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當國

武夫當國

《武夫當國》是海南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陶菊隱。

基本信息

版次信息

版 次:1

頁 數:全5冊

字 數:1460000

I S B N:9787544318259

創作背景

《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由海南出版社推出,作者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牌記者陶菊隱先生。陶先生當時與天津《大公報》張季鸞先生齊名,一時名重,號為“南陶北張”。

全書以 20世紀國中國大地上演的一出“群雄逐鹿”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1912年袁世凱當選中國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的17年)為時代背景。在這17年裡,真可謂是風雲變幻、驚心動魄,陰謀詭計耍盡,醜劇鬧劇百出,大大小小的軍閥舞槍弄炮,形形色色的政客縱橫排闔。北洋軍閥史上,每個人物都可以構成一部傳奇,每段事件都可以寫成精彩的荒誕劇。洪憲王朝的出台與垮台,“民國最鬱悶總統”黎元洪的兩上兩下,心高氣傲的段祺瑞從“段厲公”淪為“段哀公”,布販子總統曹錕的賄選故事,“曠代逸才”楊度的宰相夢,一代學問大家章太炎、梁啓超的從政史……諸如此類,說這樣的歷史比小說還精彩、還好看,那絕對不是誇張。

這一時期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非常意義的階段,帝制終結,共和初立,列強環逼,內亂相連,摸索了半個世紀的現代化開始有了感覺,憋了半個世紀的政治欲望也達到了頂點。所謂亂世激流,一邊是戰爭、政變、暗殺、倒戈、學潮、工潮,什麼事都在發生;另一邊是政治試驗,總統制、責任內閣制、君主立憲、聯省自治,樣樣都在試。有槍便是草頭王,軍閥們在上演一出傳統的“群雄逐鹿”戲,而17年裡13位總統、46屆內閣的故事,算下來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共和檔案”。民國初年大牌記者陶菊隱以親身見聞,描寫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7年統治,13位總統,46屆內閣。存新聞之鮮活與生動,取史書之求實與大氣。

從晚清帝國崩潰到民國政府重新統一中國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轉型史,貫通中國古今歷史的關鍵環節,理解近現代中國政治的一把鑰匙。

內容簡介

對今天來說,民國史也許是中歷史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這一段尤為重中之重。至今我們也還不能完全弄清楚,讀明白。後來人回頭望去,許多現象還難以理解:軍閥多是“有槍就是草頭王”的粗人,可有時他們在法律程式面前也會心怯和低頭;那時夠得上知識分子這個稱號的也許就是十幾萬、至多幾十萬人吧,而其政治影響力、其社會示範效應,卻可以是空前絕後。

五卷本巨著《武夫當國》封面立體圖 五卷本巨著《武夫當國》封面立體圖

陶菊隱先生的著作,帶我走進軍閥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國時期屈指可數的名記者,筆下的人物,他採訪過;記錄的事件,他看著發生;他的史話,有濃烈的現場感。這種現現場感,借先生生動的文筆,對每個讀它的人,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 。

陶先生是以報導“北洋軍閥”起家的,他不僅對“台前”發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對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軼事也知之甚詳。陶先生這部130餘萬字的《史話》,以史家之客觀理性,以史話之生動文筆,開創寫史之蹊徑,不假任何虛構便把上至袁世凱朝鮮發跡,下至張學良東北易幟這段長達33年經緯萬端,雲譎波詭的歷史說得清楚明白。毫不“戲說”卻通俗生動,確當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學家”(曹聚仁語)之稱。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紀初的風雲變幻,想要了解民國初期的成績與失敗,想要了解現在從何而來,而又想要不被誤導的話,你就應該認真地讀這一部書。

專制帝國如何垮台?憲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種寫入憲法的權力博弈規則如何演變為暴力爭鬥?這本書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書確實在描述歷史,但它對我們的啟示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出版歷史

這部《北洋軍閥時期史話》之前由三聯書店出版過兩版,即1959年出齊的八卷本版和1983年的三卷版本。多位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都回憶起初次接觸這部書時的情形。來自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陳鐵健教授說自己1960年代時就在讀這部書,“其實學者們都在讀這部書,都引用這部書的內容,但並不註明資料引自這部書而已。”陳教授說,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民國歷史,就繞不過“北洋軍閥”時期,而研究“北洋軍閥”就繞不過陶氏的這部巨著,這是我們要讀的第一部書,很多人都是讀了這部書才產生了要研究這段歷史的興趣的。人民大學張鳴教授接著發言說,就是這部“史話”帶他走進了軍閥史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出了幾本像《歷史的壞脾氣》這樣的隨筆集子。

相對於這部書的實際重要性,作者陶菊隱在1949年後的“寂寞”就顯得很突出了。這部書在作者有生之年雖然出版過兩次,但在史學界都是寂寂無聲,沒有任何評論。學者李洪岩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是一個悲壯的文化英雄!”上個世紀有很多這樣的悲壯式人物,陶氏不幸卻也有幸,就是他的這部著作畢竟比較完整地出版了。

“沒有毛澤東,這部書肯定就出不全!”

在與會者當中,有一位特殊的發言者,那就是陶菊隱的後人陶端先生。陶端先生特地從上海飛到北京來參加這個座談會,他說,這是他這一生中最感動的一天,今天(10月14日)又正是父親陶菊隱的忌日,似乎冥冥之中,歷史給了陶菊隱和這部書一個令人欣慰的評價。陶端滿懷深情地回憶起父親陶菊隱和本書的往事:

《史話》開始出版是在1957年,計畫是出八冊,到了1958年,政治氣候變了,出版社出完前面七冊就不敢再出下去,在已出的書里也加進了很多“紅補丁”。父親非常苦惱,後來就想起了毛澤東主席,第一,他和毛澤東是老鄉,都是湖南人,第二,在湖南“驅張(敬堯)運動”中兩人共過事,年齡都差不多,也算有過一段交情。於是就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講明情況,後來主席辦公室回了一封信,說已交出版社酌情處理。這樣,《史話》才終於得以繼續出版。

到1983年,三聯書店要重新出版這部書時,陶菊隱把文字重新作了修改,這就是今天海南版《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所依據的版本。

作者簡介

陶菊隱(1898~1989)湖南長沙人。就讀長沙明德中學。

陶菊隱先生 陶菊隱先生

民國元年(1912年)一度擔任長沙《女權日報》編輯,次年起為上海《時報》“餘興”欄撰稿,同時還為上海各大報撰寫地方通訊。民國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報》編輯,撰寫時事述評;不久辭職接辦《湖南新報》,任總編輯。民國7年(1918年)參加《湖南日報》編輯工作。 民國8年(1919年)以湖南報界聯合會代表資格,參加湖南人民的驅張(敬堯)運動。民國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聞報》駐湘特約通訊員,撰寫長沙特約通訊。民國16年(1927年)任《武漢民報》代理總編輯兼上海《新聞報》駐漢口記者。民國17年(1928年)起,擔任《新聞報》旅行記者、戰地記者,駐漢口特派記者。民國23年(1934年)赴南京與許彥飛合辦《華報》,同時為《新聞報》撰寫專欄文章。民國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參加《新聞報》編輯工作,還擔任《曉報》主編和嚴獨鶴主持的《新聞夜報》助編。民國30年(1941年)後退出《新聞報》,除為京、滬大報撰稿外,以主要精力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上海文史館副館長。著有《菊隱叢談》、《孤島見聞》、《袁世凱演義》、《蔣百里先生傳》、《籌安會六君子傳》、《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記者生活三十年》等。

評價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裡,“北洋軍閥”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響和意味深長之處。史家論晚清,常繞不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語,而本書所記的這一段,可以說正是這“大變局”的高潮一節,它是帝制的終結和“共和”的開始,古老中國從漫長的帝制中掙扎出來,摸索著向“共和”奔去,其意義重大,其影響深遠,後來的觀察者看得越來越明白;這一時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際,憲法、國會等出現,現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學校普及,新聞輿論形成,等等,許多制度直接啟發著後來的歷史。

本書名以“史話”,存新聞之鮮活與生動,取史書之求真與大氣,以140餘萬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凱朝鮮發跡,下至張學良東北易幟,前後前後33年的一段歷史。作者行文收發自如,輕鬆地刻畫出了一大批軍閥與政客的群體雕像,揭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隱聞秘事,軍頭武夫里穿插著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陰謀算計里隱藏著顛撲不破的人性。雖不假以文學性的虛構,也已驚心動魄;雖然寫的是過去的事,讀來卻活靈活現,如在今日。

關於《武夫當國》的寫法,也是需要存疑的問題。讀《武夫當國》,常常被場面和故事吸引,140萬字的著作,讀來完全感覺不到枯燥。這是典型的全景式敘述,我們能看到軍隊之間的格殺場面,也能看到軍閥們在密室里的陰謀,像一部豪邁的散文,縱橫捭闔,但主題鮮明,又像一部情節詭異的小說,人物逼真到讓你悚然驚奇。關於全景式敘述,應該是一個有爭議的寫作方法。對於歷史的敘述人而言,全景式顯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個人的想像。這就是問題所在。這種由來已久的敘述技巧事實上是中國敘事文學的傳統手段,其不足之處是必須預設一雙無所不在的眼睛。後現代的敘述家們發現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術的引進。

不過,在歷史領域,敘述技巧的發展似乎與文學相反。司馬遷的《史記》就具有全景式寫法的諸多特徵,從人物對話,到人物心理,司馬遷均無所不寫,而索隱一派的出現,應該是意識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之後,才把功夫放在考據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們看來,司馬遷才代表了歷史寫法的圭臬。 顧炎武在《日知錄》“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篇章中,有“古人做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語,可見顧炎武對司馬遷的全景式寫法的推崇。全景式歷史生動有趣,而索隱性歷史則忠實於所見史料,不能出現絲毫臆想,因此,索引派歷史必然乾癟,缺少情緒,缺少文采。白壽彝先生有感於這種現象,提出了“史學界應該向司馬遷學習,要改變我們的文風”等觀點。 究竟怎樣理解歷史寫法上的差異,顯然見仁見智。具體到《武夫當國》這本書,當記者筆法和全景式敘述同時出現在陶先生身上,我們便看到了一種抑制不住的情緒裹夾在書中,比如“段政府所仇視的是人民民眾的進步力量,所喜悅的是守舊官僚的腐朽勢力,段先後任用的都是著名反動派和安福賣國集團臭名昭著的人物”等等宣洩性的觀點,即使放在一般性的討論文章里,也缺乏理性風範。陶菊隱先生似乎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對此有所交待,“此書是史話,不是史論”,“此書是史話,不是小說”,先生還強調“內容儘可能多提供材料,少發議論,不多引經典著作,力求做到從事物的現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質”,現在看來,陶先生不多引經典著作他做到了,但少發議論似乎做得不夠。所以,有歷史學者私下言明:“讀《武夫當國》,唯讀史料,不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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