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稱：《太史公書》
太史公書常用名：《史記》
作者：司馬遷
成書時間：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
編寫體例：紀傳體通史
作品背景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畫，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作品簡介
《史記》為西漢司馬遷所著。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為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五種形式。傳記的一種，主要記諸侯之事。
《史記》約成書於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巨著後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後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一般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 “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此書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按司馬遷所說，編寫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關係，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歷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注釋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注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
該書現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黃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參考價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間有金陵書局的刻本。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 ...
全書略於先秦，詳於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占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採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後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於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吒風雲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據司馬遷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 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注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後劉向,向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於哀平間,尤名《史記》”。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制於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補註：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一。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
作者簡介
《史記》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 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 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欲望，走訪神州大地，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蹟，聽取民間故事，採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蹟和西漢 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貶責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且李廣利又是漢武帝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於是，漢武帝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宮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 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作品影響
《史記》的誕生，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只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於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國小，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裡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複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鍊，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由於作者受到當時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的歷史觀是唯上唯心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內容的歷史真實性與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響。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於公元46年，死於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裡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
《史記》無論在中國史學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史學方面姑且不論，文學方面，它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 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在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衝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於《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 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的，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係。
《史記》固然"究無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而開創了史學的種種先河，也堪稱是膾炙人口的文學佳作，但《史記》最為耀眼的閃光點在於它的平民立場。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前，所謂的歷史僅僅是王侯的發家史、光榮史、太平史。在司馬遷的《史記》里，自以為功高蓋世的帝王們同樣有無恥、暴戾、虛假和懦弱的一面；雖然有著種種的過失和缺點並最終兵敗垓下，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不失為頂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陳勝曾經在田間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莊稼漢，也是滿懷鴻鵠之志的豪傑，正是他第一個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統文人對浪跡江湖的行徑嗤之以鼻的時候，司馬遷卻對荊軻、唐雎等四海漂泊的遊俠們和快意恩仇的遊俠精神讚譽有加、不勝神往……《史記》就是這樣以平民的立場、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情感看歷史、寫歷史、評說歷史，從而第一次給歷史以真實可親的面 目，第一次給那些值得尊敬的靈魂們以尊嚴。清朝詩人宋湘曾經有句詩說："史有龍門詩少陵"，《史記》中所透出的民間精神，再現在杜甫那些憂國憂民的不朽詩作中，並成為流傳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由於司馬遷受時代的限制，《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高祖本紀》帶有“三統循環論”的色彩，以為“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繫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等等。
作品評價
近人梁啓超稱讚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作品成就
《史記》參考了眾多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和諸子百家等，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他還親自採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
漢代之前的歷史著作在內容、史事、材料、作者編撰水平上都無法和《史記》相比。《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基本都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也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