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

三禮

《三禮》是古代漢民族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歷代禮制的影響最為深遠。1、祭祀天、地、宗廟之禮;2、儀禮、周禮、禮記。三禮者,《周禮》、《儀禮》、《禮記》是也。昔人謂《周禮》、《儀禮》均系周公所作,《禮記》則系漢戴德(人稱大戴)、戴聖(人稱小戴)叔侄所刪記也。按漢何休疑《周禮》作於六國之時,宋儒亦多疑之。惟劉歆、鄭玄信為周公致太平之書,但亦有謂為劉歆偽造者。清方苞《周官義》已開其端,近人康有為為《新學偽經考》,則亦言為歆偽造無疑也。

詞語

【詞目】三禮

【拼音】sān lǐ

【釋義】

古祭天、地、宗廟之禮。《尚書·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孔 傳:“三禮,天、地、人之禮。”《史記·五帝本紀》:“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隋書·禮儀志序》:“唐虞之世,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

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的合稱。《後漢書·儒林傳下·董鈞》:“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唐 韓愈 《送陳密序》:“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 清 方文 《贈顧匠先兄弟》詩:“束髮受《三禮》,文辭何瑰奇!”

指喪禮、葬禮、祭禮。 清 王士禛 《池北偶談·談藝六·三禮》:“楊太史用賓《致知小語》云:《周禮》、《儀禮》、《大戴禮》,曰《三禮》;喪禮、葬禮、祭禮,亦曰三禮;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禮。”

基本定義

1、祭祀天、地、宗廟之禮,;

三禮三禮

2、儀禮、周禮、禮記三禮者,<周禮>、<儀禮>、<禮記>是也。昔人謂《周禮》、《儀禮》均系周公所作,《禮記》則系漢戴德(人稱大戴)、戴聖(人稱小戴)叔侄所刪記也。按漢何休疑《周禮》作於六國之時,宋儒亦多疑之。惟劉歆、鄭玄信為周公致太平之書,但亦有謂為劉歆偽造者。清方苞《周官義》已開其端,近人康有為為《新學偽經考》,則亦言為歆偽造無疑也。

祭祀簡介

祭天

周代祭天的正祭是每年冬至之日在國都南郊圜丘舉行。“圜丘祀天”與“方丘祭地”,都在郊外,所以也稱為“郊祀”。圜丘是一座圓形的祭壇,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圓形正是天的形象,圜同圓。祭祀之前,天子與百官都要齋戒並省視獻神的犧牲和祭器。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清早來到郊外。天子身穿大裘,內著袞服(飾有日月星辰及山、龍等紋飾圖案的禮服),頭戴前後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間插大圭,手持鎮圭,面向西方立於圜丘東南側。這時鼓樂齊鳴,報知天帝降臨享祭。接著天子牽著獻給天帝的犧牲,把它宰殺。這些犧牲隨同玉璧、玉圭、繒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點燃積柴,讓煙火高高地升騰於天,使天帝嗅到氣味。這就是燔燎,也叫“禋(yīn)祀”。隨後在樂聲中迎接“屍”登上圜丘。屍由活人扮飾,作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屍就坐,面前陳放著玉璧、鼎、簋等各種盛放祭品的禮器。這時先向屍獻犧牲的鮮血,再依次進獻五種不同質量的酒,稱作五齊。前兩次獻酒後要進獻全牲、大羹(肉汁)、鉶羹(加鹽的菜汁)等。第四次獻酒後,進獻黍稷飲食。薦獻後,屍用三種酒答謝祭獻者,稱為酢。飲畢,天子與舞隊同舞《雲門》之舞,相傳那是黃帝時的樂舞。最後,祭祀者還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屍賜福於天子等,稱為“嘏”,後世也叫“飲福”。天子還把祭祀用的牲肉贈給宗室臣下,稱“賜胙”。後代的祭天禮多依周禮制定,但以神主或神位牌代替了屍。

天壇始建於公元1420年,總面積為273萬平方米,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祭天建築群,是明、清兩朝皇帝舉行祭天大典的場所,在歷史上共有22位皇帝先後在此舉行過654次祭天大典。清代祭天儀仗由導象、寶象、車駕、樂隊、禁軍、八旗軍、皇帝御前侍衛、內廷侍從、文武百官等組成。而祭天樂舞則是獻給上天的舞蹈,已流傳千年。

祭天儀式中,最盛大的要算孟冬祭天了。每年冬至日,皇帝都要來圜丘壇舉行告祀禮,稟告上天五穀業已豐登,主祭昊天上帝,配祭皇帝列祖列宗及日、月、雲、雨、風、雷諸神,這就是祭天大禮。

皇帝來天壇祈谷、祈天前,首先要到齋宮齋戒沐浴。齋宮實際就是一座小皇宮。齋宮位於西天門內南側,坐西朝東。按照明清兩代帝王的典制規定,皇帝需在祭天的前三日來齋宮齋戒,不沾葷腥蔥蒜,不飲酒,不娛樂,不理刑事,不弔祭,不近女人,多洗澡,名為“齋戒”,又稱“致齋”。

祭天大典從冬至日的拂曉正式開始,據說冬至這天夜裡陽氣開始逐漸增強,而陽氣能使萬物滋生繁衍。拂曉時分儀式開始時,圜丘壇內掛起燈桿,懸著大燈籠,叫作天燈,此時壇內通明。皇帝從齋宮坐車來到事先搭好的大帷幕內更換祭服,脫去鞋子,然後才能登壇行禮。

祭天大禮分為迎神、奠玉帛、進俎、行初獻禮等9項程式,整個儀式在贊禮官的指揮下進行。祭祀過程中,皇帝要率領文武百官不斷跪拜行禮。贊禮官如同司儀一般,高聲合唱,人們隨之做相應的動作。在贊禮官的唱和之聲中,奏響《中和之曲》,迎神開始。樂曲聲中,祭天者想像著昊天大帝率領眾神來到祭壇,然後侍者把燎壇上的柴草點燃,焚燒祭品,頓時煙霧繚繞,祭品也就意味著送到了上天那裡。當“迎神禮”做完後,皇帝要洗手、擦手,再行“三上香”,“奠玉帛”,最後按程式“獻酒”。至此禮畢,皇帝回到大帷幕中,脫去祭服,全部祭天儀式才告結束。

祭地

祭地制度起源於原始農業和自然崇拜,據文字記載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最初是在樹林間空地的土丘上舉行,後來發展成用土築壇,並演變成典章制度中最重要的內容。在殷商甲骨文里已有對社土的祭祀,還有大量祭祀山嶽河流的記錄,為的是祈求農作物的豐收。《周禮》中就有“夏至日祭地祇於澤中方丘”的記載。漢武帝開始立廟祭祀,在汾河與黃河交匯處,古稱汾陰(現山西省萬榮縣)的地方建后土祠。西漢末年按陰陽方位在長安城北郊建祭地之壇。此後雖歷代禮制不同,有時天地分祀,有時天地合祀,但均在都城建有祭地之壇。金代建中都城時在通玄門外(今復興門外會成門東北)建北郊方丘,是北京史上第一座祭地之壇。

現在的地壇建成於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為北京五壇中的第二大壇,坐落在京城北郊安定門外東側,依“南乾北坤”之說與天壇遙相對應。是一座莊嚴肅穆、古樸幽雅的皇家壇廟,是明清兩朝祭祀“皇地祇神”之場所,是中國歷史上連續祭祀時間最長的一座地壇。明清兩代帝王每逢夏至這一天,到此進行皇家祭祀活動,企盼在帝王的統治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自公元1531年至1911年,先後有明清兩代的十五位皇帝在此連續祭地長達381年,其中正祭皇帝親祭174次,恭代207次。

明清兩朝的吉禮祀典分為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祭祀皇地祇神為最高等級的大祀。祭地大典每年夏至舉行。古人認為這一天 “陽氣至極,陰氣始至”,所以選在這一天祭祀屬於陰性的皇地祇。祭地禮儀與祭天大致相近,依次為迎神、奠玉帛、進俎、初獻、讀祝、亞獻、終獻、受福胙、徹饌、送神、望瘞、禮成。進行中各奏樂章一章,初獻至終獻時分別舞武功之舞和文德之舞。但不同的是不用燔燎而用瘞埋,即祭後挖坎穴將犧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祭地用的犧牲取黝黑之色,用玉為黃琮,黃色象土,琮為方形象地。整個祭祀過程十分隆重,不但祭品豐富,禮儀複雜,而且場面宏大,期間皇帝需跪拜70餘次,耗時約兩小時。

從祀山嶽

方澤壇下層東西兩側各有兩個石座,放置有“五嶽”、“五鎮”山形和“四海”、“四瀆”水型,均為東南向。祭祀時以五嶽五鎮、皇帝陵寢所在的五陵山和四海四瀆從祀,是安放從祀神位的四從壇。

對於“五嶽五鎮”的祭祀來源於遠古先民的山川神靈崇拜,相傳盤古死後,頭和四肢就化為五嶽。在漫長的數千年封建時代,“岳”、“鎮”是皇權和社稷的象徵,是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的象徵與標誌,是國泰民安、和諧順暢的寄託,豐厚文化底蘊,使之在中華文明史上享有較高的地位。

“五嶽風光”與“五鎮奇觀”一直被尊稱為“華夏十大名山”,為答謝天帝的“受命”之恩,歷代封禪祭祀不斷。據《明史》記載,“五嶽五鎮”的封號起於唐、宋時期,宋代封五嶽為帝,五鎮為王。至明洪武三年,詔定岳鎮海瀆神號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恆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此後清代康熙曾多次造訪南鎮、西鎮,並留有牌匾;乾隆也曾三登閭山,為北鎮題詞吟詠。而五嶽名山更是歷代馳名中外,令許多名人雅士在此流連忘返。

《通典》卷四十五《禮五·沿革五·吉禮四》中有大量關於唐代前“五嶽五鎮”祭祀的記載,這種對於山嶽的祭祀禮儀到了清代已十分完善,這一點我們從祭祀時的陳設中便可略窺一二,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在大祀方澤時“五嶽”、“五鎮”分別與“五陵山”從祀於方澤壇下層,其中五嶽從位設於東一壇,設黃緞方幄次一座,幄內設石雕山形一座,上設神位(丹漆金字),爵桌一處,明黃鎖金緞罩衣,上設爵墊一、黃瓷盞三十;籩豆桌一處,明黃鎖金緞罩衣,上設豋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左右燭台各一;幄內外黃羊角座鐙各二;幄前設三格俎,爐幾一,鐙幾二,上設銅爐一,靠具,黃羊角魷鯇鐙二;幄外北旁設饌桌一,明黃鎖金緞罩衣,上設饌盤一;尊桌一,明黃鎖金緞罩衣,上設黃瓷尊一,疏布冪勺具,實酒六瓶,黃瓷爵三;接桌一,明黃鎖金緞罩衣,上設帛篚一,內盛青、黃、赤、黑色禮神制帛各一端,白色禮神制帛四端;香盒一,內盛方柱降香一炷、細攢香二兩。五鎮從位設於西一壇,也設黃緞方幄次一座,幄內外陳設與五嶽從位陳設基本相同,只是帛篚內所盛改為青、黃、赤、黑色禮神制帛各一端,白色禮神制帛三端,略低於五嶽從位。在祭祀結束後,神位均請回皇祇室供奉,每月初一、十五由太常寺官員拂拭神幄,上香行禮。

從這些繁瑣複雜的陳設、繁文縟節的祭祀可以看出封建帝王對祭祀的重視,他們通過祭祀這一手段,將皇帝的絕對權威昭告世人,將“天父地母”、“皇權天授”的思想通過與天地對話的形式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但是無論是大祀方澤還是從祀山嶽,支撐其發展延續的動力都是古人對於人和宇宙關係的探索,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才是祭天禮地的靈魂所在。

君王祭祀

在漫長的地壇祭地歷史中有幾次偶發事件使祭祀與眾不同,也更加增添了地壇祭地的神秘與莊重。清嘉慶十八年夏至,皇帝親詣方澤,當時京城、直隸等地已久旱無雨,在祭後的第二天京城就普降甘露,並連降兩日。嘉慶皇帝倍感欣喜,為表感激,他參照乾隆三十五年的舊例,派二阿哥綿寧(即後來的旻寧,清道光皇帝)恭詣皇祇室,向列神位依次拈香,行祀謝禮。清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因要修繕皇祇室內的高宗純皇帝神牌托底,嘉慶帝派遣哥哥成親王永瑆恭詣行告祭禮,但在過程中出現了次序的錯誤,因此成親王及太常寺官員均受到了較重的處罰,永瑆被罰在家閉門思過,並罰半俸十年,其子綿勤也被革去了內大臣職務,在家侍父。由此可看出古代君王對地壇祭祀的恭敬與重視。

祭宗廟

商、周時期,神靈祭祀,尤其是對已經故世的祖先進行祭祀,在當時思想意識及社會生活領域具有極其重要而獨特的地位,這一點從有關傳世文獻以及出土的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記載中均可得到證實。《禮記·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古人曾經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從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辭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在商代的重要地位遠非上帝神和其他自然神可比。就目前已經發現的卜辭記載來看,可以確定為祭祀祖先的卜辭共有15000多條,超過其他任何一類辭例的數量。而關於上帝的卜辭總計僅600多條。 從有關的商代甲骨卜辭及周代金文銘詞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祭祀祖先的儀式相當龐雜、繁複。隨著社會的變遷,思想觀念的更新,至春秋戰國時期,商、周時期種類繁多的祭祖儀式已經逐漸衰歇、消亡。簡便易行的按照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定時祭祀祖先的四時祭制度逐漸形成,並陸續被當時及稍後秦漢時期的學者,尤其是儒家學者作為周禮編纂記錄於諸多文獻之中。 同時,對祭祀規模高於四時祭的禘、祫祭的記載也開始散見於有關文獻。兩漢以後,隨著儒家典籍陸續成為統治階層欽定的官方經典,其中記載的四時祭、禘、祫祭也逐漸成為歷代王朝舉行宗廟祭祖主要祭禮。

內容

《周禮》

《周禮》又名《周官》,是三禮之首,漢世初出,因與《尚書·周官篇》相混,改為《周官經》。西漢末列為經而屬於禮,故有《周禮》之名。這部書蒐集了周王朝及各諸侯國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減取捨彙編而成。《周禮》共分六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佚,西漢時補以“考工記”,稱為“冬官考工記”。全書共分四十二卷。

關於《周禮》的作者,眾說紛紜。基本上可分兩大類:

第一類認為是周公旦所作,肯定此書的價值,稱之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太平經國之書”。但也有人認為雖為周公所作,但未曾付諸實行或局部為後人添入。

第二類認為非周公所作,認為是西漢晚期劉歆校書時,加以整理補充而偽造成書,或與王莽合作竄改,以致對此書的價值持否定態度。

第三類認為既不是周公所作,又不是劉歆竄改,而是出於他人之手,作者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許多人。時間為西周初,晚至西漢之末。

近代學者根據考古出土文物的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參考該書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學術思想,基本上可以斷定為戰國時代的作品。《周禮》是記載古代設官分職的政典,共記載了王室大小官職377名,並詳列各官的職權。書中保存了不少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重要史料,如井田制、分封制以及秦漢的五刑、田制、樂舞等。還記載了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包括納稅、負擔力役、兵役,每家一兵,不僅戰時要作戰,而且每年要進行四次軍事演習等。此外,還有農業、工藝、禮俗等方面的史料。有關《周禮》的著疏,主要有東漢鄭玄的《周禮注》,唐賈公彥的《周禮疏》,清孫詒讓的《周禮正義》等。

《儀禮》

《儀禮》,又稱《禮經》或《士禮》,是先秦五經之一,它最初直接被稱作“禮”。該書大致形成於春秋後期,有人認為是孔子編訂的。孔子確實將禮作為教學的實踐環節。

《儀禮》一書的內容主要是冠、昏、喪、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禮的詳細儀式,闡述了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階層的禮儀,提倡一種有等差的人倫禮儀,其中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體現“親親尊尊”原則的禮儀,以《儀禮·喪服》最為詳細明確,它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制度與血緣關係,而且對後世社會組織、文化觀念有著重要影響。讀了可以明白封建貴族的繁文縟節,可以考見古代宮室、舟車、衣服、飲食等日常生活情形,以及宗教信仰、親族制度、政治組織和外交方式等。

《儀禮》原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漢高堂生所傳,一種是從孔宅壁中得來。東漢鄭玄合併兩種本子,就是現在所流傳的《儀禮》。《儀禮》據古文派經生說,是周公所作。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上古時期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但到了漢代,《儀禮》只剩了17篇,宋朝王應麟將這17篇分為四類,《特牲饋食禮》、《少年饋食禮》、《有司》三篇記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禮,屬於吉禮;《喪服》、《士葬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記喪葬之禮,屬於凶禮;《士相見禮》、《聘禮》、《覲禮》三篇記賓主相見之禮,屬於賓禮;《士官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七篇記冠昏、賓射、燕饗之禮,屬於嘉禮。

《禮記》

《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制、禮意,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準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曆法、地理等諸多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聯繫

“三禮”記錄、保存了許多周代的禮儀,其中,《周禮》偏重政治制度;《儀禮》偏重行為規範;而《禮記》則偏重對具體禮儀的解釋、論述。由這“三禮”所涉及的各種禮制的總和,也就是“禮”的全部內容。“三禮”是我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三部儒家經典,是中國古代禮儀制度的藍本和百科全書。

爭議

《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麼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錄。劉歆十分推崇此書,認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跡"。東漢初,劉歆的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鄭眾、賈逵、馬融等鴻儒皆仰承其說,一時注家蜂起,歆學大盛。

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卻無法確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書名為《周官》,劉歆說是西周的官制,但書中沒有直接的證明。更為麻煩的是,西漢立於學官的《易》、《詩》、《書》、《儀禮》、《春秋》等儒家經典,都有師承關係可考,《漢書》的《藝文志》、《儒林傳》都有明確的記載,無可置喙。而《周禮》在西漢突然被發現,沒有授受端緒可尋,而且先秦文獻也沒有提到此書,所以,其真偽和成書年代問題成為聚訟千年的一大公案。歷代學者為此進行了曠代持久的爭論,至少形成了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偽作說等六種說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啓超、胡適、顧頡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徐復觀、杜國庠、楊向奎等著名學者都介入了這場討論,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儀禮

《儀禮》一書的內容主要是闡述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階層的禮儀,提倡一種有等差的人倫禮儀,其中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體現“親親尊尊”原則的禮儀,以《儀禮?喪服》最為詳細明確,它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制度與血緣關係,而且對後世社會組織、文化觀念有著重要影響。”。《儀禮》文字艱澀,內容枯燥,治史者對它望而生畏。但本書是“三禮”中成書較早的一部,據考古材料及古文獻所知,商、周統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禮,其儀節日益繁縟複雜,非有專門職業訓練並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經辦這些典禮。儒生掌握的可能創行於西周並在春秋以後更加通用的各種儀節單,經不斷排練補充,整齊釐訂,成為職業手冊。他們要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舉行各種不同的禮,因此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一。漢宣帝時,以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所傳習的《禮經》立於學官,當時屬今文經(見經今古文學)。不久在魯境又出現《禮古經》,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禮”三十九篇,但未傳下。今文經傳至西漢末,有戴德、戴聖、劉向三個篇次不同的本子。漢末鄭玄用劉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編排之本作注,並記明今古文之異同。今只有此本傳下。該書至晉代始稱《儀禮》,當時門閥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詳定血統親疏的《喪服》諸篇,出現了不少有關著作。唐賈公彥撰《儀禮疏》十七卷,南宋時與鄭注合刊為《儀禮註疏》。當北宋熙寧(1068~1077)中一度廢《儀禮》不為經,元祐(1086~1094)間又恢復。歷宋、元、明,續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餘家,以胡培翬《儀禮正義》為世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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