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偉生

杜偉生,修復專家。在30多年的古籍修復生涯中,杜偉生研究過《趙城金藏》的修復故事,也參與了《永樂大典》及敦煌遺書的修復工作。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當杜偉生和他的同事們走進國家圖書館的北125房間,就意味著又會有一批有著百年以上歷史的古籍善本在他們的手裡得到修復。這裡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修復中心的一間修復工作室,7月17日向社會公開展出的圖書館鎮館之寶——《永樂大典》的修復工作就是在這裡由他們完成的。

在英國修敦煌遺書

北125房間大約有四五十平方米,正中放著由兩張方桌拼接在一起的台子,台子上堆滿了壓書板、大理石塊,房間裡則擺放著粗壯的螺鏇壓力機、手動壓力機。在一張書桌旁,善本修復組的副研究館員杜偉生打開一冊剛剛修復好的《永樂大典》說:“這些可都是無價之寶啊!”

杜偉生是善本修復組資歷較老的組員。1974年,杜偉生從部隊退伍,分配到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圖書修整組。“那時還叫‘圖書修整組’,1980年劃歸為善本特藏部,2001年,圖書修整組改名為‘善本特藏修復組’。杜偉生開始修復古籍善本的職業生涯,一乾就是近30年。

“做這一行,必須得心靈手巧。”杜偉生說,“這項工作涉及版本學、印刷史、造紙史、美學和歷史等多種學科,對修復人員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而且動手能力也要強。畢竟是和這些無價之寶打交道啊!”杜偉生1990年曾赴英修復整理敦煌遺書,他在大英圖書館度過了半年的時間。“英國人不會修中國的文書,一方面是技術的問題,另一方面是他們不懂中國字,不知道殘片如何排列。”修復技藝精湛的杜偉生介紹,“全世界現存中國文書共約5000萬冊,有上萬種紙,每種紙都有其特性,善本的修復只能根據經驗,全手工操作。”“大英圖書館的敦煌遺書有14000冊,8450號以後都是我整理的。”也就是說,在大英圖書館的半年時間裡,杜偉生整理了5000多冊古籍。

善本修復工作不是一門轟轟烈烈的職業,首先就要靜得下心沉得住氣。“瞧我們這裡,愛說話的人還真不太多。”杜偉生笑道。

國家圖書館善本修復組現在共有十個人。杜偉生介紹,善本特藏修復工作在民國時期一般保持在一兩個人的規模。因為規模小,大多數古籍未能得到很好的保護。解放以後,在70年代修復隊伍達到30多人,但是後來一些人耐不住寂寞調走了,在其後,修復組基本保持在10餘人的水平上。

做這項工作的枯燥性是可想而知的,整天湮沒在泛黃的故紙堆里。拿杜偉生的話來說就是“不和人打交道”。“但是,在看到破損的古籍善本被修好後,就像足球比賽里自己踢進一個球,很有成就感。”

剛參加工作時,年輕的杜偉生也曾有過動搖。“1976年,新疆出土紙棺,裡面有很多唐代的文獻需要我們這裡修復。那可是棺材裡拿出來的啊,那個味兒實在是讓人很難受,當時是生生地挺了下來。過後也就適應了,覺得自己還挺適合幹這個。”

杜偉生笑說:“文物出土算是別人的,修復後的研究也是別人的,我們做的工作其實就是給別人做嫁衣。”

修書人瀕臨斷代

據了解中國國家圖書館擁有各種館藏古籍善本和殷墟甲骨近200萬件,其中一半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損壞,需要修整,然而全館卻只有10個人從事這些文物的修復工作,這樣下去要修完所有被損壞的館藏古籍文物需要500年。“就算修復敦煌遺書,也還得再修十多年。”

杜偉生表示:“在我國一共只有幾百號人從事古籍的修復工作,在29家省級公共圖書館中,近一半竟然沒有一個人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地市縣級的就更不用說了。”

不僅如此,從事古籍善本修復工作的人員素質也有待於進一步提高。杜偉生說:“在英、法等國,碩士、博士從事古籍善本修復工作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但是我國現在從事古籍修復工作的人員當中,沒有一個算是真正科班出身。”

胡玉清是最後一個進入國家圖書館善本修復組的組員。她是1987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這兒工作的,在其後的16年裡,再也沒有新鮮的血液加入進來。“斷代很厲害,缺乏35歲以下的新生力量。”杜偉生憂慮地說。古書修復終究不是一門熱鬧的學問,終日埋首舊書堆,需要耐得住寂寞,又要守得住清貧。他們真算得上是這個速食時代的隱士了。

人物歷程

修復專家從學徒乾起

中國現藏古籍文獻非常豐富,總數超過3000萬冊,但從事古籍修復的人才不足100人,真正經驗豐富又了解相關科學技術的不足20人。

然而在歷史上,“修書匠”卻是一個高度繁榮的行業。古時圖書製作難度較大,所以修書人的地位也相當高。每一本書,在抄寫和修復完之後,甚至會署上相關工作人員的名字。宋代以後,圖書的製作成本降低了,同時紙張也變得更薄了,很快修書就成了一門手藝。在當時的汴梁、臨安,這個行業曾盛行一時。裱褙等傳統的裝幀技術也在那個時候逐漸發展定型,並沿用至今。

清末民國時,河北邢台、保定一帶出了不少修書人才。這些人全家老少來到北京琉璃廠等地方,把手藝慢慢傳了下來。新中國剛成立時的國圖,就是專門從琉璃廠請來的老師傅修書。

上世紀70年代,杜偉生從軍隊退役後被分配到國圖,開始了自己的修書匠生涯。最初的3年學習,完全按照傳統的學徒制方式展開。由於缺乏經驗,他最初只是修復價值較低的民國甚至解放後的舊書,隨著經驗的積累,修的東西也慢慢地珍貴起來。現在,國圖四大鎮館之寶: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中,他潛心研究了《趙城金藏》的修復,並參與了《永樂大典》的修復工作。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他一直在從事最珍貴的敦煌遺書的修復工作。

離不了的傳統工藝

修書可以算是一個古籍再印刷、再裝幀的過程。杜偉生見過上一輩的老師傅們,了解他們是怎么把破到難以置信程度的《趙城金藏》給修復如初的。“這批書進館時,三分之二都受潮了,有的甚至和黑煤混合在一起變得根本不可辨認。”《趙城金藏》的受損程度是令人震驚的,為了解開捲成“紙棺”的書,老先生就採用了“蒸”的辦法。經捲紙被蒸汽慢慢潤濕,每隔幾分鐘就取出來晾一下,等到全軟了之後再用針幾厘米幾厘米地將粘連的紙頁挑開。

世界各國修復中國古書的主要技術還是以傳統工藝為主。在這個問題上,國外的修復專家吃過不少苦頭。上世紀30年代,塑膠成為風行一時的新材料。當時大英博物館的專家嘗試給該館收藏的敦煌遺書加上塑封。可幾十年以後,這些塑膠薄膜卻開始老化,變成了模糊不平的“毛玻璃”,英國人不得不再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拆除這些塑膠。

上世紀60年代,英國人還嘗試用蠶絲網來加固古書。為了這一工作,他們還特別投入了一大筆資金。“蠶絲是動物蛋白,敦煌遺書的紙張來自植物蛋白,植物纖維的保存期遠遠超過了動物纖維,用中國人的話來說那是,蠶絲如爛草哪!”果然,沒過多久,蠶絲就老化變質了。

曾經有一個美國廠商找過杜偉生:他們的一種儀器,可以在真空狀態下噴出一層高分子化合物,在紙上形成薄膜,增加紙的拉力。杜偉生問:這能維持多少年?“他說10000年。胡說了。這根本沒法用實驗數據證明。”他說,現在的修復大致還只是“修補”,最多在古紙後面加上一層褙紙,而沒有深入到古紙的內部,因為新材料和古紙混合在一起,古紙都會被連累破壞。

現在材料技術日新月異,甚至有人開始藉助納米技術來保護古籍。但杜偉生和他的同事們對於新材料的使用,還是相當謹慎。

科學帶來的曙光

雖然中國的傳統工藝具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問題也非常多。傳統的修書人和當代古籍修復專家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的工作是以商業利益為目的,因此修復時只考慮成果的美觀,但卻可能因此對古籍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

“過去的修書人都是賣書人出身,為了把舊書賣出去才修書的。”在這個前提下,很多傳統的修書人經常採用“天頭地腳一刀切”的方法把書給切齊了。這種重新切齊的書,紙張不再是原先的尺寸。這雖然不會影響文獻的價值,但卻嚴重破壞了書的歷史價值。杜偉生曾對中國歷代紙張的發展做過詳細的研究。他發現這個工藝對中國古代紙張研究造成極大的損害。

杜偉生特別警惕的另一種傳統做法關涉到礬的使用。礬是中國傳統手工業生產中時常使用到的一種添加劑。它們被加入穀物澱粉,以增加其韌性。中國傳統的修書工藝中使用的糨糊里,都會對入一些礬。不過,這些礬會對構成紙張的植物纖維造成破壞。“為什麼中國的古畫能留存下來的那么少?除了戰亂、水火的破壞之外,礬也是個很重要的原因。每次修補的時候,都用帶礬的糨糊刷一遍,刷一次就破壞了一次,刷了十次,那些紙就全壞掉了。”帶礬的糨糊會讓紙張更容易變色、破敗。杜偉生強調,如果一張紙大部分都被刷過這種糨糊,壽命不會超過100年。

當代的“修書匠”不但要設法去除傳統修書技術中的糟粕,還要設法在不影響古籍本身的前提下,利用新技術更好地修復、保護這些文化遺產。科學是給傳統的工藝帶來的曙光。杜偉生和他的同事們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設計製作了不少新的設備,糨糊機就是其中的一種。一張已經朽壞得千瘡百孔的古宣紙,被浸入帶糨糊的水裡,在設備的自動控制下,水中的糨糊逐漸沉澱下來,慢慢填補了破損的小孔。再把這張紙取出來晾乾,小孔就被完好地彌補了。

現在,從事古籍保護是門極其綜合的科學,牽扯到化學、物理、文獻學、藝術等各個學科,最新的科學進展也都能派上用場———生物學甚至都有了出場的機會。杜偉生曾經被一副對聯難倒過。這副製作於1910年前後的對聯,使用了當時特別時髦的新紙,又薄又白。但卻和另一幅畫粘在了一起,用鑷子怎么揭都揭不下來。這個時候,杜偉生想到了生物酶。他利用這種天然的新成分來分解粘住紙張的糨糊,最終成功地揭下了這副對聯。

古籍保護新時代

1990年,杜偉生受邀前往大英博物館幫助其修復敦煌遺書,他們的保護理念卻讓杜偉生深思。古籍修復國際通用原則,必須保留各時期修復的痕跡,新補的材料要和古籍有所區別;再如,所有的修補材料和修複方式都必須是可逆的。一旦出現問題,可以馬上重新返工。

這個原則在修復《永樂大典》的時候就派上了用場。當時修復人員在工作中忽視了溫度的因素。完成古籍修復不久,紙張全部縮水。小組只好馬上返工———幸好一開始修復小組就使用了可逆的技術與材料。

上世紀80年代開始,杜偉生開始參與修復善本,館藏200萬本古籍,善本只占了十分之一,其中一些孤本的價值更是珍貴,但所有這些書,都比不上敦煌遺書。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杜偉生用這樣的話形容自己修復敦煌遺書時的心情。“修壞了,那就是千古罪人!”敦煌遺書最大的困難在於這批文獻涉及多個朝代,各種不同的紙張,每冊每頁的破舊程度都不一樣,必須反反覆覆研究,尋找合適的方法對症下藥。

古籍修復工作人力財力的缺乏也是他一直痛心的。在中國修一本古書,一兩個人可能兩個禮拜就能修好了。而在日本,一本50頁的古書,可以讓30個人修半年以上,相關的支出更是比國內高出好幾倍。

幸好,這個狀態快要結束了。《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即將出台。這是投資過億元的“中華古籍保護計畫”的一部分。作為保護計畫的草擬者,杜偉生終於感覺到,自己不再寂寞了。

敦煌學的相關知識

敦煌學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史地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中國敦煌地區文物、文獻的綜合性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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