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履歷
孫孚凌1940年至1941年，任滇緬公路局昆明西站職員。
1941年至1945年，先後在成都光華大學政治經濟系、成都華西大學經濟系學習。
1945年至1948年，歷任重慶天府煤礦營運處辦事員，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專員，南京淮南煤礦礦路公司下關營運處課員。
1948年至1954年，任北京福興麵粉廠經理、廠長，北京市工商聯秘書長。
1955年至1958年，任北京市公私合營麵粉總廠廠長，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委。
1958年至1983年，歷任北京市服務事業管理局局長，北京市工商聯主委，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委會副主委，北京市對外貿易局副局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1983年至1988年，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委兼北京市主委，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委會副主委。
1988年至1998年，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常務副主席、名譽副主席，北京市工商聯主委（會長）。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曾兼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顧問。孫孚凌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三屆、四屆、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屆、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人物生平
孫孚凌1948年底，正在淮南煤礦營運處工作的孫孚凌接到家裡的緊急電話，速回北平準備南遷。孫老回憶到，南遷就是南逃。當時東北已經解放，淮海戰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鐵壁合圍之勢，解放軍兵臨城下，國民黨要員紛紛攜家眷南逃，自己的父親———北平福興麵粉廠老闆，由於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也已將部分生產設備運到沿海城市，做好了南逃的準備。孫孚凌說：“1948年12月8日，正好是冬至，寒風凌厲，我乘火車回到北平，那是通往北平的‘末班車’，以後就斷路了。”孫孚凌早年就讀於燕京大學物理系和西南聯大數學系，並於1945年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經濟系，像當時出身殷實人家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他對即將開始的新生活既嚮往又茫然。“當時我想，‘產’總是要‘共’的，但是我才27歲，還可以做許多事，又沒有剝削過人，因此我勸說父親留了下來。”孫老告訴我，當時能夠下決心留下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說：“我有幾個很要好的大學同學，他們有正義感，人品極好，而國民黨特務總是盯著他們不放，我猜想他們一定是共產黨。這樣的人治理國家，中國一定有希望。”正是共產黨員的人格魅力使年輕的孫孚凌做出了人生抉擇。對於27歲的人生，會有許多可能，但孫孚凌當時怎么也不會想到，這一抉擇改變了他實業報國的初衷，使他最終走上了參政、議政的大舞台。剛剛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廢待興，如何管理舊城市是新政權面臨的重要問題。1949年3月，進城不久的軍管會一連召開了幾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座談會，已經接掌了福興麵粉廠的孫孚凌作為工商界代表參加了這些會議。他清楚地記得，參加會議的還有彭真、葉劍英、聶榮臻、劉仁、蕭明、崔月犁、錢端升、吳晗、雷潔瓊等四五十人。孫老回憶到：“那時，我們的會議常常開到夜裡一兩點鐘，討論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的方方面面的問題。4月21日夜裡12點多，就在座談會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軍渡過了長江！那一次，會議一直延續到午夜兩點。”據孫老回憶，座談會議題廣泛，有如何組織、恢復生產，也有如何安排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種問題。孫老明確地說，各界人民代表座談會就是政協的前身。
孫孚凌經過緊張的籌備，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來自25個界別的332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孫孚凌作為工商界代表參加了會議，並被選為協定委員會委員。當年11月，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正式更名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由協定委員會更名的協商委員會為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常設機構，孫孚凌當選為副秘書長。孫老還記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中山堂開會時，毛主席來講話的情景。他說，當時毛主席講，北京這個地方各朝各代的人物都要在這裡“唱”，但是封建的統治者“唱”得不好，人民民眾不愛聽，現在人們來“唱”了。毛主席號召全北平的人民除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及其潛伏的特務分子外，一致團結起來，為克服困難，建設人民的首都而奮鬥。他更記得旁聽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時，毛主席激動人心地說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時，會場上的熱烈掌聲。他至今仍清楚地記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在天安門城樓下參加開國大典觀禮時，聽到城樓上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的聲音和周總理的朗朗笑聲。
孫孚凌講到這一切，孫孚凌說，北京市政協是區別於舊政協的全國第一個地方人民政協組織。毛主席在參加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時說，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繫，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一旦條件成熟，現在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就可以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全市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市政府。現在，中國已經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孫孚凌是這一制度形成與發展的見證人。1949年初，孫孚凌加入了職業青年聯盟。1949年7月，參加了北京青年聯合會的籌備工作，並擔任了常委；也是在1949年初，孫孚凌還著手籌備北京市工商聯，1951年北京市工商聯成立了；1952年孫孚凌又參與籌備全國工商聯，1953年全國工商聯也成立了。當年，孫孚凌和他的福興麵粉廠第一批申請公私合營。1958年，孫孚凌走馬上任北京市服務局局長，成了全市的“大後勤”，也開始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參與政府工作，走上了從政的舞台。雖然經過十年“文革”的磨難，但孫孚凌報國初衷未改。1973年，在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的積極努力下，全國政協組織黨外知名人士到全國各地參觀考察，孫孚凌才得以走出囚禁地，擺脫了“勞改”。作為“雙料”政協委員，他義無返顧地回到政協，在全國政協和北京市政協參政議政，在政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後，孫老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副主席；1988年被選為北京市副市長；從副市長職位退下來後，於1993年擔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自工商聯成立以來，孫孚凌還長期擔任北京市工商聯主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孫孚凌人民政協以廣開言路著稱，更以集思廣益見長。無論是協商監督，還是參政議政，大多都是通過做批評提建議、建言立論體現的。但是，要想把話真正說到點子上，還需要有膽有識。建國初期，人們的政治熱情很高，講話卻時有過頭。在一次協商會議討論如何增加生產，搞好民眾生活時，有來自企業的代表說：“解放了，太高興了，賠錢我們也乾！”年輕的孫孚凌卻實話實說：“少賺可以，賠錢不現實。你有多少錢可以賠的？賠光了企業，你的工人怎么辦？”一席話說得彭真同志連連點頭。為了擴大生產，孫孚凌把運到沿海城市的設備運了回來，並且改過去的自產自銷等級粉為全部由國家來料加工，14台機器每天生產一萬袋標準粉，一個福興麵粉廠就可以保證全市十分之一市民的口糧供應。加工比自銷總要利潤低，但可以擴大生產，有力地保證城市供應。這就是孫孚凌的少賺不賠。紹興考察2010年4月1日～5日，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孫孚凌來紹考察。省政協原副主席程煒，市領導錢建民、顧秋麟、王玉書、陳伯懷等陪同考察。在實地考察紹興縣越崎中學等地後，孫孚凌聽取了我市教育工作情況匯報，並對我市近年來教育事業取得的成績表示肯定。他希望紹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尤其要重點扶持山區教育發展，為國家培養出更多的有用人才，也為紹興經濟社會走在全國地級市前列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孫孚凌一行還來到紹興三圓石化有限公司和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業考察。在三圓石化有限公司，孫孚凌仔細詢問了金融危機對企業的影響，以及目前企業生產、研發和銷售情況。當聽到公司的汽車保險槓專用聚丙烯項目填補了國內空白，受到“大眾”、“通用”等國內外著名汽車製造企業青睞時，孫孚凌希望企業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在向日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孫孚凌參觀了太陽能電池板生產線，聽取了企業負責人的介紹。得知企業生產的自主品牌太陽能電池板得到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客戶的認可後，孫孚凌連連表示祝賀。他指出，做企業不能滿足現狀，要有長遠和戰略性的發展眼光，不斷尋找新的經濟成長點，在保持現有市場份額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國內外市場，取得更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人物逝世
2018年5月18日13時56分，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常務副主席，第七屆、八屆執行委員會名譽副主席孫孚凌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人物評價
孫孚凌同志的一生，是愛國的一生，奮鬥的一生。他為人正直，堅持原則；實事求是，顧全大局；嚴肅認真，兢兢業業，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建言獻策。他對國家和人民無限忠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他崇高的品格和無私奉獻的精神，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新華社評）
家庭成員
孫越崎——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參加過辛亥革命。是中國工礦泰斗、中國能源工業創辦人和奠基人之一，在國內具有很高的聲望。孫竹生（孫越崎長子 ，）——西南交通大學機械系教授，機車車輛專家、教育家。我國內燃機車技術發展的開拓者之一。孫大武（孫越崎之子） ——民革中央委員，北京太陽電子科技公司工作，是此公司的第一任法人代表。孫叔涵（孫越崎女兒）——冶金部教授級專家。朱丕榮（孫越崎女婿）——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司長，教授級高級農藝師。孫孚凌（孫越崎侄子） ——歷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常務副主席。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允文（孫越崎侄孫女,孫孚凌女兒）——中國音樂學院圖書館館長，《歌劇欣賞》教師。孫柏（孫孚凌孫子）——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影視與新媒體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