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民二代主要是指曾是“留守兒童”，曾隨“民一代”父母進城尋夢的“無根青年”。在他們身為“民一代”的父輩漸漸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時，他們陸續湧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不屬於他們的高樓大廈間尋夢。這是一個數以億計、游離在城市邊緣的龐大群體。他們的夢想與現實之間，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之間。
何謂“二代”特指的是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一代人。“二代”是和“一代”相對應的一代人。具有不同特質和階層歸屬的“一代”是在改革開放與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並且他們的物質條件、教育方式等從一定程度上“遺傳”給了他們的子女（“二代”），“二代”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社會地位等方面的特徵與“一代”密切相關。
他們曾是“留守兒童”，他們曾是隨“民一代”父母進城尋夢的“無根兒童”。在他們身為“民一代”的父輩漸漸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時，他們陸續湧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不屬於他們的高樓大廈間尋夢。這是一個數以億計、游離在城市邊緣的龐大群體。他們的夢想與現實之間，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族群特徵
1.他們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徵、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與農村家庭的經濟聯繫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們的“城市夢”也比他們的父輩更執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願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後回鄉務農。
3.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
4.這是一個數以億計、游離在城市邊緣的龐大群體。在身為“民一代”的父輩漸漸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時，他們前仆後繼湧入高樓大廈間繼續尋夢。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之間，一些“民二代”偏離了人生航向，迷失在犯罪的叢林裡。
心理現象
民二代2010年5月4日，浙江台州三名“90後”農民工通過網路、手機等相約集體自殺，兩人在喝下劇毒藥之後搶救無效死亡，一人被救活。三人家境都貧困，早早輟學，工作後面臨眾壓力，重負之下選擇自殺。專家說，工作不順、愛情受挫、經濟不獨立、看不到未來，這些都是促使青年人不想活的因素。
這一事件無疑反映出未成年人面臨的某些心理問題，但這一心理問題的形成，看不出與年齡有什麼必然的關聯。還記得去年11月份，將身體懸掛在衛生間水龍頭上自殺的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楊元元么？儘管楊元元有較為淵博的知識，一度寄望於知識改變命運，但在母親借宿這樣旁人看來算不得多大的挫折面前，她卻感覺無力跨越。無論是楊元元還是浙江台州這三名“90後”，他們都可能存有一定心理問題，但他們都因看不到未來，所以會選擇同一種消極的歸宿。
“民二代”們面對腦海中描繪的種種精彩未來，現實中卻又無所適從，即使一個很小的困難，都可能成為壓倒他們精神支柱的最後一根稻草。許多時候，我們總是自我安慰，“人比人，氣死人”。與“民二代”的困境重重相比，叫人無法忍受的卻是“官二代”、“富二代”們，別說其面前擺著一根草，就是橫亘著一座海拔極高的困難大山，在家庭權錢資源的運作下，跨越之輕鬆甚至激不起一絲快感的回味。
作為與“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同齡人，大多“民二代”同樣曾有一顆熱情擁抱社會的紅心，只不過，過窄的向上通道已嚴重束縛他們努力翱翔的翅膀。只有當向上成功攀爬成為更多“民二代”的可能，未來與希望才會在他們心中冉冉升起。
民二代天生的弱勢地位，決定了他們通向仕途的道路十分狹窄，近年來有關給“二代”創造公平競爭、發展環境的呼聲日漸高漲。然而，現實總是讓人很無奈、很無助、很沮喪，在公務員招錄中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入圍的民二代女孩，卻受到落選官二代家庭“纏訪鬧訪”、“網上誹謗”、“告黑狀”“新聞暴力”、“跳樓自殺”、“打官司”等百般打壓，以至於長期不能上崗。
不難想像，在潛規則盛行的今天，絕非張競一個人有過類似的遭遇，據都市快報報導，報考江西省吉安市公安局民警職位的山東省濟寧市汶上縣大學生村官史進利，以筆試成績第一入圍。正當他滿懷信心準備面試時，一張由一個陌生人郵寄來的匯款單把他推入了一個“涉嫌詐欺”的困局，甚至被公安局列為網上在逃人員，同樣也是因為某官二代以第二名落選，因而才策劃了這樣的鬧劇。
這些僅僅是極端的個案，個別地方招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明確限定本單位幹部職工子女的新聞時常見諸報端，違反規定搞暗箱操作者更是時有所聞。官一代總是想方設法建立各種屏障，人為封鎖、排斥民二代，維護既得利益的世襲觀念昭然若揭，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恣意而為，用人不公開、透明，漠視平等、公正、公平原則，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當下公開、公正選拔、使用人才，並不缺制度，缺的是官一代的自覺意識和強有力的監督和問責機制。如此公然阻撓、刁難甚至陷害優秀民二代加入公務員隊伍，談何“二代”在同一起跑線上共同成長？又如何談得上整個社會的民主、公平、和諧發展？有關方面該對這樣的用人屏障說不了！
犯罪剖析
民二代1、文化程度較低。新生代農民工服刑人員中，文盲、國小、國中文化的居多，其中絕大多數國中尚未畢業，由於文化水平不高，導致職業技能差，謀生能力弱，大多集中在對職業技能沒什麼特殊要求的服務業和建築業兩大領域。犯罪頻發區也集中在這兩大領域。
2、法制觀念淡薄。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在法庭上交代完犯罪情況後，甚至會問，我可以回家了吧？他們很多實施了犯罪行為還不知道已經構成犯罪。
3、生活水平、質量較低。由於他們對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占有比例較低加上社會分配不公，對財富的認知程度缺乏，價值觀念迥異，自我價值無法體現，乾任何事情都以自我為中心及羨慕同齡人的生活方式等諸多客觀原因組成。
4、處於城市生活的邊緣生存狀態，將視覺和現實人為地畫上等號，缺乏明確的心理歸屬感和生活自信心。由於他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較低，無法加入社會的主流。容易被社會忽視，造成一種被拋棄和遺忘的錯覺，極容易出現人格上的自卑、畸形，乃至較強的反社會情緒，加重了心理無法承受的能量，一旦這種能量爆發，將給社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5、就業狀況不穩定。他們在出門打工之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聽信老鄉或熟人的介紹，在不做任何調查了解的情況下，帶上很少的路費和生活費就來到完全陌生的大都市。由於盲目流動，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形勢嚴峻(今年年初乃至春節後形成的用工荒問題另當別論)，加上一些用工單位和個人不講誠信拖欠工資，而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和體系及相應的救濟手段很不完善，惡化了農民工生存環境，從而誘發了犯罪。
6、生活以同鄉同村等方式結群或者組織為主。選擇在一起打工謀生的目的，一來彼此互相有個照應，二來可以用家鄉話欺騙客戶和偷工減料。這種方式就成了誘使他們步入歧途的溫床。
7.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造成了社會地位極大落差，產生失衡心理，而引發犯罪。他們既羨慕他人出手闊綽，盡情享受生活，又不願意通過雙手去創造財富，就會鋌而走險實施不勞而獲的犯罪行為。
8、文化生活單調。業餘生活枯燥乏味。由於長年累月過著一種重複的“幹活——吃飯——睡覺”的單調生活，基本沒有什麼業餘文化活動。即使有一點空閒也通過打牌、賭博、看黃色錄像、上網等方式消磨時間。他們學習效仿影視、網路遊戲中的搶劫、盜竊、傷害等犯罪伎倆，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9、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和救濟。農民工生存環境惡化，政府保障手段滯後和不到位，從而誘發犯罪。
10、邊緣化的生存狀態。
11、社會不良思潮的引導。
看其心聲
吳金虎有點茫然地看著各種招工信息王莉：
最嚮往每天工作8小時 想多些時間學習
1990年出生的王莉，雖然才二十出頭，但已工作兩年多，在90后里算是“老江湖”。
兩年多來，她換了3份工作，跳槽的原因卻都不是為了錢，只是為了能找到一個“業餘時間多一點的工作”。早早畢業、走入社會的她，還想再學點東西。
王莉是江山人，父親在當地打工。2008年，中專畢業的她先在杭州一家公司做銷售，後來轉行到114查號台做接線員。不到一年，又跳槽了。“接線員的上下班時間不固定，我完全沒法安排自己的業餘時間，我不想一直過那樣的生活。”
經朋友介紹，王莉到了熟人開的店裡做服務員，直到現在。這次，她接觸的是個新興行業——4D迷你影院。說起現在這份工作，王莉覺得苦樂參半：“暫時倒沒想換工作，現在的老闆對員工挺好挺照顧的。但是這份工作不能說最理想。每天工作時間12小時，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我還是沒有自己的時間。”
王莉最嚮往的工作狀態是每天只工作8小時，她希望能多些時間來學習。“我不想永遠打臨工。我想多學點東西，像平面設計之類。而且我在文藝方面有些天分，喜歡唱歌，也想學點聲樂、樂器。”
王莉目前在影院的收入是每月2000元，再加提成。家裡的經濟壓力真的不小。弟弟在上大學，媽媽已經不打工了，王莉時不時會被爸媽念叨“怎么拿回來的錢這么少”。即使這樣，她也不準備給自己施壓。“我找工作基本不是為了錢，標準在1500塊到2000塊就行，平時自己緊一點沒關係，關鍵是要工作得開心。”這個開朗的女孩子對杭州挺有感情：“在這裡，我很開心，學到很多，見識到很多。”“可能過幾年我會回老家吧，畢竟父母年紀大了，需要人照顧。” 本報記者陳淳戈
吳金虎：
注重髮型的他 迷茫於不知道適合做什麼
生於1993年的吳金虎下午3點才到杭州人力資源市場，站在人群里、抬頭瞅著貼滿的招工信息，他的眼睛還透著青澀，只有一頭燙過又染過的頭髮相當有型。
吳金虎老家在河南信陽，父母來杭州打工已有七八年，他去年年初才來，一家人住在七堡附近。父母的收入足夠全家人生活，吳金虎在經濟上沒什麼壓力，所以找工作的願望並不急切。
在老家的時候，他念到國中畢業，成績還不錯。“高中考上了，不過我不想去讀。因為就是每天10多個小時在那裡學習，覺得挺沒意思的。”
去年一年工作的時間，加起來總共4個月。最長的一份工作，他做了2個月，是在印刷廠里做會員卡的印刷工作。最短的工作是在一家飯店做傳菜服務員，只做了3天他就受不了了。“一是跑得腿累，加上受了氣，因為在家裡從來沒受過什麼委屈，所以我就不想幹了。”他倒是挺坦率地承認自己的毛病：“我媽說我做什麼都是一次性的，說我懶，怕吃苦。工作一開始還有新鮮感，時間長了就覺得很枯燥，沒意思，就不想幹了。”
他也知道啃老不是長久之計，所以也有了找份工作、搬出來獨立生活的想法。“我可能是沒體會到生活的苦。我對工作也沒特別的要求，1500元一個月應該夠花了。”“未來？我覺得挺迷茫的，因為也不知道自己適合乾什麼。”但他說，工作開心是第一位的，老闆人要好，最好是忙兩三個小時能休息一下。對金錢他還沒有什麼概念，“夠花就行”。愛好和特長，他也說不出。“平時就是在街上到處閒逛，有時上上網，我也不迷戀網路遊戲。”
不過，對於自己的髮型，他還是相當注意打理的。“我每天都洗頭，去年頭髮做了好幾次，發質也弄壞了。”他的頭髮燙的是韓國紋理燙，頭髮前部挑染成金黃色，後部挑染成紅色。“好幾次人家都以為我是搞美發的。上次遇到個髮型師，還跟我說，我們一定是同行。”“我父母就希望我學一門技術，然後一直幹下去。”
對於工作和未來，他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迷茫”。對於說不出喜歡什麼、有什麼特長的他來說，目前能做的可能只有摸索前進了。畢竟他才18歲，路還長。
歐陽凱：
服務生這份工作挺好 不願去賺錢多但太累的服裝廠
歐陽凱的父母是外出務工的第一代人，在他讀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就從江西新余老家去了義烏、東陽。用歐陽凱的話說，他外出務工是注定的，因為祖父母去世後，老家就空了，父母和哥哥都在外面，他當然也要出去。“很多選擇外出務工的年輕人都是基於這個原因。不是特意為了賺錢，也不是特別喜歡某個城市，父母親朋在那裡，僅此而已。”
於是，高中畢業後他就投奔了父母。第一站是東陽，他在淘寶上開了網店，賣賣小商品，半年後失敗了。第二站，歐陽凱投奔哥哥，來到了杭州。哥哥和人合夥開了一家餐廳，他去做服務生，可惜生意不好。然後就是第三站，在山水賓館餐飲部當服務生。薪水是底薪1500元，再加補貼，一個月差不多1800元。
歐陽凱覺得這個薪水還湊合。他說，別的他也不會，做幾年服務生學點經驗以後可以做領班，再或者去廚房當學徒，學成後當大廚師，這樣的發展也可以接受。他不願意跳槽，歐陽凱一直強調，做生不如做熟，除非完全換一個行業。歐陽凱的生活是無聊的，除了工作便是和朋友打牌，甚至都不上網，他說工作挺累的，好不容易休息了就不想玩了，而且一玩就花錢，宅著最省。他現在一月只花兩三百塊，因此即使薪水很低，每年也能攢下些。
“反正家裡也沒有一定要我賺多少，只是催我去考個駕照，說多項本領總是好的。”歐陽凱說，薪水比服務生多的行業很多，像去服裝廠、化工廠乾，賺的肯定多，但他不願意，服裝廠太累太忙，化工廠對健康不好，所以都被排除了。至少，歐陽凱對現狀還算滿意，餐廳服務生這份工作在他眼裡既能和人打交道，又能鍛鍊口才，平時請個假領導也挺通融，若是進了廠子，錢是多但整天出不來，節奏又快。算算離成家少說還有四五年，不過，歐陽凱心底還是有些惴惴，他們那兒成家都早，爹媽已經催了好幾遍，想想就覺得壓力大。歐陽凱說：“小兩歲的表妹剛畢業，也在找工作，她總是嫌這個苦那個累，可幹活哪有不累的，本來一直覺得沒代溝，現在看來也有一些了。”
專家建議
民二代化解“民二代”犯罪需要制度重設
北京市順義區2010年1月至10月新生代農民工被告人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總數的39%，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60.7%。全國其他地方情況也不樂觀：如江蘇揚州2008年度和2009年度三成的刑事案件罪犯是新生代農民工；濟南市2008年和2009年兩年內超六成刑事犯是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為何犯罪比率居高不下？形成原因是什麼？又該如何化解?
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原因比較複雜，在城鄉二元結構中被邊緣化、對未來前途無望、工作艱辛收入低、法盲、衝動犯罪等等都是原因。犯罪年齡低齡化、無固定收入來源和暴力傾向嚴重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特點，侵財型犯罪是農民工犯罪的主要類型。
遺憾的是，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制度障礙和文化阻隔，如居住區域的人為隔離，情感上受到冷漠排斥，或在就業、升遷等方面受到歧視性對待等等。
因此，我們的城市必須要檢討現行的政策，重新設計制度來真正吸納、善待農民工，才能徹底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愈演愈烈的問題。這些制度包括：
其一，採取切實措施真正吸納他們，在農民工市民化上有所突破。和最終賺了錢回家蓋房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的背離更加決絕。他們遊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既不完全屬於城市，也不完全屬於農村。如果所在的城市社會排斥他們，則他們就會覺得被邊緣化了。根據犯罪學中的控制理論，當個體與社會秩序聯繫破裂時，個體就會實施犯罪行為。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就符合這一理論。如果農民工能夠看到被吸納的機會與希望，則他們犯罪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地降低。
其二，應該對新生代農民工免費進行各種培訓，包括城市的規章制度、城市禮儀、文化風俗等，讓他們作為新移民，提高自身素質，更快地融入當地社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增強心理認同感的工作比社會保障措施更重要。否則，城市發展付出的成本只會更大。
其三，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的培訓，向他們開放公共設施。讀書，是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徑。開放公共設施，與暴力電影錄像搶奪時間，引導農民工多讀書。這個群體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到一個城市勞動力素質、城市形象和城市未來的發展。鋼鐵大王卡耐基在美國每個縣都建立了一所免費圖書館，成為美國整個公共圖書館體系的締造者。因為，他當年國中畢業就出去做工，是那個時代的美國“農民工”。工作之餘，他就是在免費圖書館裡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為將來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在他成功後，也便以此來回報社會。這將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徑。
鼓勵農民工多讀書是多贏的。農民工的讀書，絕不僅僅是農民工的事。新生代農民工，跟上一輩農民工不一樣，更渴望以後留在城市裡。我們的城市，應該多建一些專為農民工的免費圖書館、圖書室，特別是在一些農民工聚居區，讓他們一邊工作，一邊充電。隨著城市老齡化的臨近，許多學校和機構的教育培訓資源出現閒置，完全可以利用起來，建夜校或開設課程，哪怕是培訓國語也好。通過技能的培訓，農民工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更主要的是提升未來的希望，他就會成為建設者而不是過路者與破壞者。
其四、制定、完善保護農民工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農民工權益的維護涉及面廣、難度大，必須有法可依，納入法制化的軌道。要堅決消除對農民工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視性政策，補充和完善保護其“國民待遇”和合法權益的條款，同時，要儘快出台針對農民工權益維護統一的法律、法規。針對農民工目前依法維權能力較弱的情況，要動員各有關方面，開展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幫助他們維護合法權益。
因此，當務之急就是政府各部門共同協作，最佳化社會環境，加強社會管理，合理分配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為二代新市民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使外來農民工能在當地安居樂業，融入社會主流文化，降低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其五，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最低社會救濟。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就業隊伍中最容易失業的群體。一旦面臨失業或疾病，生活將陷入極度的窘境，不少人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實施犯罪的。正是由於各種制度的缺失，使新生代農民工產生對生命的漠視和麻木，從而走向犯罪。所以城市應該提供最基本的社會救濟，至少讓他們在失業時能夠有飯吃，無錢時能夠有臨時的地方住，度過最危險的犯罪時間，以此避免農民工鋌而走險，通過違法行為來解決他們的生存危機。
相關看法
民二代近年來，媒體關於“二代”現象的討論很多，諸如“富二代”、“貧二代”、“權二代”、“民二代”等稱謂層出不窮。“二代”現象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多的關注，關鍵在於它反映了很多社會問題，折射出了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並且在一定程度預示著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結構的形態。
“二代”現象的被關注，與新興媒體尤其是網際網路的廣泛套用有著密切聯繫。先是“富二代”頻頻在網路上炫富逐漸引起人們對這一現象的關注；隨後，通過本人的現身說法或媒體對“民二代”、“貧二代”艱辛的現實生活、無望的未來的深入描述與報導，引起了更為廣泛的討論；而網民對“權二代”的口誅筆伐更引起人們對“二代”問題、權力腐敗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深思。網民的互動深刻揭示了現實，更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思考空間。
“二代”現象的出現並被廣泛關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一現象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問題超出了多數人的記憶與經驗範圍。30多年前，無論是制度設計、意識形態的宣傳與導向，還是受此影響形成的普通人的思想觀念都還是以“一大二公”、平均主義、甚至以貧窮為榮，社會成員的構成也比較單一。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深刻變革，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原有的較為簡單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很大變化，最為直觀的改變就是社會階層結構的分化與重新組合。階層之間最顯著的差別莫過於收入水平的差距，社會群體首先在經濟上出現垂直分化。收入差距直接決定了不同群體在消費方式、生活水平、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區隔。這類差別會隨著人口的自然變化反映在代際變化上，就是社會差別通過代際更迭而具有了一定的“遺傳性”。
與改革開放的前30年相比，如今的中國社會已經渡過了上世紀80、90年代的劇烈變化期，社會結構開始走向穩定與成熟，但同時社會向社會成員提供的藉以改變自身地位、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減少，成本在增加。而向上流動機會欠缺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社會壁壘的形成，同時，它也是社會流動越來越難的後果，這兩種現象相互疊加，使得社會出現斷裂，融合難度不斷增大。
人們必須去適應和習慣“二代”現象，因為它在短時期內是難以改變的，回到以前的社會狀態顯然已經不可能。“二代”現象本身也反映出很多人存在的一個問題，即用有色眼鏡去看待“二代”，以偏概全，給某一群體的所有人都貼上同樣的標籤。這說明當下社會的寬容程度還不夠，而這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
評論
2010年5月4日，浙江台州三名90後農民工通過網路、手機等相約集體自殺，2人在喝下劇毒藥之後搶救無效死亡，1人被救活。三人家境都貧困，早早輟學，工作後面臨眾壓力，重負之下選擇自殺。日前，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當地警方已介入調查城市裡經常會看到這樣的情景：建築工地上，一群年輕農民工坐在馬路牙子上，一手用筷子穿兩個饅頭，另一隻手端著盛菜的飯盒，吃得那叫一個香。家裡裝修的、飯店服務員、做家政服務的、送快餐、快遞的，儘是些稚氣未脫的十七八歲的孩子……他們就是“民二代”——上一代農民工的子女，新一代農民工。“民二代”都是“80後”、“90後”，據有關部門統計，“民二代”占了目前農民工數量的六成以上，全國約有上億人。
“民二代”與他們的父輩，雖然都是農民工，卻有著明顯的代際區別。上一代農民工能吃苦耐勞，只要有錢掙，再髒再累的活也不怕，甚至忍辱負重，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一般是能忍則忍。而“民二代”的價值觀有著明顯的不同。或許因為他們的“三高”——受教育程度高、對就業崗位的期望值高、物質精神享受要求高，他們不如父輩能吃苦、能忍耐，許多人會因為吃得不好、宿舍沒有空調、上不了網、加班多，甚至只是挨了老闆白眼就拍屁股走人。
“民二代”與他們的父輩雖然都做著同樣的夢——城市夢，可兩代人的夢又有很大的不同。上一代農民工進城打工，是為了掙錢養家餬口，如果城裡待不下去了，就捲鋪蓋回農村種地，心裡也沒啥不平衡的。而“民二代”的許多人就出生在城市，或者是跟隨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長大的，對城市的渴望比父輩強烈得多，他們根本就不會也不想種地，不熟悉農村，就算城裡待不下去了，他們也不想回農村。如果說上一代農民工只是城市的“過客”，“民二代”則想真正融入城市，成為城裡人；上一代農民工的城市夢還只是個夢，“民二代”則要把夢變成現實！
城市的生活很精彩，但也很無奈。“民二代”比他們的父輩更“糾結”。他們渴望融入城市，目標明確，決心也有，但路徑呢？如霧裡看花。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現行的諸多制度、政策等等，通往城市的路上障礙重重，城市並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城市對於農民工，實際上是“經濟接受，社會排斥”。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願意回到農村，“民二代”成了遊走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邊緣人”。
令人欣喜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首次寫進了今年的中央一號檔案，說明這個問題已引起中央的重視。一號檔案中雖然只寫了“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么20多個字，卻字字千鈞，意義非凡。溫家寶總理前不久在北京視察工作時說：“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讓他們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民二代”也許不如“富二代”、“官二代”那么吸引眼球，但上億人這么一個龐大的年輕的群體，他們的狀況如何、出路怎樣，將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社會各界都應該給予足夠的關心、關注，逐步破解直至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城市化進程，幫新生代農民工圓了城市夢。
相關建議
（1），走進農村與工廠，工地，以問卷和訪談的形式調查“民二代”的生活現狀，心理與其精神面貌與理想。進行分析總結後，根據他們存在的現狀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2），節選現實中的勵志故事，印成小冊子，在“民二代”聚集地免費發放，並定期與其交流感想，或者邀請部分故事主人公給他們做演進，以使“民二代”堅定為夢想奮鬥的信念。
（3），組織大學生與“民二代”交流活動，讓二者在交流互相學習，互相鼓勵，擴大“民二代”的交友範圍，激勵他們的求知熱情與追求夢想的激情。
（4），邀請高校的心理學者與法律學者給“民二代”做心理諮詢與法律知識傳播；在“民二代”聚集地建立公益圖書室，豐富其業餘生活，充實他們的精神生活。
（5），在農村與相關村委會，鄉政府合作，提供免費的就業信息公布，職業指導，創業引導與支持，建立相關技術培訓機構。為“民二代”實現夢想提供現實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