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概況
伴隨幾百年商品經濟的發展，到明清時期商品行業繁雜和數量增多，商人隊伍日漸壯大，
中國新商幫競爭日益激烈。而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會階層的排序中，“士、農、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對於商人而言，國家沒有明文的法律保護，而民間又對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視。因而，在那樣的年代，商人利用它們天然的鄉里、宗族關係聯繫起來，互相支持，和衷共濟，於是就成為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和市場價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時，商幫在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的同時更可以在封建體制內利用集體的力量更好的保護自己，於是商幫就在這一特定經濟、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了。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為山西晉商、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徽商、陝西、福建閩商、廣東粵商、江右(江西)贛商、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蘇商、寧波、龍游(浙江中部)浙商、山東魯商等。
近年來，“商幫”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們頻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幫”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浙江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
其他各省商人也紛紛起而效仿，開始按照地緣給自己定位———安徽省和山西省的商人們分別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晉商的口號，重慶、河南、河北等地的企業家們也將自己歸類，分別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新商幫改變中國經濟版圖
從體制來看，在最北端的山東商幫，很有國有企業特色；蘇南商幫具有集體企業的色彩、越往南，民營企業的特色愈濃烈。新商幫的種種模式，代表了中國企業尋找本土生存通道的努力。
浙江商人大多白手起家，商業嗅覺敏銳，膽識過人，並且有能力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生存，調查顯示，隨著區域經濟的新一輪發展，目前中國存在著可以地域識別的商人群體。浙江商幫與山東商幫、蘇南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並稱為中國新五大商幫，受到世人關注。
濟南 趵突泉在威海、煙臺、青島、濟南等地，誕生了赫赫有名的山東商幫。往南，在江蘇南部是以蘇州、無錫、常州為基地的蘇南商幫。再往南，東海邊是寧波、台州、溫州、杭州組成的浙江商幫。繼續往南，與台灣隔海相望，是泉州、漳州、廈門的閩南商幫。最後一處，是毗鄰港澳的廣州、惠州、東莞、順德、深圳等地的珠三角商幫。
青島一項在北京地區進行的企業界人士調查顯示，近半數受訪人士認為，目前中國存在著可以地域識別的商人群體，他們總共提及了45個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廣東與浙江商人幾乎齊名；溫州商人則被某些企業界人士從浙江商人中摘出，且排位靠前。新商幫們覆蓋的地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
從地圖上看,五大新商幫都處於沿海地區
聯合國發布的世界各國城市發展指標及發展前景統計報告顯示、中國有25個城市最具發展前途，其中沿海地區的城市絕大多數都處於新五大商幫的
杭州“勢力範圍”。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漸次崛起的新商幫已經改變了中國經濟的版圖。從全國來看，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於西部地區。
改變中國經濟版圖的背後，是新商幫們創造了目前中國最具競爭力的產業，珠三角的電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裝、閩南的運動鞋在中國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行業的整合最終必然產生商業巨子，張瑞敏、魯冠球、徐冠巨、南存輝等中國新商幫的代表人物具有強烈的示範作用，他們已經成為一個行業和一個時代的標誌。這些“商業偶像”頻頻出現在各種年度頒獎晚會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和對上行社會的渴望。
蘇州園林圖片南北商圈大競爭
隨著各大商幫勢力的拓展和各省帶有濃烈“攀比”意味的競爭態勢的出現，商幫之間的比較也成為下到百姓、上至高官關心的話題。近年來關於粵商與浙商比較，已經被炒作得沸沸揚揚。-個得到廣泛認同的說法是，繼徽商、晉商之後．浙商已成為2l世紀中國第一商人群體，浙江商幫精神和浙商品牌的傳播已經成為一大熱點。浙江商幫的代表群體溫州商人更顯得“出位”。
與此同時，山東商幫和珠三角商幫成為北方企業和南方企業的代表。有觀點認為，珠三角商幫，重視的是個人的理想實現，而很少聯想到國家和歷史，山東商人則把經營企業看成”治國平天下”的一種變相形式。山東商幫的持點是“-手拿孫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經”，而珠三角商幫的特點則是開放式的市場競爭。中國的五大新商幫的起步都得益於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而今在WTO的新背景下，如何“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也成為新商幫們仔細考慮的問題。輿論認為，珠三角商幫的格蘭仕和山東商幫的海爾，某種程式上已成為新商幫直面WTO的表率。
格蘭仕是土生土長、地地道道的民營企業。格蘭仕主導產品3年做到全國第一名(70％的市場份額)，
格蘭仕6年做到全球第一名(全球市場35％的市場份額)。而海爾的張瑞敏則是選擇了一條運用全球化資源開發全球市場的道路。正如他所說，擔當海爾國際化戰略重任的首批先頭部隊，是成千上萬台專為美國場設計的“儲酒冰櫃”。與此同時，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商幫，
海爾集團五大商幫龍虎榜
1.山東商幫地域分布：青島、威海、煙臺、濟南等地代表企業：海爾、海信、雙星、小鴨、三聯、青島啤酒、三角等文化因子：
青島啤酒山東在淮河以北、但又屬於華東地區。既有北方人的務實，也有南方人的精明。作為孔子和老子的後人，魯商們一手拿《孫子兵法》衝殺、一手拿《道德經》搞陰陽調和。特點：受國營模式影響較大，企業與政府的榮損過於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山東企業的麻煩在於，很難發現哪家企業在現代企業制度的探索方面有很好的作為，比如產權問題。代表人物：張瑞敏、周厚健、金志國、張繼升。
2.蘇南商幫地域分布：蘇州、無錫，常州等地。代表企業：小天鵝、紅豆、華西村、
小天鵝沙鋼、陽光、海瀾等。文化因子：蘇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吳文化。吳文化重格物致志，強調均衡、集體、等級。特點：所謂“又紅又專”的集體所有制模式。舊蘇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於”社區政府公司主義”，產權模糊，所有者缺位，“二次改制”之際，蘇南經濟也出現了新的跡象：資本經營、個私經濟、園區經濟，其代表之一江陰鄉鎮企業，搞起了資本經營工程。代表人物：朱德坤、沈文榮、吳協東。
3.浙江商幫地域分布：
蘇泊爾溫州、寧波、台州、杭州等地。代表企業：蘇泊爾、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爾、萬向、傳化、吉利等。文化因子：永嘉文化(也叫浙東文化)。永嘉文化重經世致用，強調個性、個體、能力。浙江商幫吃苦耐芳，有著強烈的事業心。溫州人很早就提出“齊商辦,捷商徑，固商人，明商法。”特點：大名鼎鼎的溫州模式創造出私營企業的楷模。溫州的原始積累靠的是勤奮吃苦，在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邊緣完成了資本積聚。逐漸從分散的家庭作坊過渡到現代私營企業，從而完成了“工廠制度”。代表人物：魯冠球、李書福、南存輝、徐冠巨。
4.閩南商幫地域分布：泉州、漳州、廈門等地。代表企業：安踏、三興、片仟癀、柒牌、七匹狼、廈新、萬利達等。
柒牌文化因子：閩南商幫的文化是閩南和吳越文化的交融，是一種典型的客家商業文化，特點：“愛拼才會贏”這句閩南俗語，代表閩南商幫特點，晉江的造鞋運動可謂閩南商幫崛起的標誌性事件。閩南企業往往也是純粹的家族生意。閩南企業有意識、有錢、有生產開發能力，但最大問題是人力資源缺乏。代表人物：丁志忠、丁水波、李曉忠。
5.珠三角商幫地域分布：珠三角地區，包括廣州、深圳、東莞、順德、中山等地。代表企業：科龍、美的、格蘭仕、TCL、愛浪、南方高科等。文化因子：
美的南粵文化。經商膽大，打架膽小，有著中國商人少有的自由開放、冒險開拓、務實創新的精神。特點：對市場策略、產品策略的研究很重視，例如渠道、網路、廣告代理等，無論是TCL，還是康佳，都運用得很巧妙。廣東商人的缺陷可能就是太過於務實，天天圍繞著利潤轉，戰略方面的前瞻性比山東商幫稍有不如。代表人物；李東升、何享健、粱慶德。
走近中國新商幫
——十大商幫各有千秋 特點各有不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興起了新十大商幫，它們是：在歷史上已負盛名的晉商和徽商，日漸崛起的浙商、蘇商、滬商、京商、粵商和閩商，正悄然發展的魯商、豫商。
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進程中，新十大商幫扮演著十分活躍的角色。
十大商幫 各有千秋
縱觀中國地圖，商幫大多集中在商業發達地區。
由於地區和歷史的原因，各個商幫特點不同。北方善義，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靈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現代。
比如：頭腦精明、甘於吃苦的粵商，主要分布在廣東汕頭、深圳、潮州等地。他們的商業經營主要集中在塑膠、製衣、鐘錶、眼鏡等製造業領域。
深圳開拓創新 繁榮經濟
“比起古代的十大商幫和傳統的五大商幫，現代十大商幫更具開拓性、創新性。”中國網相關負責人說。
區域經濟的發展促成了中國經濟版圖的繁榮，商幫的發展也為中國企業對接海外市場提供了條件。據相關數據顯示，中國第一大商幫浙商在全國共有25個商會，擁有400萬名會員；浙江境內有40萬家私營企業、180多萬個體戶，2006年創造的GDP達到1.2萬億元；海外浙商有100多萬，總投資額6400億元人民幣。
改革開放以後，眾多福建人走出國門創業。如今，福建籍的新華僑華人已接近100萬，占了中國大陸新華僑華人的1／4，並迅速積聚起相當可觀的財富。
與此同時，商幫在為中國吸引外資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顯。據統計，國內招商金額的60%-70%來自海外華僑華人投資。
國外隨處可見的“唐人街”，既是海外中華商幫的標誌，也是他們的聚居地。海外中華商幫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容忽視。
“藉助海外中華商幫的辛勤努力，中國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國，深受各國消費者的歡迎。海外中華商幫不僅融入了當地的生活，還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繁榮。”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說。
商幫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還帶動了國內更多企業“走出去”的熱情，擴大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走出封閉 轉變模式
商幫發展初期，最看重“仁、義、智、信”，主要依靠人情、親情、友情的關係，歸於家族式的管理，地域、血緣限制很嚴，束縛了自身的發展，已經不適應全球經濟的發展形勢。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商幫的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以前依靠低價策略不明顯了。從目前的情況看，整箇中國市場正處在由製造到創造的轉變中，要抓住新機遇，必須適應網際網路時代的商業運作模式。”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常務副主任李家明說。
閩籍學者也指出，閩商創新必須拓展路徑，穩健推進跨國經營，尋找新的發展空間，不斷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創新能力，真正做大強項產業。
“現代商幫要想發展好，對傳統商幫文化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要引進先進的企業管理模式，形成守法、自律、與全球接軌的現代化商幫文化。”胡星斗說。
中國新商幫在新時代崛起
根據本報今年連續不斷的策劃報導，使我們看到，曾經消失的“商幫”正在全面復興。“高峽出平湖，當驚世界殊”。短短2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取得了中華民族以往幾百年，甚至幾千年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偉大成就。這個超越中華民族歷史的盛世時代，是鄧小平以力挽狂瀾的驚人魄力，大開大合的恢弘氣度，打開了古老中華銹跡斑斑的大門，響亮地喊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三個有利於”等務實主義理念，中華民族才迎來了這躬逢千年未遇的大變局，使被壓抑了千百年的創造潛能空前釋放，如噴涌的岩漿，如決堤的洪波，鋪天蓋地，呼嘯而來，勢不可擋。睡獅醒來，世界震驚，中國真了不起，中華民族真了不起！
溫州在此背景下，在中國，商海潮湧，濤浪翻天。在這一波波的商海浪潮中，一個消失已久的群體，一個沉寂已久的話題，一個早已塵封的標本——中國商幫又再次崛起，吸引了世人的關注。他們是“能攻善戰”遍布全球每個角落的猶太商人嗎？不是！他們是中國的溫州商人。他們是智商高明，溫文爾雅的威尼斯商人嗎？不是！他們是中國寧波商人。他們中有更多不可相比的商業群體，他們是正在復興與崛起的眾多的中國新商幫。在今天這個新的歷史時代，這些迅速勃發的中國各大商幫體系，以各種按地緣關係區分的企業商會成立為標誌，各省商人近年來紛紛打起“新商幫”旗幟，新浙商、新粵商、新冀商、新滬商、新閩商、新豫商、新晉商、新渝商、新川商……種種響亮名號正在迅速進入公眾視野，成為一張張頗具特色的商業文化名片。前不久，“新十大商幫”還在杭州市聯手召開了“首屆中國商幫峰會”並結成“中國商幫聯盟”。中國新商幫的崛起，已經形成一個浩浩蕩蕩的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商業社會。
新商幫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熱浪滾滾？其崛起背後深層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一現象？研究考察中國商幫的興衰軌跡，在今天有什麼現實意義？今天我們看到，當今崛起的商幫，其組成和背景與以前都有很大的不同。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幫”與古時的“舊商幫”相比，業務上既少傳遞，即便在文化上也無太多承繼關係。換言說，這“新商幫”頂多只是一種“借殼”現象。這一現象十分耐人尋味。古時候之所以出現了諸多商幫，是當時的特殊政治文化經濟等背景使然。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朝歷代，普遍有著重農抑商的傳統，商人往往既受權力打壓又受觀念歧視，所謂“無商不奸”等歧視性評價，正是當時狀況的寫照。加之當時信息不暢，交通多有不便，兵匪禍患時有發生，所以當時的商人“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結成商幫，是為了聚指成拳以自保。而在當前，各項社會背景已迥異於彼時——當前交通和通訊發達，獲取信息十分便利；尤其是各地政府非但不“抑商”，更普遍將客商奉若上賓；而且社會各階層也大多有了很強的商業觀念，買股投資、躬力親“商”者眾多,正所謂“市場不分東西，商人不分南北”。如此背景下，新商幫紛紛再組，究竟為何呢？
筆者認為，新商幫復興崛起，生動地折射出當前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態，是社會轉型期經濟、政治和文化適應新形勢、謀求新發展的必然產物。
誘發新商幫成立風潮的第一個因素，當屬當前的經濟環境。首先，當前全球化進程勢不可擋，商業競爭日益成為全球逐鹿之遊戲，此時商人再單打獨鬥，類乎駕舢舨而逐巨浪，未知何時便有“滅頂”之虞。因此，商人之間建立網路、尋求聯合，當屬應對此種局面的明智選擇。其次，雖然當前許多地方政府將招商引資當作第一要務，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計畫經濟思維尚在，執法不規範現象頻發，乃至權力經濟影子猶存。這些因素，使一些商人內心充滿飄搖感，對自身利益仍不自信，乃至自認弱勢群體。因此，成立新商幫是一種利益聚合，也是一種心理依託。
誘發新商幫成立風潮的第二個因素，當屬提升商人形象。由於當前區域之間的競爭，其更多地落實在工商業發展水平的競爭上。如此狀況下，與本地有著不可割斷的地緣、血緣關係的工商企業，當然是極其寶貴的資源。所以在各個“新商幫”成立的背後，總是有著或多或少的地方政府影子。其次，這也是民主政治意識發展的產物。隨著民主意識的發展普及，相當多的工商業不再滿足於只做賺錢的機器，而成立商會，以整體面目出現，其利益表達將更有效果。
商幫再度興起，也昭示出商業文化的新發展。這表明，相當規模的走出胼手胝足創業期、已先富起來的商人群體，開始了更高的精神追求——開始考慮怎樣回報社會、回報桑梓，以提升個人的社會認同度，提升商人的群體形象。
當然，也有人擔心，新商幫的出現，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經濟壟斷力量和政治干預力量。這樣的擔心應該說不無道理。但整體看來，形成商幫後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效應，就其內部而言將更有助於形成自律意識，就外部而言亦有利於社會對其群體的監督，因此，新商幫的形成對誠信商業文化的形成、發展和成熟能夠起到良好的催化作用，因此利大於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