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錄》是蔡襄的著作
蔡襄（1011—1067），字君謨，號莆陽居士，仙遊縣慈孝里（今屬仙遊縣楓亭鎮）人，後遷居莆田蔡土宅（今屬城廂區霞林街道辦事處）。
《茶錄》是蔡襄創作的一部園藝著作，也是繼陸羽《茶經》之後的我國又一部茶葉專著。
《茶錄》分上下兩篇。在上篇的“茶論”中，主要敘述茶的色、香、味以及藏茶、灸茶、碾茶等，見解精闢；在下篇的“器論”中，主要論述茶焙、茶籠、砧椎等茶器的功能、特色及使用方法。全書可概括如下：
①藏茶（茶籠、茶焙）→②灸茶（茶鈐）→③碾茶（砧椎、茶碾）5→羅茶（茶羅）→⑤候湯（湯瓶）→⑥溫盞（茶盞）→⑦點茶（湯瓶、茶匙）
這是一個完整的鬥茶過程，每個環節都有器具一一對應。在這樣一個完整、系統的論述中，將民間與宮廷的不同方法和用器做對比，又用色、香、味來觀照各個環節，還提出了鬥茶勝負的評判標準。
蔡襄認為“烹試”活動是一種藝術形式，除了要講究技巧外，更要講求藝術美感。因而，《茶錄》特彆強調色彩美。對茶葉的色澤，他提出了“茶色貴白”的觀點。當時的茶餅為了增加光潔度和延長保存期，要在其表面上塗上一層膏油。膏油的厚薄不同，茶葉的品質不同，就會出現黃、紫、黑等不同的顏色。自然，這種顏色的辨別判斷就顯得很重要。因此，蔡襄提出“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實潤者為上。……以青白勝黃白。”
在鬥茶時，他提出：“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並著重論述了茶色與盞色的對比效果。茶色尚白，而白的對比度最大的就是黑色，用紺黑的兔毫盞，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顯示茶色之白，顯示黑白變化層次的豐富性，這兩種樸素的色彩如同紙和墨一樣，通過鬥茶者的手，顯現出奇妙的變化，造成了一種陰陽交替、虛實相映的抽象藝術的審美意境。
他還強調求真。真是美的基礎，《茶錄》十分突出地求真色、求真香、求真味。如前所述茶色以白為貴，其實就是以顯其真色為貴，灸茶就是為了顯其真色。蔡襄說：“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灸茶是為了“發新”，新，便是茶之本色，宋代有“茶貴新”之說，從藝術和審美觀來看，就是“貴真”。此外，蔡襄還提出要有“真香”，即茶葉本身的香氣。宋代之茶，特別是貢茶，多摻以龍腦（即冰片）等，以助其香。但蔡襄反其道而為之，“皆不入香，恐奪其真”。此觀點對後世飲茶觀影響甚大。
因此，與其說《茶錄》是茶葉技術的專著，倒不如說是一部茶藝專著更為恰當。
稀世奇著———《茶錄》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為《茶錄》寫了後記。他說，宋皇年間，任福建轉運使時，每年進貢福建的龍茶，深受仁宗皇帝的讚賞。在《茶錄》序言中，他說了寫作的原由和目的：“陛上諭臣，先任福建轉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承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也。”他認為，“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制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因此，他“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
蔡襄在當時，除了精心製作了“小團茶”，使建茶一步登天馳名全國外，又鑒於陸羽的《茶經》，未能把閩產指出，使建茶淹沒不彰；而丁謂所著的《茶圖》，僅論及採制，沒有說明烹試的方法，於是，蔡襄將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寫成《茶錄》一書，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都屬於烹試的方法。憑他豐富的經驗，獨特的見解，再配以當世優秀的書法，使這一著作，堪稱“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與蔡襄的提倡和推薦是分不開的。據說，當時論茶者，沒人敢在蔡襄面前發言，恐班門弄斧，自討沒趣。《茶錄》除了上進給皇帝鑑賞外，還勒石以傳後世。這不但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日本具有美學藝術的“茶道”和世界茶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十七世紀初，中國茶葉輸入歐洲及其它地區，成為世界三大飲料之一，並且有日漸風靡之勢。
在下篇論茶器中，主要論述茶焙、茶籠、砧椎、茶鈐、茶碾、茶羅、茶盞、茶匙和湯罐。他從制茶工具、品茶器具等方面進行論述，這些也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蔡襄不愧是宋代辨味品嘗茶葉的專家，他的《茶錄》，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前人評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也。”（公是指蔡襄）今人也加以肯定：“十一世紀中葉，對福建茶葉生產發展作出較大貢獻的，當推蔡襄。”現在流行的茶文化，也不能不提及《茶錄》的文化和科學價值。蔡襄的芳名與他的農藝名著《茶錄》，將千秋萬代流傳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