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入中國
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誕生已有大半個世紀，它在中國的傳播則不到20年。時間雖短，中國人對它的理解、態度、運用卻有很大的變化，這反映了20年來中國社會狀況的巨大變遷，也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把握西方思潮並用之解決中國問題的能力和水平。
當前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動向表明，我們正處在一個重要時刻，我們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正確程度和深刻程度，對於中國歷史走向的洞察和對於人類命運歸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驗。中國最新一輪現代化的努力已歷時20年，既有舉世矚目的成就，又面臨不容忽視的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最有價值的內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發展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論，對於我們反省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負面現象，抵制物慾的膨脹和拜金主義盛行，具有可貴的啟發和借鑑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氣質，它對現代化的拒斥態度，有可能在中國引起“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般的反響，造就出幾個西方“新左派”的育目追隨者和蹩腳模仿者，有礙於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
馬克思中國理論界正式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當始於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風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認真追溯，這個起始時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時為了“防修反修”，內部發行了薩特、梅羅—龐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對盧卡奇關於異化的論述，也通過蘇聯的批判為人所知。從後來事態的發展中可以看出，當時有資格接觸這些“反面材料”的高級理論家中，有少數好學深思之士願意抱著同情態度理解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新闡釋，並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強烈的探索願望。當然，這柵柵來遲的開放態度仍嫌為時尚早，思想的新芽一露頭就夭折了。
60年代末，舉國上下大學“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在曾經狂熱和盲從的一代人中產生了一股自發的、強大的，然而是逆向的學習馬克思理論的潛流。上述內部書刊廣泛地散落民間，被飛快地傳閱並熱烈地討論。“文革”的非人環境，“文革”理論的空前武斷使人更加相信馬克思的論述：“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民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馬克思主義獨特魅力，首先就在於它從人出發理解和闡釋馬克思。
80年代初，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式成為學術界的研究對象，學者、教師和學生都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有人力圖做借鑑和接納的工作，以擴大研究馬克思主義、考察中國和世界現狀的視野。但占主導地位的作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鬥爭中發展”。因此，人們在零零碎碎地獲得有關知識時，耳朵里也充斥著“針鋒相對地回答挑戰”、“無情揭露”、“堅決打擊”一類的戰鬥口號。
時代畢竟在前進，人們的心態也越來越開放。到了90年代，帶著敵情觀念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人越來越少了，以前那種純粹批判的態度，也轉變成在了解、交流和撞擊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如果說，專業研究者不論態度是嚴峻還是寬容，始終在理論領域做文章的話，那么如年代初出現的另一種動向則更有意義，更值得注意。如年代中國社會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市場經濟的建立，突然間洶湧澎湃的商品潮，對人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大眾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價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憂慮與反彈，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應運而生。有些人突然間發現，自己的處境與心態似乎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模一樣，在現代化的潮流中，他們放眼國內外，都感到一種“資本主義” 式的壓迫正在進逼。於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張力與武器。當然，動力的源泉和武器庫並非僅此一個，後現代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在某些原則和理論上有根本差異，但這兩種思潮在立場、觀點、方法上的交疊重合處也很多，在中國，人們幾乎是同時操這兩種型號的武器，而並未感到有重大的區分和不便。另外，不少人並未淡忘“文革”中“批判資本主義道路”那難忘的一課，而細究起來，“文革”的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三者之間也確實有共通的思想淵源(比如阿爾都塞對“文革”時代的“毛澤東思想”的支持以及後現代主義對阿爾都塞思想的繼承)。於是，在中國的知識界，對現代化導向最堅定和最徹底的批判者往往是這樣的三位一體：他們心儀西方馬克思主義，擁抱後現代主義，並為文化大革命、大躍進等“新生事物”作辯護甚至唱讚歌。
從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尋找在本土進行批判的靈感，是給它派上了最好的用場。我們知道，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世界工人革命運動低潮的產物，由於科學技術革命和西方社會自覺的或被迫的自我調適、自我變革，西方各國大體上處於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身處這種社會的理想主義者和社會變革家，再去發展一種經濟危機及其爆發的理論，再去制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策略，既無緊迫性，也無實際意義。但是，現代化社會並不意味著完美無缺、毫無問題，從馬克思的原始出發點——即人的解放，消除異化，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看，現代發達社會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質享受，另一方面卻在人性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迷失了、甚至喪失了自我。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論是從主觀上想堅付初衷不變，還是客觀上形勢使然，走上了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並以他們的深刻和執著，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觀點。作為一種(在否定的辯證法這種意義上的)批判理論，作為一種社會病理診斷，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
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向、路線、政策的改變引發了社會結構、人際關係、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變化，特別是90年代初洶湧而來的商品潮，大大地激發了中國知識界的批判意識。終於有人領悟到了，時代的前進使人面臨著一種問題轉換：知識分子的使命不僅止於抨擊守舊意識，為改革鼓與呼，而且要從價值層面對現代化的方向、後果或伴隨現象加以監督，作社會公正的發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護者。
有人對問題轉換反應遲鈍，或者囿於簡單、機械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維模式，認為只要市場經濟繼續搞下去，一切道德、文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更有人擔心，對社會上種種弊端奮力抨擊，會不會導致否定改革，走回頭路。確實，否定改革和現代化的吵嚷聲從來沒有停止，而且．越來越與批判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捍衛精神純潔性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問題變得錯綜複雜，有些人似乎忘記了，現代化社會從前現代中脫胎而出，發展至今，始終逃脫不了批判；還有人自感無法在替新體制除弊與替舊意識形態招魂之間劃清界線和掌握分寸，因而放棄責任。問題的微妙和麻煩在於，從典型的西歐現代化歷程看，厭惡物慾橫流、痛斥斯文掃地、批判機器統治時代的人物，如巴爾扎克、勞倫斯者流，多半是能看清歷史潮流的守舊派，如果中國的現代化努力還有停滯甚至逆轉的可能，人們如何忍心用批判的解剖刀指向那並非筋骨強健、甚至還是傷痕累累的現代性軀體呢?但是，如果我們把考察現代化進程的視野從歐美擴大到當代的亞洲和南美洲的某些地區，就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現代化’’和“是否現代化”同樣是值得關注的大問題。如果現代化進程的結果是門閥政治、族權經濟，是黑社會勢力沉渣泛起，是精神文化價值的喪失，那么現代化將引起社會動盪和民眾的詛咒，原教旨主義的崛起將使忍無可忍的人們寧願受過去的苦而不願遭現在的罪。
不管你是否贊成，不管你左顧右盼、進退兩難的心情是否有根據，批判的旗幟一定會打起來，問題只是由什麼人舉這面旗，批判的出發點和歸宿是什麼，以什麼理論為武器。
中國文化傳統中，批判的精神相當稀薄，要在工業化進程中從事批判，更是資源難尋。西方馬克思主義不但是一個現存的武器庫，而且以其深刻銳利，以其唯美主義的風姿令人傾倒。
使有些中國文化人首先感到驚喜的是，諸如勒斐伏爾、馬爾庫塞、弗洛姆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工業社會的揭發與批判，竟與自己對當前現實的感觸相差無幾。比如，他們指出，在商品豐富，物質生活提高的同時，產生了新的匱乏，即精神的空虛和痛苦：人們成了商品的俘虜，他們被動地接受傳媒鋪天蓋地的廣告，這些廣告製造虛假的、強迫性的需求，人們的情趣在不知不覺中完全被大廠商調度和控制，毫無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檔、名牌商品；在虛假的滿足中，人喪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喪失了痛苦的感覺，這並不是說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說明人已被異化得失去了自我。
大眾文化、商品文化時代的到來，使得文化享受(實質上是文化消費)擺脫了貴族化限制，而成為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等人提出的“文化工業”概念，深刻而尖銳地揭露廠這種庸俗文化的本質：這種大批量製造的文化商品使藝術作品的創造性、批判性和想像力萎縮乃至消失，它們不是按照藝術品的內在邏輯創造出來，而是按投資者和製造商對投入一效益的估計批量生產，它們的價格越便宜，內容就越貧乏，品質就越低劣。但大眾的口味就這樣被調配，以至於人們在表述內心生活和傾訴感情時，都按照文化工業提供的單一模式進行。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還提出，由於異化性的高消費、高生產，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早已不復存在，雙方處於極度尖銳的對立和衝突中；貪得無厭地追求物質享受驅使人不加節制地開發自然，這實際上成了盤剝和破壞自然。他們警告說，自然界對人類的侵略並不是無動於衷的，它會進行報復，在人與自然的戰鬥中，最終吃虧的還是人。他們主張重建新的經濟模式，限制消費，降低生產，扭轉浪費資源、破壞生態平衡的趨勢。
種種說法，不一而足。這種批判在西方社會有振聾發聵之效。
得與失
在中國更是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積一個多世紀以來援引西學的經驗，我們已經知道，未經消化的生搬硬套，不加甄別取捨地平面橫移，總會造成一些“假洋鬼子”式的問題。依我之見，目前中國文化界中一些“西馬”式的批判和主張，就有鸚鼯學舌、拾人牙慧之嫌，以下僅略舉幾例。
馬克思在科技落後，理性精神難於彰顯，啟蒙屢屢受挫的中國，有人大肆否定科學、鄙棄理性、嘲笑啟蒙，將其與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联系在一起。
當中國還有上億的文盲，數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時，有人認為過上現代生活(實際不過是稍微像樣的小康日子)的人實質上是處於精神上無家可歸的漂泊狀態。他們認為現代生活的一切都是異化、孤獨、分裂t變態，鼓吹回到人與自然難於區分，朦朧、混沌、自由的家園，也不知這樣的家園是存在於奴隸時代，還是遠古的洪荒時代。
當中國還努力掙脫閉關鎖國的藩籬，大力爭取利用外來的技術、資金、管理方法，走向世界時，有人把改革開放的中國形容成為跨國資本提供機會的場所，正面臨變成新殖民地的危險。
這裡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剖析“西馬”理論的問題，只能對其闕失面隨意點觸一番。
第一，批判精神固然可貴，但“西馬”的批判往往有鑽牛角尖，甚至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據其批判來評價西方社會和西方文化，有時免不了偏頗不確，在中國照葫蘆畫瓢，更容易顯得不倫不類。比如，阿多諾認為樂曲的結構中包含著社會衝突，他一會兒認為勛伯格的十二音系表達了矛盾衝突，是辯證的因而是進步的，一會兒又認為十二音系使後人僵化而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從而必須加以警惕。
第二，一些“西馬”人士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現代社會，而是向後看，表露了濃郁的懷舊復古、浪漫悲觀的情調；他們緬懷虛構的中世紀的田園牧歌式的精神寧靜，想退回到前現代時期；他們—味推崇精神，否棄物質，鄙棄大眾又儼然以大眾的代言人自居，表現了十足的貴族、精英傾向。
第三，他們把科學技術、物質進步附隨的弊病與科學技術、物質進步本身混為一談，把科學技術、現代性等同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只不過表明了他們自己過分地意識形態化。
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地域特徵相當明顯，與德法思想傳統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身上透露出歐洲中心論和歐洲優越感，亞洲、非洲難於進入他們的視野，甚至美國也不在話下。他們把現代性當成西歐這棵枯樹上熟得開始腐爛的果子，他們的論調是否全部適用於現代化剛剛起步並且步履維艱的中國，值得認真思量。
即使他們觀察新問題得出的言之有理的看法，也不能與我們在新舊交替中面臨的問題混為一談。比如，工業社會和大眾文化的異化機制可能使人喪失自由選揮和自我決斷的本能，但在中國，市場經濟和商品化打破了單位所有制的束縛和鐵飯碗的禁錮，使人的主動性、選擇性，支配自己命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商品化到底促使人獲得自由還是喪失自由，就至少包含了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不能籠而統之作答。
“西馬”極度推崇價值理性，極其貶斥工具理性，在其偏頗的眼光中，西方社會的一切遊戲規則，不論是法律體系還是經營方式，都純屬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如果我們也抱著這種心理，那就無法充分借鑑利用人類創造的一切有價值的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財富了。另外，“西馬”從政治鬥爭策略到文化批判，其中包含無奈的成份，但這種批判愈是得心應手，愈是火爆，愈容易使人認為它是惟一有價值的東西，這就容易將人帶到文化決定論的歧路。“文化解決根本問題”、“重價值理性，輕工具理性”，這兩條和中國正大行其道的新儒家路向不謀而合。那邊只談異化，這邊醉心於終極關懷，現實的、嚴峻的歷史可能少有人顧及，制度革新和制度建設有無人問津之虞。
大陸一位“西馬”專家在他的台灣版著作中作序告誡台灣人說：當你們想伸張台灣不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大可以從“西馬”出發，這會使你們對自己的社會環境有深刻的透視。但是，當你們伸張台灣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就不能以“西馬”為出發點了。誠哉斯言，深得“西馬”其中三味：此書名曰《從“新馬”到韋伯》，表明了作者探索和思想發展的路徑。
主要人物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布洛赫
法蘭克福學派(綜合性研究群體)：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馬爾庫塞、哈貝馬斯、施密特
弗羅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賴希、馬爾庫塞、弗羅姆
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萊蒂、德拉-沃爾佩
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列斐伏爾、梅洛-龐蒂、薩特
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
分析馬克思主義：柯亨 羅默 J·埃爾斯特
生態馬克思主義：高茲 本·阿格爾 萊易斯 佩珀
後馬克思主義：埃爾斯托·拉克勞、詹托爾·穆佛、雅克·德希達
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詹明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