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幽州城郭
唐代幽州城的規模，《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開十門。”據此，唐幽州城周長三十二里，約合今23里（每唐里約合今0.72里），是一座南北略長，東西略窄的長方形城市。根據已發現的唐人墓志銘文和魯琪先生的研究，茲考述唐幽州城郭四至如下。東垣
1951年在北京東交民巷御河橋發現唐元和三年（808年）任紫宸墓誌，記述其墓的方位在幽州城東北七里（約合今5.04里）有餘。1956年在北京永定門外安樂林又發現唐建中二年（781年）姚子昂墓誌，記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東南六里（約合今4.32里）。這兩塊墓志銘文分別從東北、東南方向記述唐幽州城的方位，距離接近。從御河橋和安樂林分別向西南、西北方向推進大約6里和5里，正是今北京宣武區菜市口一帶。菜市口偏西路南有爛縵胡同，舊稱爛面胡同，深受研究北京地方史學者注意。清人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京師二月淘溝，穢氣觸人，爛面胡同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東，唐碑稱寺在燕城東南隅，疑為幽州節度使城之故壕也。”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認為：“此地有唐時故壕，說宜近是，”同意趙吉士的看法。爛縵胡同以西是今北京法源寺，亦即唐憫忠寺。《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城市·外城西城二》載唐景福元年（892年）《重藏舍利記》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據同書所記，憫忠寺之東原有智泉寺，後改稱延壽寺，今已無存。爛縵胡同既是唐幽州城東城壕，今法源寺又位處唐幽州城東南隅，那么唐幽州城的東垣當在今爛縵胡同和法源寺之間的南北一線。又，《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十五·水道》“橫橋溝”條載：“橫橋溝，在西直門內東里半，俗呼臭溝。又南逕馬市橋，又南逕宣武門西里許，入於護城河……明時呼西河。”清代又稱西溝。大明壕這條西河（溝）經今新文化街、受水河胡同、頭髮胡同西口南流，入於城壕。周肇祥《遼金京城考》稱此大明壕（西河）與爛縵胡同南北相直，“唐時當同為東面之壕也”，①然按之實地，西河（溝）與爛縵胡同東西相距甚遠，並非一線。周氏所論，似屬不當。
西垣
前節已述白雲觀以西土城台即西晉幽州薊城亦即唐幽州城的西北隅，故由此土城遺址向南經小紅廟村之南北一線，即為唐幽州城的西垣。1974年在廣安門外甘石橋北的北京鋼廠院內發現唐大中九年（855年）侯氏墓誌，記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西三里。北京鋼廠東西廣3.5里，侯氏墓誌出土於院西南隅，據此唐幽州城西垣當在院內東側，此亦正在白雲觀西土城台與小紅廟村之南北一線上。故此，唐幽州城西垣在今白雲觀土城台至小紅廟村之南北一線確定無疑。又，由廣安門外蓮花池（古西湖）東流的蓮花河（古洗馬溝）在甘石橋突然折而南流，且河道順直，正在前述西垣西側一線，此應即唐幽州城的西城壕。南垣
1952年在北京城南部陶然亭公園以西的姚家井發現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其方位雖無銘文記載，但根據墓葬應在城外的原則推測，唐幽州城的南城垣應在姚家井以北的東西一線。在姚家井西北三裏白紙坊西以北有崇效胡同，原有崇孝寺，據明《順天府志》卷七引《元一統志》載：“崇孝寺……按《幽州土地記》則有唐初年置。里俗相沿，則謂德宗貞元五年（789年）幽帥彭城太師劉公濟舍宅為寺。傳說各異。以前殿梁板及後殿左幢文考之，則劉莊武公濟貞元五年（789年）舍宅作寺為是。”崇孝寺既然原為唐幽州節度使劉濟私宅，則必在城內。故此，唐幽州城的南城垣當在姚家井與崇效胡同之間尋之。有學者認為今白紙坊東西大街一線當是唐幽州城南垣。但是，若以白紙坊大街當之，則復原後的城址東西寬、南北窄，殊與“南北九里、東西七里”記載不符。依筆者之見，唐幽州城南垣應在白紙坊東大街以南、姚家井以北的里人街一線。如此，則復原的幽州城南北6里（約合唐8.3里）、東西5.5里（約合唐7.6里），且城周長23里（約合唐32里），比較接近史籍記載。北垣
唐幽州城北城垣的情況比較複雜。1972年在北京西四羊肉胡同出土唐貞元六年（790年）任希墓誌，記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北五里。①這一發現對判斷唐幽州城北城垣的位置十分重要。唐五里約合今3.6里，由此可以推測唐幽州城的北城垣在羊肉胡同以南3.6里左右的東西一線。從西四羊肉胡同向南4.5里（約合唐6.2里）是宣武門內大街頭髮胡同一線。頭髮胡同是一條東西方向街道，地勢比周圍顯然凸起，當即舊城垣遺址。頭髮胡同以北數十米有受水河胡同與之平行，原稱臭水河，本是一條明溝，早已成平地。受水河當即城壕遺址。從頭髮胡同向西，經白雲觀北，正可與土城台古城垣北端相接。故此，唐幽州城的北城垣當即在頭髮胡同、白雲觀西土城台之東西一線。受水河胡同即唐幽州城之北城壕。
但是，這還不是問題的最後的答案。
地理位置
1929年在位於今北京西城區二龍路的教育部院內發現過唐鹹亨元年（670年）仵欽墓誌，記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東北五里②。《光緒順天府志·金石志二·歷代上》又載：“康熙辛酉（1681年），西安門內有中官治宅掘地，誤發古墓……志題曰：大唐故濮陽卞氏墓誌。志文曰：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799年）……卒於幽州薊縣薊北坊。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舊唐書·地理志》載：“幽州幽都縣，管郭下西界，與薊分理。建中二年（781年）取羅城內廢燕州廨署，置幽都縣，在府北一里。”同書“燕州”條又載，燕州乃原隋遼西郡，寄治營州（治今遼寧朝陽）。武德六年（623年）自營州南遷，寄治於幽州城，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移治於幽州北桃谷山。據此，貞元中幽都縣即在幽州城內，所謂幽都縣東北五里，亦即幽州城東北五里。這兩塊墓誌給判斷唐幽州城的北城垣方位帶來困難。因為它們記載的方位，里數相同，但實際出土地點卻相距很遠。對此，我們必須做出合理的解釋，才能徹底解決唐幽州城北城垣的方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