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符號學
符號學符號學（semiotics）一詞源自希臘語，seme（記號）, 如semiotikos，意為對記號（sign）的解釋。符號學即為對記號的解釋或研究記號體系的功能。
定義
符號學（Semiotics 或 Semiology）廣義上是研究符號傳意的人文科學，當中含蓋所有涉文字元、訊號符、密碼、古文明記號、手語的科學。可是，由於含蓋的範圍過於廣闊，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學中並未得到重視，直至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興起，以《Tel Quel》雜誌為號召的哲學家，為了反對讓-保羅·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在共產革命前的一系列，有關符號在文化上的再現過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現當今所指的符號學，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現代符號學另一個強大的源頭是世紀初瑞士語言學泰斗索緒爾的教學講稿 ﹣﹣ 《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將符號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兩個互不從屬的部分之後，真正確立了符號學的基本理論，影響了後來李維史陀和羅蘭·巴特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起源
“符號學”的思想是在20世紀初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F.)首先提出的。“符號學”在英語中有兩個意義相同的術語：semiology和semiotics，這兩個詞都用來指這門科學，它們的唯一區別在於，前者由索緒爾創造，歐洲人出於對他的尊敬，喜歡用這個術語；操英語的人喜歡使用後者，則出於他們對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Peirce,C.)的尊敬。
從20世紀符號學的發展狀況來看，符號學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語言學的、非語言學的和折衷的。索緒爾、葉姆斯列夫(Hjelmslev,L.)、巴特(Barthes,R.)為第一類，即帶有語言學傾向的符號學研究方向；皮爾斯、莫里斯(Morris,C.)、西比奧克(Sebeok,T.)為第二類，即通常所說的一般符號學方向；艾柯(Eco,U.)和其他一些符號學家則為第三類。他們彼此的立場區別主要是語言結構是否應成為非語言文化現象的模型或“藍圖”。
符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勃興於60年代的法國、美國、義大利以及前蘇聯，之後，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團的分界而成為統一的學術運動。目前，符號學正以強勁的發展勢頭向各個學科進行滲透，對符號學的認識與運用正在形成一種科學大趨勢。
經典解讀
語言學的歷史悠久，自古希臘就有語法學，難道中國沒有嗎？那當然不是，漢代的訓詁，西方名噪一時之漢學，
符號學學派列表
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法國和義大利為中心重新興盛至歐洲各國，它的源頭不外乎胡塞爾的現象學，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和皮爾斯的實用主義。如按理論形態也可分為：其一，卡西爾哲學符號學(新康德主義)，以及皮爾斯哲學符號學；其二，索緒爾影響下的羅朗·巴爾特的語言結構主義符號學；再細分：一曰：以索緒爾說“語言學只是符號學一部分”，二曰：以巴爾特所言“符號學只是廣義語言學的一部分”，這符號學是擴大意義的語言學，更準確地說“元語言學”理論；其三，前蘇聯學者勞特曼的歷史符號學，正好是索緒爾共時研究的反對等等①。李幼蒸認為：“今日最為通行的一般符號學理論體系共有四家：美國皮爾斯理論系統，瑞士索緒爾理論系統，法國格雷馬斯理論系統和義大利艾柯一般符號學。”② 符號學作為一個跨越學科研究的方法的學科，當然少不了思想學術的革命性。後現代思潮里，國人更易接受巴爾特之類。可我研習國學多年，跟隨潮流的意識早已淡漠。靜心而論，那些西傳之學，國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厭倦。我們必須明白，在西方學界裡的權威，可能在我們的語境裡是錯謬之極，符號學就有其特性，故願能尋到一種較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僅是粗劣的嘗試。
以文化為研究範圍的是現代符號學的特質，當中包括了
符號學民謠學 Folklore Analysis
人類學 Anthropology
敘事學 Narratology
言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話分析 Semiotics of Myth
藝術符號學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較為近代的套用有電影符號學 Semiotics of Cinema 、建築符號學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符號學的研究應分為以下幾期：
主要學派
瑞士索緒爾符號學 (1906年)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緒爾是瑞士開創現代語言學先河的語言學家，他本身並沒有作品傳世，目前有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索緒爾的教學講稿，由兩位學生組合編輯而成。現代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的詞語語源也是索緒爾按希臘語的“符號“衍生出來的用語。索緒爾建立的符號學是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使用符號的法則進行研究的科學，有別於傳統語言學（Philology)對語言的歷史演變進行異時性（diachronic）研究，現代語言學集中處理在當下時空之中，語言內部的指涉法則，這種並時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緒爾開創先河的提法，往後影響了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英國哲學家維根斯坦、美國衍生語言學家Noam Chomsky等。
由於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成兩部份來處理，為研究文化符號或者意識型態的學者，提供了有系統的分析方法學，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在歐美文化批評界符號學盛極一時。到目前為止，全球學院訓練的文化批評者仍有不少使用符號學方法進行文化現象的結構分析。索緒爾符號學的特點：
單一符號（sign）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兩部分。意符是符號的語音形象；意指是符號的意義概念部份。由兩部份組成的一個整體，稱為符號。
意符和意指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武斷性（arbitrariness），沒有必然關聯。例如英文中的 "tree" 的發聲及串字組合，因約定俗成的習慣被指涉為 "一種以木質枝桿為主體的葉本植物" 的概念。
符號學俄國符號學（Pre 1917)
Vladimir Propp
M.M. Bakhtin
Roman Jacobson
N. S. Trubetzkoy
Russian Formalism
蘇聯符號學 （1960）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 （1960）
Claude Levi-Strauss
Roland Barthes
Gerard Genette
Tzvetan Todorov
Julia Kristeva
美國符號學
C. S. Peirce
義大利符號學
Umberto Eco
標識與符號學
在皮爾斯看來，更是圖像、標誌和象徵的東西。迄今讀圖盛趨，指示設計亦是所指的提煉，也許說標識是代表某種物體或可識對象的(能指)特徵符號。一旦能指不復存在，標識將喪失其符號性，特徵便隨於物體或對象，恰如“符號意義只有在同使用符號的主體相關時才適合於符號——‘符號本身並沒有自己的絕對意義，這就是說，主體在它之中並沒有被拋棄’，主體總是直接存在物，符號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聯繫時才有它的存在。”⑤ 也同卡西爾所言：“關係的思想依賴於符號的思想”。⑥ 運用符號系統識別於指示者或使記號顯形之物，所以指示標識對所指(概念)的把握尤為重要。若要把握所指就得明白“我們不能離開映像而思維，也不能離開概念(所指)去直觀。
格雷馬斯看來：“能指的視覺類包括面部表情、手勢、文字、實物畫、雕塑、交通信號等”。依據法相唯識學，八識中的前五識(眼、耳、鼻、舌、身)都是接受能指的系統，如果眼識里的色分、相分是符號的第一次感知裁決，那麼指示標識里的符號就是再一次裁決。這次裁決將會產生常見的三類共識性符號。
其一，象似符號，指外部形式和內部結構與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號。畫一個上帝在門口，可以代指教堂；畫五顆五角星代表五星級；在畫的香菸頭上打“×”，表示禁止吸菸。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些是約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菸頭。倘若兩者完全一樣，那還是符號嗎？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絕對不是五角的，那菸頭也不是照片。符號傳遞信息一看便知，絕不能模稜兩可，讓人捉摸不透。
其二，相關符號，指與所代替現象有各種相關聯繫的符號。如車轉彎前的路標，風向旗表示風向，溫度計的水銀柱表示氣溫等等。有專家，譬如美國的皮爾斯把它稱作索引式符號。所謂索引式符號就是通過相關聯繫推測符號的信息，勿須解釋。歐洲人的劇院用假面具來代指就是鮮活的例子，這些必須是約定俗成的。
其三，規約符號，指與所傳遞的信息之間無任何聯繫的，僅靠約定俗成的符號。譬如，交通運輸上用紅色和黃色喻指警示之意。數學當中的“+”“—”“=”等。又如通訊電碼、斑馬線之類，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運輸領域。皮爾斯把它命名為象徵符號，有些專家又稱為指號符號。
總而言之，符號越相象或越接近對象就易於識別，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號識別也就越難。譬如說，歐洲人常在杯子上纏繞蛇來代指醫藥，東方人難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對象的共識性符號。如果是文化類型，要根據能指或受指的思維去做。如果二者都無法，就必需使用強制性的規約符號。不過做設計也不需如此嚴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靈感的，了解得越多產生靈感機會就越大，故知識是創造靈感的觸點
中國符號學研究
西方的符號學研究開展得較早，目前已形成各種理論體系和研究流派。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符號學研究起步較
符號學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三個階段
縱觀中國符號學研究20餘年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把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1980-1986年——起步階段（發表論文約45篇，年均不足7篇）。自80年代初起，中國學者開始參與國際符號學學術活動，及時地向國內傳達、介紹國際符號學研究動態。從研究內容上看，這個階段的研究重點是對國外各符號學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對符號學基本理論的總體論述和研究工作。其中研究介紹索緒爾、巴特等符號學家理論思想的文章占了總數的近40%。
2.1987-1993年——平穩發展階段（發表論文約87篇，年均12餘篇）。從1987年開始，我國的符號學研究重心逐漸發生轉移。第一，從對符號學、語言符號學基本理論的總體的、粗線條的論述轉而開始對符號學具體理論的更細緻、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對符號的線性、任意性的討論，對各符號學家理論的比較研究。第二，符號學作為一門方法論及嶄新的學說開始被套用於具體的語言學研究中，如語義學和語用學的研究。第三，符號學研究開始涉及語言學以外的領域，如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用符號學觀點來闡釋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等。第四，一些學者開始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符號學思想，例如對公孫龍、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號學思想的論述。在此階段，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漸成氣候。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召開了京津地區部分學者參加的符號學研討會，會後，中國邏輯學會和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會分別成立了符號學研究會。
3.1994年至今——全面展開階段（至2000年發表論文約280篇，年均40餘篇）。1994年後，符號學的研究明顯地上了一個台階，符號學的探索在各個領域全面展開。這一階段的符號學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1)除了繼續對一般符號學和語言符號學理論進行深入的探討外，還注重引進諸如敘述符號學、社會符號學、電影符號學、話語符號學和主體符義學等其他分支符號學思想。(2)對語言符號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特別是關於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研究：我國學者開始對索緒爾的某些觀點提出質疑（如符號的任意性問題）；隨著《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緒爾的某些觀點得到了澄清，掀起了一股對索緒爾語言學觀點再認識的熱潮。(3)符號學向各個學科的滲透進一步加強，符號學作為一門方法論已被套用于越來越多的領域和學科的具體研究中，符號學的套用範圍進一步擴大。可以說，符號學研究在語言學、哲學、文學、文化、藝術、傳播學、民俗學等各個領域已全面展開。(4)對非語言符號的地位、功能開始予以關注，如對體語符號交際功能的探討和研究。(5)對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典籍中符號學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化，嘗試用符號學方法闡釋中國的歷史文化現象。在這個階段，學術研討蔚然成風。1994年在蘇州大學召開了首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1996年在山東大學、1998年在西南師範大學、2000年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002年在南京師範大學分別召開了第二、三、四、五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這標誌著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已步入正軌。
研究表明，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歷史雖短，但進步較快，時至今日，在符號學的諸多領域裡我們已經基本上追趕上了國際研究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因為中國學者對國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吸收、消化得非常快；二是因為中國文化土壤中蘊有極為豐富的符號學內涵，它隨著符號學的興起不斷給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注入新的營養。從研究領域看，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已經涉及到哲學、語言學、邏輯學、文學、美學、民俗學、傳播學、國情語言學及中國傳統文化、電影等諸多領域。其中，在哲學、語言學、邏輯學和文學等領域的符號學研究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和深度。
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如上所述，中國的符號學研究雖然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2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符號學用了40餘年所走過的路。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個，分別為符號學基本理論研究、語言符號學研究、符號學套用研究、文化藝術符號學及文學符號學研究。
國外符號學名家理論的引介及研究
中國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緒爾、皮爾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號學家的思想理論上。研究從最初的翻譯、介紹逐漸發展起來，對國外符號學專著的主要譯介作品有：《普通語言學教程》（〈瑞士〉索緒爾著，高名凱譯，1985）、《符號學入門》（〈日〉池上嘉彥著，張曉雲譯，1985）、《結構主義與符號學》（〈英〉霍克斯著，瞿鐵鵬譯，1987）、《符號學與文學》（〈美〉司格勒斯著，譚大立等譯，1988）、《符號學概論》（〈法〉吉羅著，懷宇譯，1988）、《指號，語言和行為》（〈美〉莫里斯著，羅蘭、周易譯，1989）、《符號學理論》（〈意〉艾柯著，盧德平譯，1990）、《符號學原理》（〈法〉巴特著，黃天源譯，1992）等。這些譯著的出版，為我國學者借鑑國外符號學思想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對上述名家理論引介的同時，中國學者還對各家理論展開了較為深刻的獨立研究及對比研究，研究的內容更多地集中在對其語言符號學理論的闡述方面。比如，“略論羅朗·巴爾特的符號學”（李廷揆，1986）、“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劉潤清，1992）、“巴赫金與社會符號
中國哲學和符號學
“中國哲學”(CP)一詞今日實際上用於表示有關中國古代哲學的一門現代學科；由現代中國哲學家和國外漢學家
符號學今日CP學術大致由三個主要部份組成：本體形上學，生活哲學和倫理學。與其西方同類學術相比，CP的認識論的，科學的，以及美學的部份似乎較少引起普遍興味。在CP中，主要的注意力更多朝向傳統道家哲學和佛教哲學共同關注的本體形上學方面。CP包含的這一部份似乎更易與西方哲學進行交流﹐或更近似於西方哲學，然而實際上兩種哲學傳統在語義學--修辭學上的岐異性對於彼此之間的有效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難。CP的第二個部份人生哲學同時與哲學和文學相關，雖然中國人生哲學作品的文學性遠大於哲學性。這種文學性的中國人生哲學對那些不關心專業哲學問題的西方讀者們反而產生了較多的影響。CP的第三部份倫理的確獲得了西方倫理哲學家很大興趣，因為從經驗性和現實性角度看，中國倫理學經驗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儘管其理論化程度不能與西方道德哲學相比。
CP絕不只是現代哲學內部的問題；它涉及到中國哲學原始話語的許多不同的方面，如所用語言的語義學組織，社會與學術制度，學者動機機制，讀者的理解條件，文化的結構，政治和歷史環境，以及學術在特定歷史中的功能等等。嚴格來說，“中國哲學”還不是一個在現代學術環境內已然組織成熟的學科。中國思想史上“文史哲不分家”，中國較鬆散的學科分類法與西方較嚴格的分科傳統不同。因此，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之間的比較研究首先應關注彼此構成性和功能性的異同分析，然後才能進而研究其它層面的比較研究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