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繪勾首馬

繪彩勾首馬，三彩器，盛唐時期，高48厘米，長39厘米，河南鞏義出土，現藏河南博物院。馬的造型完美，氣質高貴，形神皆備，是唐馬陶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顯示了唐代陶塑匠師的高超技藝，是研究唐代陶塑藝術及葬俗的形象資料。

文物簡介

自古以來，立足馬頭戴有絡頭，嘴兩邊有角形鑣，口內有銜，馬臉頰兩側飾有杏葉。眼部用墨筆勾勒出眼眶。頭部前馬鬃分纓，頸背上的馬鬃被整齊修剪。馬背上置鞍韉、障泥。鞍上蓋有鞍袝，前端袝角向後作迎風翻折之勢。攀胸和鞦帶上均飾有杏葉。縛尾上翹。鞍韉、鬃毛飾朱紅彩，杏葉飾綠彩。泥質白陶，模製而成，立於長方形板座上。馬勾首作瘙癢狀，前腿柱立，後腿若弓，耳朵一個向前一個向後，神態形象逼真，刻畫出安詳、舒逸的姿態。馬的體態雄健，特別是臀部和腿部塑造的肌肉和骨骼比例協調，顯得渾圓而不臃腫，矯健而不失俊雅。馬的造型完美，氣質高貴，形神皆備，是唐馬陶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顯示了唐代陶塑匠師的高超技藝，是研究唐代陶塑藝術及葬俗的形象資料。

文物背景

國之武備

中原地區的王朝與塞外的少數民族在不斷地交融與碰撞中，逐漸地認識到了馬的重要性。由於其輕騎，便捷，迅速等特點，成為當時遊牧民族戰爭的首選。從某種程度上說，馬的精良與多少往往直接決定了戰爭的勝負。因此對於唐朝的統治者來說，馬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新唐書》中，就明確地表示了國家武備最終依賴大批戰馬的觀點：“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忘。”唐朝對於馬相比於其他朝代來說更是格外地重視，因為唐王朝的建立以及此後能夠馳騁西北疆域，大唐天子被各少數民族尊稱為“天可汗”等，馬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監牧制度

唐朝初建立之時國家貧困，當時只有五千匹馬。即從突厥那裡得到兩千匹，又從隋朝長安東北赤岸澤牧場繼承了三千匹。唐政府將

韓乾《牧馬圖》

這五千匹馬放在隴右（現在的甘肅地區）牧養，開創性地創造了唐王朝的馬匹飼養制度——“監牧”制度。唐太宗任用張萬歲為太僕少卿領群牧。張萬歲為牧馬世家，其“三世典群牧”。經過唐代政府通過各種手段的增加以及張萬歲帶領的馬政官員們的悉心放養和照料，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唐朝政府就宣布已經擁有了七十萬六千匹馬。這些馬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八坊四十八監中，當時西北的歧州、幽州、涇州、寧州之間的地區”水草肥沃之地儘是牧馬之地，而馬價也因此下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張萬歲也因此恩信行隴右。隴右人稱馬的年齡為“齒”而不說“歲”，就是為了避張萬歲的諱。

上之所好

唐代帝王對於馬的喜愛也是不容忽視的，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例，他非常喜愛良馬。在大唐建立的過程中，有六匹戰馬跟隨他南北征戰，立下了汗馬功勞。李世民對這幾匹馬懷有深厚的感情，一直還念念不忘，並令當朝著名畫家閻立德和閻立本摹其形象，雕刻在

唐太宗昭陵六駿之颯露紫（高172.7厘米，長207厘米）

他陵前，以期相伴永遠。 唐政府在全國設立一套完備馬政制度的同時，其帝王在宮廷內也設立專門掌管御用馬匹的制度。設立尚乘局掌管天子的御駕，並設立飛黃、吉良、龍媒、騊駼、駃騠、天苑左右六閒和祥驎、鳳苑二廄來飼養馬，此後又增加飛龍廄。別看這只是替皇帝飼養馬匹的機構，其權利後來被宦官掌控，成為以後唐代宮廷政變的重要參與者。

互市換馬

唐朝人非常喜歡外來的胡馬，其獲得胡馬的途徑有進貢、贈獻等，但更多地是通過互市，即唐朝的主要以帛、金銀、茶葉等互市來換取胡人的馬匹。唐政府對於胡馬的需求可謂是“胡馬待之若渴”。在地方邊境互市買馬的同時，唐政府還派人遠到各地尋求寶馬良駒。宦官劉元尚即以“大食市馬使”、“骨利乾市馬使”的頭銜，一次遠到阿拉伯，一次遠到西伯利亞一帶購買良馬。地方將領也以各種方法獲取良馬，玄宗時期，王忠嗣任朔方、河東節度使時，他“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收到“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的顯著效果。

改良品種

唐前中期獲取胡馬的用途並非直接用於軍事戰爭，而主要用於改良本國的馬種，繁殖優質馬匹使用。由於政策的正確，唐朝的馬匹的質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新唐書•兵志》上記載：“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唐早期，其馬來源主要為唐朝北境的突厥馬，“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但是到了中後期，突厥衰落，北方馬匹的互市則由回鶻掌控，唐政府所購買的馬匹主要是回鶻的馬。
“安史之亂”發生，安祿山“以內外閒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正是由於安祿山掌控了管馬的職務，所以才能夠得到足夠精良的馬匹，從而有能力和中央政府抗衡。此後唐代中央政府的馬政逐漸也隨之衰落，但大量的馬匹由貴族和地方豪強占有，其數量最終超過政府。

角色地位

唐朝的馬不僅僅表現在軍事上的興盛，更是融入了唐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唐代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離開的一部分。這可以唐墓中出土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不同姿態，不同形狀的馬俑，以及其他歷史遺留下來的實物資料窺其一斑。

男子騎馬

中國早期，上層社會的男子出行時講究乘車而不常騎馬，在出席一些隆重的場合時，騎馬被認為是一種不雅的舉動。特別是魏晉時

三彩騎馬男俑（高43厘米，長36.5厘米，河南洛陽市出土）

期，緩慢舒適的高級牛車成為上層社會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是到了唐宋時期，騎馬卻成為一種時尚，男子從上層到下層皆以騎馬為榮，即使出席隆重的場合也都要騎馬。正如宋代所說：“自唐至本朝，卻以乘馬朝服為禮。”從出土文物中可見不僅貴族騎馬，當時他們的侍從們也都騎馬。

胡人和馬

由於與西北邊疆的不斷交流，大量少數民族湧入中原地區。從墓葬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可以看出，他們大多深目高鼻，長著濃密的絡腮鬍，腳穿靴子，身著胡服。在出土的隨葬品中我們經常能夠看到胡人和馬在一起，而這些來自異族遊牧民族的胡人，非常善於養馬。這些人相對來說地位低下，成為一些貴族的侍從，專門為貴族管理馬匹。

婦人騎馬

在唐代開明開放的風氣下，唐代婦女更少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她們和男子一樣，參與管理軍國大事，據《舊唐書•輿服志》上記

三彩騎馬女子俑（高40.2厘米，長35厘米，1981年洛陽市安菩夫婦墓出土）

載：唐初，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冪蘺”。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則天之後，“帷帽大行，冪蘺之制漸息”。開元初期，“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聘，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一矣。”從這段文獻記載，可以大致了解唐代婦人騎馬著裝的一個發展過程。從太宗時期戴著厚重冪蘺。高宗、則天時期戴著輕盈帷帽。玄宗時期戴胡帽，直至最後，什麼帽子都不戴，她們穿男人的衣服和鞋子，騎著馬，露出美麗、烏黑的髮髻和靚麗的容貌，英姿颯爽地走上街頭。唐代著名畫家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所繪即是虢國夫人等盛裝、騎馬出行的場面。

馬球遊戲

打馬球首先要有合適的馬匹，其次不僅要求騎手的騎術精練，還要求人馬配合默契。唐代上至皇帝、官僚，下至百姓都喜愛這項運動。唐玄宗十分愛打馬球，為此，于闐國曾派使臣，千里迢迢進貢了兩匹專供打馬球用的馬匹。打馬球需要有場地，1956年，在西安市唐長安大明宮含光殿遺址出土一塊奠基石，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場等大唐太和辛亥歲乙末月建”的字樣，這說明了當時馬球場已成了宮殿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章懷太子墓中壁畫《打馬球圖》，再現了當時激烈爭球的場景，正是當時皇族貴胄們打馬球的真實寫照。唐代女子對於馬球運動也格外的鐘愛，花蕊夫人在《宮詞》中說：“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宴會舞馬

據文獻記載，平常的宴會舞馬是不參加的，只有到了大的宴會時才會和坐部伎、立部伎相次表演。中宗時期曾宴請吐蕃使者，宴會

《虢國夫人出遊圖》（絹本，縱51.8厘米，橫148厘米，為北宋畫院畫家依據張萱原作所摹）

上做舞馬，吐蕃使者看後非常驚奇。唐玄宗時期，每年八月五日“千秋節”是慶祝唐玄宗誕辰之日，便在勤政樓下舉行慶典，其中就必有舞馬表演。張說有詩“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還有“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都是描述了舞馬在千秋節拜壽的場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中的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和張說詩中描述的十分相似。“安史之亂”中，安祿山將舞馬掠走。後安祿山敗亡，這批舞馬散落到安祿山的一名大將田成嗣手中。有一天，軍中宴樂，舞馬聽見樂曲聲應節拍起舞，士兵見狀誤以為是妖孽，將舞馬鞭打而死。

騎馬狩獵

唐代統治者尤好狩獵。狩獵時大多騎馬，隨身鷹犬獵豹等。據《新唐書》記載，滕王元嬰（即下面提及金鄉縣主的父親)亦好狩獵，沉迷遊獵往往深夜不歸。唐時，城門入夜要關閉，但因滕王敗游未歸，往往徹夜大開。1992年在西安東郊發掘了唐金鄉縣主墓。金鄉縣主是滕王李元嬰的第三女，墓道的東西兩個壁完共出土了8件騎馬狩獵俑。

馬上演奏

唐代出土了不少在馬上演奏的樂俑。據唐代文獻記載：“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漢後以為鼓吹，亦為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屬鼓

三彩騎馬樂俑群 3 件（1954年河南洛陽出土）

吹署。”馬上樂舞的演奏此種應屬北狄樂，屬於軍樂的一種，掌管音樂的鼓吹署管理。偃師柳凱夫婦墓出土彩繪騎馬樂俑與河南博物院所藏馬上演奏樂俑兩種風格完全不同。相比之下，劉凱夫婦墓出土的更具西域文化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