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琴史》成書於1084年。著者朱長文（1038—1098），字伯原，號樂圃、潛溪隱夫；江蘇蘇州人。長於文藝理論，除《琴史》以外，還編有《墨池編》、《續書斷》等書法理論專著。
《琴史》共分六卷，一至五卷為琴人傳略，以人記事，共收集了先秦到宋代156位琴人的事跡。第六卷論述了《瑩律》、《釋弦》、《明度》、《擬象》、《論音》、《審調》、《聲歌》、《廣制》、《盡美》、《志言》、《敘史》十一個專題，體現出他的史學觀和音樂美學思想。 是中國第一部琴史專著。
作者簡介
作者朱長文(1038～1098)，字伯原，後幾題綜論史事，號樂圃。其先越州剡(今浙江嵊縣)人，世仕吳越，居蘇州。其祖朱憶官至刑部尚書，家有藏書2萬卷。朱長文19歲中進士，因墜馬傷足，家居凡20年，飽覽群書，著述甚多，除《琴史》外，還有《春秋通志》20卷、《樂圃文集》100卷以及《琴台志》、《墨池閱古》等。不足據也。元祐中起為蘇州教授，後召為太學博士，紹聖間改宣教郎，”介紹了嵇康的《琴賦》以及有關史料，官終於秘書省樞密院校訂、編修等職的郎官。
史書記載
有關古琴的記載最早見於《詩經》、《尚書》等文獻。《尚書》載：“舜彈五弦之琴，歌南國之詩，而天下治。”可知琴最初為五弦，周代時已有七弦。東漢應劭《風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為君，小弦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三國時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穩定，一直流傳沿續到現在。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獨奏兩種。根據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古琴除用於郊廟祭祀、朝會、典禮等雅樂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階層中流行，秦以後盛興於民間。關於以琴為聲樂伴奏的形式，早在《尚書》中，已有"搏拊琴瑟以詠"的記載。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來所謂的琴歌。從漢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詩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間雜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獨奏兩種。根據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古琴除用於郊廟祭祀、朝會、典禮等雅樂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階層中流行，秦以後盛興於民間。關於以琴為聲樂伴奏的形式，早在《尚書》中，已有"搏拊琴瑟以詠"的記載。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來所謂的琴歌。從漢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詩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間雜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春秋戰國時期，古琴的獨奏音樂已具有一定的藝術表現能力，如伯牙彈琴子期善聽的傳說。當時有名的琴師有衛國的師涓，晉國的師曠，鄭國的師文，魯國的師囊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飛》、《陽春》、《白雪》等，均已載人史冊。
漢、魏、六朝時期，古琴藝術有了重大發展，除在《相和歌》、《清商樂》中作伴奏樂器外，還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現。如器樂曲《廣陵散》、《大胡笳鳴》、《小胡笳鳴》等，反映出古琴作為器樂演奏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漢末的蔡邕父女和魏、晉間的嵇康，都是當時著名的古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如嵇康擅長彈奏古琴名曲《廣陵散》，己傳為歷史佳話。創作的著名樂曲有嵇氏四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傳為竹林七賢中的阮籍所作琴曲《酒狂》以及六朝宋王義慶《烏夜啼》。
隋唐時期，西域音樂盛行，琵琶興起，古琴音樂的發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於古琴譜的產生，不僅推動了當時古琴音樂的傳播，而且對後世古琴音樂的繼承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使中國古代音樂歷史進人了一個具有音響可循的時期。隋末唐初趙耶利，對當時流行的文字指法譜字，進行了整理，並輯錄了《彈琴右手法》、《彈琴手勢圖》等解釋演奏法的著作。著名的琴曲《碣石調幽蘭》，為南朝梁丘明傳譜，現存為傳到日本的唐手寫卷子，是中國最早的、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份古琴文字譜。
唐代詩人李嶠、李頎、李白、韓愈、白居易、張祜、元稹等，都為古琴寫下了不朽的詩篇。白居易愛好古琴，在《夜琴》中有：“蜀琴木性實，楚絲音韻清。”他的琴藝很高，並能自彈自唱，甚至在旅途船中仍以古琴為友，他在《船夜援琴》中寫道：鳥栖月動，月照夜江，身外都無事，舟中只有琴。七弦為益友，兩耳是知音，心靜即聲淡，其聞無古今。”張祜的《聽岳州徐員外彈琴》也有：“玉律潛符一古琴，哲人心見聖人心。盡日南風似遺意，九疑猿鳥滿山吟。”描寫了古琴豐富的表現力。唐代著名琴家有趙耶利、董庭蘭、薛易簡、陳康士、陳拙等。趙耶利總結當時琴派說：“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延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急浪奔雷，亦一時之俊。”至今仍符合吳、蜀兩派的特點，盛唐的董庭蘭作有《大胡笳》、《小胡笳》等琴曲傳世。薛易簡在他著的《琴訣》中總結了古琴音樂的作用是：“可以觀風教、攝心魂、辨喜怒、悅情思、靜神慮、壯膽勇、絕塵俗、格鬼神。”並提出演奏者必須“定神絕慮，情意專注”，為後世琴家所重視，從而引伸出許多彈琴的規範。
晚唐曹柔鑒於文字譜"其文極繁"，使用不便，而創造了減字譜。即在文字譜字的基礎上對漢字譜字加以減筆而成的一種譜式，近似演奏符號，是古琴減字譜的早期形式。唐代著名琴家有董庭蘭(開元、天寶年間)，從其師陳懷古處承繼了當時最負盛名的沈、祝二家聲調，擅彈琴曲《大胡笳》、《小胡笳》。天寶中琴家薛易簡，可彈大弄四十、雜調三百，並有理論著作《琴訣》七篇，擅彈《三峽流泉》、《胡笳》、《烏夜啼》、《別鶴操》、《白雪》等曲。晚唐還有琴人陳康士根據屈原《離騷》所作的琴曲等。
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現懷舊的復古主義傾向，另一方面由於古琴在《相和歌》、《清商樂》演奏中的長期實踐，與民間音樂有著深遠的聯繫，以及琴曲"楚漢舊聲"的歷史傳統，使古琴音樂在復古主義傾向中並沒有被湮沒，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發展著。南宋時期傑出琴家郭沔(號楚望，生於1190年，卒於1260年後)和他的弟子劉志芳、毛敏仲等人，在古琴遺產的整理、創作方面對古琴音樂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如郭沔創作的琴曲《瀟湘水雲》、《泛滄浪》、《秋鴻》；劉志芳創作的《忘機》、《吳江吟》；毛敏仲創作的琴曲《漁歌》、《樵歌》、《佩蘭》、《山居吟》等都流傳至今。當時著名的琴曲還有《楚歌》、《胡笳十八拍》、《澤畔吟》等；琴歌有姜夔(公元1155一1221)的《古怨》；廬山道士崔閒所著《醉翁吟》等。宋人朱長文撰寫的《琴史》，真實地記錄了隋、唐、宋三代琴的史料。
明、清時期由於印刷術的發展，大量琴譜得到刊刻流傳，見於記載的琴譜有一百四十多種，從中可知僅明代創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初琴家冷謙的《琴聲十六法》，是對古琴的美學思想、演奏技巧和藝術表現提出的理論。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王朱權，是明代琴家，對古琴藝術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他收錄唐宋之前藝術珍品六十四曲、歷十二年主持撰輯了《神奇秘譜》，於1425年刊行，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琴譜。明末清初，徐上瀛更進而提出《二十四琴況》。明清以來，著名的琴曲有《秋鴻》、《平沙落雁》、《漁樵問答》、《良宵引》、《水仙操》、《鷗鷺忘機》、《龍翔操》、《梧葉舞秋風》等。
這一時期在演奏上由於民間音樂(特別是戲曲音樂)的薰陶和影響，古琴技巧有了突出的發展，尤其是左手技巧的創新，如《五知齋琴譜》中的《瀟湘水雲》、《胡笳十八拍》等琴曲，左手技法極為細膩，前所未見。以後的許多琴譜，在整理加工傳播傳統古琴音樂方面，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明、清時期著名琴人有嚴澂、徐谼、蔣興儔、徐常遇、蔣文勛、張孔山等人，近代著名琴人又有黃勉之、楊宗稷、王燕卿等。
清末與民國年間由於戰亂和社會變遷，特別是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樂瀕於絕滅。當時，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一些琴會組織，如北京的"嶽雲琴集"、濟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長沙的"愔愔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揚州的"廣陵琴社"，南京的"青豁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們的活動都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續時間最長，對琴界影響最大。
建國後，古琴音樂得到政府的重視和搶救，調查、收集、整理了流失於民間中的各種傳譜，並錄製了一批音響；發掘一批失傳的琴曲，如《廣陵散》、《幽蘭》等；培養了一批古琴音樂人材，為今後古琴音樂的整理、研究、發展開闢了新的前景。著名的琴家有管平湖、吳景略、龍琴舫、查阜西、張子謙、夏一峰等。
漢撫琴俑發展歷程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追朔至伏羲並沒有錯，而作為一種顯然具有禮樂文明清晰脈絡的“琴器”和“琴樂”的出現，從邏輯上說不可能出自歷史的原點。到了周代，傳統文化的延續、“樂教”的施行使得琴自然而然地成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與其產生時代相比，顯得更加“理性”了。自此之後，琴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其的面目也日漸清晰，此後的琴史也得以順理成章地延續下來。
春秋戰國時期，世風已形成了“士無故不徹琴瑟”的繁盛局面。雖然社會從總體形式上已經呈現出一種“禮崩樂壞”的無奈局面，但當時的琴文化早已深入人心（主要是在統治階層中）。據諸多記載，孔子曾向師襄學習《文王操》，並親自參與創作了《龜山操》、《將歸操》、《猗蘭操》等琴曲（歌）。此外莊子彈琴以悼亡妻，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等故事更是千古佳話。
到了漢代，古琴的形制基本走向了定型，由不定弦基本定為七弦，同時還出現了較為完善的共鳴箱和標識音位的琴徽。雖然此時的琴早已脫離了原始“巫器”，跨入了樂器的行列，但其明顯的象徵意義卻並未褪去。如在形制上，琴長三尺六寸五分象徵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寬六寸象徵天地六合，前廣後狹象徵尊卑高下，面圓底方象徵著天圓地方，“岳山”、“龍池”、“鳳沼”象徵著上山下澤，十三徽象徵著一年十三個月（十二個月加一個閏月），七弦象徵五行和君臣等等。再如“琴者，禁也”，“八音廣博，琴德最優”等寓意。這些恰好為古琴的發展融入了無數文化的印跡。漢代的文人們紛紛參與古琴的創製、琴曲琴歌的創作，並寫下了大量的琴賦、琴論等。如揚雄的《琴清音》、桓譚《琴道》、馬融《琴賦》、蔡邕《彈琴賦》、《琴操》等。西漢的劉向已經明確地將“琴學”納入傳統的“樂教”系統中。
東漢末年，歷史上出了一位博學多才、精通音律的音樂家蔡邕，被漢章帝劉志專召入京彈琴。然而江湖險惡，政事繁雜，蔡老終於告病還鄉。一日驕陽似火，蔡老已到蘇州地界，經過一戶人家門口，忽然聽到“噼啪”的木材燃裂聲，憑直覺蔡老斷定這是制琴的佳料，趕忙闖入，果見主人正將一段上好的桐木送進燒飯的灶膛。他急忙上前抽出還在燃燒的桐木，連呼可惜。主人雖不解，卻也慷慨，不取分文就將這段桐木送與蔡老。後來蔡邕用這段桐木製成名琴，由於一端是燒焦的，故取名“焦尾”，與周代“號鍾”、楚莊王“繞樑”和司馬相如“綠綺”並稱為我國古代四大名琴。蔡邕彈著“焦尾”，思如泉湧，創作了號稱蔡氏五弄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和《秋思》，流芳後世，經久不衰。他的女兒蔡琰（文姬）承其衣缽，以親身苦難經歷譜寫出《胡笳十八拍》的傳世琴歌，成為千古絕唱。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在中華琴史上可圈可點的人物，如：杜夔、荀邃、傅玄、阮籍、阮鹹、嵇康、劉琨、何琦、董景道、成公綏、孫登、戴逵、陶弘景、陶淵明、宗炳、柳惲、柳諧等。尤其是嵇康，以《琴賦》和琴曲“嵇式四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而著名，更以演奏琴曲《廣陵散》而知名後世。臨刑之時大義凜然，“顧日影，援琴而彈”，不禁感嘆“廣陵散於今絕矣”，幸得有心人偷學暗記，才得以讓這曲千古絕唱流傳至今。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迄今世界上留存最早的古琴文字譜《碣石調·幽蘭》（譜本為唐人手寫卷子）。這是古琴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以一種新的載體形式保存了古琴音樂的歷史，擺脫了歷代口傳親授的單一格局，大大推動了琴曲創作繁盛的局面，為以後古琴減字譜的誕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隋唐時期，由於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政權，尤其是“貞觀之治”以後，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帶來了琴學發展的大好時期。在古琴的製作工藝方面，出現了以蜀人雷威為代表的一大批斫琴名家。在記譜方面，出現了由曹柔發明的減字譜，以代替繁冗的文字譜，並得以迅速流傳，從而大大推動了古琴的創作和普及。在琴曲創作、整理與演奏方面，更是呈現出了一派繁榮景象。僅從形式體裁而言，就有小調、操弄、雜曲和琴歌等多種，突破了傳統的“暢”、“操”、“引”、“弄”的固有格局；這個時期的琴人可以說是不勝枚舉，如：李疑、賀若弼、王通、王績、趙耶利、董庭蘭、薛易簡、陳康士、陳拙等；至於文人與琴的關係則更密切，幾乎所有詩人騷客均寄情於琴，或弄琴，或歌琴、贊琴、吟琴、聽琴等，及大地豐富了唐詩題材。
由於琴學的全面盛興，唐代還形成了明顯的琴派。如唐開元、天寶年間，琴壇主要盛行的是兩大琴派——“沈家聲”與“祝家聲”，如琴家董庭蘭即由師從“沈”、“祝”二家而最終自立門派，別創新聲。雖然琴派自古有之，但具體分清琴派風格卻始於唐代琴人趙耶利。據朱長文《琴史》記載，“趙耶利……每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延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之俊。”琴派的產生是歷史的產物，而非有意為之。隨著時代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交通的方便、琴人間交流往來的頻繁、琴樂風格的多元互補以及對傳統文化認知的加深，琴學的發展勢必帶來琴界共生互進，而非獨自為限、畫地為牢。如今的琴派，只是彼此借鑑的風格基礎，切不可衍生出“我是人非”的門派之見，有礙琴道之光大。
宋代政治迂腐、軍事羸弱，而經濟發達、文化繁盛。琴學上出現了第一部琴史，作者朱長文，字伯原，號樂圃，家學淵遠，精研子史，於“廣覽而博求”中編寫出《琴史》六卷，收錄自先秦至宋初琴人一百五十六人，並從《瑩律》、《釋弦》、《明度》、《擬象》、《論音》、《審調》、《聲歌》、《廣制》、《盡美》、《專言》、《敘史》等多方面對琴學做了系統的理論總結，提出了自己一定的見解，至今還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
當時的琴學理論著述高潮迭起，除了朱長文的《琴史》以外，還有多種琴學著述，成為繼隋唐之後又一個琴學高峰。著名琴派主要有廣陵派、虞山派等。此外，還形成了一個琴僧系統，自朱文濟（宮廷琴師，太平興國時“古琴為天下第一”）以下都是僧人，他的弟子慧日大師夷中及再傳弟子知白、義海都是有名的琴僧，而義海的弟子則全和尚及其再傳弟子照曠以彈奏《廣陵散》“音節殊妙”而著稱，這一琴僧系統構成中華琴學的一大奇觀。
南宋末年，因風格迥異，琴派日趨殊名的主要有三大琴派，其一為浙派（其傳譜為“浙譜”），活動於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一帶，以郭楚望成就最大，代表作為《瀟湘水雲》、《步月》、《春雨》、《秋雨》、《飛鳴吟》、《泛滄浪》、《秋鴻》等。郭楚望的弟子劉志方繼承了乃師衣缽，創作有《忘機曲》（《鷗鷺忘機》母本），並傳授給楊瓚門客徐天民、毛敏仲，影響沿至明清，以至當世。另一個琴派是京師派，也稱“官派”，所用的琴譜叫“閣譜”。還有就是採用“江西譜”的“民間琴派”，俗稱“江西派”。琴家成玉磵在《琴論》中對三派作了這樣的比較：“京師、兩浙、江西，能琴者極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師過於剛勁，江西失於輕浮，惟兩浙質而不野，文而不史。此法人多不知，惟三人對彈，可較優劣。”
金元時期，有金世宗、金章宗嗜琴如命，有耶律楚材琴歌多種，有苗秀實《琴辨》、徐理《琴統》、《外篇》、《奧音玉譜》、吳澄《琴言十則》等琴學著作。據饒宗頤先生研究發現，元代琴人主要有阿榮、赤盞、鐵柱和由宋入元的趙孟頫（著《琴原》）、倪瓚、倪驤、張雨、薩天錫、蕭性淵等。
到了明代，“琴學”這一專稱得以確立，並在明清時期迅速發展。明初洪熙元年朱權編著的《神奇秘譜》堪稱歷史上第一部古琴曲專集。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太古神品》，中下卷《霞外神品》，意味著作者希以此書接續宋代浙派《紫霞洞琴譜》之流脈。明嘉靖年間，琴家汪芝輯《西麓堂琴統》，收錄一百七十首琴曲。此外，尚有明萬曆四十二年的琴家嚴澂主持選編刊印的《松弦館琴譜》、明成祖敕撰《永樂琴書集成》二十卷、清徐琪《五知齋琴譜》、以及祝鳳喈《與古齋琴譜》等。在琴論方面，還有明冷謙《琴聲十六法》、徐上灜《谿山琴況》、清蔣克謙《琴書大全》等等，有如雨後春筍。傳世琴曲則更是影響深遠，如《秋鴻》、《平沙落雁》、《漁樵問答》、《良宵引》、《圯橋進履》、《伯牙吊子期》、《水仙操》、《鷗鷺忘機》、《龍翔操》、《梧葉舞秋風》等等。
明清時期琴派林立。明代最突出的是江、浙兩派。江派一般認為是松江劉鴻創立的“松江派”，或後期黃龍山、楊表正、楊掄等琴人在江左、南京一帶活動形成的“江派”；浙派則由南宋徐天明一脈相傳，其主要代表者及著作有黃獻《梧岡琴譜》、“徐門正傳”肖鸞《杏莊太音補遺》等。另外兩個影響後世極為廣遠的琴派就是廣陵派和虞山派（“琴川社”，代表人物嚴澂和徐上灜）。到了清代乾嘉時期，形成了所謂“金陵之頓挫，中浙之綢繆，常熟之和靜，三吳之含蓄，西蜀之古勁，八閩之激昂”等繁盛一時的景象。還有明清之際因避世亂而東渡的蔣心儔在日本創立的日本琴社，被日本人尊稱為東皋禪師，現存《和文注琴譜》、《東皋琴譜》據說就是根據他所傳琴曲輯錄而成。此外明代斫琴工藝也有一定成績，當今尚存的“潞王琴”就是當時的傑作。
中華民國時期，琴學研究主要有琴人楊宗稷編著的《琴學叢書》四十三卷和周慶雲刊編的《琴史補》、《琴史續》和《琴書存目》等。此外，以查阜西先生為代表的今虞琴社同仁編印的《今虞琴刊》影響極大，直至當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琴壇曾一度“四雄並立”（查阜西、管平湖、吳景略、張子謙）。同時，還有劉少椿、顧梅羹、彭祉卿、楊新倫等著名琴家共領風騷。可惜後來因為一系列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干擾而中輟，尤其是在“破四舊”中，琴學大傷元氣，逐漸不為後人所知，“琴”（琴器、琴藝、琴學、琴道、琴人）遂日漸凋敝，終於淪為“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
意義
古琴是中華民族最早的彈弦樂器，是中華傳統文化之瑰寶。她以其歷史久遠，文獻瀚浩、內涵豐富和影響深遠為世人所珍視。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實物距今有二千四百餘年，唐宋以來歷代都有古琴精品傳世。存見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譜百餘種，琴曲達三千首，還有大量關於琴家、琴論、琴制、琴藝的文獻，遺存之豐碩堪為中國樂器之最。古時，琴、棋、書、畫並稱，用以概括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歷代湧現出許多著名演奏家，他們是歷史文化名人，代代傳頌至今。隋唐時期古琴還傳入東亞諸國，並為這些國家的傳統文化所汲取和傳承。近代又伴隨著華人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成為西方人心目中東方文化的象徵。所屬分類
中國古代音樂典籍中國古代樂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