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伯驥

莫伯驥

莫伯驥,畢業於廣州公立醫校,曾一度主編《羊城報》民初,莫榮新督粵時,曾任督府參議,繼而擔任勤大學文史系講師。曾在廣州創辦“仁壽西藥房”,規模頗大。

藏書大家 羊城之冠

莫幼年入縣學,後畢業於廣州公立醫校,曾一度主編《羊城報》民初,莫榮新督粵時,曾任督府參議,繼而擔任勤大學文史系講師。曾在廣州創辦“仁壽西藥房”,規模頗大。因善於用人,藥房歷數十年不衰,為當時同行中之佼佼者。
1925年開始大力搜藏圖書,先建“福功書堂”為貯書之所,取於阮元所記“藏書、撰書、刻書”是“則於己有福,於人有功”之說而來。後來所藏達50萬卷後,遂更名為“五十萬卷樓”。所藏善本,大多為宋槧、元刻、舊抄舊校、影宋精抄、古活字本、名家寫本等。有2部唐人文集、38部宋本、80部元本。多來自於盛昱、徐坊、丁日昌、方功惠、孔廣陶、葉德輝等藏書家的舊藏,其中李翱《李文公集》、孫樵《孫可之集》這兩部唐人文集,成為他的鎮樓之寶。
他一生酷愛藏書,建一座藏書樓,藏書最多時達五十多萬卷,自稱“五十萬卷藏書樓主”。其藏書之富,版本之精,為當時羊城諸書樓之冠。他搜購古籍不惜重金,藥房盈利多被作購書之用。一次,孔氏岳雪樓所抄文瀾閣四庫全書逾千冊散出,莫以萬金於天津贖回。大江南北書商偶有所發現,必將信自函告,因而能在二十年問搜購五十萬卷珍貴典籍。1937年,他的《五十萬卷書樓書目初編》二十卷書成,目載書五百種,為卷二萬餘,均為宋刻、 元刻、明刻、清刻等珍藏本。他更注重收集粵人遺著,許多藏書是研究廣東歷史的珍貴文 獻。
1937年,日機轟炸廣州,他舉家避居香港。經過整理的1400多箱書均遭浩劫,隨身帶走的書不過4箱,其著述原稿50種未付印亦盡遭劫難。失去之書有部分在廣州附近平洲作廢紙出售,其子輾轉託人收回數十箱。1940年,莫續成《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包括經三卷、史三卷、子二卷、集七卷。書凡四百種,較初編少約百種。已非昔比,但仍成大觀。
莫藏書是以漢學家及近世學古者的觀點來定其性質,這一見解博得當時名學者的稱譽。葉恭綽、容肇祖謂其《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有五述三長。五述者,述人物的小傳;述著書緣起、書林掌故;述文字及歷史史跡考證;述諳子百家的專門學問;述書文佚篇、佚句,新奇雋永之文及傳奇志怪等。三長者,一長為博征,事必考證,語必求因;二長為校對,校傳本之誤一字之得,冰釋理順;三長為明通,說古而不泥於古理有獨及必求通今。其《跋文》對我國圖書館工作有一定指導意義。
莫晚年失明並患癱瘓症,於1958年卒於澳門,享年81歲。
莫伯驥的五十萬卷樓執嶺南藏書牛耳,為他的生涯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後人再論起他,首先是藏書家,其次也會說,他同時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在我們看來,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儒商。  他以經商成功所得的錢財作為資本,來完成自己藏書的大志。如果沒有儒家文化的薰陶,他不一定會將自己的財富盡數花在藏書上,同時在研究的領域也高人一等。
如今的商人就算有錢,有如此雅興的也寥寥無幾。黃宗羲就說過,有錢人喜歡買古玩奇器,頂多收些字畫,因為這些都可以擺出來向人炫耀。現在書的裝楨漂亮了,在大班椅後面擺上一排排精裝巨冊,倒也是裝飾的一種,難怪金玉其外的精品書大行其道。只是從前的資本家能寫出《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如今會上網寫部落格的就被叫作儒商了,儒得也未免太容易了些。
莫伯驥,字天一,東莞麻涌人,生於1878年。他的家庭可謂文化之家,其父莫啟智為清朝的補諸生(免試入國學學習:“國學”相當於今天的中央黨校,一般只有皇親國戚王公重臣子弟才有資格入學,而在民間,也只有極端俊異者才得以進入),生平潛心於理學,曾作《誡子庸言》兩卷。
莫啟智好藏書,宋元明名臣大儒的遺書堆滿屋子。莫家藏書之風,可見一斑。若干年後,莫伯驥成為藏書大家,與此家風不無關聯。莫伯驥自幼好學,飽覽群書,弱冠之年以清代末科廣東府諸生之案首(即第一名)入縣學。莫伯驥有兩位兄長,長兄莫伯塤,為清末貢生,次兄莫伯璇,為清末太學生。有此子弟,家門之幸。
莫伯驥文采出眾,名噪南粵,頗有狀元之資。但對國勢時局,卻常常扼腕嘆息,所以他不再以仕進為理想,轉而以學醫為念,他畢業於廣東公醫學校,後入光華醫學堂學習西醫。學成之後,莫伯驥耗資在廣州西關十七甫開設仁壽藥房並由於從兄的關係,莫伯驥被委任為軍醫,包辦了軍隊所需的藥品,一時間仁壽藥房生意興旺,莫伯驥也因此迅速致富。

傾囊購買 新舊兼收

經濟上的寬裕,為莫伯驥大批量藏書打下了堅實基礎。莫伯驥好書由來已久,身邊的錢財,一般都耗在書肆內。莫伯驥廣交書商沽客,傾囊購買各種珍貴書籍。那時候,中國各地的藏書樓多遭劫難,舊時的古籍往往散落於街市攤頭,莫伯驥從中也得到了不少珍品。莫伯驥好書成痴,哪怕縮衣節食也在所不辭。朋友葉恭綽去到莫伯驥廣州城西寓所,發現藏書樓的一層滿是雜物。葉對藏書的安全甚為擔憂,以為萬一發生火災,藏書將會毀於一旦。從藏書樓簡陋這一個側面,可以看出莫伯驥因為購書而不顧生活之“拮据”。
莫伯驥的藏書善本多多,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舊抄、舊校、精校、孤本、稀見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寫本、名家藏本等。然而他並不只是收藏古本,反之,他常對那些只喜歡古本而不喜歡新刻本的藏書者嗤之以鼻。所以他的藏書是“新舊並蓄”,看重的是典藏的使用價值,而並不是以收藏珍本向他人炫耀。積累了若干年後,莫伯驥的藏書多達五十多萬卷,於是,莫伯驥把他的藏書樓命名為“五十萬卷樓”。莫伯驥親為藏書編目,1934年,《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編成,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史學家陳垣為之驚嘆:“粵人不讀書則已,讀則出人頭地”。然而不久之後,“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拉開了全面侵華戰爭,廣州很快淪陷。沒有毀於火災的“五十萬卷樓”,終於沒能逃脫時代的厄運,在兵荒馬亂中其內藏書幾乎全部散佚。
莫伯驥本人的生活也隨著藏書的命運而急轉直下。他開始流離失所,又因患上腦疾,飽受摧殘,幸得香港友人的幫助,將他安排住在友人家中。1941年春,莫伯驥的長子莫培樾把他接到澳門居住。後通過各種途徑,“五十萬卷樓”中的藏書逐漸購回數十箱。莫伯驥開始對《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加以詳細審定,加上新得來的書籍,最終編成《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一書,1948年由廣州西湖路文光館印刷出版。莫伯驥晚年雙目失明,且患有癱瘓症,1958年,莫伯驥病逝於澳門。

軍醫斂財·仁壽藥房·贈藥戒菸

莫伯驥年輕時習醫,畢業於廣東公醫學校,之後在光華醫學堂學習西醫。辛亥革命後,羊城日報改組時,從兄莫伯伊為該報發行人,莫伯驥得以進入羊城日報當編輯。後來莫伯驥利用莫伯伊官場活動多的機會,改營商業,由莫伯伊籌集資金,在西關十七甫開設“仁壽西藥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藥漲價,仁壽藥房因囤積藥物多,勞資合作較好,大為獲利。這時候,莫伯驥從羊城日報辭職。
與此同時,莫伯驥結識了廣惠專員莫榮新,也是他的同宗兄弟,莫榮新向粵省督軍陸榮廷推薦,莫伯驥被委任為軍醫。莫伯驥利用職權,大做生意,把軍隊所需藥品均由自己的藥房包辦。1917年莫榮新代理督軍後,仁壽藥房業務壓倒其他藥房。上世紀20年代初,桂系軍閥倒台後,仁壽藥房的生意仍然興旺,這為他日後的搜購群書打下了殷實的財富基礎。同時仁壽藥房也成為在20世紀20年代,廣州最出名的西藥房,風頭一時無二,為當時同行之中的佼佼者。
儘管靠賣軍需藥品而致富,莫伯驥並不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有濟世情懷,經營藥房之時,對貧苦者,莫伯驥都贈醫贈藥,關心民眾疾苦,因而深得人心,到藥房買藥的市民絡繹不絕。他還首先把戒菸的方法引入中國。莫伯驥還力主長子莫培越出洋學醫。回國後,莫培越在廣州西關自設一間西醫診所,採用先進科學技術治療病人,卓有成效。診所收費低廉,家鄉兄弟到其診所醫病,給予諸多方便,對貧苦者,更連留醫病床也不收費。當代中外馳名之西藥巨頭莫露梧,就是莫伯驥當年提拔任用的代理人。至今,在省、港、澳還有他們經營下來的西藥行業及其後裔。

節衣縮食·搶救古籍·一擲千金

莫伯驥嗜購古書,那時的書價甚昂,明刻一冊十金,宋板以頁計,一頁二三十兩。莫伯驥縱有萬貫家財,也只能節衣縮食,以儲書資。說痴也好,狂也好,他受先父的遺志及鄉紳前輩藏書風氣的薰染,痛惜當時各種珍貴典籍被劫之後流散於市,每見外邦之人用大車載著秘籍而走時,為搶救祖國文化遺產之心就愈見急切,儲藏書籍的信念也愈之堅定。
莫伯驥進行大規模搜書行動,始於1925年,繼而一發不可收拾,對購書的興趣到了極度痴狂的程度。在短短20年間,莫伯驥不惜花費20餘萬的巨款,從全國各地搜羅50餘萬卷書籍,聲勢直逼近代藏市第一的劉承乾嘉業堂。
到抗日戰爭前,莫伯驥的藏書汗牛充棟,規模之大,為廣東之冠。莫伯驥把藏書閣“福功書堂”易名為“五十萬卷樓”,更自詡為“五十萬卷藏書樓主”。然而,典籍雖豐,藏書樓卻極簡陋。一次友人葉恭綽(近代著名文史專家)造訪,看到書樓之下滿布雜物,當時就告誡莫伯驥,要注意防火,以免火災燒毀了珍藏。

搜書逸事

萬金贖回四庫全書
清末亂世,海內著名藏書樓多遭劫難,昔日的舊槧精抄寫,往往為莫伯驥所得。有一次,得知南海一藏書家孔廣陶收藏的四庫全書等千冊圖書流散在天津,莫伯驥專門跑到天津,以萬金贖回。至此他刻意求書,高價買書之名不脛而走,大江南北的書商若偶有所發現,都會將信息告訴莫伯驥。
一擲三千買一文集
在莫氏的藏書中,粵人遺著較多,並收藏有宋刻本38部、元刻本80部,皆是研究廣東歷史的珍貴文獻。其中最珍貴的是兩部極為罕見的宋刊本唐人文集:李翱《李文公集》和孫樵《孫可之集》。《孫可之集》(南宋版)原是聊城楊氏海源閣(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舊藏。
1930年,海源閣遭匪搶劫,主人陸續將藏書出售,珍本相繼散失。《孫可之集》被北平一位書商所獲,知道有莫伯驥這一痴狂購書迷,書商坐地起價,要求以重金出售。為得心頭之好,莫伯驥毫不吝嗇,已近3000元的高價購入,這也成為“五十萬卷樓”的鎮樓寶書。莫伯驥所購書中善本特多,有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舊抄、舊校、孤本、精校、名家寫本、藏本等等。

多面才子

擔任《羊城日報》主編
今日的《羊城晚報》是家喻戶曉的報紙,但很多人卻不知道,早在20世紀初,廣州有一份《羊城日報》,這曾是當時廣州銷量第一的日報。莫伯驥的堂兄莫伯伊是《羊城日報》的創報人,而莫伯驥則擔任該報主編十餘年之久。
1901年,慈禧太后下發“預約變法”上諭,在海外人士幫助下,康梁派在1902年在香港和廣州籌辦“開新公司”,宣傳維新思想。開新公司也於1903年農曆新年的正月十五(2月12日)正式創刊《羊城日報》,報社辦事處設在當時廣州西關的十八甫西。報紙一出版,即發行至北京、上海、檀香山、神戶橫濱河內、西貢、新加坡等處。《羊城日報》也標誌著報館兼營編譯、印刷業務的開始。
《羊城日報》在辛亥革命前既是維新派的喉舌,也是紳商善董之喉舌。報紙報風犀利,敢於抨擊時政,例如1906年10月9日,莫伯驥寫一篇相當於本報社論的“本館論說”《學部奏請停派速成留學生駁論》。除此,該報關心民生,有很多結合廣東實際的特色新聞。由此,一度曾贏得大批讀者的青睞,銷量達廣州第一。
但是,1909年《羊城日報》連篇反對禁賭,擁護開賭,使讀者大失所望,銷路日減。1911年,廣州爆發“三·二九”黃花崗起義,該報著論反對革命,並發表了一篇《告革命黨書》的反動文章,《羊城日報》聲譽一落千丈。1914年之後,莫伯驥忙於經營自己的“仁壽藥房”,離開了報社。1923年,恰逢十八甫火警,報社被燒,之後被遷到第七甫復業,但報紙發行量只達原有的三分之一,儘管之後還一再投入辦報成本,仍入不敷出,最終停辦。

學識淵博著述豐富

莫伯驥學識淵博,勤於著述。在日寇侵華前,他已著書近五十種,1931年編撰有《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22卷,收書900部。所藏書在抗戰中損失殆盡,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遷居香港,隨身只攜有4箱精槧,留在廣州的1 400箱藏書則相繼流落於書肆,另一部分被人以廢紙出售。1948年出版《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共7冊,收跋文400餘篇,是重要的古籍題跋專著。目錄文獻學有《清四庫總目提要補正》、《張氏書目答問述補》、《歷代廣東書征》、《藏書紀事詩補續》、《清代女子著述考》、《四庫撰人考》、《群書索引》、《廿四史索引》等,但多毀於戰火。《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附有自著書目,主要有《經學文獻》、《中國先民生活史》、《中國風俗史料叢編》、《滿人漢化史》、《中國近五十年史》、《辛稼軒事類》、《王荊公事類》、《中國文學史料類編》、《歷代詩方言考》、《全唐詩方言考》、《當世文編》、《動物名實圖考》、《福功堂隨筆》、《福功堂日記節存》等50餘種,大部分厄於日寇戰火。
現在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珍本部,藏有《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共二十二冊,書顏由張元濟題簽,內頁由傅增湘題寫,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莫氏自為之序。另一部為《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共七冊,由陳垣書其顏,內頁有胡適題簽,1948年廣州文光館排印本,第一序言為葉恭綽序,第二序為容肇祖序。《初編》一書,著錄善本914種,撰寫詳細提要,對前人舊說實事求是,施予評判,知人論世,以淵博取勝,洋洋大觀,不一而足。
此書成後不久,日軍進占廣東,莫氏藏書大部流散。抗戰勝利,莫氏一面收理群書,一面繼續堅持對《初編》里未臻完善處做修訂,但由於書籍流散後整理彌艱,最終只收其所撰善本書題跋404種,且403種皆為《初編》已載,《初編》未載者,僅《虛齋樂府》一書而已。《跋文》收書雖不及《初編》之半,每部書的篇幅都大為增長,二書全部字數約略相近,可見莫氏對於我國文化這種捍衛始終的堅決態度。
葉恭綽、容肇祖對《跋文》作出高度評價,謂此著作五述三長。五述為:述人物傳記,述著書緣起,書林掌故文字,述歷史考證,諸子百家專門學問;述新奇雋水之文及傳奇志怪等。所謂“三長”指,長於博證,事必考證,語必求因;長於校對,校傳本之誤一字之得,冰釋理順;長於通明,說古而不拘泥於古,理有獨及必求通今。此書對我國文史、圖書版本、古籍校勘等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與盧子樞的古籍之交

莫伯驥交友甚廣,眾多書畫家、文史家、收藏家都是他志趣相投的好友,其中,赫赫有名的東莞書畫家盧子樞就是莫伯驥的一位摯友,兩人相交30餘年,惺惺相惜。盧子樞更協助莫伯驥於1934年完成《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
盧子樞與莫伯驥約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時認識,莫比盧年長23年,兩人是同鄉,對古籍版本,校勘等方面更是心靈相通。因欽佩莫氏藏書之多,經人引薦,盧子樞主動去拜訪莫伯驥。莫伯驥對書畫也深感興趣,兩人於是一拍即合,一見如故,之後經常彼此談書論畫。
1931年,應莫伯驥禮聘,盧子樞協助參與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的初編工作,達兩年之久。到莫伯驥晚年移居澳門後,兩人還鴻書雁簡不斷。後期莫伯驥身體極差,他感念摯友,寫信給盧子樞,希望能得到他畫的一幅畫,可解積思,“以當臥遊”之用。於是,盧子樞很快地寄給老朋友一幅畫作。至1948年,莫伯驥的《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成書,他隨即命人送上盧子樞多冊,兩位摯友的學術探討得以繼續,直至莫伯驥去世。
莫伯驥與盧子樞之間的信札書函,經過盧子樞兒子盧汝祈先生多年來多方蒐集,至今存下三十多封,有的信函是莫伯驥用他那仁壽西藥房的便箋寫的,內容是邀請盧子樞去參加閱書聚會。書函中有一部分是莫氏與盧子樞進行兩人之間直接的學術探討、考證、真偽辯解的辨析。
莫伯驥與南粵之地的大批名流之士交往密切,經常互通書信。這包括倫明汪兆鏞、陳垣、葉恭綽、冼玉清、汪宗衍、容肇祖等等。

藏書解密

收藏孤本均為無價寶
莫伯驥收藏的五十萬卷書籍,是全憑一己之力,不惜重金,用正當方式購得而來,並無強取,更無豪奪,是中國私家藏書史上不為多見的。
現省立中山圖書館館員羅煥好在整理圖書館善本數據時,發現善本書庫中有莫伯驥舊藏66種之多,其中竟有15種是孤本(現存世界上只有一本的書籍)。這皆是中華文化遺產的無價瑰寶。
五途徑收羅藏書
同時,她也道出莫伯驥搜羅大量書籍的五大途徑,這在莫氏的《五十萬卷藏書樓群書跋文》中都有記載。
途徑一:先人遺本。莫伯驥有少部分藏書來自於家庭的收藏。其父親莫啟智藏有數量不菲的宋元名臣大儒的遺書。莫伯驥之好蓄書,也是受家庭的薰染。
途徑二:友人交換。以書易友,各取所需,是藏書家們互通信息,補充有無的重要渠道。莫伯驥的不少藏書也是通過朋友交換得來的。
途徑三:獲贈。當時不少與莫伯驥交往的學者或藏書家,都有以所著或所藏圖書相互饋贈。
途徑四:巨資購買。這是莫伯驥藏書的最主要來源。只要有餘資,他都不惜重金,傾巢而出購買書籍。
途徑五:借書抄錄。莫伯驥像歷史上很多藏書家一樣,不但樂於花錢買書,而且喜歡借書自抄。凡是無法得到的珍貴版本,他便問人借錄,或請人精寫、影寫,或親自動手抄寫。他更特意僱傭抄書者數人,曬書童兩三人。

亂世中藏書一夜被劫

莫伯驥的五十萬卷藏書沒遭祝融之禍毀壞,卻遭戰火之災。無情的戰火,把莫伯驥一生的珍寶毀於一旦。1937年,日寇轟擊廣州,莫伯驥舉家移居香港,他所整理的一千四百多箱存書,在一夜間被劫掠,隨身帶走的書,僅僅只有四皮箱。對一個嗜書如命的藏書家而言,這猶如一刀直插心房相當致命,讓莫伯驥既痛心疾首,卻只能無奈地哀嘆。
晚年身世淒涼悲苦
更為悲嘆的是,大部分被劫掠的書籍,這讓莫伯驥視為畢生的瑰寶之物,竟被作為廢紙,流散在廣州平洲等市集之地而出售。儘管之後命兒子或托友人葉恭綽等輾轉從市集中回收書籍,但亦僅僅收回數十箱,絕大部分流失的藏書,不知去向。晚年莫伯驥流離失所,1941年,兒子莫培樾把借居在香港朋友家的莫伯驥接往澳門居住。不久,莫伯驥罹患腦疾,身體癱瘓,雙眼失明,臥床不起。1958年,莫伯驥在澳門與世長辭,終年81歲。
國家圖書館回收藏書
四十年代之後,莫伯驥收回的部分書籍,在其去世後多歸於國家。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藏有三十餘部莫氏舊藏,其中就包括莫伯驥視為鎮庫之寶的《孫可之集》十卷。另外,如今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也藏有莫氏的遺存。
30萬元賣出3000冊書
說到國家圖書館回收莫伯驥的藏書,這裡還有一段秘史。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馬萬祺曾回憶說,“60年代初,中國北京圖書館獲知在日寇侵入廣東時,莫天一先生有10萬卷珍貴的藏書被帶走,輾轉流到澳門,於是就托我、何賢(現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父親)了解此事,並有意收回藏書。”
“當時,莫天一之子莫培樾醫生與我(馬萬祺)、柯麟(前澳門鏡湖醫院院長)、吳鳴醫生等友善。於是我們就托吳鳴醫生給莫培樾做思想工作,勸他要為莫先生的藏書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著想,把它們好好保存下來,千萬不要流出國外。經過耐心說服,莫培樾最終以港幣30萬元,把3000本藏書賣給國家圖書館。此事進行得非常秘密,當時只有我(馬萬祺)、何賢、柯平(柯麟的弟弟)幾位知悉內情。其時北京派來三人,一位是北京圖書館館長,一位是歷史教授,另一位是現當代的文史專家,嶺南女詩人冼玉清教授。”
在3000本書中,有些已是孤本,據說幾本書就已超過30萬元的價值。宋本有幾百本,大部分是明本,少數是清本。這些典籍確實是無價的珍品,如落入外國人手中,恐怕再高几十倍價錢也買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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