說這個挺複雜的，真的很複雜，但是我還是這句話，之所以我到此時還能被人承認，還能到處走，這唯一一點就是因為你強。
記者：是什麼強，是藝術上的造詣強，還是意志強。
迪里拜爾：意志強，對。
記者：還有呢？
迪里拜爾：個性，還有你的為人正直。所以這樣的話，給比較有文化的人唱，和給真的最基層的農民去唱，一樣鴉雀無聲，照樣能打動人心。所以說什麼叫美聲唱法，它是美好的歌唱嘛，那肯定應該是漂亮的聲音了，但是咱們用這漂亮的聲音，別忘了最後是去唱藝術。
迪里拜爾記者：作為音樂家，通常比方說，在一個很夠世界水準的劇院演出，可以基本上像一種資格認證一樣，或者說能夠擔任一個重要劇目當中的著名角色也很重要，但這時候，有可能這個角色並不適合你，那時候你會怎么選擇呢？
迪里拜爾：沒有，我從來不選，不適合我的曲目，你比如說明明我不是茶花女，人家也不會說能不能給我們唱個茶花女，人家不會找你，你知道嗎。偶然覺得可唱可不唱，這個時候你可以自己做選擇。那很多人沒有這個條件去選擇，因為我要說個不字，可能下回再也不請我了，我這又沒活幹了，很多人也做自己不適合自己聲部的角色都去唱，但我沒有這個困難，這是藝術上。從這個做人的感覺上，比方說他有可能一到那個環境，馬上自己陷入一種自卑，或者說也有可能就是完全覺得對方就是好的，完全的全盤接受，不是這樣，我們還是有點盲目崇拜，有這樣的情況我覺得大可不必。我們這就認識三大男高音，這都說錯誤的概念，在外面叫意思是說三個男高音，不叫
迪里拜爾記者：您在國外摸爬滾打十幾年，你覺得作為一個中國的藝術家，在西方的環境裡面求發展，或者說求生存的話，在心態上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迪里拜爾：非常重要一點，我們出去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方方面面得充實了，因為我們比較起來，我們有非常好的嗓子，唱得比較好，但是特別白，你的文化又不夠，知識面不廣，完了以後語言非常的重要，出去最吃虧的就是語言，真的，所以我覺得最好學好了，別盲目的就跑出去了。
2002年四月份，迪里拜爾在北京舉辦的獨唱音樂會，現場觀眾一次次被身高1米5的迪里拜爾感動。
記者：通常我們看到的美聲唱法的歌唱家，都是身材偏高大，像個音箱一樣比較有優勢，而你身材這么嬌小，這對你來講是一個需要克服的困難嗎？
迪里拜爾：沒有啊，我的音箱用得很好啊。因為你再高大，你把所有的該用的音箱，都沒用上，你照樣沒用啊。所以我這么小，但是我把我該用的部位全用上了，這就說明我
迪里拜爾迪里拜爾的導師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李晉瑋，每次回國，師生倆都要聚到一起。
記者：對您影響最大的老師是哪一位呢？
迪里拜爾：我一共就有過3個老師，一個是郭凌弼老師，他也是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我在他那學了三年以後，他把我就交給沈湘老師跟李晉瑋老師，沈先生跟李晉瑋他們是一家人，他們倆一直教我，到沈先生去世。
記者：為什麼到目前為止老師還在幫你做修正？
迪里拜爾：對，因為什麼呢，再好的唱家，因為我們唱這個東西是看不見，摸不著，人自己比較主觀，你覺得你好像怎么怎么著，實際上它出來的效果不一定就是您想像的那樣，所以你還是需要一個第三隻耳朵。
記者：您曾經說您的老師對您產生極大的影響，我想這個影響肯定是除了藝術範疇之外，還有其他的。
迪里拜爾：對啊，做人，做人。我記得有一個特別小的例子，有一天我到系裡去，我進來之後我就看見沈湘老師在往黑板上寫什麼東西，我也沒介意，這時電話鈴響了，接了個電話，找誰誰，不在，我把電話掛了。沈湘說這不像我的學生，他說，你看我在乾什麼呢，我才看見他在黑板上給人留言，他也接了個電話找什麼人，他說如果要是有別人來找你，真的有個急事兒什麼的，不就誤了嗎，你說是不是，所以做人要從一點一滴做起。
記者：這樣最後，這些東西都是您藝術上發展成長的一個非常不可缺少的因素，做一個正派的人。
無論在音樂會上，還是自己的專輯裡，迪里拜爾總要把中國民歌作為保留曲目演唱和收錄。
記者：所以說當別人知道，您完全是在中國學出來的感覺吃驚的時候，您肯定覺得很可笑。
迪里拜爾：是啊，因為我從來腰板子都很直，走到哪兒還是這么說，我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中國人打造的一個產品，是中國培養出來的一個歌唱家。所以我在外面走到哪兒，人家都問，哪兒學的，我總是說在中國，在北京，那後來呢，我說沒後來，我說後來還是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