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永慶

喬永慶

喬永慶(1938.7-1992.6),男,漢族,1938年7月生,河南原陽人,1938年7月出生於河南省原陽縣韓董莊鄉賀廠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任共青團原陽縣委書記;1965年至1975年10年期間,喬永慶同志擔任原武公社社長、主任、書記。1980年,任縣委副書記、縣長、政協主席及省第七屆人大代表;1989年2月,喬永慶同志由封丘縣調任新鄉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主抓農業。1992年6月19日,喬永慶同志逝世,終年54歲。喬永慶同志從事革命工作近40年被譽為“引黃稻改的創始人”,“原陽大米之父”,“水稻書記”。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喬永慶和民眾喬永慶和民眾

喬永慶(1938.7-1992.6),男,漢族,河南原陽人,1938年7月出生於河南省原陽縣韓董莊鄉賀

廠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

1952年在原武國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53年考中鄭州中學。1954年參加供銷工作,

1956年調至縣供銷社,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調入縣委組織部工作。在組織部工作期間,先後兼任縣鋼鐵廠、縣農場、縣水稻重點村等單位的領導職務。

1965年調任共青團原陽縣委書記。1965年至1975年10年期間,喬永慶同志擔任原武公社社長、主任、書記。

1968年,喬永慶同志在原武公社南關大隊試種水稻600畝,因有灌有排,當年畝產達到450斤。1969年全公社種水稻面積上升到2300畝。1970年,7000畝水稻,平均畝產304斤,破天荒,原武公社由缺糧社躍為餘糧社。1972年,水稻面積擴大到10000畝,占到耕地總數的三分之一。

之後到1975年的10年間,在探尋根治鹽鹼地、根本改變原武的落後面貌中,喬永慶同志緊緊依靠人民民眾的創造性和科技人員的嚴謹性,使原武人均產糧由1965年的190斤到1975年的1500斤,由“三靠”公社(吃糧靠統銷,花錢靠救濟,治病靠免費)變成了“地成方、樹成行,排灌暢通無阻擋”的豫北小江南,成了河南省的一面紅旗,受到了河南省委和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並引起美國、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國家的土壤專家前來考察、取經。

1975年,根據工作需要,喬永慶同志調任原陽縣委副書記,繼續領導全縣的農業工作。這一年,《河南文藝》發表長篇通訊《鹽鹼地上大寨花》,對喬永慶同志引黃稻改再次進行宣傳和歌頌。

1980年,喬永慶同志調至與原陽同樣貧窮的封丘縣,擔任縣委副書記、縣長、政協主席及省第七屆人大代表等職。1985年,封丘水稻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總產一億斤,占全縣秋季糧食總產的60%,整個封丘由“三紅”變為“三白”,即由“紅薯、紅高粱、紅辣椒”的三紅變為“白米、白面、白棉花”的三白。因喬永慶同志在封丘引黃稻改的成功,《河南日報》1987年5月13日第二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水稻書記”喬永慶》,稱“喬永慶,封丘人民心目中的一座豐碑!”的確,

1989年2月,喬永慶同志由封丘縣調任新鄉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主抓農業。

由於長期拚命工作,喬永慶同志之前就患上糖尿病、高血壓、腎炎、心臟病,他常常將藥帶在身上,隨時服用,隨時注射。腳腫得穿不上鞋,就用剪刀把鞋幫剪開,趿拉著。他不顧領導、同事和家人的勸阻,仍常年帶病工作,從沒有把自己的疾病放在心上,他不相信疾病會擊倒他,以致耽誤了醫治,終於發展成為不治之症。

1992年6月19日,喬永慶同志逝世,終年54歲。

生平事跡

1965年至1975年10年期間,喬永慶同志擔任原武公社社長、主任、書記。1965年,原陽縣委、縣政府決定,將師寨、祝樓、韓董莊、葛埠口等4個公社中鹽鹼窪地最為嚴重的23個大隊歸併為一個原陽特重災社——原武公社。“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遍地蛤蟆叫,出鹼不出糧”。當時流行的這個順口溜形象地描繪了當時原武的真實情景。三萬畝耕地比黃河河床低七、八米,飽受黃河水的浸潤,多年內澇,鹽鹼成災。極個別耕地有每畝100斤的收成,絕大部分顆粒不收。原武西街大隊1000口人,僅25歲以上的光棍漢就有80人。全大隊50%的人全年以討飯為生。從原武西街到祝樓王村12華里,沒有一棵樹,全公社沒有一眼機井,沒有一部柴油機,只有一輛汽馬車,還只有一隻輪胎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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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一個有相當職位的領導到原武轉了一圈說:“這個窮地方,打的糧食沒種的種子多,別說種一葫蘆打

兩瓢,我看種一葫蘆打一瓢,你們看看,全公社連個老鴰窩都沒有”。最後脫口說出三個辦法,一是把這個公社的人遷走;二是由國家從吃到穿,全都包起來;三是在這裡苦熬,等著餓死。

喬永慶同志不信邪。在第一次班子會上提出:“要苦戰,不苦熬;要乾社會主義,不等社會主義。”

喬永慶同志在深入調查中了解到,1958年這裡曾進行過稻改,只所以失敗,是只灌不排,致使鹽鹼更嚴重。一位農民說:“只吃不屙,不憋死才怪。”喬永慶同志從這位農民口中受到啟發,尋出根治鹽鹼的規律。

1968年,喬永慶同志在原武公社南關大隊試種水稻600畝,因有灌有排,當年畝產達到450斤。1969年全公社種水稻面積上升到2300畝。1970年,7000畝水稻,平均畝產304斤,破天荒,原武公社由缺糧社躍為餘糧社。1972年,水稻面積擴大到10000畝,占到耕地總數的三分之一。

之後到1975年的10年間,在探尋根治鹽鹼地、根本改變原武的落後面貌中,喬永慶同志緊緊依靠人民民眾的創造性和科技人員的嚴謹性,使原武人均產糧由1965年的190斤到1975年的1500斤,由“三靠”公社(吃糧靠統銷,花錢靠救濟,治病靠免費)變成了“地成方、樹成行,排灌暢通無阻擋”的豫北小江南,成了河南省的一面紅旗,受到了河南省委和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並引起美國、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國家的土壤專家前來考察、取經。

喬永慶同志在原武工作的10年裡,以年輕幹部特有的熱情和激情激勵著原武的乾群戰天鬥地,改造自然,造福後代。他的口頭禪是:“拉車的上坡,燒窯的趕火,唱戲的飛板,戰場上的肉搏。”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引黃修渠、涵、閘中,沒有石頭,他帶領幹部民眾去輝縣拉石頭,總是拉著1000斤的平車走在隊伍的最前頭。在他的帶動下,起初的5年間,全社打機井70眼,買柴油機77部,開挖排灌渠道380條,修橋、涵、閘360座。

喬永慶同志尊重人才,尊重科學更是出了名的。當年,有一位叫孫彥常的農業科技人員,在新鄉地區農科所被劃為“右派”,因多年被審查批判,抬不起頭來,失去了一般人的尊嚴,而喬永慶同志卻將他奉為座上賓,還讓他在大會上講農業科技,講水稻的管理技術,並且告訴聽眾,這是孫老師,讓孫老師給我們講課。當孫彥常面有難色時,喬永慶同志說:“怕啥?原武人不會斗你,你們單位的人斗你,你就來原武。”喬永慶同志又專門向地區農科所領導申請,要求孫彥常同志長期在原武住下來。某種意義上,喬永慶同志就是依靠這樣的農業科技人員在原武取得了引黃稻改的成功,並且與孫彥常結下了終生友誼。在喬永慶同志的鼓勵下,孫彥常培育的優良水稻品種“新稻68—11”獲得了河南省重大科技獎。

1980年,喬永慶同志調至與原陽同樣貧窮的封丘縣,擔任縣委副書記、縣長、政協主席及省第七屆人大代表等職。凡對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封丘、原陽、延津三縣是豫北地區的貧困縣,“原、延、封”就是貧困的代名詞。喬永慶同志調至封丘縣的前夜,新鄉地委主要領導與他談話說:“你到封丘乾3年,發展水稻5萬畝,推廣原武經驗發展封丘水稻”。

封丘同樣地處黃河故道,世世代代,黃河帶來的只有風沙、鹽鹼、飢餓和災難。自1950年至1979年,吃掉國家統銷糧四億三千八百萬斤(當年吃統銷糧三千多萬斤)。國家撥給封丘的救濟款六千萬元。生活貸款一千七百萬元。剛到封丘之初的八、九個月,縣委機關只知道調來了個縣委副書記喬永慶,而認識喬永慶的只有少數幾個人。他用最初的14天走遍了12個鄉、26個村,向民問計。回到縣委的頭一個晚上,就向縣委寫出了一份詳盡的調查報告,描繪出了封丘的引黃稻改藍圖。在幾乎與此同時召開的萬人大會上,喬永慶同志立下了軍令狀:“封丘吃不上白米,我甘願受罰”。

他將封丘縣“水稻辦公室”設在距離縣城30多里的水驛大隊大隊部一間屋子裡。這間破舊不堪的房子,四處透風,但他一住就是4年。他開始在沿黃河的7個鄉93個村進行水稻種植實驗,高渠引灌,低渠排鹼。原武引黃稻改經驗開花結果,當年的2萬畝水稻平均畝產315公斤,達到人均720斤糧食,當年就結束吃統銷糧的歷史。

1985年,封丘水稻種植面積達到15萬畝,總產一億斤,占全縣秋季糧食總產的60%,整個封丘由“三紅”變為“三白”,即由“紅薯、紅高粱、紅辣椒”的三紅變為“白米、白面、白棉花”的三白。

因喬永慶同志在封丘引黃稻改的成功,《河南日報》1987年5月13日第二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水稻書記”喬永慶》,稱“喬永慶,封丘人民心目中的一座豐碑!”的確,喬永慶同志在封丘工作期間,許多老百姓要為他樹碑紀念,但都被喬永慶同志婉言謝絕。他說:“共產黨不興這個,黨派我來就是讓為民眾服務的,等我死了以後,只要大夥說老喬這輩沒有往黨臉上抹黑就中”。

喬永慶同志在封丘縣工作了10年,他臨走時,封丘的水稻畝產都在1000斤以上。《河南日報》發表《封丘人民繪出美麗的圖畫》,表彰他領導封丘人民引黃灌改取得的成功。

喬永慶同志在封丘縣工作了10年,分管三農期間,他還主抓節柴改灶工作,因成績突出,出席了全國節能會議,受到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人民日報》發表專題報導《縣長當上“灶王爺”》,對其該項工作給以充分肯定。這期間,喬永慶同志還分管過政法工作。他主抓政法工作的三年間,封丘縣連續三年在河南省政法工作會議上介紹經驗,因他工作突出,引得公安部部長前來視察,《人民日報》也予報導。喬永慶同志的同事常說:“老喬幹啥成啥。”

個人故事

喬永慶同志在原武工作的10年裡,深入民眾、深入田間是出了名的,原武公社23個大隊,每家的地塊他都清楚,誰家的稻田該排水、該灌水的時間他也清楚。不僅白天,縱是夜裡,他也大部分時間在農家,在稻田。若天晚了,他就與農民一塊躺在野地的草庵里過夜。

喬永慶同志在原武工作的10年,顧大家不顧小家。一個夏天,傾盆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大早喬永慶同志冒雨帶領幹部下鄉察看災情,而自己的家裡浸進一尺多深的雨水,床、家俱全都漂了起來,他都顧不得回家看一眼,而他的家就在公社院的後院,跨過門就可以進去的。

喬永慶在農田喬永慶在農田

喬永慶同志嚴於律己,亦對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苛刻。他不抽菸,不喝酒,不吃請,不請客,下鄉調查只要一碗麵條,並說愛吃麵條。當年他的長子才14歲,他就給兒子派任務,每天為生產隊割100斤青草。大興水利,他就讓兒子和民眾一樣到處拾磚撿瓦再砸碎代石子用。一有空閒,就讓兒子到糧站幫助工作人員裝車卸車,還讓兒子來回走60華里,往縣城為糧站拉貨送貨。

喬永慶同志在封丘縣工作期間,得到母親病重的訊息,但還有一個會議等他去主持,他就將兒女叫到跟前,說:“自古忠孝難兩全,你們替我在奶奶面前儘儘孝道吧”。母親咽氣時,他還在會議上布置農業生產。

這期間的1983年,長子結婚,臨近婚期,他才從封丘回到原陽老家,給兒子400元錢,留下“不準請客送禮,不準動用汽車,不準在縣城操辦”的約法三章,便又回封丘工作去了。

1992年6月19日,喬永慶同志逝世,終年54歲。靈堂設在距離市政府不遠的家裡,四周道路旁擺放的花圈有幾百個,前來悼念的有省、市領導,有縣區同事,更多的是來自原陽、封丘兩縣的老百姓。

“為黨為國勤政愛民當做終生事業 斯人無處不建功/治沙治鹼引黃稻改費盡畢生精力 百姓有口皆是碑”,這幅輓聯高度概括了喬永慶同志的一生。

喬永慶同志的靈車路過原武鎮時,正值農民交公糧之日,原武東街、南街及南關擺滿了交公糧的車輛,站滿了人和牲口,可謂水泄不通。但原武的老百姓看見靈車前頭喬永慶同志的遺像,高聲呼喊:“老喬回來了,讓路!”交糧車輛、人自行讓開,站在路旁,以特有的方式默默地迎接喬永慶同志回家。

1998年12月,在喬永慶同志去世6年之後,原武村民自發捐款捐物在原陽東街玲瓏塔旁為喬永慶同志立碑紀念,紀念他引黃稻改,造福一方的功績。之後,每逢過年過節,都有老百姓自發地來到碑前,端來大米肉菜祭奠他。喬永慶同志雖然去世了,但是,因他“引黃稻改”造福一方的功績,因他對於黨的事業的忠心耿耿,因他嚴以律己,不謀私利,尊重科學、尊重人才的品質,因他聯繫民眾,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因他勇於探索,善於總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使得我們永久的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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