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鮮半島三國間的戰爭形勢與唐軍的介入
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國之後，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國先後與唐建立了外交關係。在與唐建交前，新羅和百濟間關係緊張，一直互相攻城略池爭奪不休。百濟為實現分割新羅的企圖，曾與高句麗合謀，聯合進攻新羅。而新羅則積極向唐朝靠攏，以期得到保護。為此，曾上書太宗，例數百濟和高句麗侵伐新羅的罪行，籲請請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則和中國歷代統治者一樣，將半島上獨立的三國，視為唐朝的屬國。但是，在太宗執政初期，因國力尚未充實，執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無力也不願對三國用兵。所以，他以上國君主的身份，對三國間的戰爭進行調解。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國使者赴唐朝朝貢之機，分贈三國國王以璽書，從中擀鏇。在給百濟王的璽書中說：“朕已對王侄及高句麗、奚落使人俱赦通知，鹹許緝睦。王必須往彼前怨，識朕本懷，功篤鄰情，即停兵革。”（注1）但對於太宗的調解，百濟與高句麗徉稱順命，實際上並未停止攻侵。在經過貞觀之治後，唐朝的國力開始迅速得到增強。唐太宗開始屏棄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轉而採用強硬的對外擴張政策。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麗國內政變之機，唐太宗親率十萬大軍進擊。高句麗舉國一致奮勇反抗，唐軍進展並不順利。但高句麗的國力因之而大大削弱，從而減輕了對新羅的壓力。但百濟在唐軍進軍高句麗期間，並沒有停止進攻新羅的軍事行動，相反又連奪十數城，從而切斷了新羅赴唐的貢道。這時，太宗病逝，唐遂從高句麗撤兵。高宗即位後，接到新羅的急報，並未出兵，而是循太宗舊例，贈百濟國王璽書，令其退還所奪新羅城池。此時，正逢倭國使臣來朝，高宗乃贈倭王玉璽書，令其援助新羅。但不了解，倭國與百濟關係原本勝於新羅，加之，公元六五三年八月百濟與倭國“通好”之後（注2），更形密切。因此，倭國不可能援助新羅。百濟見太宗出兵高句麗也不曾有什麼實質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璽書於不顧，進而再次聯合高句麗出兵新羅，於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奪新羅三十餘城。新羅告急，高宗決意於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派左衛大將蘇定方統水陸軍十三萬出兵百
濟，以解新羅之危。
蘇定方大軍自“城山濟海”，進軍百濟，船帆千里，隨流東下。（注3）新羅王命太子法敏率軍船百隻迎蘇定方軍於德物島。蘇定方令太子法敏自領新羅軍，於七月十日在百濟南部與唐軍會師，共破百濟。新羅武烈王聞訊既率軍五萬與唐軍會師。百濟軍兵力遠遠不及唐軍新羅聯軍，一戰而潰。蘇定方率軍進至百濟王城，百濟義慈王不敢抵抗，開城投降。顯慶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濟為唐軍所滅。蘇定方留郎將劉仁原等駐守百濟王城，自押俘虜回國。
二、鬼室福信乞援與倭軍介入
百濟即亡，但百濟將軍武王從子鬼室福信與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軍。同時，鬼室福信為迎回以前赴倭國為人質的王子扶餘豐回國即王位，譴使去日本，同時向倭國乞師求援，並獻上戰爭中俘虜的唐軍百餘人（倭王將此百餘人安置在美濃國不破、片縣二郡）。（注4）在倭國，正值實行大化改新，實行新政時期，國內矛盾重重。舊豪族勾結古人大兄皇子反對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員如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被懷疑圖謀不軌。以中大兄皇子為首的改革派雖然對敢於反對的人堅決予以鎮壓，但仍深感地位開始不穩。與此同時，百濟的覆滅，對倭國的來說，也是極其重大的損失。如果聽任百濟亡國，則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將被全部清除。而且，同時為了轉移內部矛盾。於齊明六年（公元660年）十月，下詔允諾出兵援助百濟並送王子豐回國。（注5）
齊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親征的形式，向百濟發兵數萬。倭王齊明帝隨軍西徵到九州，突然病逝於朝倉宮，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稱制，是謂天智帝。齊明帝之死，並沒有動搖倭國出兵百濟的決心。八月，另派阿雲比羅夫等為前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等為後將軍，統帥全軍開赴百濟。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狹井檳榔等率軍五千護送王子豐回國，至百濟境，鬼室福信等前來迎入周留城，即王位。天智元年（公元662年）正月，倭王支援百濟十萬矢、五百斤絲、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張韋、三千斗稻種。（注6）
唐高宗在出兵百濟獲勝橫批，於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蘇定方率軍進攻高句麗。高句麗與鬼室福信聯合，共同抵抗唐軍。鬼室福信率軍曾一度圍困劉仁原軍於百濟王城，但遭劉仁軌與新羅軍夾擊，被迫撤軍，遂解圍城之危。高句麗惟恐鬼室福信兵敗，使本國遭南北夾擊，因而也譴使於公元六六二年三月赴倭乞師，敦促倭軍迅速開赴戰場，與唐軍作戰。
決心參戰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濟戰場的倭軍立刻投入戰鬥。公元六六三年六月，倭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等率軍二萬七千人進攻新羅，奪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羅與唐軍的聯繫通道受到威脅。
至此，遠東的國際形式，在朝鮮半島形成南北兩個戰場。在北方戰場，高句麗與唐軍基本形成了對峙的局面，由於地形限制的緣故，唐軍的進展始終不大。而在南方戰場由於倭軍的介入，戰爭形勢已經轉向倭軍和百濟軍方面了。唐軍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補充，雖然唐軍與新羅的聯軍的還未遭到敗績，但總體上已經開始居於守勢。這是，高宗下令劉仁軌與新羅王磋商，如何增加對高句麗的壓力，以打破北方戰場的對峙局面。劉仁軌的部下們，也覺得在南方作戰不見得有利，也想北上與本國軍隊夾擊高句麗，然後再徐圖南方的倭軍。而精通謀略的劉仁軌已看出，百濟的棟樑大將鬼室福信功高震主，扶餘豐必不能見容，百濟國不日即有內訌，宜靜觀其變。若鬼室福信一死，百濟必不堪一擊，斯時趁機滅之，再揮師北上，可奏全功。而相反，若此時北上，使百濟得以喘息，後果不堪構想。是故，其主張堅守不動。（注7）果然，時隔不久，百濟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謀反之罪，殺之。百濟國人心思動，其戰力受到極大程度的削弱。
三，白江口唐倭軍海戰
公元六六三年八月初，倭國援軍將至，百濟王豐率部分軍隊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錦江口）迎接。周留城則有百濟王子及倭軍聯合守衛。這時，唐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七千援軍趕至，與劉仁軌會師。劉仁軌在得到孫仁師部的援軍後，立刻分兵兩路進攻周留城。劉仁原、孫仁師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統帥陸軍，從陸路進攻周留城。劉仁軌、杜爽率領唐水軍和新羅海軍從熊津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夾擊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劉仁原所部進逼周留城外圍。而百濟則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氣極其低落，儘管有倭軍相助，但還是難以抵抗唐軍的進攻。周留城周圍的城池，逐一被唐軍攻克，百濟守軍相續投降。但是，周留城外的任存城，該城地勢險要，又為周留之扼口，將軍剋死用兵，唐軍圍攻三旬依舊不曾攻克Ｖ芰舫槍實靡員Ｈ?在劉仁原率軍向周留城進軍的同時，劉仁軌率唐和新羅海軍駛向白江口，企圖朔江北上進逼該城。當劉仁軌所率海軍駛抵白江口時，與先期前來的倭國海軍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注8）劉仁軌立刻下令布陣，百七十艘戰船按命令列出戰鬥隊形，嚴陣以待。公元六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軍戰船首先開戰，沖向唐軍。由於唐軍船高艦堅利於攻守，倭軍船小不利於攻堅，雙方戰船一接觸，倭軍立刻處於劣勢。倭軍指揮慌忙下令戰船撤回本隊，其指揮互相計議說：“我等爭先，彼當後退。”（注9）遂各領一隊戰船，爭先恐後毫無次序地沖向早已列成陣勢的唐海軍。唐軍統帥見倭軍軍旅不整，蜂擁而至，便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在陣中。倭軍被圍，艦隻相互碰撞無法迴旋，士兵大亂。倭軍指揮朴市田來津雖“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擊殺，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回戰局。不過片刻之見，倭軍戰敗，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中國史書記載：唐軍與倭軍海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注10）百濟王先在岸上守衛，見倭軍失利，乘亂軍之際，遂逃亡高句麗。
倭海軍戰敗的訊息傳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濟王子余忠、勝忠等率守軍投降。倭國陸軍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區撤離，百濟境內倭軍集結於以禮城，於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國。
四、戰後唐倭間的外交關係
唐倭海軍白江口之戰，結束了新羅與百濟間的長期糾紛，同時使倭國受到嚴重打擊。倭國失敗的直接後果是，停止了對朝鮮半島的擴張，大約在千餘年之內，未曾向朝鮮半島用兵。另一方面，唐滅百濟，五年之後滅亡高句麗，與唐友好的新羅強大起來，逐漸統一半島。倭國面對這種形勢，為了自身安全，自撤軍之後—立即著手增強本國的防務。自天智三年(公元664年)開始，到天智朝結束，連年按批修築各種防衛設施。首先，在對馬、壹歧和筑紫國設定烽火和派出駐守要地的防戍部隊。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儲以水，名曰水城，（注11）利於小船行駛，防止大船靠岸。其三，在對馬、北九州、長門、贊吉的屋島、河內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線。（注12）如果對馬、壹歧和北九州失守，後面還有城堡拒敵。為了統率西部各地防務，加強了大宰府的地位，專一負責防禦事務，以後因軍務不多，逐漸變成辦理同海西各國外交事務的部門。
正當倭國政府積極整頓防務、嚴防新羅與唐朝進犯的時候，唐軍駐百濟的統帥劉仁願，命朝散大夫郭務棕赴倭訪問。（注13）郭務棕於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攜碟書和禮物到達九州。正在修建防禦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務棕來訪，驚疑不止。由於摸不清郭務棕來訪的目的，因而既不願其進京，又不敢驅其出境。郭務棕在北九州逗留至十月一日不走，倭王政府不安之情益重。內大臣中臣嫌足想出一計，命和尚智祥出面宴請郭務棕。在宴會上智樣雖末明下逐客令，但轉交倭王贈賜的禮品已經表明，敦促郭務棕儘速回國。可是，郭務棕竟毫無動身之意。至今二月十二日，郭務棕方從北九州回百濟劉仁願駐地。
郭務棕以唐駐百濟軍事統帥劉仁願的代表身份訪倭，其目的中國史書、日本史書、新羅史書等皆末涉及，而郭務棕呈交倭政府的碟書，亦未保存下來，所以無法弄清。但是，從當時朝鮮半島的形勢看，唐軍正在北方與高句麗進行戰爭，劉仁願駐百濟軍隊不多，而倭國正在修整防務，唐朝似乎疑慮倭國的動態，懼怕倭軍再次介入，有礙於高句麗的軍事行動。因此，由劉仁願派郭務棕赴侯，明為修好，實為監視侯國行動。所以郭務棕才在北九州一住七個月不走。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政府遺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駐百濟將軍郭務棕以下二百五十四人，於七月二十八日至對馬，九月二十日至筑紫。劉德高等於九月二十二日向倭王政府雖文要求進京。倭王政府用前一年對待郭務棕的辦法，對待唐政府的代表，只令其住在北九州。侯王政府可能從劉德高所呈表文中，了解唐使赴倭的真正意圖在於窺視倭國的動態，所以，在十月十一日，於苑道(宇治)進行軍事演習，（注14）有意向劉德高等示威。不過倭王政府不願使雙方關係再度惡化，因而於示威之後，在十一月十三日派使臣去九州宴請劉德高，十二月十四日又
贈賜禮物，不久劉德高回國。倭王政府為表示友好，特命小錦下守君大石等組成護送唐使代表團，護送劉德高等回唐。在唐倭戰爭之後，這是雙方國家一線的代表團第一次往返。
與劉德高赴倭的同時，八月唐駐百濟統帥劉仁願、劉仁軌主持了新羅與百濟的酞血盟誓，共誓永不相擾。參與盟誓者尚有耽羅國和倭國的代表。盟誓後，劉仁軌率領四國使節浮海回唐，參加次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高宗封泰山之會。（注15）倭國送劉德高代表團與參加封泰山的代表團，在唐進行了各種考察，直到天智六年(公元667年)十一月九日，方始回國。倭國代表團回國途經百濟，劉仁願派熊津都督府上校國司馬法聰等護送至九州大宰府，然後回國。司馬法聰回百濟駐地時，倭國政府又派伊吉博德組成護送團，送至百濟。雙方使團送往迎來，表面上相互友好，暗地裡卻互相警惕。
公元六六九年九月，李績所率唐軍終於滅亡高句麗。倭國天智帝得知高句麗亡國的訊息，疑慮更甚。但為保持當前的友好關係，特派河內鯨為使，赴唐祝賀。（注16）同年，劉仁願遣郭務棕率二—千人至侯國，不久即回。鹹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劉仁願再遣李守真去日本，（注17）七月始回百濟。
天智十年(公元盯1年)十一月十日，對馬國司遣人至大宰府報告：留唐和尚道久等四人隨唐使船回國。由郭務棕率六百人—送唐使沙宅孫登等一千四百人，總計二千人，分乘四十七隻船停泊比智島。因船多人眾，怕引起對馬島海防軍隊的誤解，特遣道久等至島報告唐使來日訪問。大宰府按以往例，允其船開進築紫國。這是唐政府使節在戰爭以後的第二次訪日。十二月，天智帝逝世。公元六七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訃告於唐使沙宅孫登等。唐使及郭務棕等農喪服致哀。同年五月日本新王賜唐使等禮物，月末方始回國。（注18）
綜上所述，自白江口戰後，唐日雙方使節往返頻繁。 (唐政府派使赴日二次，百濟駐軍劉仁願派使赴日四次。日政府派使至庸三次，至百濟一次。)十年間雙方使團往返十次。但是，雙方的關係並末因之而密切起來。這主要因為在戰爭之後，雙方各懷疑慮，但又不願使關係進一步惡化，故此使其維持在一般的水平上。但這種並不密切的關係，在日本天武天皇即位之後，即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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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日本書紀》，卷26，齊明5年7月條
注2：金富拭，《三國史記》，卷27，百濟記，武王28年8月條
注3：金富拭，《三國史記》，卷28，百濟記，義慈王11年、13年條
注4：歐陽修，《新唐書》，東夷傳，百濟條
注5：《日本書紀》，卷26，齊明6年10月條
注6：《日本書紀》，卷26，天智元年正月條
注7：金富拭，《三國史記》，新羅記，劉仁軌傳
注8：《日本書紀》，卷27，天智2年8月條
注9：《日本書紀》，卷27，天智2年8月條
注10：歐陽修，《新唐書》，劉仁軌傳
注11：《日本書紀》，卷27，天智3年條。
注12：《日本書紀》，卷27，天智4年8月、6年11月、8年12月條。
注13：劉仁願駐百濟事：《舊唐書》劉仁軌傳，“沼留仁軌勒兵鎮守”。《新唐書》百濟傳，“仁願等還”。金富拭：《三國史記》百濟記，卷6，也記為劉仁軌，似應為劉仁軌駐守百濟。但《三國史記》新羅記，卷6，為劉仁願．後來唐伐高句麗時，又記為高宗命劉仁願領兵進擊平壤．在公元665年8月，劉仁願為新羅、百濟、耽羅、倭國四周主盟。盟誓後，劉仁軌即率四國使者赴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1月封泰山之會。《日本書紀》，卷27，亦記為劉仁願。這裡暫以劉仁願為駐百濟的唐軍統帥．
注14：《日本書紀》，卷27，天智4年10月條
注15： 金富拭： 《三國史記》，新羅記，文武王5年條。
注16： 歐陽修： 《新唐書》， 日本傳。
注17： 倭國在公元670年以後，改稱月本．
注18：《日本書紀》，卷27，天智10年11月條9卷28，天武元年1月、6月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