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進步黨是1913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以舊立憲派為主體的民族資產階級保守政黨。
1912年春，臨時政府北遷後，袁世凱並未立即撕下擁護民主共和的偽裝。他在擴充北洋軍武裝實力的同時，又極力從政治上拉攏立憲派政客和革命派中的蛻化分子，組成擁袁政黨，妄圖在議會中“以黨治黨”，操縱政黨政治，壓迫革命派；資產階級各派系對在中國實現議會民主政治亦充滿幻想，紛紛組織政黨；其他官僚政客也大投“政黨政治”之機，以獵取功名利祿；各派係為在議院中獲得儘可能多的席位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拚命地改組、化分、化合，致使民初政壇呈現黨派林立、魚龍混雜的局面。從武昌起義到袁世凱政權建立（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共湧現出大大小小的政黨政團300多個。進步黨脫胎於立憲派與舊官僚結合而成的政治集團，它的前身是統一、共和、民主三黨。統一黨系由章太炎為首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和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團體“預備立憲公會”聯合組織而成；共和黨是以黎元洪為首的民社和統一黨為基礎，聯合國民協進會、國民共進會等幾個立憲派團體結合而成；民主黨是以湯化龍為首的立憲派團體“共和建設討論會”為核心，聯合孫洪伊（1870―？）為首的共和統一黨、國民協會、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等立憲派團體結合而成。1912年底至1913年初，各黨派為了在即將召開的國會中多獲得席位，展開了激烈的競選活動。1913年2月，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在兩院全部870個席位中，共獲得392席，而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僅得223席。國民黨人無不喜形於色，特別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積極活動，到處發表演說，批評時政，準備一展其在中國實現議會政治、政黨內閣的抱負。袁世凱大為恐慌，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刺殺宋教仁，非法進行善後大借款，準備發動內戰，同時，又極力促成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合併成一大黨，以圖在國會中壓倒國民黨。促成三黨合併的主要人物是梁啓超。梁自戊戌變法失敗後，一向以袁世凱為政敵，但在武昌起義後，為了共同反對革命派，撲滅革命烈火，他放棄了“反袁”、“倒袁”，提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八字方針，即實行“聯袁”政策。宣統三年九月（1911年11月），清朝皇族內閣垮台，袁世凱出任清內閣總理大臣，給了梁啓超一個法部副大臣的職位，梁雖未就，卻從袁的這一任命中看出“聯袁”政策的效果，於是又進一步提出“擁袁”政策，試圖以袁氏為政治靠山，為立憲派尋找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以便在共和制前提下，實現其多年來追求立憲政治的理想。為此，1912年2月23日，梁從日本給袁世凱寫了一封披肝瀝膽的長信，為袁設計了一個以共和為名，行“開明專制”之實的統治方案，強調掌握輿論和建設政黨的重要性：“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建議袁聯合舊立憲派和革命黨分化出來的分子，組成一個“健全之大黨”，與同盟會為核心的革命派作鬥爭，使“彼自歸於劣敗”。袁欣然接受。10月，梁回國，袁資助其20萬元作建黨活動經費。梁認為20萬不夠，非50萬不可。袁世凱便從善後大借款中撥出160萬元作為統一、共和、民主三黨聯合組黨的活動經費。1913年4月2日，袁世凱派出馬隊、憲兵、探訪隊保護梁啓超從天津來到北京，磋商“合黨事”。16日三黨舉行聯誼會，由梁啓超在演說中強調，為戰勝國民黨，取得議會之多數，為“使中國保有二大黨對峙之政象漸入於軌道”，必須謀三黨之合併。5月29日，舉行三黨全體在京黨員大會，宣布三黨合併，改組為進步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啓超、湯化龍、張謇、伍廷芳、那彥圖、孫武、王揖唐（1877―1948）、蒲殿俊、王印川（1879―？）9人為理事，馮國璋、蔡鍔、汪大燮、熊希齡等23人為名譽理事，林長民為秘書長。分政務、黨務兩部，由林長民、丁世嶧（1888―1930）分任部長。會議決定在北京設立本部，各省會及蒙、青、藏地區設立支部，各縣設分部。從組織成分上看，進步黨以“舊立憲黨”和“舊革命黨”中的變節分子為中堅，而以“舊立憲黨”為主體，同時也不拒絕“善趨風氣隨聲附和者入黨”，思想領導和黨務大權主要掌握在梁啓超和湯化龍手中。
進步黨宣布的組黨宗旨有二：一“欲將全國政治導入軌道”；二“欲造成一種可為模範之政黨”。具體政綱有三：一、“採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三、“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平和實利”。實質是通過聯合袁世凱，與地主階級結成聯盟，建立強固的、共和其名專制其實的中央政權，然後在此基礎上實行政治改造，逐步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體現了進步黨既欲投靠袁世凱，以對抗革命派；又欲改造袁世凱，引其走上資產階級憲政軌道的雙重政治目的。它表明進步黨是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利益的保守政黨。進步黨以“國權主義”（20世紀初歐美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理論的變種）和“政黨政治”為理論基礎，主張採用責任內閣制；又以英國式的“完全之政黨內閣”為最理想的政府，為政黨政治之極軌。但又認為中國當時不具備實行完全政黨內閣的條件，只能實行議會各政黨的聯合，建立包括袁世凱官僚勢力在內的混合內閣。這種混合內閣實質上是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聯盟的一種政權形式，它集中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軟弱性、妥協性。在進步黨看來，當時的中國，有兩種政治勢力阻礙社會進步：一種是“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指袁世凱為首的封建勢力）；一種是“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也稱“暴烈派”）。進步黨欲改造社會，必須與這兩種勢力作戰，而同時戰勝此兩敵，實為該黨力所不能及，只得“急其所急”、“先戰其一”。按照“國權主義”的理論，認為“暴烈派”“禍國最烈”，妨礙國家統一，故以“暴烈派”為第一敵，必須先傾全力與之對抗；“腐敗勢力”則為第二敵，須於戰勝“暴烈派”之後再與之對抗；同時可藉助它的權勢發展己黨勢力。數年之後，“暴烈派”排除了，己黨勢力壯大了，成為影響全國政治的大政黨，到那時，即可對袁世凱施加影響，迫使他走上資產階級憲政軌道，逐步實現理想的政黨政治――完全政黨內閣。這就是進步黨人企圖先聯袁，後改造，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的如意打算，實質上表明他們試圖在與地主階級聯盟的形式下，完成建立中央集權的共和政體―以共和為名，行“開明專制”之實――的任務。正因此，進步黨對袁世凱在不拋棄共和政體形式的前提下所進行的鎮壓資產階級革命黨及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一切倒行逆施，都給予了支持和合作，成了袁世凱鎮壓革命派的幫凶。就在進步黨成立不久，6月18日，梁啓超主持該黨討論時局問題，會後發表了《進步黨之大方針》，主要內容為：一、擬推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二、主張改組內閣，宣稱該黨“有掌握政權之雄心”，並以為“非本黨掌握政權，不足以產生強善政府”；三、認為“宋案”應以“法律解決”，反對法庭傳訊趙秉鈞到案；四、支持善後大借款，惟主張對“借款須嚴督用途”。二次革命爆發後，梁啓超連續發表《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梁曾一度參加共和黨）和《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等文，攻擊國民黨為“亂暴勢力”，謂“暴民政治之禍，更甚於洪水猛獸”。認為革命後接著革命，只能造成“生靈塗炭”，“國事日非”，告誡袁世凱政府必須防範“亂暴勢力”。7月23日進步黨發表通電，支持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湯化龍還致電黃興，斥責其參與發動二次革命為“復雨翻雲”、“ 倒行逆施”，規勸黃興“斂兵效順”，否則“聲名俱敗，家國隨之”。袁世凱投桃報李，在7月底任命進步黨名譽理事熊希齡組織內閣，幾經討價還價，熊自兼財政總長、梁啓超任司法總長、汪大燮任教育總長，組成所謂“第一流人才內閣”。這些“第一流人才”首先要辦的一件大事是把袁世凱捧上正式大總統寶座。袁在鎮壓了二次革命之後，急不可待地要在當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兩周年紀念日當上正式大總統。他等不及履行先制定憲法、再根據憲法制定總統選舉法據以選舉總統的正常法律程式，於8月5日唆使北洋派19省軍事長官發表聯名通電，提出先選總統、後定憲法的主張。進步黨最初主張先定憲法、後舉總統，這時改變初衷，附和“先選後憲”的主張，並操縱國會通過此議，使袁如願以償。此後，袁便不再需要國會，當年11月，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議員438人的議員證書，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參、眾兩院議員職務，至此第一屆國會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辦各省地方自治會，解散各省議會。這一切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違法命令，都是熊希齡內閣副署的。當有的議員對此事提出質問時，熊竟辯解說：這是大總統為“挽救國家之危亡，減輕國民之痛苦”的緊急措施，是為了“鞏固真正之共和，宣達真正之民意”，甘當袁世凱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副署工具，這將永遠是進步黨歷史上可恥的記錄。
然而，有一點不容埋沒，即進步黨確曾試圖在擁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圖將袁引上憲政軌道。這表現在熊希齡內閣上台後，曾發表由梁啓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規劃了進步黨人改造政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藍圖。在政治上，主張貫徹資產階級法制精神，建設法治國家，實行責任內閣制；司法獨立；軍民分治，廢省改道；實行地方自治。經濟上，提出了整頓財政；發展實業；制定工商法規等等一整套發展資本主義、繁榮經濟的計畫，體現了濃重的資產階級色彩，表明進步黨人試圖通過與地主階級聯合政權的階梯，登上資產階級的理想王國。但是這些計畫因與袁世凱軍事獨裁統治的利益相牴觸而根本不能實現，而且即連熊希齡內閣本身也因完成了副署袁氏一系列違法命令的歷史任務，而再沒有存在的意義了。1914年初，袁唆使其親信黨徒，在報紙上大肆攻擊熊希齡。2月12日，熊希齡宣布辭職，熊內閣垮台，進步黨被袁世凱遺棄，從此在政治上陷於彷徨。直到1915年袁氏悍然拋棄民國招牌，暴露出復辟帝制的真面目時，進步黨人才又在絕望中奮起，梁啓超發表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吹響了討袁護國的號角。當年12月，蔡鍔在雲南宣布獨立，護國戰爭爆發，進步黨又聯絡國民黨及其他各方面反袁愛國人士，在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的支持下，結成護國討袁的聯合戰線，最後粉碎了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狂想，迫使洪憲帝制醜劇收場，此即成為進步黨最重要的歷史功績。然而護國戰爭只爭回了一塊民國的招牌，以後進步黨人重又與袁世凱的繼承者段棋瑞攜手，繼續維持以共和其名、軍事獨裁其實的封建軍閥統治。進步黨的歷史也到此結束。1916年8月國會重新召開，再沒有打出進步黨的旗號。以後便一分為三，組成以湯化龍為首的憲法研究會，以梁啓超為首的憲法研究同志會，以及傾向國民黨的孫洪伊為首組成的韜園系。不久，湯、梁兩派又合併為憲法研究會，即研究系。研究系後來雖有重建進步黨的意圖，但終未實現。
附：圖為1913年5月29日，進步黨在北京磨盤院舉行成立大會時合影
教訓
從梁啓超開始，到現而今，中國知識分子警惕“暴民”的歷史，雖然當中存在著半個世紀的斷層，算起來也很悠久了。可惜的是，梁啓超當年與一乾進步黨知識分子選擇優先解決“暴民”的結果，是袁世凱復辟了他的帝制，這個教訓，卻沒見到後世有哪個知識分子認真吸取過。
殊不知，“暴民”是不需要優先解決的，因為穩定的生活是絕大多數民眾共同的需求——“二次革命”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沒有進步黨的污名化之前，國民黨內大多數的前革命者們已經拒絕了本黨領袖的暴力鬥爭策略，黨內如此，更不用說黨外了——在沒有廟堂的壓迫或者蠱惑的情形下，沒有人會無緣無故成為“暴民”。當梁啓超選擇與袁世凱結盟優先對付“暴民”的時候，共和的悲劇就已經釀成，無法挽回。
永遠將對廟堂的警惕放在第一位，是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本分；每日裡把目光注視在“暴民”身上的人，沒有看清民國初年的歷史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