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11年10月16日，軍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鄂州約法》，規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許人民有各種民主、自由權利，如言論、出版、通訊、信教、居住、營業、保有財產、保有身體、保有家宅等；規定人民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對於政府組織、都督與議會的許可權和職責也作了明確的規定。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法令。
歷史由來
黎元洪1911年10月10日，武昌光復，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被義軍推舉為都督。早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就把推翻清朝後建立的新政府定名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在《革命方略》之“軍政府與各國民軍之條件”第一條中規定：“各處國民軍，每軍立一都督，以起義之首領任之。”(《辛亥革命》卷二，P16)因此，黎元洪的正式職稱便是“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10月14日，前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擬定了民國第一個政府組織法《軍政府暫行條例》，6章24條，規定都督握有軍政大權，軍政府由司令部、軍務部、參謀部、政事部構成，四部“均直轄於都督，受都督之指揮命令，執行主管事務”，“凡發布命令及任免文武各官，均屬都督之大權”，“司令、軍務、參謀部自下級軍官以上，政事部自局長以上，均由都督親任”。這是辛亥革命後第一個省一級政府組織法案。10月28日，黃興偕同宋教仁等人來到武昌。黎元洪請黃興任戰時總司令，請宋教仁協助軍政府處理外交事務。黎元洪與宋教仁、居正等人商議，湖北是首義之省，要作全國表率，僅有《軍政府暫行條例》還不夠，還需制定一部根本法(憲法之類的法規)，作為將來民國憲法的藍本。宋教仁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制度，眾人便推他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共7章60條。
內容
《鄂州約法》取美國憲法精華，主張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實行聯邦制，保障公民權利，確立三權分立原則，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職權作了明確的劃分。“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為境域，組織鄂州政府統治之。將來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內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統治；若在他州域內者，亦暫受鄂州政府之統治，俟中華中國成立時，另定區劃。”第三條：“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後，此約法即取消，應從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但鄂州人民關於鄂州統治域內，從中華民國之承認自定鄂州憲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條至三十四條確立了都督總攬軍政大權的地位：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一次；都督代表鄂州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發布臨時律令、於議會關閉期間召集臨時議會、出席議會、與外國宣戰媾和締結條約、統率水陸軍隊、制定文武官職官規、依法律任命文武職員、依法律給與勳章及其他榮典、依法律宣告戒嚴、宣告大赦減刑復權。第五章規定了議會的職權：議會由議員組成，議員由人民選舉產生，有制定法律、通過條約、議定預算決算、向政務委員提出質詢，並對違法失職的政務委員進行彈劾等項職權。第六章規定了法司的職權：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組成，依法審理除行政訴訟以外的各種訴訟，法官除依法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的懲戒宣告外不得免職。
歷史意義
武昌起義黎元洪倡儀在武昌組織臨時政府，陳其美卻欲以上海取代武昌黎元洪急於制定《鄂州約法》有著深思熟慮的打算，除了用以鞏固他的鄂督地位，更大的意圖是用它為將來組織臨時政府提供法律依據。繼湘、陝、贛、晉之後，滇、皖、滬、黔、蘇、浙、桂、閩、粵相繼獨立，若以人口、地域而論，民軍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各省的情況非常複雜，有的省幾處地方先後起義，就地成立臨時政府，群雄割據，互不統屬(如贛、皖、桂、粵)；有的省正忙於和清軍作戰，自顧不暇(如鄂、陝、晉、蘇)。不料時局驟變，11月9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正在孝感督師的袁世凱對民軍軟硬兼施，一面命劉承恩給黎元洪(劉是黎的同鄉)寫信議和，一面下令馮國璋猛攻漢陽。此時，漢口已失，漢陽危在旦夕，黎元洪面臨巨大壓力，如不迅速組織聯合政府，統一軍政，興兵北伐，獨立省份有被清軍各個擊破的危險。這一天，他公布了《鄂州約法》，並以鄂軍都督府通電各省，請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僅隔兩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聯合滬軍都督陳其美也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到上海商議組織政府。此時的上海光復不及旬日，但已為同盟會開闢出一片新天地，陳其美欲以上海取代武昌為政治中心。第二天，江蘇都督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代表姚桐預、高爾登一到上海，即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到滬組織臨時政府。11月15日，蘇浙代表依“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與議”的議事辦法，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議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黎元洪倡議在先，陳其美行動在先，他對上海方面的做法很不滿，後來滬方向他解釋，因線路不通，未收到黎都督請各省派委員到鄂組織臨時政府的電報。上海方面不敢漠視黎的首義元勛地位和武昌的政治影響，11月17日至2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商討對於“武昌通電”的應對辦法，他們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所在地，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但仍以上海交通便利、會議宜在上海召開，電告武昌即派代表與會，並請黎元洪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各省代表所推定的伍廷芳、溫宗堯為臨時外交代表。黎元洪堅持要在武昌開會，他派居正、陶鳳集作為鄂都督府代表到滬，誠邀各省派全權委員赴鄂組織臨時政府，在滬代表願作妥協，決定移赴武昌開會。但在11月24日又生波折，決定各省都督代表赴武昌者外，仍留一人在上海，負通信、聯絡、宣傳之責。
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先生說,歷史的細節很難澄清,但史學界對《鄂州約法》的評價是一致的,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公布並實施的憲法,是當時行使中央職能的湖北軍政府的卓越貢獻,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具有國家約法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