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三禮》《周禮》，原稱《周官》，西漢末劉歆始稱《周禮》。《周禮》傳說為周公旦所作，近人定為戰國時作品。“周”字或以為指“西周”，
或以為指“周天之官”。《周禮》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徵天地四方六合，體現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漢時冬官篇已亡，漢儒取《考工記》補之。《周禮》內容極為豐富，主要講述各種名物、典章、制度。
《儀禮》簡稱《禮》，亦稱《禮經》或《士禮》，晉代始稱《儀禮》。舊說《儀禮》為周公製作或孔子訂定，近人認為是春秋戰國時一部分禮制的彙編，成書應在戰國初期至中葉。先秦、西漢所謂“五經”之《禮》皆指《儀禮》。《儀禮》分《士冠禮》、《士昏禮》等十七篇，詳盡地敘述了上古貴族生活各種主要禮節儀式。
《禮記》，一般指西漢戴聖所編的《小戴禮記》。《禮記》是秦漢以前儒家各種禮儀著作選集，大率為孔子七十子後學所記，有《曲禮》、《檀弓》、《王制》、《禮運》等四十九篇，其中《中庸》、《大學》兩篇後被朱熹列入“四書”。《禮記》反映的基本內容多系先秦古制，亦錄有一些孔子言論或其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揮，但也有個別篇章為秦漢儒生所撰。唐以後，《禮記》地位愈隆，逐漸超越《周禮》和《儀禮》。此外尚有戴聖之叔戴德所編的《大戴禮記》。
“三禮”之學是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中國後世政治制度、社會思想、文化傳統、倫理觀念影響很大。
創作人簡介
《三禮》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被封建統治者作為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註疏中，對於儒家文化乃至整箇中國文化的的流傳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上篇
鄭玄的生平事跡
一、家世與童年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省高密縣）人。
生於東漢順帝永建二年（12 7年），卒於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 鄭玄的家世本來比較顯赫。其遠祖名叫鄭國，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後世封為朐（qu渠）山侯。鄭玄的八世祖鄭崇，字子游。為高密大族，西漢哀帝時官至尚書僕射，《漢書》中有傳。鄭崇為人剛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與宦官、幸臣董賢等作鬥爭，後來佞臣誣陷，慘死獄中。
到了鄭玄出生時，鄭氏家族已經敗落了，他的祖父鄭明、父親鄭謹，都沒有出仕，只在鄉間務農，家中生活也比較貧寒。 鄭玄自幼無資聰穎，又性喜讀書，勤奮好學。他從國小習書數之學，到八九歲時就精通加減乘除的算術，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過他，即便是讀書人，不專門學習書數者也趕不上他。到了十二三歲，他就能誦讀和講述《詩》、《書》、《易》、《禮記》、《春秋》這儒家“五經”了。同時，他還喜歡鑽研天文學，並掌握了 “占候”、“風角”、“隱術”等一些以氣象、風向的變化而推測吉凶的方術。
鄭玄自少年時就一心向學，確立了學習經學的志向，終日沉湎於書卷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虛榮，天性務實，有一件小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十一二歲的時候，他曾隨母親到外祖家做客，當時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著華美，打扮得煥然一新，一個個言語清爽，誇誇其談，顯得很有地位和派頭。唯獨鄭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學都趕不上人家。其母見狀，感到面上無光，便暗地督促他出頭露面，顯露點才華，表現點闊綽和神氣。鄭玄卻不以為然，說這些庸俗的場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願也”（引文見《太平廣記》卷215引《玄別傳》）。
鄭玄16歲的時候，不但精通儒家經典，詳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曉讖緯方術之學，又能寫得一手好文章，在當地聲名遠播，被大家稱為神童。當時朝廷的統治者相信災異、符瑞之說，把各種自然災害視為上天對人類的懲罰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見的一些現象，如禾生雙穗、珍禽異獸出現等，看作上天對人們的獎勵和對“政治清明”的讚賞。為了證明統治者的行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勵地方官府將“符瑞”逐級上報，藉以神化和歌頌封建統治，麻痹人民。但當時的吏治已經壞透了，州、縣官吏大都是白囗，寫文章也難以象個樣子。這一年民間有人獻瑞，不同的兩棵秧長到一起結了一個瓜，稱為“嘉瓜”；一枝禾稻結了兩個稻穗，謂之“嘉禾”。縣裡要討好上級，就將“符瑞”的情況寫成公文並加上頌辭上報，無奈官吏鄙陋無文，寫的東西實在拿不出手，只好請神童鄭玄來改寫。鄭玄寫好了公文，又寫兩篇頌辭，倍受縣吏的賞識。郡守認為鄭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後來親自為他主持了冠禮（男子20歲時為表示成年而舉行的加冠典禮）。
鄭玄對術數之學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據《玄別傳》記載，鄭玄17歲時，有一天正在家讀書，忽見颳起了大風，他根據自己掌握的一些方術來推算，預測到某日、某時、某地將要發生火災。於是，他立即到縣府去報告，讓政府早做準備。到了某日某時，某地果然發生了火災，但由於早有準備，並沒釀成大害。這件事不勝而走，鄭玄又被當地視為“異人”。
二、不樂為史 折節向學
伴隨著知識和學問的增長，鄭玄步入了青年時代。他雖然立志於潛心鑽研經學，並已具有了一定的經學造詣，但由於家境貧寒，生活困苦，已沒有條件繼續專門攻讀了，父母兄弟迫於生計問題，也都不允許他再不事產業而長年讀書了。在18歲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鄉嗇夫之職。漢代地方政府實行郡、縣二級制，縣以下設鄉、亭、里、什、伍等，一般是五戶為伍，十戶為什，百戶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嗇夫是鄉一級地方小吏，掌管訴訟和稅收等事。對於自己主管的工作，鄭玄勤勤懇懇，十分認真，撫恤孤苦，甚得鄉里的好評，不久便晉級而成為鄉佐，大約相當於副鄉長的職位。
雖然上司器重，鄉親擁護，但鄭玄卻不安於鄉吏的工作，不願為吏以謀生，而一心嚮往研究學術。因此，他在做鄉吏的同時，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刻苦學習，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學校中向先生請教各種學術問題。他的父親對此極為反對，並一再督責和訓斥他。但父、兄的反對也改變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堅持不懈地努力學習，到21歲時，已經博覽群書，具有了深厚的經學功底，並精於歷數圖緯之學，兼精算術，成了一位滿腹才學的年輕學者了。
當時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膽反對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齊名，並稱為 “李杜”。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縣巡視時見到鄭玄，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調到郡里為吏錄，使他得到學習和深造的機會。從此，鄭玄便結束了他的鄉吏生涯。 到了北海郡不久，鄭玄又辭去吏職，入太學受業。他的老師名叫第五元先（第五是復性），是當時京兆平陵（今陝西長安）的大姓，曾任兗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經學博士。鄭玄從師第五元先，先後學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等，俱達到了通曉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漢京房寫的，《公羊春秋》是戰國公羊高傳述、西漢初成書的，這兩部書都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三統曆》是西漢劉歆寫的曆法，《九章算術》則傳說是西周周公著的，這兩部書都屬歷數之學的重要著述。
此後10年左右，皆為鄭玄折節求學的時代。
他師事第五元先後，又從東郡張恭祖學習了《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等書，其中除《禮記》和《韓詩》外，均為古文經學的重要典籍。 鄭玄向第五元先和張恭祖學習了今古文經學兩大學派的重要經籍後，尚不以此為滿足，又從陳球受業，學習了《律令》。在此期間，他還以明經學、表節操為目的，遊學於幽、並、兗、豫各地（相當於今山東、河北、河南一帶），遍訪名儒，轉益多師，虛心向他們學習，共同探討學術問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辭勞苦，孜孜求道，鄭玄的青年時代，就是這樣匆忙而充實地過去了。 到了而立之年後，鄭玄已經成了一名有著較深造詣的經學家。他的學問在山東（指的山以東，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已經可以說首屈一指、無出其右者了。
三、壯年去國 遊學關西
鄭玄雖然已經學富五車，但他自己卻毫不滿足，學無止境，越學反越覺得知識不夠用。當他感到關東（指函谷關以東）學者已經無人再可請教了的時候，便通過友人盧植的關係，離開故國，千里迢迢西入關中，拜扶風馬融為師，以求進一步深造。這一年，鄭玄是33歲。 馬融是扶風茂陵（今屬陝西興平）人，為當時全國最著名的經學大師，學問十分淵博。他遍注儒家經典，使古文經學達到了成熟的境地。他的門徒上千，長年追隨在身邊的就有四百餘人，其中優秀者亦達50人以上。
其為人比較驕貴和講究，雖然門徒眾多，但他只親自面授少數高材生，其餘學生則由這些高材生轉相授業。鄭玄投學門下後，三年不為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沒能見到他的面，只能聽其高足弟子們的講授。但鄭玄並未因此而放鬆學習，仍舊日夜尋究誦習，毫無怠倦。 有一次，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渾天（古代一種天文學）問題，遇到了疑難而不能自解。有人說鄭玄精於數學，於是就把他召去相見。鄭它當場很快就圓滿地解決了問題，使馬融與在場的弟子們都驚服不已，馬融對盧植說：“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後，馬融對鄭玄十分看重，鄭玄便把平時學習中發現而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一一向馬融求教，對於篇籍的奧旨尋微探幽，無不精研，終得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鄭玄在馬融門下學習了7年，因父母老邁需要歸養，就向馬融告辭回山東故里。馬融此時已經感到鄭玄是個了不起的人才，甚至會超過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對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說，由他承傳的儒家學術思想，一定會由於鄭玄的傳播而在關東發揚光大。
四、黨錮之禍與隱修經業
從馬融那裡學成回鄉後，鄭玄已經40多歲了，這時他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經學的大師了，於百家之學無所不通。於是遠近有數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門下，拜他為師，聽他講學。當時他家裡還很貧窮，便“客耕東萊”，一面種田維持生計，一面教授門徒。東萊在今山東即墨縣東南不其城南山下，環境十分優美，山上有古井不竭，井邊生有一種細而長的草，和薤一樣一尺多長，很有韌性，時人稱之為書帶草，又叫康成書帶。鄭玄與弟子們隱居於此，過著清貧而安謐的生活。
本來，像鄭玄這樣學問好名聲大的經師，是會被推薦或徵召入朝為官的，他本人也未嘗不是這樣打算的。但誰知正在此時，卻發生了“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是東漢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宦官、外戚兩派長期鬥爭的產物。
外戚當權，即殺戮和罷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們的同黨；反之，宦官掌權，則大殺外戚集團，罷免和壓制外黨。
桓帝時，一批比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聯合3萬多大學生，一起反對宦官集團。宦官則控制了桓帝，捏造罪狀進行反擊，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陳實、杜密等200餘人，並對逃亡者懸賞追捕。這就是發生於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後來，由於外戚集團的支持，桓帝下令開赦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與黨人聯合起來計議誅殺宦官，泄秘後反被宦官先發制人，陰謀陷害，將李膺、杜密等200餘人一併下獄處死。之後，又在全國各地陸續逮捕“黨人”。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黨錮之禍。所謂“黨錮”，也就是視為黨人而予以禁錮，絕其仕進之路，永遠不許為官。鄭玄曾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為黨人，於建寧四年（171年）和同郡孫嵩等40餘人俱被禁錮。
這一年，鄭玄才45歲。
鄭玄被禁錮後，絕了仕進之路，使杜門不出，隱修經業，集中全部精力來進行遍注群經的工作。鄭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漢代經學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書後，漢代有一些老儒生憑記憶背誦出來一些經文，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即今文）記錄並整理出來，叫做“今文經”。
西漢成、哀之世，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了一部用古籀文字書寫的《春秋左氏傳》，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禮》、《古文尚書》，和當時尚未立於學官的《毛詩》，便成了古文經的主要經典。研習今文經的，叫今文學派，修讀古文經的，叫古文學派。
今古文經不僅經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說和觀點差異甚大。兩派各按自己的觀點注經立說和收徒講學，漸成水火不相容之勢，發展到相互指責、論辯，相攻如仇。後來，古文經也被立於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兩派的鬥爭更加經常和激烈了。到東漢時，今古文經並行，古文學派的影響迅速擴大。鄭玄進入經學界，正是處於今古文學派激烈鬥爭的形勢之下。
今古文經學派的相互攻擊，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進步意義，雖然兩派都各自有一些長處。經學講究“師法”和“家法”：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做師法；同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為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師法是追溯淵源的，家法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如此“疏不破注”，疊床架屋，致使一經就有數家，一家又有若干說，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使後學者不知所從。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經學的突出弊病。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於今文經學派的。後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於古文經學派的。
可見他並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學多師，兼收並蓄。他在馬融門下受業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學大師，總的看，他是傾向於古文經學一邊的。但是，鄭玄並不遵守當時經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注中並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採用了許多個文經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在受禁錮的14年中，鄭玄遍注群經。鄭注出現以後，原來各守門戶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便逐漸不再為人們所信了。他在當時不僅集古文經學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為一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派——鄭學。
人們轉而崇尚鄭學，使之逐漸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而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皮錫瑞語，見《經學歷史》）。
本期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當時有位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名叫何體，他用17年的時間寫成了《公羊春秋解詁》一書，對《公羊》一書的內容多所發明。從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三文中可見，他認為《春秋》三傳中只有《公羊》義理深遠，象墨子的城防一樣無懈可擊。而《左氏》與《穀梁》二傳則存在嚴重的缺點，根本不值得研究。
鄭玄乃針對他的觀點，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之。他認為三傳各有其優缺點，《公羊》並非十全十美。何體讀了鄭玄的文章，也帶著嘆服的口氣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意思是說鄭玄能從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說法來駁倒他的立論。由於鄭玄對何體的批駁十分有力，使經師和學者們十分驚服。據說當時京師之人稱何休為“學海”，而稱鄭玄為“經神”，鄭的聲望遠超過何。當時求學者不遠千里投到鄭玄門下者甚眾，他的徒黨通於天下。
總之，鄭玄從45歲被禁錮，到了58歲（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蒙赦令，前後長達14年。在此期間，他打破了經學的家法，注釋與著書“幾百餘萬言”，創立了鄭學，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做出了無與倫比的突出貢獻。
五、守節不仕與隱居授徒
黃巾農民大起義爆發後，東漢王朝為了平息地主階級內部的紛爭，以一致鎮壓農民起義，乃大赦黨人，這時鄭玄已58歲了，才獲得自由。 鄭玄曾先後遊學十幾年，走遍了各地，連大經師馬融都自嘆不如，成了全國著名的經學大師。他著述豐贍，又弟子眾多，在當時是有相當大聲望的。解除黨禁後，朝廷當政者對鄭玄的大名已早有所聞，於是爭相聘請他人朝擔任要職。但鄭玄求名而不求官，羞與外戚閉寺為伍，絕不願涉足仕途，乃屢拒徵辟，一心一意從事著書講學的學術工作。 靈帝中平二年（185年），執掌朝廷權柄的外戚大將軍何進為了籠絡人心，首先徵辟鄭玄人朝為官。州郡官吏脅迫起行，鄭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見何進。何進為表示禮賢下士，對鄭玄禮敬有加，設幾、杖之禮以待之。鄭玄為保其名士節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與何進相見。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職就逃走了。
靈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後兩次徵辟鄭玄，但他都藉故婉言謝絕了。第二年，鄭玄與荀爽、申屠蟠、襄楷、韓融、陳紀等14人並被征為博士，他因父喪而未去。後將軍袁隗表舉鄭玄為侍中，他仍以居喪為理由而拒絕出仕。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不久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遷都於長安。這時，公卿們又舉鄭玄為趙王乾之相，但因戰亂道路不通，仍沒有受召。 鄭玄屢拒徵辟，其間除避亂於徐州外，大抵是在家鄉隱居，聚徒講學，專心經術，著書立說。他的弟子遍於天下，多有人自遠方而投至門下，如河內趙商、崔琰、公孫方、王基、國淵、郗慮等即為其間著名者。他的學生常常超過千人，為一時之盛。
獻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並四州，為北中國最大的割據勢力。一次他大宴賓客，鄭玄應邀出席，在席上對一些所謂“豪俊”的提問進行了一一的答對，語驚四座，使賓客無不折服。袁紹乃舉鄭玄為茂才，並表請鄭玄為左中郎將，但鄭玄卻毫不為之所動，一一予以婉拒。
獻帝建安三年（198年），獻帝征鄭玄為大司農，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給安車一乘，所過郡縣長吏送迎。鄭玄在家拜受後，便乘安車至許昌，但馬上又藉口有病，請求告老還鄉。他雖然並未到任就職，但已經拜受此命，故世人稱他為鄭司農。
總的看，鄭玄解禁後被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公車征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也都沒有就職。有漢末黑暗的社會情況下，鄭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節，不肯與他所鄙視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圖的假名士們為伍，而一心在學術上發揮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視世人，不愧為真名士。
六、顛沛流離的晚年生活
鄭玄不受徵召，最初是領著學生們隱居在不其城南山里，進行注經和講學活動。由於黃巾起義，天下大亂，後來終至糧食斷絕，無法維持下去了，只好與學生們痛哭一場，分手各奔前程了。
獻帝初平二年（191年），黃巾軍攻占青州，鄭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亂。徐州牧陶謙曾大破黃巾軍，境內比較安定，他聽得鄭玄到來，極為歡迎，以師友之禮相接待。鄭玄把自己安頓在南城之山棲遲岩下的一所石屋裡，很少出頭露面，仍然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經典，注釋《孝經》。
鄭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當時孔融為北海相，對鄭玄特別尊崇，他一面為鄭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請鄭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鄭玄便從徐州返回高密。據《後漢書》本傳記載，鄭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黃巾軍，但他們卻對鄭玄十分尊重：“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黃巾軍尊重士人，這在歷史上是有記載的，而鄭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顛沛流離中非禮不動，也是他能夠獲得黃巾軍尊重的原因。據《後漢紀·獻紀》，高密一縣，竟未受黃巾抄掠，鄭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護了鄉梓。
回到高密後，孔融待之甚厚，告訴手下僚屬稱之為鄭君，不得直呼其名。這樣，鄭玄在70歲時算是結束了背井離鄉的流亡生恬，他老當益壯，仍終日精研經典，博稽六藝，並時常睹覽秘書緯術。可就在這一年，他竟又慘遭人倫大變，經受了老年喪子之痛。他只有一個兒子，名叫益恩，23歲時被北海相孔融舉為孝廉。
這一年春夏之間，袁紹之子袁譚率黃巾降兵攻北海，圍孔融於都昌（今山東昌邑），情勢萬分緊急。益忍受父命率家兵前去營救，結果反被圍殺，時年僅27歲。益恩死後，生有遺腹子，鄭玄因其手文與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獻帝建安五年（200年），鄭玄已經74歲了，飽經滄桑，身體常覺不適。這年春天，他夢見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巴。”（《後漢書》本傳）這一年是農曆庚辰年，即龍年，而來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舊說龍、蛇之年對聖賢不利。所以他醒來後很不高興，認為自己當不久於人世了。這一年，袁紹與曹操的大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會戰。袁紹為壯聲勢，爭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譚逼迫鄭玄隨軍，鄭玄無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縣境），病勢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於該縣。病重和臨危之時，他還在注釋《周易》。
鄭玄死時正處於大戰亂之際，所以葬禮從簡，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員和受業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縗絰（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於劇東（今山東益都境內），後又歸葬於高密縣西北50里劉宗山下的厲阜。現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鄭玄祠廟，距此不遠，則是孔融當年給他立的“鄭公鄉”。
鄭玄的學生們十分景仰這位老師，為了紀念恩師的教誨，他們像孔門弟子為紀念孔子而編輯《論語》一樣，也把鄭玄平時和弟子們問答五經的言論編輯為《鄭志》，共有8篇。 總括鄭玄的一生，是為整理古代文化遺產而鞠躬盡瘁的一生，是獻身學術與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識分子不慕權勢、死守善道、憂民敬業等眾多傳統美德。
下篇
鄭玄的學術成就
一、承先啟後的偉大經學家
我國兩漢時期，經學最為昌盛。西漢時今文經學盛行，當時立於學官的五經十四博士，全是今文經學。西漢末年古文經學逐漸興起，東漢則是古文經學興起、抗爭，直至超過今文經學的時期。鄭玄以古文經學為生，兼采今文經學之長，融會為一，而形成鄭學。鄭學盛行，是經學史上承先啟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鄭玄以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後漢書·鄭玄傳》說：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凡百餘萬言。 事實上，鄭玄遍注群經，遠遠不止這些，這裡僅列舉了主要部分。據清儒鄭珍考證統計，鄭玄的著述共約有60種之多。鄭玄在《戒子益恩書》中說，他致力於經學，是為了“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即是說，他的目的在於闡述儒家思想，使之發揚光大。歷史地看，鄭玄注經的成就是相當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後漢書》本傳總結鄭玄的經學成就說：“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鄭玄最大的功績是編輯、注釋了“三禮”。漢代《禮經》只憑師授而無註解，馬融也只注了《喪服》經、傳，“三禮”這個名稱雖然是馬融、盧植提出來的，但卻是從鄭玄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作注之後，才確定下來的。
《禮記》49篇的選輯本得以獨立成書，也始自鄭玄。
“三禮”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淵藪，是十分寶貴的歷史文獻，但其中很多記載我們是很難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鄭注是不可或缺的。
鄭注在幫助我們弄明白“三禮”的內容方面，以及在訂正經文的錯謬方面，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而且鄭玄在解釋經文時，又補充了許多經文之外的材料，大大豐富了文獻的內容。這些材料在當時肯定是有文獻或師說可據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賴鄭注而得保存其若干，這也是鄭注的一件大功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