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白澳政策白澳政策（英文：WhiteAustraliaPolicy）是澳大利亞聯邦反亞洲移民的種族主義政策的通稱。“白澳政策”一詞原為拉丁語，是“南方之地”的意思。1901年，白澳政策正式確立為基本國策，只許白人移居。在此政策下，大部分華人忍受不了欺壓、被迫離開澳大利亞。1972年澳大利亞工黨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亞自1901年建國後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而確定下來的種族歧視性移民政策。它旨在保證澳大利亞為白種人所有，排斥和歧視有色人種移居澳大利亞和當地的土著居民。“白澳政策”形成的原因既有其現實的政治和經濟的因素，也有其種族和文化上的因素。它包括《移民限制法案》為主的幾項重要法案或條例，這標誌著“白澳政策”正式形成。“白澳政策”對澳大利亞和亞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各國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9世紀90年代，限制的範圍擴及包括太平洋島嶼的其他有色人種。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制定《限制移民入境法案》，規定凡入境者必須通過歐洲語言測驗。作為限制有色人種入境的一種手段，從法律上確認“白人澳大利亞”政策。
自1945年起澳官方檔案中已不再使用“白澳政策”一詞。1958年頒布新移民法，廢除“語言測驗”。1975年10月公布種族歧視法，在法律上保證全體澳大利亞人不分種族膚色與信仰，一律平等。
歷史背景
白澳政策該政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8世紀50年代，當時有一大批中國人受“淘金熱”的吸引移民到澳大利亞。許多英裔澳大利亞人埋怨中國人的到來降低了勞動力價值，同時遷怒於他們帶來的中國文化傳統，遂連續發生了許多起排華暴亂（諸如LambingFlat暴亂）。剛建立起的以白人為主的自治政府亦持排華態度，陸續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中國人移民的法案。到1888年，澳洲殖民地上的所有中國人都遭到驅逐，總理埃德蒙多.巴頓得意洋洋地宣稱“人類平等的原則只適用於英國人之間，英國人跟中國人之間則不遵循這條原則。”
該政策的另一源頭是阻止美拉尼西亞人（被蔑稱為“Kanaka”）進入昆士蘭的甘蔗園工作。當時因為許多醫學專家認為白人的體質不適合從事這種熱帶地區的工作（恐怕低廉的成本和溫順的性格才是引入美拉尼西亞人的主要原因)，故引進了很多美拉尼西亞勞工，付給他們報酬很低的工資。也有些美拉尼西亞人是被劫掠到澳洲的(這種行為白人自己戲稱“捉黑鳥”）。為了阻止這種行為的繼續以及非歐勞力的繼續湧入，18世紀90年代有大約7000美拉尼西亞勞工被政府驅逐，隨後政府和貿易聯盟達成協定，只允許白人勞力從事農場的工作。
這項政策的基本意圖是保持種族的“純淨”。“為了保證澳洲一直不受低等人種的污染和劣化，我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大英國協議會紀錄，1901年9月12日4845頁）貿易聯盟和它操持的政黨----澳大利亞工黨，是白澳政策的主要促動者。克里斯.沃森（時任工黨領袖）宣稱，“我反對將有色種人與白人混雜的----當然我承認它跟工業化有關----主要由於種族污染的可能性。”
形成的原因
“白澳政策”形成的原因“白澳政策”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因素。自1788年英國“第一艦隊”使抵澳大利亞後，先後建立起六個地方殖民地。隨著各個殖民地的發展，地方自治運動的興起，各個殖民地自治政府相繼建立。這就意味著澳大利亞白種人從宗主國英國手中攫取了廣泛的權力，有利於通過立法來加強白人的優勢地位和既得利益，排斥和歧視有色人種。這就為“白澳政策”的出台創造了政治條件。
從經濟角度看，澳大利亞白人“擔心白種工人的就業機會減少，生活水平就會下降”。澳洲各地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出現了此起彼伏的排外浪潮，尤其是排斥華人浪潮。中國移民南下澳大利亞，其本身就是因生活所迫，以出賣勞力謀生，大部分人通過淘金來發財致富，然而澳大利亞並不是理想之地，中國華人的到來，必然給當地居民帶來衝擊。由於澳大利亞大部分僱主喜歡僱傭溫良恭順、吃苦耐勞，而且能夠忍受低廉工資的中國人做工，這在一定程度上排擠了澳大利亞白人勞動力，使白人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在經濟中蒙受巨大的損失。因此，白人勞工強烈反對僱主僱傭華人，並且要求政府限制非歐洲人入境。在他們看來，“華人來澳，日漸眾多，致當地白人失業，影響國民生活及國家前途甚巨，社會風俗習慣亦將受到華人不良影響。此時如不多方設法排除華人，後悔亦將無及。”白人民眾的排斥華人浪潮得到各殖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各個殖民地一致的排外立場，為以後澳洲聯邦政府通過帶有種族歧視性質的政策鋪平了道路。
其次，白人“種族主義”觀念根深蒂固，是“白澳政策”出台的重要思想基礎。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民族是一個從英吉利民族中派生出來、身處有色人種的“包圍”和以白種人為主體的新民族，具有明顯的種族單一性特徵和英國化特色，以“把澳大利亞建成一個白人社會”為內容的“白澳”意識是其民族形成和民族國家建立的精神力量。從英國向澳洲運送罪犯開始到對澳洲殖民直至澳聯邦政府成立，無不滲透著白人種族主義觀念。“大英帝國為澳大利亞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和大量的貿易機會，澳大利亞的英國移民認為自己是最優越的民族，而印度人、中國人、非洲人及其它所有非歐裔人則認為是下等種族。”
亞洲的有色人種深受排斥和歧視，而受其最深的是首推澳洲的土著居民。對土著人實行種族滅絕是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既定政策。例如，“居住在塔斯馬尼亞的約7000名土著居民，即被英國殖民者慘殺殆盡，迄至今日，在該州領域內還見不到一個土著後裔。”進入20世紀後，該政策的執行手段由大規模的屠殺轉變為強制的同化政策。“有4萬土著兒童被以強制方式從家中帶走，分送到白人家庭去接受同化教育。”而白人與土著人的衝突結果則進一步助長了白人的優越感和白人至上的種族心理。當時，全澳大利亞流行著這樣一句口號：“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人的天下”。這種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和白人“優越論”使絕大多數白種人推動和擁護“白澳政策”，以此來維護白人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損害和排斥當地的土著居民和移居澳大利亞的有色人種。所以說，保證澳大利亞白種人的純潔性，是絕大多數澳洲白種人的心聲。
再次，澳大利亞“白澳政策”源於澳大利亞民族的不成熟性。作為英國的移民殖民地，澳大利亞不僅在種族基本上是單一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而且它的發展始終依賴於英國。早在19世紀殖民時期，澳大利亞白人構想將來的澳大利亞是宗主國英國在海外的延伸部分。因此，在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後，澳大利亞仍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澳英長期以來具有的殖民主義性質的關係。即在熱愛澳大利亞的同時，又以與英國的親緣關係而倍加自豪；以種族親情為紐帶，維繫著與英國的各種關係。正如澳大利亞大多數白種人認為的那樣，“澳大利亞是一個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幸福的聯合體”，“澳大利亞民族精英仍傾向於認為澳大利亞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和成就的象徵。”在整個19世紀，伴隨著澳大利亞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澳大利亞充斥著一種充滿種族主義的口號，即“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白種人的澳大利亞！”
最後，澳洲白人對亞洲等有色人種的排斥和歧視，還基於文化上的衝突。澳洲白種人幾乎全部信奉基督教，基督教本身是一神教，只信仰上帝，對其他的宗教具有排斥性和鬥爭性。而當時的亞洲有色移民不信仰基督教，“大量的亞洲移民入澳會破壞澳洲社會的宗教基礎，而宗教又被視為構成社會道德觀念的基礎，一旦以基督教為主體的澳洲宗教受到亞洲東方宗教的‘威脅’，由文化衝突所導致的種族排斥和種族歧視便會強烈表現出來。”
可以說，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為了維護澳洲白種人的“純潔性”和優越感，反對有色人種移居澳洲，必然會出台一項帶有種族歧視性質的政策。“白澳政策”應運而生，它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必然。
形成
“白澳政策”的形成自1788年起，英國菲利浦船長率領“第一艦隊”駛入悉尼灣，澳大利亞開始了流放犯殖民地時期。最初來這裡的移民主要是來自英國的罪犯。但隨著殖民地的開發與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批歐洲移民（主要是英國移民）不斷地來到澳大利亞，同時也有一些非歐洲人也紛至沓來。然而，自1851年興起的“淘金熱”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新南威爾斯中部和維多利亞的金礦從“本國和海外吸收了成千上萬的人，使這個國家四分之一的人集中到金礦上去了”，“在墨爾本登入的移民洪流突增了7倍”。大量的亞洲移民到大澳大利亞引起澳洲白人的不安和恐懼。澳洲白人勞工認為，有色人種的進入會導致白人就業機會減少，而且因其工資低廉而導致白人勞工工資下降，最終造成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這是最基本的最直接的經濟利益衝突。“帕克斯曾斷言：中國移民企圖占領澳大利亞，對此最好的防範手段就是將‘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門外。”
由於民族衝突和白人騷亂，澳大利亞各殖民區對中國移民等有色人種的入境，採取了更加嚴格的限制。如1855年，維多利亞州政府特別委員會通過法案限制華人入境，“規定來澳船隻每10噸位限載華人一人；每一入境華人須交人頭稅10鎊。”1876年，昆士蘭州殖民政府頒布了種族歧視特徵更為明顯的金礦區管理條例，它所限制的移民範圍已從華人擴大到亞洲和非洲所有有色人種。到1888年，澳大利亞六個殖民區政府為保護白人利益和地位，展開了大規模的排外活動，已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識上達到空前的一致。這從而為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議會通過具有種族主義歧視性質的幾項法案鋪平了道路。
所謂的“白澳”是指“通過禁止亞洲人和太平洋島嶼居民移居澳洲，驅逐喀納喀（玻里尼西亞語，意為‘男人’）勞工出境以及歧視居住在澳洲的亞洲人和太平洋島嶼居民等辦法，維持歐洲人在澳洲社會的絕對優勢。”“白澳”意識作用於國家，使“白澳政策”應運而生。“白澳政策”一詞英文為“WhiteAustraliaPolicy”，最早出現於1896年。“‘白澳政策’光從名稱看，就是種族主義，不管它現在如何喬裝打扮。”
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立，標誌著一個新的主權國家的誕生。國家的統一，自然要求法律的統一。“白澳政策”作為一個國家法律統一的直接表現應運而生，從而使國家法律“白澳政策”化，“白澳政策”國家法律化。聯邦議會在1901年連續通過了三個重要法案。第一法案是1901年6月聯邦議會通過的《郵電法案》，其中第15條款規定，“所有接受聯邦郵政津貼的船隻，不論是否在澳註冊，一律只能僱傭白人勞動。”第二個法案是同年8月聯邦議會通過的《限制移民法案》。該法案是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推行“白澳政策”的最主要法律，由聯邦總理巴頓起草。它把矛頭直接指向有色人種，“規定入澳移民必須參加文字測驗，聽寫英文單詞50個，不及格者不得入境。”然而，這一政策遭到歐洲其它國家的反對，於是法案稍加修改，改英語為“任何一種歐洲語言”；之後因日本和印度的反對，法案又改為“任何一種指定語言”。《限制移民法案》的頒布是澳洲種族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以國家法律的形式限制和禁止以亞洲移民為主的有色人種入境。第三個是《太平洋島嶼勞工條例》，規定從1904年起，嚴禁從太平洋島嶼移入黑人勞工，下令將進入澳大利亞的喀納喀人必須於1906年底之前返回原土著島嶼。但是，澳聯邦政府根本無法找到每位喀納喀勞工原來的居住地島嶼，於是不得不修改條例。改定條例規定：凡是無法找到原來島嶼的喀納喀人可以繼續居留在澳洲，但是並沒有放棄種族歧視。
從此，“白澳政策”成為澳聯邦政府的基本國策，澳大利亞政府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都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新南威爾斯州政府於1901年頒布的《剪羊毛工待遇條例》則禁止中國移民工人和白人移民住在一起。1902年《聯邦選舉條例》規定：“禁止將任何澳洲、亞洲、非洲或大洋洲島嶼（紐西蘭除外）的土著居民的姓名列入選民名冊，另外澳大利亞工會的章程則禁止亞洲人、土著居民和混血兒加入工會。”1903年，澳大利亞制定了嚴格的入籍法，即申請者必須放棄原來的國籍，方可加入澳大利亞國籍。1908年《殘廢撫恤金和養老金條例》剝奪了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種領取撫恤金和養老金的權利。
“白澳”意識和“白澳政策”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主義。“在澳大利亞頗有權威性和導向性的《新聞公報》喊出了一句頗有影響的口號：‘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人的——便宜貨支那人，便宜貨黑鬼和便宜貨歐洲癟三一律滾開’。”這裡的澳大利亞人既不是世代生活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也不是中國人、印度人、喀納喀人以及廉價的有色人種，而是所有登入上岸的白種人。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和白人“優越論”使得絕大多數澳洲白人擁護和支持“白澳政策”，而亞洲的有色人種和當地的土著居民深受排斥和歧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這方面立場非常堅定，直到二戰前夕，澳聯邦政府都一貫奉行“白澳政策”。
實行情況
1901年，新的聯邦政府所進行的第一項立法舉措，就是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移民限制法以便“在移民問題上作出一些限制...以清除...非法移民”，南非已有類似的移民限制法案。最早的草案明令禁止非歐洲移民的進入，但由於英國政府出於對在印度的權益和與日本的關係的考慮的反對，巴頓政府只得取消這種公開的規定，代之以“聽力測驗”來排除不要的移民。移民官員有權阻止任何未在一項五十個詞的聽力測驗（考方可使用任何一門歐洲語言）上達標的移民申請者。
當時，澳大利亞不是唯一採取這種移民政策的英國屬地，白人們相信種族之間有天生的差異，並認為自己的種族優於其他。這種觀點常常導致帶有種族歧視的政策出台，比如吉姆.克勞法案。南非、加拿大和紐西蘭甚至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種族限制移民政策。1905年的英國政府通過了有利於猶太移民的法案。(參看KomagataMaru事件和1919年的紅色夏天)澳大利亞士兵在1919年參與了攻擊威爾斯州卡迪夫市黑種英裔社區的事件。
消亡
“白澳政策”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炮火炸彈轟開了澳大科亞朝野人士的心胸和眼界，才慢慢對黑頭髮黃皮膚的種族有了新的認識。保衛菲律賓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率領殘兵敗將退下來，日本飛機將北疆邊城炸癱了，日軍潛水艇侵入近水海域，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東京玫瑰”日夜不停地向“太平洋孤兒”招降，澳大利亞人民才從迷憫中醒悟過來。原來文化血緣同系的宗主國，畢竟是遠隔重洋鞭長莫及，一旦大難臨頭便自顧不暇，可恃而不可待了。
反之一直在心理上疏離久久的地緣人種，近在咫尺之間，卻有唇亡齒寒的依傍關係。澳大利亞在戰火的威迫下，一面協助麥克阿瑟將軍重整聯軍，一面調整自己的心理意識，確認遠親不如近鄰的現實形勢。尤其中國是抵抗日本侵略最久犧牲最大的盟國之一，僅以利害關係衡量，也沒有理由再歧視華人而堅持“白澳政策”了。於是到大戰後期，接受在太平洋英屬島嶼上飽嘗炮火蹂躪的華裔千餘人，疏散至澳大利亞各地，這無疑是在默默中以行動突破“白澳政策”的先聲。
澳大利亞外長D.C.斯賓德在1950年科倫坡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援助亞洲國家的計畫，即著名的“科倫坡計畫”。科倫坡計畫有種種不是之處，但它對澳大利亞卻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極大地衝擊了白澳政策和種族主義思想。按照科倫坡計畫，亞洲國家的學生可以到澳大利亞的大學念書，這一舉措有助於瓦解歧視非白裔種族的態度。甚至比孟席斯總理還保守的A.R.道納移民部長都受到了反種族主義的影響，他對舊移民政策的態度有了新的變化。到1957年，居住在澳洲15年以上的非白裔人口已有資格獲取得公民權，而1958年的移民法廢除了聽力測試代之以更簡單的入境考核。
與華人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一個具有150年歷史的華工早年淘金場地BATHURST，經重建後成為全澳學生回顧歷史的重要現場教課地。“白澳政策”的內容繁多，而且各個時期也有所不同。如果用句淺白的話來概括就是：澳大利亞是歐洲白種人的澳大利亞，對亞洲和太平洋島嶼的有色人種，則採取歧視、限制甚至嚴禁遷入的態度。這項政策後來雖然並非單獨針對華人，不過它的產生、形成卻與華人密切相關。
“白澳政策”一詞原為拉丁語，是“南方之地”的意思。這塊面積比英國本土大近32倍的新大陸，18世紀70年代淪為英國殖民地時，只不過是用來流放犯人的地方。這與中國宋朝發配林沖的滄州有點相似。1788年至1850年的62年間，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澳大利亞共有18.7萬人，其中犯人竟有14.6萬人之多。隨著金礦的發現，澳大利亞開始出現了勞動力異常緊缺的現象。為此，殖民當局開始從中國招募大量勞工。
華工的到來固然加快了礦區的發展，但是也產生了不少摩擦。中國人老實能幹，工資又只有白人的一半，他們自然成為礦主首選的僱傭對象，這就引起白人工會頭領及工人的嫉妒和不滿。加之文化傳統及生活習俗的差異，矛盾日漸激化。1855年6月，在華工最多的維多利亞州通過了第一個排華法案，其主要內容是赴澳輪船每艘載重10噸限載1名中國人，而且入境還要交10磅的人頭稅。這是“白澳政策”的發端。此後其他州相繼效仿，還先後召開過3次反對有色人種移民澳大利亞的大洋洲洲際會議，並將中國人入澳的船載量由10噸載1人增至500噸載1人。這樣一來，限制華人的門就關得更緊了。
1901年澳大利亞成為大英國協的自治國。這一年，聯邦國會通過了《移民限制法》，針對華人和亞洲有色人種定向設立“語言測驗”，要求入境澳大利亞必須能聽、能寫一段50字的任何歐洲文字才有希望核准，從而使“白澳政策”更趨完善和隱蔽。
在“白澳政策”實施期間，排華事件屢見不鮮。1857年7月4日，700餘名白人礦工襲擊維多利亞巴克蘭礦區的華工，750多座華工帳篷、30家商店及一座華人廟宇被焚毀，2500餘名華工逃往山林避難，10人喪生。這僅僅是眾多排華事件的一例而已。在這樣的背景下，澳大利亞華人銳減。早期在澳華工有四五萬人，1901年至20世紀60年代，多的年份也只有2萬多人，少的年份僅有萬餘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澳大利亞意識到要發展本國經濟必須面向亞洲，特別是1972年中澳建交後兩國交往日趨頻繁。隨著經貿的發展和國內外進步輿論的推動，1974年頒布了全球一致，沒有人種歧視的《澳大利亞公民法》，宣告實行了100多年“白澳政策”的終結。
測驗
而且，出現了廢除白澳政策的新呼聲。這表現在墨爾本大學建立了移民政策改革小組。該小組對移民狀況進行了調查，出版了小冊子，宣傳用有限制有選擇地從亞非國家接受移民的政策以取代白澳政策。墨爾本大學講師肯尼斯·利韋特是移民政策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在50年代，他領導移民政策改革小組多次進行有關移民問題的民意測驗，測驗的結果詳見下表：
| 年代 | 禁止有色人種入境% | 允許有色人種入境% | 無意見% |
| 1954 | 61 | 31 | 8 |
| 1956 | 51 | 42 | 7 |
| 1957 | 55 | 36 | 9 |
| 1958 | 45 | 44 | 11 |
| 1959 | 34 | 55 | 11 |
移民政策改革小組的調查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白澳政策已不得人心，勢在必改。但從確立白澳政策到這時已有六十年之久，種族主義情緒根深蒂固。在種族主義情緒嚴重存在的條件下，將其徹底廢除，還需要時日，也需要鬥爭。
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初又在兩個問題上戰勝了種族主義。一個是關於巴布亞自治問題；另一個是關於澳大利亞土著人的公民權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為70年代工黨政府廢除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礎。1962年7月，聯合國託管地委員會在細緻地研究了巴布亞紐幾內亞問題後提出了一個報告。報告認為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自治進展情況過於緩慢，嚴厲譴責了澳大利亞政府“頑固地堅持漸進主義政策”和在舊法方面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報告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到1964年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建立起100名議員的國會和一所大學，而且議員要由選舉產生。這些要求使澳政府大吃一驚。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澳大利亞政府立即行動起來，1962年修改了舊法；廢除了舊法中白人和黑人區別對待的條款，建立起一個調查該託管區三級教育狀況的委員會。1963年中期，澳大利亞國會通過有關巴布亞紐幾內亞立法會議擴大許可權和建立議會的決議。決議規定立法會議對託管區行政長官有咨議權。決議還對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議會如何組成做了詳細的規定：議會由64名議員組成，其中的44名由擁有選舉權的成年人普選產生，10名由非土著人選舉產生，另10名為官方指定的議員。於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的自治進程得以加速，澳大利亞政府對巴布亞紐幾內亞當地居民（土著人）亦比過去重視得多了。但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完全自治，還有一段歷程。到1964年6月才選出本地的議會。顯然這是巴布亞紐幾內亞這塊託管地的一個重大進步。但是進步的速度，即自治的進程在聯合國託管地委員會的心目中，甚至在世界輿論的心目中太緩慢了，因此，澳大利亞政府，尤其其領土部長G.E.巴恩斯經常受到聯合國託管地委員會的批評。該委員要求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建立政黨，要立即取消10名白人議員和另10名指定的議員。委員會的這一要求又一次打擊澳大利亞政府的種族主義的殘餘。
在1972年澳大利亞大選前夕，工黨領袖惠特拉姆曾答應如工黨執政便以最短時間實現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工黨在這次大選中取得了勝利。工黨政府上台後立即實踐其諾言。但巴布亞紐幾內亞組建一個國家最大的困難是來自當地不同部落的相互仇視和已分裂成若干個單一的相互對立的州，並且在布乾維爾島出現了強大的分離運動。儘管有種種困難，惠特拉姆政府加緊工作，並果斷地宣布從1973年12月1日起巴布亞紐幾內亞獲得完全的自治。1975年，巴布亞紐幾內亞首席部長M.索麥爾宣布英國女王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國家元首，從而一個新的獨立國家誕生了，並且成為大英國協成員國。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土著人自治和獨立的過程實際上是澳大利亞種族主義受到衝擊並衰落的過程。這對消除澳大利亞種族主義思想大有裨益。從此，澳大利亞政府開始考慮解決澳大利亞本土上的土著人的問題了。根據澳大利亞憲法，澳大利亞土人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憲法第127條規定：“在計算聯邦人口數目，……土人將不計算在內”。巴布亞紐幾內亞在聯合國託管地委員會關懷下加速了自治的進程，這必然影響到澳大利亞人考慮本國土人的政治權利問題。1966年新上台赫爾特總理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政府通過國會頒布的第一個法令就是舉行公民投票修改憲法，藉以授權聯邦政府在計算人口時也計算土著人，並給以法律權利。1967年5月27日舉行公民投票，並得以通過，從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獲得到了公民權。但是在給巴布亞紐幾內亞土著人和澳大利亞土著人以自治權和公民權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鬥爭還是有的。有一個由種族主義分子和右翼分子組成的“右派同盟”，因來自南非的一批白人移民加入該組織而使其力量壯大起來，自稱“澳大利亞納粹黨”並進行種族主義宣傳。與此同時一些年輕人自動組織起來利用各種場合進行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在1961年大選時，澳大利亞的大學生，尤其是維多利亞的大學生去遊說議員反對白澳政策。幾乎所有政黨的政治家們都被提問過對待白澳政策的立場，因而把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推向一個新階段。到70年代初這一鬥爭出現了新高潮。1971年6月末，一個南非白人斯普靈保克球隊到達西澳大利亞首府佩思。當即在澳大利亞掀起了大規模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遊行示威，並且球隊到達那裡，示威就在那裡出現，南非球隊在澳大利亞成了過街的老鼠。同年末，一個南非白人板球隊到澳巡迴表演。澳總理為避免再發生對抗，要求澳大利亞板球管理委員會主席唐納德·布萊德曼想辦法解決，並提出政治與體育分開的原則。布萊德曼雖然答應總理的要求，但又向他提出意見，說南非搞種族隔離制度名聲太臭，希望今後澳大利亞政府拒絕接納南非種族主義的體育隊。
1972年5月，皇家調查委員會向政府建議應向那些被牧場主從其漁獵區趕走的土著人提供土地。為了爭回失去的土地，土著人第一次起來進行鬥爭。他們在其領袖的領導下在首都坎培拉國會大廈對面草坪上建立了土著人“大使館”，發誓要長期駐紮下去直到土著人獲得“土地權”。但鄉村黨和自由黨堅決反對給土著人以土地，認為這樣做會導致南非那樣的種族隔離制度。政府頒布派警察強制驅逐和搬遷土著人“大使館”篷帳的法令，但未奏效，相反卻招致大批土著人湧進首都，使政府十分被動，從而再次出現了反對種族主義的高潮。
衝擊種族主義事件的不斷發生，迫使各政黨不得不改變自己種族主義的內外政策，首先帶頭的是過去一貫維護“白澳政策”的工黨，它在60—70年代成了拋棄種族主義政策的急先鋒，例如1965年，工黨從其政綱中刪去了白澳政策。又如1971年6月，在工黨第29屆年會上，代表們以44票對1票通過了修改黨的移民政策的決議，決議保證在移民問題上不再有種族歧視。
1966年3月，在回顧了過去的非歐洲移民政策後，移民局長鬍伯特.歐佩爾曼說，那些條件適合、被認為能夠馬上融入澳大利亞文化且會對澳國發展有所助益的非歐裔申請人將被許可移民到澳大利亞。與此同時，霍爾特的自由黨政府選定了一批有“暫住資格”的非歐裔澳人，這些人在五年後（同歐裔移民一樣）可以按自願成為永久住民和澳國公民。
白澳政策的真正有效廢除通常被認為在1973年，當惠特蘭的工黨在移民法中增加了一系列阻止強化種族觀點的修正案後。這些修正案確保了所有移民無論出生都有權在居住三年之後獲取公民權，並認可所有關於移民與種族的國際協定。1973年移民有2.5萬人，其中1/12為非歐洲移民。1975的種族歧視法案則使得官方制定的帶有種族色彩的規則為非法。
直到1978年，弗雷色政府對移民法的修正才最終將按出生國家選擇移民的政策完全廢除。最近的移民有很多來自中國和印度，雖然英國和紐西蘭的移民仍占絕大多數比重。
影響
白澳政策的影響“白澳”作為一種思潮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已顯露端倪。到了19世紀後期，“白澳”隨著種族偏見的不斷加深而變得理論化與系統化。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建立，在社會輿論的強烈支持下，“白澳政策”正式出台，而且得到國家“法律化”，得以在整個聯邦範圍內實施。“白澳政策”的出台，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以《移民限制法案》為主的“白澳政策”的實施，嚴重阻礙了澳大利亞同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的正常往來，這使澳大利亞的發展極為不利。“早在1888年，中國清政府就曾因澳大利亞當局和白人的排華暴力提出過抗議，要求英國政府予以干預。”由於《移民限制法案》的實施，旅居澳洲的亞洲移民大量減少，其中多數是華人。據統計，“從1901至1947年在澳華人則從29627人減至9144人，不到50年間，竟減少了近70%”。同樣，在二戰之前，亞洲的其他國家移居澳洲的人數也在減少。“在澳的日本人和印度人也僅分別為2700人和2000人。”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移民是其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白澳政策”使得澳大利亞得不到亞洲國家的信任，彼此處於不正常的誤解、歧視和隔閡之中。“白澳政策”不利於國際交往，也不利於澳洲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其次，澳大利亞聯邦長期推行“白澳政策”，加大了澳大利亞對英國的依附性，妨礙了澳大利亞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澳大利亞地域廣闊，人口稀少，卻與人口眾多的亞洲諸國相依靠，地理上的孤獨感和情感上的需要使其更緊密地依賴母國，而對亞洲產生了一種恐懼和隔閡。”母國情結不僅對澳大利亞政治政策影響巨大，而且對澳大利亞的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澳大利亞的政治制度移植於英國，而且甘願英國人來管理澳大利亞的諸多大權。澳大利亞大多數人仍習慣稱之為“英吉利——澳大利亞人”、“蘇格蘭——澳大利亞人”或者是“獨立的澳大利亞型英國人”。可以看出，直至二戰之前，由英國殖民地脫胎而來的澳大利亞聯邦還不是完整而獨立的民族國家。澳大利亞民族意識尚不成熟，使其更加依附於母國，這就妨礙了澳大利亞現代化的正常發展。
最後，“白澳”和“白澳政策”的實施，延緩了澳大利亞向多元文化國家的發展。實踐證明，一國吸收它國的先進文化以充實和發展自己是使國家或民族走向成熟、富強、文明的明智之舉。“白澳政策”的推行，阻礙了澳大利亞與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多元文化共存“有利於各族移民正視自己的文化傳統，在與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存中進行比較，以克服自身的弱點，更加注意吸收澳大利亞這塊土地上的優秀文化和價值觀念，從而在潛移默化中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多元文化為澳大利亞的文化形態帶來了多樣性和豐富性”。“白澳政策”作為一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在國際上已經成為眾矢之的。因此，“拋棄種族主義的包袱不僅是澳大利亞人的明智選擇，也是勢在必行的決策。”
綜上所述，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之所以推行的一系列帶有種族歧視性質“白澳政策”，既有其現實的政治經濟因素，也有歷史的種族和文化的原因，是綜合元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澳大利亞“白澳政策”包括多項法案，旨在限制以亞洲國家為主的有色人種移居澳大利亞，使澳大利亞成為白種人的澳大利亞。“白澳政策”的推行，不僅對澳大利亞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亞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各國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廢除“白澳政策”，敞開移民大門，實行多元文化政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