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驗
無論是從實現長治久安的目標看，還是從人民民眾的熱切期待看，基層政治生態的建設問題都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以縣一級政治活動、權力運行、幹群關係、作風文風為核心載體的基層政治生態，最脆弱，最直接，也最容易變異。這一特性已引起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力促基層政治生態向好發展，正在從黨的檔案精神轉化為實際行動。歷時一年半，由中央紀委、中組部主導推動的江蘇省睢寧縣、河北省成安縣、成都市武侯區的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便是生動的例證。社會有理由相信，高層直接布局基層政治生態建設，必然會引發更廣泛的深刻變革，而其價值取向就是“用好權”、“執好政”。
政治生態是清風徐徐，還是烏煙瘴氣，直接關係到一個地方的發展穩定和民生福祉。從總體上說，當前基層政治生態建設處在可控、向好的狀態中。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個別地區和局部環節上，基層政治生態也出現了典型的病症。比如縣委書記接連出現腐敗問題，少數地方甚至發生了幹部大面積腐敗；比如少數地方乾群矛盾突出，有的甚至影響到了基層政權的有效運行；比如個別地方和領域潛規則盛行，而顯規則難以確立；比如作風文風中出現了“好虛假、祛真實”的傾向；比如幹部之間、上下級之間樂於搞“小圈子”；比如公權私用、公權濫用和公權缺位，等等。試點地區的實踐正在證明，醫治這些病症的好辦法，就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不見陽光的權力最容易發生變形，也容易污染政治生態。“縣權透明”試點正是抓住權力這個核心環節，通過制度建設，為權力運行設定安全防線。以往，縣委究竟有多少權力，似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但從試點區縣的情況看，權力事項不僅是有邊界的，而且是可以說清楚的。有了權力目錄，陽光照射就有了方向，不讓權力有所謂的“朦朧美”。權力是基層政治生態的核心要素，也是基層政治生態建設的核心抓手，當把管理權、決策權、用人權納入到依法、科學、民主、公開透明的軌道中，基層政治生態的自我淨化功能就能夠得到有效提升。這方面，還需要在具體實踐中給予進一步探索。
現有的權力配置體系讓“一把手”成為基層政治生態建設的關鍵。事實上也是如此，“一把手”的政治操守往往決定著一個班子的政治操守，“一把手”的作風往往影響著一支隊伍的作風，“一把手”的權力心態往往影響著一個地方的政治生態。從試點地區的情況看，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首當其衝的是縣委書記的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習慣了在傳統狀態下行使權力，而一下子要把所有的權力都公開透明化，這對縣區委書記們來說無疑是個挑戰。但試點的結果表明，這些地方的“一把手”基本上都做到了率先讓自己的權力公開透明運行。實踐也證明，這些地方的“一把手”較好地駕馭了試點工作，試出真經驗，試出好辦法，甚至實現了政治生態由“亂”到“治”的轉變。正如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所言，縣委書記要敢於擔當政治建設的重任，把執政的樂趣體現在力促政治文明建設“落地生根”上來。試點成果凸顯了縣委書記在抓政治生態建設方面的作用，當然，如何通過健全制度，讓縣委書記抓政治生態建設能夠保持持續的熱情和動力，還需要深入探討。
高度重視監督手段在基層政治生態建設中的作用。從試點地區的做法不難發現，監督手段越到位，權力運行質量就改善得越好，基層政治生態建設也就越有成效。比如幹部中午喝酒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地方的官風、作風問題，在現實社會中，這個問題比較難解決。但試點縣睢寧就徹底實現了“中午無例外禁酒”，最管用的辦法就是發動民眾監督，而且處理方法“不留情面”；還是在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的手機成為一個十分管用的監督手段，全縣老百姓發現任何公共服務、幹部作風、幹群關係方面的問題，都可以發簡訊給書記，然後由一個專門的部門對手機簡訊進行分類，一一進行核實督查解決，民眾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效果，此監督手段催生鄉鎮機構、機關部門作風的變化也是顯著的。
只要動真格地進行監督，再難的頑疾和再頑固的習慣都能得到醫治和糾正，“縣權透明”試點給基層政治生態建設帶來這樣的啟示。
探路
試點包含多重目的“郡縣治則天下安”，在現行體制中，縣委處於承上啟下、協調左右的位置，是黨和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到城鄉基層的重要職責。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由中央紀委、中組部主導的這一“縣權公開”探索，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部署規劃的。這意味著在一些地方“陽光行政”的探索之後，針對縣級黨委權力運行的變革已開始揭幕。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對於這項一直低調運作的試點工作，高層作過多次批示，提出了明確要求，包括親自審定試點工作方案。
受訪權威專家指出，觀察分析高層部署及三個試點縣區一年多來的具體做法，此次試點包括多重目的：
其一，力圖規範縣委權力行使，確保縣委正確運用權力。
縣委是縣一級的領導核心，對全縣工作實行全面領導。就縣委權力而言，它主要包括對全縣重大問題作出決策；推薦、任免重要幹部；組織、協調全縣司法、行政機關以及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工作；動員、組織所屬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團結帶領民眾實現黨的任務，等等。這些權力能否科學規範、正確有效地運行，對全縣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其二，發展黨內民主，增強黨的活力。
沒有公開，就談不上民主，更談不上監督。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把黨務公開作為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推進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是黨務公開的重要內容，是深化黨務公開的重要舉措，也是發展黨內民主的重要途徑。
其三，強化對縣委權力監督，從源頭上防治腐敗。
全國有2800多個縣(市區)，一直以來，這一級領導班子作為黨的執政之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履行權力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問題。比如，一些縣委權責界定不清晰，權力運行不規範，自由裁量權過大，給一些人濫用權力留下了空間，使得在決策、用人等方面有失公允，民眾意見很大。再比如，一些縣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特別是“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同時又缺乏有效監督，引發了許多腐敗問題。
推進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是強化對縣委權力監督、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重要舉措；有利於規範領導幹部從政行為、加強自我約束、減少權力尋租，規範權力運行、防止權力濫用、減少暗箱操作。
參與此次試點的成都武侯區紀委副書記王睿在接受採訪時分析道，參與試點的3個縣級單位分別分布在西部、東部和中部，經濟狀況有所不同，這種地域、經濟發展現狀上的差異，或正是為了試點後的下一步推廣做準備，安排頗具匠心。
四環節力求公開透明
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試點，歸根結底是對“用權”的規範，是要讓縣委按照“規矩”，在政策法律的範圍內管權、管事、管人。為了達到以上效果，按照中央紀委、中組部的規劃部署，試點縣區的具體措施集中在了釐清職權、規範程式、公開運行、加強監督四個環節上。
要想實現權力的公開透明運行，首先要搞清楚一縣一區的黨委有哪些權力。因此，各試點縣區首推的就是釐清許可權，也就是要釐清縣委全委會、縣委常委會及其成員、縣委各職能部門的職責和許可權。對超越職權範圍的權力要予以糾正，對職能交叉的要予以釐清，對權責不清的要予以明確，對履行職能不到位的要予以強化。
以成都武侯區為例，在試點過程中已經明晰了區黨代會、區委全委會、區委常委會、區委各職能部門的職責許可權，編制了權力目錄，做到職責明確、許可權清楚。武侯區把這一過程稱之為“固化權力事項”。
在區委常委會的權力目錄中，本刊記者看到了18項權力，如“制定貫徹執行上級黨組織和同級黨代表大會決議、決定的措施”、“審定全區各單位組織機構設定調整和編制調整方案，討論決定區管幹部任免、提名、調動、考核、評議及獎懲，並向區人大、區政府、區政協及各人民團體推薦幹部”等，區委常委會必須在這一框架下行使權力。
而對於區委書記，武侯區也列出其核心職權，共9項，如“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主持、依照程式選拔、任免、監督幹部”等。此外，他們還定出了區委副書記、區長的職責，4項主要職責中重要的兩項是“協助區委書記處理區委工作；區委書記外出時，代區委書記主持區委工作”、“主持區政府全面工作”。
釐清黨委職責後，下一步便是規範程式，也就是要讓權力“用”得明白。從中央紀委、中組部的部署及試點的實踐可以看出，其核心是抓住決策、執行、結果等主要環節，找出每個環節中的風險點，編制並公布權力運行流程圖。
在成都市武侯區編制權力運行流程圖上，對於某一項權力如何使用，清楚地標示了由哪一個機構負責，應按照哪些步驟運行，如何監督制約，投訴舉報有哪些途徑等。其內容涵蓋了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大額度資金使用等方面。
本刊記者了解到，這些被固化後的權力內容、編制的權力目錄和權力運行流程圖，採取彙編成冊發放、網上公布等方式，已經在第一時間向社會、單位黨員民眾公開。
搞清楚了某人某個機構有某項權力，這項權利應該如何行使，那么順理成章的是，下一個環節便是實行權力使用過程的全過程公開。其具體抓手，就是以公開欄、廣播電視、報刊、新聞發布會、區域網路、網際網路等形式，把一縣一區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決定、決議，重要人事任免，涉及人民民眾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項，縣委管理幹部嚴重違法違紀問題的處理等全程化地公開。
江蘇睢寧縣在公開決策方面做了多項探索。如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決策和部署議題的縣委常委會，通過全媒體進行現場直播，並設立現場熱線電話、開通網路和簡訊平台，讓黨員和民眾反映願望，提出建議，表達心聲。
但不論制度設計如何精妙，如果缺乏各方監督，恐怕也難以落在實處。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高新民分析說，公開與監督是必然共生的，公開會催化監督，而監督也是公開更加深入廣泛的保證。
因此，在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工作推進的過程中，如何有效監督，是從中央到各試點縣市都在考慮的問題。分析觀察各試點縣區在加強監督方面的做法，涵蓋了三方面的具體內容：
其一，整合監督力量，把黨內監督與人大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政協民主監督、社會監督結合起來，形成縣委權力運行全方位監督體系。
而針對當前現狀，其核心在於進一步加大包括民眾監督、輿論監督在內的社會監督的力度。例如睢寧縣推行的公開述職述廉的“一述雙評”制度。評議幹部除了組織，還引入了民眾。按照相關規定，“雙評”中民眾評議員一般都在30至40人，其中本單位幹部職工占30%，駐睢寧的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占30%，管理和服務對象占40%，以個人報名和組織指定的方式產生。而組織評議組人員只有5～7人，由縣紀委、監察局從紀檢、信訪、審計等部門的業務骨幹中指定產生。當地紀檢監察部門對在“一述雙評”中的後進單位和個人，將發出“黃、橙、紅”三級預警卡和意見反饋卡，對得分排名後3名單位領導班子集體，則由縣主要領導對其進行誡勉談話。
其二，暢通監督渠道。例如，成安縣委辦公室主任閻志軍介紹說：“我們縣四個班子領導的手機號和各個局委主要負責同志的手機號都是公開的，基本上成安縣的民眾都知道。這是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一部分。”
其三，加強情況反饋。制定專人負責收集整理黨員、民眾意見，建立反映問題處理工作機制。
試點推廣仍需克難
試點經驗後續如果進一步推廣，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高度關注。有關權威專家指出，在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過程中，有三個關係必須予以平衡：
一是處理好權力行使與規範制約的關係。縣委權力運行公開透明，是為了有效規範和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絕不是要束縛權力。因此，一定要把手段和目的統一起來，把措施和效果統一起來，既要加強對縣委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確保縣委權力正確有效行使；又要堅決防止在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中可能出現的畏手畏腳、裹足不前甚至消極不作為現象。
二是處理好向黨內公開與向黨外公開的關係。在黨內生活中，黨員是主體。縣委權力運行應首先在黨內公開，使黨員優先了解；在此基礎上，再酌情向黨外公開，做到內外有別，區分情況，有所不同。
三是處理好公開與秘密的關係。黨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並不是無限制的公開，而是在嚴格遵守保密規定基礎上的公開，要認真執行有關規定和要求，該公開的堅決公開，不能公開的注意保密。既要防止藉口保密而對該公開的事項不公開或不及時公開、不全面公開；又要避免片面強調公開，而無限制、無原則地隨意公開。
分析睢寧縣、武侯區、成安縣的探索，有一個鮮明的共同點，那就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權、主動還權。否則，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便無法開展。也正是因為這個“自我限權”，一把手要做到這一點，既需要相當高的自律精神，也需要相當大的改革勇氣。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認為：“如果‘一把手’不想動、不願動，或者不真動，那在現有政治管理體制下，縣委權力的公開透明，特別是‘一把手’權力的公開透明，就很難推行。即便有所舉動，也容易淪為作秀表演。”□
成都城區
就是要讓權力清單“理”得明白，權力行使“用”得明白，權力公開“說”得明白，權力監督“看”得明白
與睢寧、成安有別，成都市武侯區是“縣權公開”試點中唯一的省會城市中心城區，區位差異意味著政治生態與改革環境的迥然不同。
公開透明對於武侯區來說並不陌生。早在2007年，成都市武侯區率先成立行政審批局、推行以“大科制”為核心的街道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創新。成都市武侯區紀委副書記王睿對本刊記者說：“武侯區也因此成為‘全國政務公開工作先進單位’之一。正是因為基礎較好，我們才成為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試點之一。”
觀察武侯區的試點歷程，其著力推進的許可權梳理，是要讓權力清單“理”得明白；程式規範，是要讓權力行使“用”得明白；信息互動，是要讓權力公開“說”得明白；多維制衡，是要讓權力監督“看”得明白。
而在眾多舉措之中，其在加強信息互動，以黨內民主促進權力監督方面的探索，頗有新意且成效顯著。
民情專遞工作制度
在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的過程中，黨群幹群關係、民眾反映利益訴求的方式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如何更好地了解民眾意願和呼聲，維護民眾利益，武侯區結合試點要求力推的辦法是民情專遞工作制度。成都市武侯區有56個社區，每個社區根據規模大小配備社區幹部3到5人。以面積最大的晉陽社區為例，擁有11000戶民眾，近3萬人，社區幹部僅有5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僅有的幾名社區幹部如何更好地了解整個社區民眾的意願和呼聲？怎樣及時解決民眾反映的問題和做好民眾意見上傳下達的工作？“民情專遞員”這個新的角色應運而生。
“民情專遞員”實際上是專職的義務工作者，沒有工資，每月只有150元的電話補助。擔任這個角色有嚴格的規定和要求：以本人自薦和民眾推薦的方式，經社區投票選舉產生；選出來的人必須熱心為民眾服務、民眾認同度較高，實行一年一聘一考核。職責是通過民情家訪、民情專線、民情專遞箱等多種形式，廣泛收集民情民意，並做好政策宣傳、解釋等工作。
民情專遞和解決的路徑是這樣的：對民情專遞員反映的情況，社區能夠解決的，在社區解決；社區解決不了的，上報街道黨工委，並由街道交辦給相關部門處理；如果街道解決不了的問題，上報區委研究。但無論問題在哪一級解決，都要做到“民情民意事項辦復率100%”。
武侯區紀委黨風室主任許宇明說，武侯區的民情專遞制度是一條聯繫民眾、服務民眾的綠色通道。從2006年探索建立到試點完善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以黨內民主促公開
武侯區結合試點部署拓展黨內民主的主要舉措，包括推行黨代會常任制和黨代表任期制，每年召開一次區黨代會、四次全委會，區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每年向黨代會述職述廉；實行黨員、黨代表、區委委員“雙向約見”制；落實黨代表提案制度等多項內容。王睿說，這些舉措旨在進一步拓寬溝通聯繫平台，暢通黨內民主監督渠道，促進黨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
其中，由武侯區率先推行的“雙向約見”制度引人關注；其內容是黨員、黨代表、區委委員“雙向約見”制，黨員聯名約見黨代表，黨代表聯名約見區委委員。
根據武侯區的設計，區黨代表約見區委委員，要在事前就約見事項充分徵求黨員民眾、民情專遞員的意見、建議；區委委員約見區黨代表，會把約見事由、約見場所和約見時間告知需約見的區黨代表。
區黨代表提出的意見、建議，除當場辦理結束之外，區委委員應確定承辦單位和承辦人員，在3個月內將辦理結果以書面形式答覆代表，同時抄告區黨代表聯絡辦公室，限期督辦。約見後，黨代表還將就約見事項，及時向有關黨員民眾做好宣傳、解釋工作。
武侯區委組織部調研員陳志樓介紹說，武侯區紅牌樓街道龍爪社區通過約見機制，及時將轄區居民水錶年久失修水費高漲的問題反饋給區委委員，通過該區委委員的及時協調，較為順利地解決了轄區內131個單元數百戶居民的水錶再安裝問題，受到了黨員民眾的好評。
“黨代表提案”制度則讓黨代表具有了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樣的權利。“人大代表有議案和建議權，政協委員可以提案，在武侯區的改革試點中，黨代表也獲得了提案建議權。從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意義上說，這讓黨代表在黨內的權力行使獲得了充分保障。”陳志樓說。武侯區委在組織部專門設立了黨代表提案辦公室，接收黨代表提案並負責辦理。這些提案涉及民生運行的方方面面，均由身處基層的黨代表提出。
王睿說，“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是一項探索性很強的工作，雖然我們想了諸多辦法，採取了很多措施，推動了試點工作開展，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值得研究思考。比如，雖然武侯區對區委常委會、全委會、黨代會特別是“一把手”的職責許可權進行了清理，但還較為粗略，內容還需進一步科學界定。
睢寧樣本
睢寧的做法就是公開加監督。實實在在的公開加上行之有效的監督，就是民主兩年前，江蘇省睢寧縣頭上頂著幾頂帽子：省信訪重點管理縣、省重點幫扶縣、省達小康特別困難縣。睢寧的工業總量、城鎮居民年可支配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主要指標均排到了江蘇末位，人口大縣、農業弱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便是睢寧的標籤。
而兩年後的今日，睢寧全縣信訪量大幅下降，今年1～8月份，進京、赴省信訪量同比下降57%、52%，睢寧由信訪管理重點縣變成了信訪管理先進縣；今年1～8月份，在徐州市統計局列統的17項主要經濟指標中，睢寧有10項指標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轉變的核心動力，來自於睢寧縣2008年4月以來實行的以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為核心的一系列探索創新。權力公開透明運行催化出的經濟變革，已經在睢寧生動展現。
從“自我削權”和嚴管幹部起步
兩年前的睢寧，與經濟落後相伴生的，是睢寧浮躁的官風和強悍的民風。一方面，睢寧的幹部作風漂浮，不團結、好內訌；另一方面，民眾不滿意，矛盾重，上訪多，“人民來信之鄉”一度成為睢寧的代名詞。
“當時的情況是民眾埋怨幹部，對幹部充滿怨氣，縣委縣政府常常被上訪民眾圍堵”。2007年1月發生的一起上訪事件至今讓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記憶猶新。“睢寧縣委縣政府大院三面環河、一面是大門。當時單位沒有食堂，一旦被上訪民眾堵住大門，全體工作人員就無飯可吃。那次堵了11個小時，到了晚上，所有人餓得嗷嗷叫，打電話要了一批便當，上訪民眾不讓送進門。當時想了個辦法，將便當繫上繩子，從大樓後面結凍的河面上偷偷地拉過來。”
王天琦回憶道：“那段時間，我內心很煎熬。這一事件濃縮了當時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弊端，一些積弊太深、太久，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2008年4月，王天琦就任睢寧縣委書記，一場以自我限權與嚴管幹部為起點的變革，也隨之拉開序幕。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限權’，從制度入手，防止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王天琦說：“城鄉規劃、土地利用是一項非常重要、備受關注的權力。在以往的制度設計中，往往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官員就代表著一個地方的公眾利益，決定了一個地方的發展命脈，民眾意願和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往往被忽略。我們就從這裡開刀。”
2008年5月，睢寧縣出台《對重要項目、重點工程、重大資金使用實行議決權和否決權分離的意見》，建立了議決權和否決權分離制衡的制度。重大事項由相關職能部門提出方案，政府常務會議決。經政府常務會議決通過後，交由縣委常委會審議，縣委常委會行使否決權，如果審議不通過，打回相關職能部門重新制定方案，縣委常委會只保留否決權，而不參與方案的修訂。這樣，政府常務會議決，縣委常委會否決，相互限制又相互協調，有效地限制了不當用權。
王天琦說：“自我限權，絕不是一個人的主觀決定，而是先把制度建立起來，用制度約束自己的權力。否則，只會人走政息，不能持續，變成‘一招鮮’。”
睢寧縣隨之出台的一項措施，是推行行政審批中心“一站式”服務、“一表制”審批、“一費制”收費，使行政審批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得到了有效限制。行政審批事項由原來的434個減少到89個，審批環節由過去平均8個減少到3個，審批時限由原來的13個工作日減少到3.16個工作日。“這么做的目的是規範領導幹部自由裁量權，建立了權力邊界，讓包括縣委書記在內的所有幹部做好事的能力得到增強、謀私利的空間大大縮小。”王天琦表示。
對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縣委的權力得到了限制；行政審批改革的推進，使部門的行政審批權力得到了規範。所有這些，相當於初步架構了科學、有效的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機制。然而，這種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機制要達到應有的目的，還需要“人”來落實。
對於幹部的管理，睢寧縣以“禁酒”這個小切口入手。
2008年春節後上班的第一天，睢寧禁酒令生效，全縣實行工作日中午禁酒，絕無例外。當時的睢寧，許多人對“絕無例外”這四個字型會得還不深，結果不到一年時間，18名幹部因違反禁酒令被處理。這裡有一般幹部，也有局長、鎮長，其中那位鎮長是到鄰縣請客商吃飯時，自己喝了一瓶啤酒。
絕無例外的禁酒令，管住了睢寧幹部的嘴，對那些“手”不老實的幹部，睢寧更是如此。2008年5月份，睢寧在全縣“勤政肅貪”，不久，就連續查辦了8個科級幹部，其中有交通局局長和供電局副局長。2008年以來，全縣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326件，其中科級幹部17件。
睢寧的不少幹部覺得規矩上身了，壓力大了，不如過去舒服了。王天琦說：“這是一個好現象，‘幹部不好過，民眾才好過’。”自2008年以來，縣委縣政府以往經常被圍堵的大門一直暢通無阻。公開透明的民主探索
自2009年3月被中央紀委、中組部確定為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試點縣以後，睢寧縣的探索更進一步。王天琦說：“簡單說，我們的做法就是公開加監督。實實在在的公開加上行之有效的監督，就是民主。”王天琦說。
由此而來的問題便是，公開什麼？
王天琦說：“公開並不是一個新名詞，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效果不好，老百姓對於公開的興趣越來越淡，關鍵在於公開的形式過於簡單，公開的內容空洞無物，和老百姓關係不大，甚至風馬牛不相及，老百姓自然不感興趣。”針對這一“短板”，睢寧縣的公開，集中在了決策、執行、用人等幾個關鍵環節。
公開決策，睢寧縣出台《縣委常委會提前預告制度》，實行縣委常委會、縣政府常務會提前預告、列席旁聽、會後公告，對不違背組織原則、適宜公開的議題會前發布預告，會中邀請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民眾代表列席旁聽，會後議決結果向社會發布。
睢寧縣還明確了每半年召開一次在睢寧縣電視台、網路上全程直播的縣委常委會和全委會。縣委常委會報告工作，就涉及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項目、重要規劃、重點工程進行公開決策，現場討論，現場接受民眾質詢，縣委委員現場公開票決。
王天琦說，試水之初，2008年10月11日睢寧縣第十四次常委擴大會議上，對軟環境建設專項評議結果進行揭曉，現場計票、公布結果，經縣委常委會當場票決，“最不受睢寧人民歡迎的單位”和“最不滿意站所(科室)”——縣交通局黨委書記、縣公安局睢城派出所所長被當場免職。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縣四套領導班子成員外，還有各機關單位和民眾代表總計800餘人，電視台、網路等媒體進行了全程直播。
公開執行，睢寧縣將各鎮、各部門工作的目標任務通過報紙、電視、網路向社會公開，讓民眾看任務、看進度、看結果。由全縣選出的3000多名評議員“每月一測評、每季一巡評、半年一評議、年終一總評”，對完不成目標任務的，啟動問責；對排名靠後的，公開預警。
公開用人，睢寧縣實行X+1的後備幹部選拔制度。“X”就是通過差額推薦、差額考察、差額醞釀、差額票決等“四差額原則”，以及設立單獨寫票室、強制保密投票、現場公布投票結果等“三項保障制度”所確定的後備幹部人選。規模較大的鎮和單位，“X”為3；規模較小的鎮和單位，“X”為2或1。在“X”的確認和使用上，嚴格按照票數多少、次第使用，否則必須向常委會作出專題說明。“X+1”的“1”，由單位黨組織對實績突出但未進入“X”的幹部直接提名，當場公布。這樣，實現了既以票取人，又不唯票取人，體現了“公開、民主、競爭、擇優”的原則。
以監督推進公開透明
睢寧縣確定了公開內容，另一個核心問題便是，如何監督？
“目前，監督的現狀是社會監督偏弱，也就是民眾監督、輿論監督偏弱，不利於監督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王天琦分析說。
對症下藥，在民眾監督上，睢寧縣的第一招就是在2008年8月向老百姓公開了縣黨政主要領導、四套班子成員、副科級以上幹部和重點股(科)室負責人手機號碼。對反映的問題，由縣委縣政府督查室、縣經濟110負責督辦，要求責任部門當天與發信人見面，三天內辦結。
同時，通過睢寧縣內報紙、電視、電台、網路，公布人民民眾來信來電反映的問題、承辦責任單位，辦結時限，並將辦理情況予以公布。
這一舉措反響熱烈。《瞭望》新聞周刊在睢寧縣桃園鎮魏窪村採訪時村民們反映：都知道有事就給王書記、王縣長發簡訊。60歲的村民袁保傑說，我就給王書記發過簡訊，有效果，後來鎮上派人來給處理了。
翻閱睢寧縣委縣政府督查室整理的民眾簡訊，僅今年8月一個月，發給縣委書記王天琦的簡訊就有1178條，內容包羅萬象，有反映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反映水電交通等民生問題的、舉報貪污腐敗的；還有民眾發來簡訊，鼓勵縣委書記把改革繼續下去。
睢寧縣落實民眾監督的另一個辦法是公開互動交流，以街頭廣場的形成乾群對話活動，進行了十多次百姓關注的熱點話題大討論。
王天琦說，2008年7月縣委在縣城中心露天廣場召開了以“傾聽您的聲音”為主題的全縣機關作風促進會，民眾現場質詢，熱線電話接入會場，民眾質詢問題尖銳、言詞犀利，被質詢的幹部如坐針氈、如履薄冰。會後，對現場沒有回答的500多個問題，在報紙上原汁原味地刊發，轉交有關單位辦理，一大批民眾關心的難點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睢寧還讓百姓來監督幹部講話，組織評選領導幹部年度“最差講話”，這樣的監督方式，讓領導幹部的會風文風得到了切實改變。
在輿論監督上，要求各鎮、各部門及時答覆、認真辦理民眾通過媒體向縣委縣政府及各鎮、各部門反映的各類訴求，對48小時之內沒有回覆或敷衍塞責的，公開問責。
王天琦說：“我們的種種舉措，都是在現有體制框架下進行的。我們是多改執政管理過程中間不適應、不適合、不適當的地方，少從體制上動刀子。這樣可以減少改革成本，用最小成本，一樣可以獲得最大的收益，可以實現保證黨長期執政、永續執政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