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詩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
曹植意欲奮六翮。排霧陵紫虛。
虛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
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游。
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
北極登玄渚。南翔陟丹邱。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於亂世，幼年即隨曹操四方征戰。他自稱“生乎亂，長乎軍”(《陳審舉表》)，在時代的薰陶和曹操的影響下，樹立雄心，以“戮力上國，流惠下民”(《與楊德祖書》)自期。曹植天資聰穎，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賞愛，幾乎被立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勵，終於失寵。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繼任魏王后，誅殺曹植心腹丁儀、丁廙兄弟。曹植位為藩侯，實同囚徒，汲汲無歡，終於在憂憤中死去。曹植最後一任徙封陳王，卒後謚為“思”，故後人又稱之為陳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劇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劇客觀上促成了他在詩歌創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在現實世界中處處碰壁，深感時常流逝，功業無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脫，於是寫下了許多遊仙詩，如《仙人篇》、《五游詠》、《遊仙》、《遠遊篇》、《升天行》等。詩中所描繪的神仙境界，皆明淨、高潔，實際上是詩人理想世界的象徵。
郭璞詩
詩歌以“遊仙”名篇始於曹植，但以遊仙為題材則可上溯到戰國時期。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卷十二將早期的遊仙詩分為兩類：“遊仙諸詩嫌九州之侷促，思假道於天衢，大抵騷人才士不得志於時，藉此以寫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為《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乃其惑也，後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詩雖工，何取哉?”朱乾認為前一類遊仙詩出於屈原之《遠遊》，《遠遊》中“悲時俗之迫厄兮，將輕舉而遠遊”二句是此類詩之主旨。後一類起於秦代，《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原詩已佚，其內容當不出求仙訪藥、追求長生之類。繼承前一類的有曹植的《五游詩》、《遠遊篇》、《仙人篇》、《遊仙》等，寫遊仙不過是抒其憤世之情。繼承後一類的有漢樂府《吟嘆曲·王子喬》、《董逃行》、《長歌行》等，都以求仙為主旨。
郭璞郭璞的遊仙詩，今存19首，其中有9首為殘篇。鍾嶸《詩品》說郭璞的《遊仙》“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坎壈詠懷”，這是很確切的評價。但是，由於當時玄言詩盛行，其《遊仙》又多寫隱逸生活，所以許多評論家將其詩與玄言詩聯繫起來，這種說法其實並不符合郭璞的為人和創作實際。玄言以老莊為思想基礎，老莊主張無為、逍遙。老莊的隱逸，是一種自我保全、超世絕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晉書·郭璞傳》說他“好經術”，其立身行事始終接近儒家。《晉書》所載他的一些奏疏，持論皆以儒家經典為本。他身處西晉末年的戰亂，雖屈沉下僚，卻始終留意仕進。他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晉書·郭璞傳》)。所以他的《遊仙》寫隱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棄仕途;他所抒發的不是莊子的那種逍遙精神，而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他的遊仙是其仕途偃蹇、壯志難酬時的精神寄託，是抒發其苦悶情懷的一咱特殊方式。
《遊仙》的第一、二首，集中寫其隱逸之情，如其一：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時則保龍見，退以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此詩寫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隱逸，山林之樂勝於求仙。隱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塵世，則會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最能顯示其“坎壈”之懷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遊仙》也有幾首是寫神仙世界的，但多別有懷抱，如第三含有諷刺權貴勢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誡統治者災禍將至之意。正如陳祚明所說：郭璞“《遊仙》”之作，明屬寄託之詞，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二)。
西晉後期至東晉初年，詩道不振，孫楚、潘尼、曹攄、棗腆諸人之詩，玄理漸多，平淡寡味，故鍾嶸說其“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而郭璞《遊仙》則以文采富麗見稱於時。王隱《晉書》說郭璞“文藻粲麗”(《世說新語·文學》劉注引)；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曰：“景純艷逸，……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鍾嶸《詩品》評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詩與這類作品相反，無論是寫隱逸還是寫神仙，都無枯燥的說理，而是以華美的文字，將隱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風物都寫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這在當時是高出儕輩、獨領風騷的，故劉勰說其“足冠中興”，鍾嶸評為“中興第一”。
郭璞借遊仙寫其坎壈之懷，繼承了《詩》、《騷》的比興寄託傳統。朱自清說：“後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詠史，遊仙，艷情，詠物。”“遊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創始的人。”(《詩言志辨·比興·賦比興通釋》)的確，郭璞以遊仙寫失意之悲，與左思借詠史抒牢騷不平，有異曲同工之妙。
曹唐詩
曹唐詩未聞有單刻本。《全唐詩》收曹唐詩二卷，主要是大、小遊仙詩。大遊仙詩是七言律詩，集中僅存十七首，與《唐才子傳》所言五十篇不合，顯然已遺失了三十三首。小遊仙詩九十八首，加上《唐詩紀事》中引用的一首，共存九十九首。大約原來是一百首，僅遺失一首。
《遊仙》遊仙詩是很早就有的。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把詩分為二十類，其第九類就是遊仙。他選了晉代詩人何劭的一首，郭璞的七首，都是五言詩。大約遊仙詩這個名目就起於晉代。當時道家思想成為時尚，文人都愛好閱讀道家書籍。修心養性，煉丹服藥，希望延年益壽，甚至飛升成仙。這種思想表現在文學中，就成為一種新的內容，遊仙這個名詞就標誌著這一種內容。唐人李善注《文選》，給郭璞的遊仙詩做了評註：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前四句說遊仙詩的內容應當是描寫厭棄人間、鄙視仕宦、到洞府仙山中去服藥修煉的事情。後四句是評郭璞的遊仙詩，說他自敘太多，文辭雖然不俗，詩意卻太狹窄。最後二句說：郭璞的遊仙詩已有前輩批評過，很有道理。
所謂“前識”(前輩學者)，指的是鍾嶸。鍾嶸在《詩品》中論郭璞云：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其雲“奈何虎豹姿”，又雲“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他把郭璞的詩，比之於潘岳。郭璞是東晉初期的人，他的詩已改變了西晉平淡之風，所以為晉室中興時期第一詩人。李充作《翰林論》，也把郭璞列於詩人之首。以上一段是他肯定郭璞的詩格。接下去就專評郭璞的《遊仙》詩。他以為這些詩詞氣激昂慷慨，與道家沖虛玄妙的氣質距離太遠。又舉郭璞的兩句詩為例，認為這些詩的內容止是在發泄其坎壈不得志的感情，象阮籍的《詠懷》詩，而一點沒有仙趣。
以上是遊仙詩起源的情況。道家思想不時行以後，通行了山水詩。再後，又通行了穠艷的宮體詩。從此沒有人再作遊仙詩了。到了唐代，“仙”字產生了新的意義。唐代文人常把美麗的女人稱之為仙女、仙人。因此，又把狎妓稱為遊仙。武則天時代，有一個文人張鷟寫了一部小說《遊仙窟》，就是記述他和一些妓女情愛的故事。小說中有許多五言詩，也就是一種新型式的遊仙詩了。曹唐的《遊仙》詩，便是從《遊仙窟》發展而成。
大遊仙詩今存十七首，似乎是插入在許多仙女故事中的詩篇。到了宋朝，新興了詞這種文學形式。於是說唱文學中不再用詩為唱詞，而改用詞了。趙德麟的十二首《商調蝶戀花》鼓子詞分段歌唱張生和崔鶯鶯的故事，就是當時鼓娘們的唱本。再後一些，到了金代，出現了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又是金代說唱張生鶯鶯故事的唱本了。
曹唐大遊仙詩的兩個問題：第一，遊仙詩的起源與發展。第二，從它們的題目形式推測這些詩的作用。我以為是唐代評彈家的唱詞。小遊仙詩今存九十九首，都沒有題目，也不是賦詠某一故事。內容是寫仙女的生活或思想感情，有些詩很近似閨情式宮詞。這是以一百首詩為一組的雜詠體詩，錢珝有《江行無題》一百首，都是五言絕句，寫江船旅遊的風物。王建有《宮詞》一百首，都是七言絕句，寫宮闈雜事。羅虬有《比紅兒》詩一百首，都是七言絕句，寫他所悼念的妓女紅兒。胡曾有《詠史》一百首，也都是七言絕句，詠歷史人物。這一類詩，通稱為“百詠詩”，也興起於唐代。
詹珂詩
弱齡秉永向，撰念游蓬瀛。騰蓋玄圃台，投轡赤霞城。
《遊仙》紫府五香馥，丹丘四照縈。班龍何夭矯，青鳳來相迎。
道逢王子喬，手曳芙蓉旌。靈風襲霓裳，邀我謁瑤京。
天帝坐叢霄，群仙列兩楹。羽節自飄揚，眾樂鏘然鳴。
授我金龜秘，錫我玉室名。渴漱沆瀣漿，飢餌橘樹英。
忘形思入玄，道在豈求贏。流覺神驅盡，逍遙雲翮輕。
棗花千歲結，桃核萬年成。海水揚塵竭，天衣拂石平。
祈年本無分，望仙徒自營。寄謝樊籠士，那知遺世情。
此詩為宋朝詹珂的《遊仙》。出自《全宋詩》
毛澤東詞
1928年5月25或26日，毛澤東與賀子珍成婚(據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與母親賀子珍》)。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被當時的湖南省長何鍵所殺。於是乎便有人以為這就是毛澤東不道德的證據，則甚為謬誤。且不論當年的道德標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論以“一夫一妻”為首義的《婚姻法》是1950年以後的事，單就“感情專一”而言，迄今未見有任何歷史資料可以證明毛澤東的感情不專一，反而，卻有資料說明毛賀的結合無違於“感情專一”。
據陳廷一《賀氏三姐妹》一書，先是“從家鄉傳來楊開慧英勇就義”的訊息，後才有袁文才夫婦為毛賀操辦的“簡單婚禮”。歷史劇《井岡山》的描述則更為細節，袁文才、王佐二人為結好毛澤東，先曾派人到毛氏故鄉接取楊開慧母子，不料並未接回人來，卻帶來了房子被燒，楊氏被殺的訊息(此訊息為誤傳，此時楊開慧還未犧牲)，而且揀回了一把房子燒剩後的銅鎖，之後袁王二人才極力撮合毛賀。作者說這些細節是根據井岡山老人的回憶而寫成的。那么歷史的真實又究竟如何呢?雖然沒有相反的資料，但也不能僅據上述一書一劇而定。如今，惜乎袁王早逝，毛賀不言，要破解這一段感情史，談何容易。《蝶戀花•答李淑一》一詞，這難道不是《井岡山》所描述細節的又一佐證嗎?而且此證出於當事人自作之詞，難道不比井岡山老人的回憶更具可信性?
毛澤東仔細品讀這曲《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楊指楊開慧，柳指柳直荀，主語“我”無疑是指詩人自己。在“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中，前一句省略的主語是什麼，是誰在問訊吳剛，是“我”還是“楊柳”?問訊的內容又可能是什麼?這兩個問題是索隱本詞的關鍵。由中文的習慣看，省略的主語應該是“我”。如此則不但語意連貫，而且前兩句和後兩句也呈對稱之美。不然首末兩句的主語分別為“我”和“吳剛”，中間兩句的主語均是“楊柳”，則失去對稱，語意不暢，而且從文法上講，也不可以用句號將前兩句和後兩句隔開。毛澤東的這首《蝶戀花》初名《遊仙》，正式發表時，改為《贈李淑一》，後再改為《答李淑一》。誰在“遊仙”，當然是“我”了，這也是一條輔證。
省略主語的問題解決了，那么“我”向吳剛問訊些什麼的問題也就自然而得了。“問訊吳剛何所有”，如果是“楊柳”在問，當問：“吳剛啊，我們來了，你有什麼好招待的?”於是吳剛捧出了桂花酒，以待佳客，則詞意平凡。如果“我”在問，當問：“吳剛啊，我的驕楊已乘風而升，如今在哪裡呢?”吳剛無言，只是捧出了桂花酒，則詞意陡深。顯而易見，“我”問當為正解，所問內容當為“驕楊何在?”。那么，“吳剛”和“桂花酒”又為何指呢?曾有人認為“吳剛捧出桂花酒”一句中的桂花是指賀子珍(可參見王慶位《吳剛為何捧出“桂花酒”——毛澤東《遊仙》詞管窺》一文)，本人深以為然，賀生於秋月之夜，小名桂圓，以桂代子珍，寄寓其名，正如以楊代開慧。
據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吳剛因罪被罰在月宮前砍伐一株桂樹，此樹隨砍隨合，桂樹永不斷，吳剛難以止。袁王二人犯有錯誤，先被人用模仿的毛澤東信件誘捕，後為彭德懷所殺，毛澤東對二人之死一直痛心不已。吳剛有罪被罰，袁王因錯被殺，詞中的“吳剛”，不就是袁王？拋開柳，單道楊，且先試著解讀《蝶戀花》的上半闋：驕楊已去，乘風而升，詩人遊仙，至於月宮。問訊吳剛：“驕楊何在？”吳剛慰以：桂花之酒。這與袁王二人撮合毛賀婚事時的情節何其神似：先傳來楊開慧犧牲的訊息，袁王二人為了安慰毛澤東，便為毛賀為媒。這不正是“吳剛捧出桂花酒”嗎?
再接著讀本詞的下闋，更讓人覺得這樣的解讀合情合理。“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嫦娥又暗指誰呢？《後漢書•天文志》註：“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延安時期，賀子珍決然離開毛澤東，遠走蘇聯。在毛澤東的心中，欲將子珍比仙子，維此嫦娥莫屬。寂寞的嫦娥與詩人同悲哀，為“驕楊”的忠魂舒袖而舞，可謂詩人的又一知己。《井岡山》劇中，賀子珍聽說楊開慧犧牲的假訊息時，也曾為“嫂子”惋惜不已，黯然傷神，不正是為“為忠魂舞”嗎？“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請注意“忽報”二字，既然已知“忠魂”已逝，且正為其舒袖而舞之際，為何又來“忽報”？其實，這次的“忽報”，極有可能是指繼先前的誤傳之後，傳來了楊開慧犧牲的確切訊息。楊開慧在獄中堅貞不屈，篤於壹志，非“伏虎”之行而為何?聞此訊息，毛賀豈不淚飛如雨？
本詞的初名《遊仙》。此游非為形游，而是神遊，不妨理解為一種似真似幻般的感情回憶；此仙非為真仙，以寓故人，所指為楊、柳、賀、袁、王諸人而已。所謂《遊仙》，名副其詞，本是此詞的靈魂之題，可毛澤東為什麼又要將其改為《答李淑一》這樣的平淡之名呢?毛澤東可能更願含蓄，不願直白。古往今來，詩人自作個人感情方面的好詩詞，未有直且白者，後人偶有感悟，方解其中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