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者，顧名思義，即施政（執法）嚴酷、猛烈的官吏。司馬遷將漢代景帝、武帝兩朝的十餘名官吏列入《酷吏列傳》，本身就含貶義。誠然，即使用現在的道德標準來衡量，“酷吏”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屬於“反面典型”。但是，他們中也不乏“正面典型”，而且，這些“正面典型”在道德操守、勤奮敬業等方面，足以讓當今的一些“公僕”們汗顏。
郅都是景帝朝的名臣。他雖然官居列卿，但嚴於律己，公正廉潔。他從不接受他人的饋贈（問遺無所受），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說情打招呼（請寄無所聽）。他忠於職守，舍小家顧大家，“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初任濟南太守時，濟南郡黑惡勢力（地方豪強）橫行，他到任後，大義凜然，堅決予以打擊。一年後，濟南的社會治安得到根本轉變，甚至到了路不拾遺的程度。他剛正不阿，不畏權貴。臨江王劉榮是漢景帝的長子，郅都在審理他的犯罪案件時，不顧竇太后（景帝之母）等人的情面，拒絕給予任何“照顧”。
趙禹原是地方上的一名小吏，後逐步升遷，直至位列九卿。他之所以屢被提拔重用，緣於三點，一是廉潔，二是勤奮，三是才幹。他因為廉潔而被提拔為令史，在太尉周亞夫手下任職；周亞夫升任丞相後，他為丞相史，丞相府中“皆稱其廉平”。此後，趙禹先後擔任中尉、廷尉、少府等要職，但廉潔從政的習慣從無改變，一直“為人廉倨（廉潔高傲）”、“舍無食客”。且“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甘願做一名“孤獨的貴族”。趙禹很勤奮且才能突出，並以此得到漢武帝的賞識。他與張湯一道，制定了一系列律令和官吏間相互監督的制度。到晚年，“禹治加寬（施政不再像過去那樣威猛）”，以公平著稱。司馬遷稱其“據法守正”，可謂恰如其分。
與趙禹一同制定律令的張湯，則頗具爭議。司馬遷雖肯定他的能力以及他對國家的貢獻，但對其道德品德幾乎是全盤否定。《酷吏列傳》載張湯與一些商人過從甚密，且有財物往來。後來，丞相府長史朱買臣等人為報復張湯，逮捕了張湯的屬吏田信，田信供認：張湯每向漢武帝奏請實施新的財政政策前，總是先告訴田信，田信就根據獲得的信息儲存囤積有關物品，並以此致富，然後與張湯分享贏利。漢武帝聞訊大怒，立即將張湯逮捕下獄，張湯被迫自殺。張湯死後，家中卻很清貧，只能用簡單的棺木並以牛車出喪。漢武帝知道後，誅殺了朱買臣等人，並為張湯平反昭雪。
司馬遷受儒家和老莊思想的雙重影響，推崇以“禮”治國、無為而治，反對嚴刑竣法、施政（執法）苛嚴，因而，他將郅都、趙禹歸入“酷吏”之列。但是，二人即使生在今天，也算得上是“德才兼備”的人才。最冤枉的是張湯，如果他真的是官商勾結並從中獲利，那么，他死時絕不會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因此，張湯最起碼算得上是一名“廉吏”。
西漢至今已兩千餘年，但郅都等人身上，猶有許多光彩照人的“亮點”，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司馬遷因為“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而作《
；《酷吏列傳》細緻地記述了圍繞在武帝周圍的一群酷吏：張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最受武帝信任，治獄時，巧立名目，不問是非，專以武帝私心好惡為標準。杜周治獄，“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有人質問杜周，“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杜周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王溫舒任河內太守，大肆捕人，“連坐千餘家”，“流血十餘里”，按照律令，立春後即停止用刑。這個嗜殺的酷吏，竟氣急敗壞地頓足：“嗟乎，令冬月益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